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我和通訊員都是知青，三個連隊幹部都是當地人。所以到了晚上，我和通訊員大多到“下面”的班排裡去參加班排的“學習”，與知青朋友們吹牛聊天的。特別是連長找女知青來連部“談話”的次數一多，更是知趣而退。那幾天，通訊員和指導員都回老家探親去了。連部就剩下三個人。

一天晚上，我因為白天勞動強度極大，收工後又被其他知青朋友拉去打了一場籃球，疲累交加。吃過晚飯洗過澡後，黑燈瞎火地往床上一躺竟迷迷糊糊睡了過去。朦朧中，只覺得有蔑笆響動。糊裡糊塗地我敲了一下竹笆牆，意欲借此趕走那可能的老鼠。因為那段時間老鼠非常倡狂，連白天都會跑到我宿舍來。過不久，那竹篾響聲又從連長宿舍方向傳了過來，而且好象夾雜著人的喘氣聲。我勉強睜開眼睛往那方向看了一眼，那邊沒有燈光。我一下子警覺起來。前不久，連長放在宿舍裡的一串鑰匙被誰偷掉還沒查出來（連長出事後，有知青興高采烈地宣佈：連長的鑰匙被他們幾個偷去後丟到了南臘河裡），有幾個長期被連長“鎮壓”的男知青甚至揚言要偷連長的手槍！現在通訊員回上海探親去了。看來連長又不在宿舍，會不會發生什麼意外？

哈哈……該我立功請賞的機會來了。我非得把這些個小偷抓住不可。哪怕他們可能也是知青。我悄悄地起床，光著腳（據說光腳會使聲音輕多了），摸黑爬上了指導員床上的箱子（指導員探親去時，他的床鋪收拾起來，放上了箱子）。那竹笆響聲和喘息聲愈加放大。我的內心更加緊張。我擔心如果真是竊賊，我一個人能鬥得過抓得住嗎。我手趴竹笆，從高過人頭一點的縫隙當中探頭向連長宿舍掃視過去——不見人影。但那響聲卻真真切切地還在加大力度傳過來。我不由得奇怪，這是哪來的聲音呢？恰在此時，有連長壓低了的聲音：“哎……哎……真好！不要緊的……這樣……這樣……好……好……好……”一個女生嬌聲細氣的聲音，但我根本聽不清說些什麼。聽那氣急的聲音，真是上氣不接下氣當中快要斷氣。而竹床上蔑笆的抖動響聲更加勢不可擋，這“激動人心”的響聲在我聽來卻是那樣地驚心動魄。頓時，我的頭“嗡”地一聲脹大了幾倍——啊，這是連長在……！！我的身體情不自禁地象發瘧疾那樣抖了起來。腳下一滑，手上一松，“嘩啦”一聲從箱子上摔了下來。連長那邊，一下子寂靜無聲。我按住快要跳出胸膛的心臟。真應了現在小青年們的一句話：暈啊，我整個人真要暈倒啦。天哪！天哪！我這個倒楣蛋，今天怎麼挨我攤上了這等尷尬事？我，我這是怎麼回事？——偷窺！我竟然偷窺了連長的隱私，我真是大逆不道啊！我，我該怎麼辦？我想我等三人都在急切地思考如何應對這“突發事件”。我還是主動為上，光著腳悄無聲息地拿出我百米疾跑的勁頭，逃也似地跑出了連部。

那晚，我慌得不敢回連部自己的宿舍過夜。內心裡，我倒像是做了賊一樣，有點見不得人。

這以後的日子，我和連長他們都象沒發生過什麼事情一樣。我不知道連長是否知道那晚他的好事被我偷窺了。我真擔心連長會怎麼處置我。我只得裝，裝得像是那晚我沒在連部，裝得那晚我沒到過自己的宿舍，裝得我從不知道連長那晚有過什麼好事。

果然，連長是很容易騙倒的。那以後的日子裡，沒發現連長對我有什麼異常舉動。只不過，在我下個探親假回上海時朋友來信告訴我，連隊裡盛傳文書一職將換成連長看上的一個女知青。幸虧我的一個擔任團長通訊員的知心朋友過問了此事，我才在探親歸隊後繼續文書工作。 

(四)隕落

連長的“誘姦強姦女知青”怎麼不會“發作”，這裡的原因似乎很多。比如有：上樑不正下樑歪——你連長都可以“做”，我“小扒拉子”當然也可以“做得”的（也難怪當時我們連隊的“生活問題”最為突出）；有“對等交換”心理，你連長連“玩”女知青都沒問題，我們其他問題（比如偷雞摸狗，比如打打“群架”，比如違反“三化”“三不准”的規定，比如探親超假等等）當然就算不得什麼問題了——可能這也是知青們利用連長的這個“軟肋”“爭取”些適當的“寬鬆”環境吧；當然也有比較正直知青的“義憤填膺”，向有關部門反映的，但大多得到的是報復——這在當時的環境下，是極為普遍的現象。當然這應當“歸功於”連長的“手眼通天”。

