季羨林寫出的文章《現代文藝的使命》還沒有來得及刊出，胡也頻就被國民黨當局殺害了。季羨林的“革命夢”像肥皂泡似的破滅了，從此再也沒有“革命”，一直到了新中國成立。

胡也頻、丁玲是秘密離開山東省立高級中學的，學生們並不知道這件事。季羨林再去上胡也頻的國文課時，卻來了一個陌生的老師。他的個子和胡也頻一樣也不高，相貌也沒有什麼驚人之處，一只手似乎還有毛病，說話紹興口音很重，不大好懂。這就是接任胡也頻的董秋芳（冬芬）。

4、業師董秋芳的恩澤

董秋芳(1897—1977)，浙江紹興人，紹興第五師範學校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董秋芳與魯迅是同鄉，又算是魯迅的小友，他們多有交往。1923年4月15日，魯迅、周作人在共同出席《北京週報》總編輯丸山昏迷為16日歸國的愛羅先珂與20日離京的藤塚鄰舉行的宴會後，又共同出席北京大學學生許欽文、董秋芳等組織的文藝社團春光社的聚會，魯迅、周作人均為春光社的指導。董秋芳1926年在北京大學英語系學習時，在當年3月30日《京報》副刊上發表《可怕與可殺》一文，指斥陳西瀅等把“三一八”慘案的責任“放在群眾領袖的身上”。陳西瀅便利用北京大學英語系主任的職權，對董秋芳的指斥行為進行打擊報復，他拒發英語翻譯本給董秋芳，使他得不到該課成績而影響了畢業。董秋芳還是《北新週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北新週刊》1926年8月21日創刊於上海，由北新書局出版發行，孫福熙擔任主編。從1927年11月1日第2卷第1期起改為《北新半月刊》，由潘梓年等人擔任主編。1930年12月16日後停刊。《北新半月刊》所載內容涉及思想評論、學術研究、社會問題討論、文學創作等多方面，而以文學書報的介紹批評為主。它的創刊宗旨申明：“北新書局欲與全國讀者、著作者及各地出版者互通聲氣，故特創設本刊。”它以評介各家出版書籍為大事，力求公正客觀地介紹各家出版的書籍，以供讀者的選擇，同時它嚴厲抨擊當時出版界唯利是圖的現象。《北新半月刊》主要撰稿人除了董秋芳以外，還有魯迅、鬱達夫、孫福熙、趙景深、許欽文、周建人、馮雪峰、鐘敬文等人。

1927年，董秋芳因受國民黨浙江省政府通緝而出走，輾轉來到濟南，在山東省立高級中學教書。

季羨林和他的同學們在董秋芳接替胡也頻之前，就知道董秋芳的大名，季羨林已經讀了他的譯作《爭自由的波浪》。因為魯迅為這部蘇聯小說的中文版作序，使譯者董秋芳聲名大振，加之報紙上發表了他寫給魯迅的一封信，更使學生們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他的教學非常有特點，如果說胡也頻講課帶有鼓動性，那麼董秋芳講課則具有啟發性。他上課不講現代文藝，也不講革命。他講一點文藝理論，全是魯迅翻譯自日本的，像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一類的。他踏踏實實地講課，認真仔細地給學生改作文。他從不給學生出作文題，每到作文課佈置作文時，他在黑板上信筆寫下四個大字“隨便寫來”，並告訴學生願意寫什麼就寫什麼，願意怎樣寫就怎樣寫。學生有絕對的自由，絲毫不必受約束。有一次，季羨林就用“隨便寫來”這四個字寫了一篇作文，董老師也沒有提什麼批評意見。

這一“隨便”，季羨林的天才火花就迸發出來了。他寫的一篇記述自己回故鄉的作文，把回故鄉的情感寫得情深意切，真摯動人，發揮出較高的水準。不知道怎麼一來，季羨林寫的作文得到了董秋芳的垂青。董秋芳發現了他的寫作天才，在作文本每一頁的空白處，都寫了一些批註，“一處節奏”，“又一處節奏”，讓季羨林有撥開雲霧見晴天的感覺。於是，連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苦心孤詣，為董秋芳和盤托出，知己之感，便油然而生。董秋芳把季羨林、王聯榜的作文譽為“全校之冠”。可惜王聯榜後來沒有在文科發展，而是走了理科的路子。王聯榜是濟南人，後來以王峻岑(1910～1982)名世，筆名岑俊。1930年考入北京大學數學系。畢業後任數學教員，主編過《齊光校刊》。但沒有從事文學工作，而是在1935年底開始數學科普創作，去世以前在山東師範大學擔任副教授，出版過《數字列車》、《大大小小》、《數的驚異》等著作6部。

