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七家村”，是一個教師村落。1917年春天，濟南的青龍橋外還是一片荒野。有七位教師看中了這個地方，打算在這裏建房居住。1919年春，幾處平房院落相繼建成，七戶人家陸續搬遷完畢。這樣就在這裏形成了一個小小的村落，定名為七家村。這七位教師中，最年長者姓楊，南方人，曾在山東優級師範學堂（今濟南師範學校）任教。其次是田信卿、祁蘊璞、於明信（民國初年山東“四大教育家”之一）、王俊千，他們四人都是山東優級師範學堂畢業生，當時都任職於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還有吳天墀、孫雲臺兩人，曾是他們四人的學生，也任職於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村子落成後，又有一些人家搬來居住，但是村名還是叫七家村。1933年，著名教育家王祝晨（民國初年山東“四大教育家”之一）率家人遷入七家村。七家村的教師們通過言傳身教，影響著各個家庭，引導孩子們健康向上，很快使整個村子形成了良好的風氣。老師們見了面，談論最多的是教育動態、教學疑難、教學方法，孩子們也耳濡目染，熱愛學習，奮發圖強，常在一起研習功課。暑假時，村裏多處補習班全都義務授課，孩子們可以向不同學科的老師請教。村裏的街道都是人們自覺掃除，非常整潔。七家村人格外注重禮節。師生在路上相見，學生必然會尊稱“老師”，並對老師鞠躬行禮，還要等老師走後自己再起步。逢年過節，全村人互相走訪，氣氛十分融洽。哪一家有災有難，村裏人都以各種形式幫忙。人們漸漸發現七家村裏出來的人，有一種特別的修養和氣度，村裏的孩子們學習成績大都非常優秀。這樣一來，七家村在濟南聞名遐邇，人們都願意搬來居住。村子又向西、向南擴展，入住的人家達到了一百餘戶。

教數學的老師姓王。他的水準也相當高，給季羨林講代數、幾何和三角等課程。他的講解非常清楚，沒有一句廢話，學生不要費什麼勁就可以聽懂。但文科學生大多敷衍了事，對數學不大重視。結果在高考時吃了虧，後悔也沒有用了。還有一位老師完顏祥卿，他本是一中的校長，被聘為山東大學附設高中的論理教師。論理就是現在的邏輯學，這門課高中的學生都不大重視。季羨林也不重視，但到清華大學後選了邏輯學的選修課，就把這門課和這位老師聯繫在一起了。清華大學上的邏輯是數理邏輯或辯證邏輯，而完顏祥卿講的邏輯，則是形式邏輯。

季羨林的高中老師真可謂極一時之選。除王崑玉之外，英文教師尤桐、歷史地理教師祁蘊璞、倫理教師鞠思敏和論理教師完顏祥卿，還有教經書的“大清國”先生，此先生講課開始總要說“你們‘民國’，我們‘大清國’”，因此學生們給他送了個綽號“大清國”，而他的真名反而被學生們忘卻了。還有一位王老師，是北京大學畢業生，也是教國文的，他側重於教諸子。他帶著一副深度的近視鏡，寫了一篇長文《孔子的仁學》，把《論語》中涉及到“仁”字的地方全部搜集起來，加以比較，然後得出結論。這篇文章，他作為講義印出來發給學生，季羨林的叔父看了以後，大加讚賞。

季羨林在這時的英語學習得到進一步的加強。英語老師一共有三位，尤桐和一位姓劉的老師，後者是北京大學畢業生，水準都是很高的。第三位老師水準極差，學生們把他的姓和名全忘了。季羨林此時正是班長，學生們要求把這位老師“架”走。為此事學生們頗費了一點腦筋，最後達成一致意見：考試都交白卷。結果老師臉上無光，只得卷起鋪蓋走人。值得回憶的還有尤桐，他是名門之後。尤桐在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教英語，他帶有濃重的南方口音。1928年日寇佔領濟南後，學校停辦了，師生們都風流雲散。但是即使學校停辦，他還是住在學校裏，季羨林和表兄孫襄城特意從城裏的家裏跑到北園的校舍來看他，在學校裏陪著老師聊了很久。尤桐1946年到美國學習考古學，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同學有華羅庚、徐賢修、王湘浩、閔嗣鶴、張文裕、吳健雄、袁家騮、梁守榘等人。另一個教英語的老師姓劉，是北京大學英文系畢業的，英語水準非常高。他的個子很矮，學生們仍然很敬重他。他在課堂上有一個習慣，對學生提出的問題自己不回答，而是指定一個學生起來回答。他指定學生的順序是按照英語學習成績的高低，先指定比提問題的人略高的學生回答，如果答復不了，再依次而上，指定學生答復。季羨林往往是最後叫到答復的學生，因為他的成績是最好的。一般的問題，季羨林都能對付，但是有一次，不知怎麼犯了糊塗，一個簡單的問題：notatall是什麼意思，卻沒有回答對，最後是劉老師自己解釋。正是在尤桐、劉老師這樣的一些英語老師的教育和培養下，季羨林的英語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培養出濃厚的學習興趣，在1930年到北京去考大學的時候，雖然遇到的題目很奇特，但季羨林卻把它做出來了。

