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北京老知青孫書勤老師，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孫書勤老師在東北吉林插隊落戶期間，敢愛敢恨，最終和一戶“間諜特務”之女結為了夫妻，屯子裡的那位日本女人成了他的丈母娘，這事在當時可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作為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孫書勤當時不能參軍入伍，上山下鄉也不能去兵團不能去農場，擺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到農村這個廣闊天地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1969年3月份，在那個春寒料峭的季節，十七歲的孫書勤和一幫初中同學背著行囊，乘坐火車離開了北京，歷時三天兩夜，來到了距離北京千餘公里的吉林省。他們九名知青被分派在長嶺縣一個叫五家屯的生產大隊，李隊長安排他們住在了隊部的三間土坯房子裡。四名女生住一間房子，五名男生住一間房子，中間那間房子是燒火做飯的地方。

東北的3月份天氣還很寒冷，到處可見還沒融化的冰雪，說是春天，實際就跟冬季沒什麼區別，東北的春天比北京的冬天還冷。好在屋裡暖和，有火炕，晚上睡覺一點都不冷。

來到五家屯的第二天上午，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大叔和李隊長趕著隊裡的馬車給知青們拉來一馬車秫秸，馬車停在隊部院子裡，李隊長和那位大叔把馬車上的秫秸一捆一捆搬下來，都立在了西側的圍牆上，男知青也來幫忙。秫秸可以燒炕取暖，也是做飯的燃料。卸完馬車上的秫秸，只聽李隊長對那位車把式說：“張老三，你回場院再拉一車，我回家給他們拿點蘿蔔土豆來。”

孫書勤看車把式趕著馬車去了場院，他就快跑幾步攆上馬車，一縱身跳上馬車，笑著說：“大叔，我跟你一起去裝車。”

跟著張老三拉了一趟秫秸，孫書勤也就算跟張大叔熟悉了。張大叔這人很爽快，大嗓門，幹活很利索，也有一把子力氣。那天拉完秫秸回家的時候，他笑著對孫書勤說：“以後到我家串門，我讓你嬸子給你做好吃的。”

春耕備耕生產開始以後，車把式趕著馬車往地里拉糞，都點名讓孫書勤跟著馬車到地裡卸糞。五家屯就這一輛馬車，李隊長和張老三是車把式，平時都是張老三一個人趕車，除非出門拉貨或張老三有事不能趕車時，李隊長才會親自趕車。

在場院裝車不用孫書勤動手，都是隊裡的婦女或老社員負責裝車，孫書勤只跟著馬車負責往地裡卸糞。張大叔知道北京知青以前沒幹過農活，他就手把手教給孫書勤怎樣使用鐵鍁卸糞，一再強調要握緊鐵鍁把，不然的話，手掌保准會磨出水泡。看孫書勤累了，張大叔就幫他卸車，讓他歇著。

經過一段時間的朝夕相處，孫書勤和比他大二十多歲的張大叔成了無話不說的好朋友，好爺們。

有一次中午收工後，張大叔笑著對孫書勤說：“晌午去我家吃飯，酸菜燉粉條，玉米碴子粥，出工前我就跟你嬸子說好了，收工後帶你到我家吃飯。”

盛情難卻，孫書勤只好跟著張大叔來到了他家。張大叔家住三間土坯房，中間屋是燒火做飯的地方，東西屋裡都有火炕。張大叔和張嬸住東間屋，張大叔家的女兒住西間屋。

張大叔家特別乾淨，屋裡的東西擺放的也很整齊，盆盆罐罐都擦拭得鋥明瓦亮。看孫書勤來了，張嬸很禮貌地微笑著說：“歡迎歡迎，快進屋炕上坐。”

午飯很簡單卻很有食欲，玉米碴子粥裡摻了小米，還有一些切碎的胡蘿蔔丁，酸白菜燉粉條，一盤煎雞蛋，還有半碗用豆油拌過的疙瘩鹹菜絲。孫書勤和張大叔兩人在炕上圍著炕桌吃飯，張嬸和她姑娘在外屋（廚房）吃飯。直到吃完飯準備上工的時候，張大叔的姑娘才進屋跟孫書勤打招呼。張大叔介紹說：“我閨女，叫張紅英，今年十五歲。”

看著眼前這位亭亭玉立的妙齡少女，孫書勤心裡好慌亂也充滿了疑問：東北農村，咋會有這麼漂亮的姑娘？

自那以後，孫書勤經常藉故到張大叔家來串門，有時還幫著張大叔挑水。張大叔和張嬸都很喜歡這個來自北京的小青年，張紅英每次見到孫書勤都很高興，總是笑著喊他“書勤哥”。

那年秋後，公社幹部突然來到了屯子裡，直接去了張大叔家，大隊書記和民兵連長也一起來到了張大叔家。很快，屯子裡就傳開了，說張嬸是日本女人，是間諜特務。張嬸好幾次被叫到公社去，就連張大叔都被基幹民兵押到公社革委會接受了審查。