受到表揚，季羨林有點飄飄然，是很自然的。一直到現在，不管他從事什麼樣的研究工作，寫散文的筆從來沒有放下過。對他自己來說，散文能抒發自己的感情，表露自己的喜悅，緩解自己的憤怒，激勵自己的志向。董秋芳的指導對季羨林影響最大，課堂上經他這一點撥，他的積極性、創造性，如趵突泉之水，噴湧而出。這些指教決定了季羨林一生的寫作活動。自那以後六十多年裏，季羨林從事的一些精深的研究與散文寫作雖風馬牛不相及，但一有靈感就拿起筆寫點什麼。至今已至垂暮之年的他，依然舞文弄墨不輟，這不能不感謝董秋芳對他的指導。

董秋芳在山東省立高級中學的課堂上講國文的時候，也講到外國文學。他在課堂上還專門開了一次《苦悶的象徵》的講座。魯迅的譯本於1924年出版，為《未名叢刊》之一，由北京新潮社代售，後又改由北新書局出版。對董秋芳講的內容，季羨林還不大能理解。後來在大學裏重讀這部書的時候感覺就不同了，覺得中國有個廚川白村就好了。在董秋芳的影響下，季羨林學習文學，其中當然也有學習外國文學的決心，就這樣確定了。季羨林雖然以學習白話文為主，但對古籍的興趣絲毫未減，他的閱讀範圍極廣，涉及的內容依然很雜，陶淵明、杜甫、李白、王維、李義山、李後主、蘇軾、陸遊、薑白石等人的作品，他都讀了不少。在這樣廣泛閱讀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季羨林在無意識中形成了自己對寫文章的一套看法。在他看來，各家時代不同，風格迥異，但卻有不少共同之處，最主要的有三點：第一，感情必須充沛真實；第二，遣詞造句必須簡練、優美、生動；第三，整篇佈局必須緊湊、渾然。三者缺一，就不是一篇好文章。而文章的開頭和結尾，更為至關重要。他有時甚至想到，寫文章應當像譜曲一樣有一個主旋律，輔之以一些小旋律，前後照應，左右輔助，要在紛紜變化中有統一，在統一中有錯綜交叉。他的體會是寫文章必須慘澹經營。自古以來一些文章如行雲流水，仿佛是信手拈來，毫無斧鑿痕跡，但是那是長期慘澹經營終入化境的結果。如果一開始就行雲流水，必然走入魔道。［2］季羨林：《季羨林小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頁。

季羨林對外國文學的興趣極高。他節衣縮食，從每個月的飯錢裏省下幾塊大洋，寄到日本東京丸善書店，訂購幾本外國文學著作，其中就有英國作家吉蔔林的短篇小說集。書寄到後，還要到十幾裏以外的商埠去取。雖然幾塊大洋夠他一個月的飯錢，但看到省下的錢買來的書，心中的愉快他簡直無法形容。從這時起，季羨林開始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向翻譯領域進軍了。

季羨林最早的作品發表在《益世報》上。《益世報》不僅發表名人名作，而且也發表新人新作。季羨林在1929年僅18歲，還是一個高中生，居然在該報上發表了處女作《文明人的公理》。季羨林在山東省立高級中學上學，受到國文老師胡也頻、董秋芳、夏萊蒂等人的影響，喜歡舞文弄墨，小小年紀就寫散文、寫小說。據季羨林自己說，他的處女作是一篇散文《枸杞樹》，發表在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上，該文現在已經收入《季羨林文集》（第一卷）。但從時間上看，這篇散文要晚於《文明人的公理》，因為《枸杞樹》寫於1933年。但季羨林為什麼不說《文明人的公理》是處女作呢？大概是《文明人的公理》是一篇小說，隨後他又發表了《醫學士》（最初寫於山東大學附設高中）、《觀劇》兩篇小說，而往後他就再也沒有發表小說一類的東西。因此他把這三篇小說看作自己“穿開襠褲掛屁股簾的形象”，是極不成熟的作品，只是作為附錄收入了《季羨林文集》（第一卷）。無論如何，季羨林的第一篇小說《文明人的公理》是與《益世報》聯繫在一起的。