可別小看了我們的連長，他的活動能量在當時應該說是一流的。上到其所在的部隊單位，下到連隊裡他的追隨者，方方面面都能“打點”得了，都能“搞定”的。因此，即使有人敢於向上級“投訴”，到頭來倒楣的總歸是自己。

引發連長“倒運”的，卻是在他離開九連後的事了（他在任時，可能“扳”不倒他的）。

1974年“大樹腳引水工程”完工，水利二團的歷史使命也到頭了。也就是說，當初從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借調我們到地方的任務已經完成。我們這些知青也該“完璧歸趙”歸還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即後來的雲南農墾總局）了。

這是個動盪的時期。因為，在轉換為農場前，應了地方政府的需要，有少數知青個人甚至整個知青連隊有機會轉為地方企事業單位。而知青們無不嚮往著“上調”到地方政府（那時叫做“革命委員會”）單位。可能是上級要求的“穩定人心”，連長在全連大會上，曾多次許諾，我們連隊不會隨大部隊歸併到農場去的。他保證：我們連隊肯定會改制為地方企業。要知道，當時人們對到農場去都是抱著恐懼的心理，都以為那是個“無底洞”，進了去就埋沒了一輩子。此外，連長在臨離去時，公開或私下裡向許多知青許過太多的諾言。但是，直到他走了後，他的所有諾言都沒有兌現。這不得不引起了所有知青的憤怒，包括他的“親信”和被他長期“鎮壓”的知青。這是種被連長無情耍弄的切膚之痛，特別是關係到知青一輩子自身利益的重大問題，實在是難以名狀地憤怒。於是，一場以“要求連長返回，清算歷史舊賬”的“群眾運動”在九連展開。在當時水利二團與勐捧農場體制交接的“青黃不接”過程中，這個口號確實也難為了剛進駐的農場幹部。於是，剛進駐的農場幹部面臨著被驅逐的境地。

這資訊可能很快被傳送到“上層”。馬上有了更“妥當”的解決方法，我們的家鄉親人——上海慰問團來到了九連。他們擔負著我們向農場過度時期的穩定任務。憑心而論，我很佩服這些上海慰問團的老同志們，為了知青的“切身利益”，他們與我們實行了“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他們頗有點當年“訪貧問苦”的架勢，反復找知青詢問，到底你們對連長有什麼“深仇大恨”。結果，他們歸納出這麼幾條連長的罪狀：多吃多占；捆綁吊打知青；玩弄女知青……還有許多被慰問團認為是不值得“上綱”的小問題：許的諾沒有實現、態度粗暴、收受知青的“進貢”、勒索知青錢財等等，都因為查無實據而難予追究。在三個可以“上綱”的罪狀裡，惟有第三條“玩弄女知青”最是厲害，最能置連長于死地，最能體現黨的知青政策，也最能為知青們出一口氣的。於是，慰問團順著這個思路開展工作，搜集連長侮辱女知青的材料。至於其他的罪狀，慰問團認為可能是上不了綱的，比如多吃多占，因為當時確實也沒有什麼可以多吃多占的，即使確實多吃多占了點；捆綁吊打知青，即使發生過，但沒有引起嚴重後果（比如導致殘疾），所以也不能追究其刑事責任的。

由於連長在與女知青的問題上，確實有太多的見證人和“做”過的事情，主要是知青們沒有了後顧之憂——反正都已經落到被推入農場的地步了，不少知青敢於勇於檢舉揭發連長的醜行，於是就有了大大不利於連長的證人證言。壓迫逾重，反抗逾烈。這個名言，我們的連長確實疏忽了。他想不到在他離開了九連後，會引發他的最終垮臺。

那是一個對連長來說是永生難忘的“黑色星期五”。慰問團把對連長的調查材料報告了連長的上級的上級——某軍分區領導班子。某軍分區派出了強有力的工作組。而我們的連長還蒙在鼓裡。可能是為了“欲蓋彌彰”吧，他還在匆匆忙忙偷偷地約見作為“主要受害人”的女知青，以求作最後的頑抗。慰問團和軍分區工作組得到了資訊，果斷地採取了“革命行動”，趕往連長與關鍵人物——那個女知青最後約會的地方，當著這女知青的面，撕下了連長代表軍人象徵的領章帽徽，繳下了他的手槍，當即宣佈對連長實行隔離審查。這一行動一舉擊破了女知青存有的最後一絲夢想。在大勢已去的形勢下，受連長淩辱最久的最後堡壘徹底放棄了對連長的幻想，如實向組織反映了連長對自己長達數年的“誘姦史”。

隨後不久，水利二團九連被“順順當當”地改編為勐捧農場七分場五隊。連長，被軍事法庭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一顆閃亮的紅星——曾經經歷過緬甸抗法戰爭、腳上還留有槍疤的三等榮譽軍人（那是他的自我介紹）、我們光榮的連長就此隕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