到了這個時候孫書勤才知道，張嬸確實是日本女人，但她有一個中國名字，叫春香。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春香和家人跑散，到了五家屯，被張大叔的母親收留，就做了張大叔的媳婦。那時剛解放，工作組也到張大叔家調查過，春香漢語很流利，她說爹媽都死了，她是孤兒，政府工作人員也沒深究。

文革開始後，張嬸的日本人身分又被提起過。因為張大叔一家人都很善良，人緣好，屯子裡的鄉親都維護他家，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這都過了兩三年了，公社幹部又突然來調查，張大叔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一天早晨出工勞動時，大隊民兵連長趙長生突然對孫書勤說：“孫書勤，我警告你，你原本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後必須和張老三家劃清界限，他家可是‘間諜特務’。”

後來張大叔才知道，因為趙長生以前偷過隊裡的東西，被張大叔現場抓到，他記恨張大叔，就到公社舉報張大叔的老婆是日本人，還找到了證據。

之後的日子裡，但凡上級有什麼風吹草動，張嬸都會挨批鬥，公社革委會副主任還安排趙長生監視監督張嬸。

別看張嬸都三十九歲了，可她長相很好，也很顯年輕，就像二十八九歲的女人。一天中午趙長生到張大叔家來找張大叔，恰巧張大叔出工勞動還沒回來，趙長生見色起意，就對張嬸動手動腳。還說只要讓他高興，以後就不會挨批鬥了。就在張嬸極力反抗時，張大叔拿著鞭子回來了，看到眼前的情景，他怒不可遏，舉起鞭子狠狠打在了趙長生的後背上。趙長生卻來了個惡人先告狀，他跑到公社革委會說張老三不接受監督和監管，還打了他。革委會副主任聽了一面之詞，當即帶著基幹民兵來到了五家屯，把張大叔五花大綁押到了公社革委會。

當晚，李隊長套上馬車，拉著屯子裡幾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和幾名北京知青來到了公社革委會大院，要求公社放人。當時革委會主任回家去了，公社王書記值班，李隊長和幾位老人拍著胸脯擔保，說張老三絕對不會無辜打人。王書記又詢問了張老三，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當即就把張老三釋放了。

就這樣，張大叔和趙長生結下了梁子。

到了1973年秋天，廠礦企業開始優先在插隊知青中招工招幹，孫書勤因為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兩次招工都沒能通過政審。張大叔看他情緒低落，就寬慰他，還把他叫到家裡吃飯。當時張紅英也二十歲了，她正應了那句老話：女大十八變，越變越好看。張紅英很喜歡正直善良的孫書勤，孫書勤也很喜歡這個美若天仙的小妹妹。

1974年夏季，趙長生走了狗屎運，他被抽調到公社革委會食堂當了管理員，是借了革委會副主任的光。雖然只是臨時抽調，可趙長生卻高興地得意忘形，以為自己真成了公社幹部。去公社上班那天，他還跑到張大叔家院門口對張大叔說：“張老三，你那一鞭子，我不能白挨。”

趙長生到公社革委會食堂工作不久，突然回到五家屯，來到張大叔家給張紅英提親。革委會副主任家有個兒子，小時患病落下一臉麻子，到了二十六七歲還沒找上對象，趙長生瞭解情況後就大獻殷勤，他說張老三家的姑娘像天仙一樣，他肯定能保成這門親事。革委會副主任苦笑著說：“她媽是‘間諜特務’，這樣怕是不好吧。”“你說她是‘間諜特務’她就是，你說不是她就不是，這還不是你一句話的事嘛。”趙長生厚顏無恥地奉承道。

令趙長生沒想到的是，張老三一口就回絕了，他說閨女有主了，已經定下了婚事。趙長生不信，非要刨根問底。張大叔沒辦法，就隨口說道：“紅英喜歡孫書勤，他倆早就談戀愛了。”趙長生一聽，轉頭就走，徑直來到了知青集體戶，開門見山地問孫書勤：“孫書勤，我問你，你真的跟那個‘間諜特務’的閨女談戀愛啦？你跟我說實話，我剛從張老三家過來。”