也就是在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時，季羨林在英文之外，又開始學習德文。教德文的老師姓孫，長著一副寬額方臉，大耳朵，嘴上留著德皇威廉二世式的鬍子。早年在青島的德國洋行裏做過什麼事，在那裏學了點德文。他用的課本是山東濟寧天主教堂編的，水準不高。孫老師是膠東人，學的德文也不高明，德文發音總是帶著膠東味，把gut念成“古吃”。學生笑話他，他居然滿臉怒容，沖學生大發雷霆。孫老師還附庸風雅，自己花錢印了一本十七字詩，到處送人，也送給季羨林一本。詩作挺蹩腳，但是滑稽有趣。季羨林看了一遍，就記住了一些，直到今天季羨林還能背得出來。其中有一首嘲笑獨眼的詩，是這樣的：

發配到雲陽，

見舅如見娘，

兩人齊下淚，

三行！

有這樣欣賞水準的老師，教了一學期德文，學生們只學會幾個單詞，就不足為怪了。他們怎麼能學好德文呢？

第六章清華大學圓夢

在所有的課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課，而是一門選修課：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和一門旁聽課：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這兩門課對我以後的發展有深遠影響，可以說是一直影響到現在。我搞一點比較文學和文藝理論，顯然是受了朱先生的薰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語和中亞古代語言，則同陳先生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季羨林自傳》

1、走進了清華園

1930年季羨林高中畢業。本來，他想找一個能夠拿到“鐵飯碗”的職業，以便養家口。在季羨林叔父的眼中，有三個職業是可以做到這一點的：一個是郵政局，一個是鐵路局，一個是鹽務稽核所。這些職業都控制在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手中，在那時候“老外”是上帝，誰也不敢碰。只要從他們手裏能夠拿到一只飯碗，好好幹活，不違“洋”命，終生有飯吃則是沒有問題的，可以成為“羲皇上人”。［1］季羨林：《學海泛槎——季羨林自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

季羨林高中畢業後遵叔父之命，去報考郵政局，想當一名郵務生，借此平平安安地過一輩子。反正他也已經成家，妻子彭德華又非常賢慧。他非常喜歡無風無浪的生活，但是面試的“老外”沒有看上他，看他不像那塊料，結果他名落孫山。

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季羨林才到北平去考大學。當時大學雖然不像今天這麼多，但還是五花八門的，國立的、私立的、教會的，紛然雜陳。當時的國立大學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私立大學有朝陽大學、中國大學、中法大學、北平大學、北平民國大學、孔教大學、北京弘達學院等，教會大學有美國基督教會在協和大學和匯文大學基礎上建立的燕京大學、羅馬教廷辦的輔仁大學等。這些大學教育水準、教學品質參差不齊，對考生的吸引力也就大不一樣。最受垂青的同今天完全一樣，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這兩所大學是齊名的國立大學，全國所有進京趕考的“舉子”，幾乎沒有不報考這兩所大學的。這兩所大學自然也就成了“龍門”，門檻高得怕人，一般人很難跳過這個“龍門”，往往是幾十個人才能錄取一個。

季羨林有一個山東老鄉，去北平報考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已經五次了，卻次次名落孫山。這一次是第六次，又同季羨林他們一起來報考，結果還是榜上無名。他受刺激太大，幾乎精神失常，一個人恍恍惚惚地在西山一帶轉悠了七天才清醒過來。從此，他終於斷了大學夢，回到山東老家，後來不知所終。

季羨林是第一次進北平。他從一個省會城市來到這元、明、清三朝之都的大城市，真有點劉姥姥進大觀園的味道。他在幾年後的一篇文章裏寫道：

我現在還能很清晰地溫習一些事情：我記得初次到北平時，在前門下了火車以後，這座老都市的影子，便像一個秤錘，沉重地壓在我的心上。我迷惘地上了一輛洋車，跟著木屋似的電車向北跑。遠處是紅的牆、黃的瓦。我是初次看到電車的，我想，“電”不是很危險嗎？後面電車上的腳鈴響了，我坐的洋車仍然在前面悠然地跑著。我感到焦急，同時，我的眼仍然“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我仍然看到，紅的牆、黃的瓦，終於，在焦急，又因為初踏入一個新的境地而生的迷惘的心情下，折過了不知多少滿填著黑土的小胡同以後，我被拖到西城的某一個公寓裏去了，我仍然非常迷惘而有點近於慌張，眼前的一切都仿佛給一層輕煙籠罩起來似的，我看不清院子裏有什麼東西，我甚至也沒有看清我住的小屋，黑夜跟著來了，我便糊裏糊塗地睡下去，做了許許多多離奇古怪的夢。［2］季羨林：《枸杞樹》，見《季羨林散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頁。

季羨林坐著洋車進了北平城。坐這種人力車，不能把背緊靠在座背上，以免惹上能傳染傷寒病的蝨子。人力車夫希望你乘車，他們可以因此得到一點微薄的車費養家口。車夫之間的競爭及無組織狀態，使車費低微。這都是由於中國過剩的勞動力所致。［3］費正清：《費正清自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頁。

季羨林就這樣稀裏糊塗地進了北平。他在西單大木倉的一個小胡同裏，找了一家公寓住下來，到沙灘北京大學三院去參加考試。當時考名牌大學十分困難，錄取的百分比很低。為了得到更多的錄取機會，季羨林的八九十位同班畢業生，每人幾乎都報七八所大學，他卻只報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兩所學校各考三天，晚上回西單公寓，蚊子咬得很厲害。結果老天助他，兩所大學都考上了。

那時候考大學不像現在這樣，而是同時幾所大學都可以錄取。比季羨林早一年報考大學的喬冠華，是1929年在上海報考的武漢大學、清華大學，他兩所大學也都考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