1937年七七事變後，董秋芳與鬱達夫、許欽文、樓適夷等人在福州組織抗日救亡活動。後來董秋芳在福建辦《民主報》，這是一份國民黨人辦的民營報紙。它於抗日戰爭後期在永安和抗日戰爭勝利後在福州出版期間，是一份有影響的大報。1943年秋，《民主報》遷到永安出版，總編顏學回請董秋芳兼編副刊。董秋芳受任後，就把《民主報》的副刊命名為《新語》，意在學習當年《語絲》週刊催生排舊的精神。《新語》培養、團結了一批進步文藝青年，成為當時進步青年的文藝園地。從1944年冬季起，國民黨《中央日報》連續發表《白話文的危機》、《從子曰到魯迅說》等署名的星期論文，宣揚復古倒退，污蔑魯迅、高爾基，攻擊革命文藝。董秋芳和他團結的青年作者曾在《新語》上連續發表文章給予駁斥，以其戰鬥的銳氣和較高的藝術水準為文化界所矚目。《民主報》的編輯朱侃、劉清源辦了一個文藝刊物《十日談》，為了繞過登記的限制和雜誌的審查，經顏學回同意，《十日談》作為《民主報》副頁隨報發送。改進出版社的《現代文藝》已經停刊，《十日談》的出版填補了福建文藝刊物的空白，受到文藝界的歡迎。《民主報》的社論也頗有影響，最引人注目的是自1944年8月起連續發表的幾篇星期論文。在8月29日發表的《人民的力量是偉大的》一文裏，作者說，“在今日的歐洲，解放的浪潮正從四面八方洶湧起來，向法西斯侵略者淹沒過去”；文章還從“巴黎的解放”、“巴爾幹的巨釜沸騰”，指出人民的力量是偉大的，一切被奴役者向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總清算的日子即將到來。這篇文章的發表，不僅在福建的報界獨樹一幟，而且也使《民主報》的論壇面目一新。不久，顏學回就聘楊潮當主筆，楊潮又約請後來在福建省社會科學院任職的李達仁、謝懷丹等撰寫社論。這樣，《民主報》社論這塊陣地就基本上為進步人士掌握了。1945年3月《中央日報》掀起了一陣又一陣的反共反人民的喧囂。7月，國民黨頑固派發動大逮捕，楊潮、董秋芳等人被捕。抗日戰爭勝利後，《民主報》遷到福州出版，1947年3月29日，《民主報》社被暴徒搗毀，報紙被迫停刊。

董秋芳後來整理了回憶錄《回憶魯迅先生》。建國初期，他在杭州工作過，後來奉調離開杭州，到教育部中小學教材編寫組工作，與葉聖陶、吳伯簫、張傳宗等共事。季羨林二十多年沒有和董秋芳聯繫，到20世紀50年代初，在北京的一次民盟會議上，他意外地見到了董秋芳。那時候，董秋芳已垂垂老矣。師生相見都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他們之間的交往，完全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那種，彼此心裏都揣著一把火，表面上卻頗顯冷淡。

5、學無常師

王壽彭重建山東大學，集中了當時的一批著名學人，如文學院院長王憲五，他精通經學古文，有“山東才子”之稱。陳舸庭、叢禾生、祁蘊璞等教授也都很有名，祁蘊璞還在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教歷史、地理。季羨林在濟南一中講話時說，當時一中的教師在全山東是水準最高的。祁蘊璞那是真正念書的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清末秀才，又精通英語和日語，曾在濟南第一師範學校教歷史、地理，後又在山東大學文學院當教授，教經史方面的課程，同時兼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歷史、地理教師。在歷史、地理的教學中，他能稱得上是狀元，無人能出其右。他不像一般教師那樣對付上課，而是不斷吸收新知識傳授給學生。他勤奮好學，訂有多份日文雜誌，對世界政治、經濟的發展瞭若指掌。他直接讀日文的最新著作，能把一些最新的知識傳授給學生。有時候，他還把自己訂閱的日文新書拿到教室讓學生看。他怕沾有粉筆末的手弄髒了書，便用袖子戰戰兢兢地托著書讓學生看，可見他的細緻入微。他訂閱新書完全是為了教學生，而不是像當今有些人那樣只是為了附庸風雅。他講課聲調高昂，語音鏗鏘，抑揚頓挫，對學生很有吸引力。他雖然有點結巴，但為了讓學生習慣，就努力克服這個毛病，自己還發明了一個辦法：在講話時用幾個誰也不知道的字音作鋪墊，學生乍聽時有點彆扭，但只要把這幾個字音去掉，就一切都正常了。他除了上課外，還常做公開報告，講解世界形勢的發展。學生願意去聽就可以去聽，講演的時候，他也沒有講稿，只有一個提綱。他經常找兩個文筆比較好的學生作記錄，季羨林便是其中之一。通過他的時事報告，學生增加了知識，擴大了眼界，得到的幫助極大。祁蘊璞出版的著作相當多，主要有《中國文化史綱要》、《國際概況講義》。由於他在地理學方面做出的貢獻，被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授予名譽會員。1939年，他病逝於重慶。1950年，由其夫人在濟南七家村將其治學所用的中外文史地書籍1736冊和地圖11張，捐贈給山東省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