孫書勤沒明白是咋回事，但意識到這裡面肯定有事，就隨口說道：“她情我願，這有什麼不妥嗎？這事也要跟你們革委會食堂彙報嗎？”“孫書勤，我告訴你，公社革委會副主任家的兒子看上了張紅英，你趁早死了這份心，別自討苦吃。”趙長生說完，悻悻而去。那時中日已建交，張嬸的日本女人身份也不是什麼大問題了，趙長生也不敢無事生非給張大叔一家穿小鞋了。

一聽是這事，孫書勤趕緊去了張大叔家一趟。當時張大叔正坐在炕上生氣，看孫書勤來了，就把趙長生來提親的事情告訴了他，並問孫書勤：“書勤，你跟叔說句實話，你喜不喜歡紅英？”孫書勤吭哧了半天，紅著臉說：“紅英妹妹長得這麼漂亮，我配不上她。再說了，婚姻大事，我也要徵求我父母的意見……”

1975年秋天，征得他父母的允准後，孫書勤和張紅英定下了婚事。既然不能招工回城，孫書勤就做好了扎根農村一輩子的打算。主要是他特別喜歡張紅英，張大叔和張嬸也切切實實給了他很多關愛和溫暖。

一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跟一個“間諜特務”子女定下了婚事，這在屯子裡引起了不小的轟動，畢竟張紅英的母親確實是日本女人。最氣急敗壞的還是趙長生，他在革委會副主任面前丟了面子，在屯子裡也沒人搭理，真的是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了。

那年秋後，孫書勤和張紅英去公社民政部門登記結婚，不知因為什麼原因，工作人員說需要調查核實以後才能頒發結婚證。直到年末，他倆也沒能領取結婚證。

1976年初夏，趙長生灰溜溜地回到了屯子裡。原來，公社革委會副主任因為生活作風問題和經濟問題被撤職查辦，關進了看守所，等待他的將是法律的嚴懲。趙長生回到屯子裡，也沒能繼續擔任民兵連長，屯子裡的鄉親們看到他都躲著走。

那年秋天，孫書勤和張紅英終於領取了結婚證，他娶了屯子裡最漂亮的姑娘，屯子裡的日本女人成了孫書勤的丈母娘（岳母）。

婚後的生活很快樂很美好，每天晚飯後，孫書勤就教他妻子學文化。張紅英雖然是小學畢業，可她覺得自己的文化程度太低，她很想充實提高自己。正好孫書勤也愛學習，看書學習成了這夫妻倆的共同愛好。

到了1977年秋天，五家屯還剩下了孫書勤一名北京知青，其他人招工的招工，招幹的招幹，還有一人辦理了困退直接回到了北京。知道自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孫書勤也就不奢望招工進城工作了，更不敢想著回北京。

那年冬季，恢復高考的消息就如冬日暖陽，讓孫書勤心裡感到了溫暖，也燃起了希望。第一年因為心裡有顧慮再加上準備不充分，他沒有報考。到了1978年春季，孫書勤的父母都恢復了工作，他的心情一下子就好了起來。那年夏季的高考，孫書勤發揮得很好，以優異的成績被北京大學錄取。就在他接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張紅英生下了一個白胖的男孩，她給兒子起名叫雙喜。孫書勤說小名叫雙喜，大名叫孫向暉，就是向著太陽的方向茁壯成長的意思。

孫書勤回北京上大學的第二年，張紅英享受了知青家屬的待遇，被招工到公社糧站當了工人。雖然工作不輕鬆，張紅英還是很滿意的，畢竟那是正式工作，月月都開工資，兒子也借光轉成了非農戶口。

張紅英剛參加工作不久，日本那邊她姥姥家的一個舅舅，通過大使館找到了她母親，她母親原本可以帶著她回日本，可她母親說已經習慣了中國的生活，再說她父母也都不在了，她就沒回日本。

孫書勤大學畢業後分配到部委工作，成了一名國家幹部，直到1989年冬季，張紅英才通過工作對調調到北京，她娘倆的戶口也遷回了北京，夫妻倆兩地分居整整十年，最終團聚在一起。張紅英的父母年齡大了以後，孫書勤就把老岳父和老岳母都接到了北京，給了兩位老人一個幸福的晚年。

講述完自己的知青往事和坎坷曲折的情感生活經歷，孫書勤很感慨也很激動，他說當年要不是年輕氣盛天不怕地不怕，他就不會娶張紅英。那時敢娶一個日本女人的女兒，需要很大的勇氣，一般人真的難以承受這麼大的壓力。好在一切都過去了，風雨過後迎來了美麗的彩虹，他為自己幸福的晚年生活喝彩，也祝福當年一起下鄉插隊的同學們都健康平安！晚年生活幸福快樂！

【文章照片均選自網上。作者：草根作家（朱成金）（感謝孫老師真情講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