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的生產隊，有隊長和政治隊長。隊長是我們大家敬重的老隊長，1944年入黨，解放後一直擔任全村的負責人。政治隊長是和老忠同歲的一個青年人，自己上門來介紹是“第一把手”。從這個介紹中就聽出，這小子很在意的是這個“第幾”。

年輕人在一起，總喜歡較量。他這個在村裡首屈一指的大力士，到老忠這裡遇到了對手，無論擔糞還是挑土，老忠都不比他裝得少，不比他跑得慢，而掰起手腕來，村裡的所向無敵也乖乖地讓給了老忠。剛到村裡的時候，出力氣的活大概只有打窯洞老忠還不能跟他比。

他在知青到來不久就召集知青開會，那時候開場還是“萬壽無疆”和“永遠健康”，然後還要領著大家高唱《東方紅》。他唱歌時操村裡唱戲的啞嗓和鼻音，讓知青們個個忍俊不禁。好在他面對主席像，給大家的是一個後脊梁，大家都憋著沒笑出聲來。知青獨立起灶後，他又把手伸過來，給大家發飯票，票上蓋的是他自己的名章。可是管灶的老忠感到這實在是沒用的辦法，飯票不是足夠的，每頓做的飯蒸的饃也無法滿足飯票的真正購買力，實際上還是該吃多少吃多少，吃飽了算，與飯票沒什麼直接關係。於是老忠來了個“漲價”措施，及早把所有飯票回收、作廢。

不知道是否此舉得罪了他，也不知是什麼其他原因，這小子開始與老忠為敵了。一天晚上剛剛睡下，政治隊長領著幾個人，包括大隊學問最高的保健站醫生，來到老忠等三個知青住的窯洞。老忠下鄉去，在四本“紅寶書”之外，還帶了四本“黑寶書”：《古文觀止》、《詩毛氏傳疏》、《千家詩》、《石頭記》。對他們來說，前三本根本就是一竅不通，但醫生居然知道那《石頭記》就是《紅樓夢》，便藉口“這書有毒，不能看！”把上下兩本《石頭記》收走了。

同屋的知青和他們爭辯起來，而且越來越激烈，老忠給壓下去：都別急，今天好好休息，明天大家都要上工，我有空去找大隊交涉。

然而大隊書記仍不肯還書，老忠拿出毛主席語錄告訴他：《紅樓夢》是主席提倡年輕人看的。他卻還說一定要“研究研究”再確定還不還。老忠二話沒說下山去了公社，到公社說：難道毛主席說的話，不是“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麼？難道毛主席沒經過研究就說出來，還要你大隊書記再來研究麼？

第二天，公社秘書上山來，幫著要回了書。我強調：這不是還不還書的問題，是對毛主席指示的態度問題。公社幹部當然還是息事寧人，讓我們“這事情就算了”。政治隊長對我們最早的“教育”，就告訴我們有些貧下中農忘本了。日後我們知道，他指的是一個扛長活扛了四十多年的70歲老雇農武老漢。這個老頭勤勞忠厚、和藹可親，雖然已經無力承擔生產隊那繁重的體力勞動，還是每天拿個小钁去挖棗刺，社員下工時他也背著幾乎拖到地那麼大的一捆棗刺，連著許多粗大的根，從溝底背到梁上，從坡上下來回村。武老漢話很少，但知青沒有一個人相信這樣一個老人會說假話、謊話。可就是他被政治隊長一再批判，因為他從來都說扛長活的東家好，給他“吃的白麵饃，騎的大馬騾”。

那麼到底誰是“貧下中農”？政治隊長在劃定成分的時候不過是個兩歲孩子，他吃過舊社會的苦嗎？他受過地主的剝削壓迫嗎？按照文革前的說法，他也應該是“回鄉知識青年”；按照文革中的說法，他也同樣是“十七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產物”。我們知青到底應該接受誰的“再教育”？是他？還是武老漢？可就是這個政治隊長，不但總是批判著老雇農，還成天向大隊反映著叫喚著“不要學生”。但對好不容易找到容身之處的老忠來說，不被歡迎和接受已經是最最無法忍受的事情。在政治隊長斥責一個四十多歲女社員，把人家氣得暈倒的時候，早就看他不順眼的老忠出面和他大吵一架。他幹活幹不過老忠，說理更說不過老忠，跑到大隊部去跟書記哭鼻子，居然還氣得病了幾天。農村也一樣分派系，政治隊長的所作所為，使得知青們不自覺地向著他的對立面靠攏。

和知青關係最好的武老漢的兒子，是政治隊長的死對頭，他向老忠表示非常歡迎知青來這裡。於是在夏天一個晚上隊里開會的時候，當政治隊長發言說“不要學生”時，老忠就回他“村裡貧下中農是要我們的”，政治隊長便追問：什麼人說的？老忠回答：有人說，就是不能告訴你誰說的。政治隊長急眼了：你不說，今天晚上你就“不抵（得）過去”！意思就是跟我沒完。散會的時候老忠問他要怎樣？他拉著老忠去了大隊部。書記不在，值班的是大隊主任。大隊主任把他的火壓下去，讓大家回家睡覺。第二天早早爬起來，一揚鞭子吆著耕牛下了地，高高興興地出工幹活。那政治隊長拿不出任何辦法，“不抵過去”也就這麼過去了。

和政治隊長關係緩和是在1970年以後，開春季節他家裡斷糧，從知青這裡借去了一百斤小麥。此後當了大隊幹部，也沒再找過知青什麼麻煩，跟老忠也成了拍肩膀說笑話的朋友。這小麥在當年麥收以後他就還了，但他不知道什麼記性，過了若干年還說“吃你那小麥沒還”，我們只剩下兩個知青，一直告訴他“不必還了”，可是直到1994年回村，他居然還記著“小麥沒還”的事情。

2012年回村見到這位曾經的政治隊長，他已經頭髮雪白。聊天中他提到我們剛剛進村的時候，上級和他交代任務，要監視我們知青偷聽敵台。我不知道這和那次收走我書的事情有啥聯繫。當時沒有顧上問，於是很想再次見面仔細了解一下，當時為什麼把我們知青當“壞分子”對待、提防？難道就因為我們是被默認的“臭老十”？可惜3年後再次回村，這人已經去世。有關拿知青如何敵對的問題，也就成了無頭案。

【作者簡介】 張亭，男，本會會員，網上筆名：朱老忠。北京66屆高中畢業生，68年下鄉山西夏縣。76年回城後當了8年陶瓷成型工，畢業于唐山業餘工學院，任機電工程師。1999年來美國，在洛杉磯國際日報任職。現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