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壯勞力”待遇

用那個時代特有的語言形容，知識青年下鄉要過“三關”，即“思想關、生活關、勞動關”。

對我們許多人而言，勞動並不算什麼了不得的“關”。從小學開始，所有的學生每年至少要下鄉一次，每次短則一兩天、長則十天半月；低年級的幹些諸如拔草拾麥穗的輕活，高年級的則能承擔挑水抗旱之類的重體力勞動。至今我仍然認為，這樣的短期勞動實踐對孩子們有好處。當然，它與無休止無期限或是強制性懲罰性的勞動有本質的區別。

我們既然下鄉插隊，對參加勞動是有必要的思想準備的。沒想到來農村後趕上農閒加過年，倒有些百無聊賴心情煩躁，不如有些活兒幹幹，累了乏了，就沒工夫想家了。

2月24日正月初八，我們終於和全體社員一起開始出工：挖土填溝，在村南頭一條大溝的溝口築一座土壩，攔洪蓄土造田。當時全國都在“學大寨”，學習的主要經驗是興修水利、平整梯田。不管什麼地形地勢，都很刻板地落實這兩條。我們村同樣很認真地執行上級要求，一方面抽調一部分壯勞力成立了“基建隊”，主要負責修築梯田；另一方面“變農閒為農忙”，出動全村剩餘勞力築這條水壩。

根據後來的實際收效看，修梯田還是有顯著成果的，築水壩則完全是瞎忙活。黃土高原地勢陡峭，夏季雨水集中，想靠一條鬆鬆垮垮的土壩擋住山洪，再讓積澱的泥土形成平整的田地，實屬異想天開。當年夏天的第一場大雨，就把我們辛辛苦苦幹了許多天築成的“大壩”沖得蹤影全無。老鄉們有一個很形象的詞兒形容這種不靠譜的事情，叫做“沒眉眼”。

“沒眉眼”的事情也必須要幹，否則就會挨批判。不過老鄉們幹起來總是沒那麼認真，只當作農忙前的熱身，帶些遊戲的成分；我們不明白其中的奧秘，倒是相當賣力。第一次和“貧下中農”們一起勞動，大家都想積極表現，連“回民灶”的幾位也是毫不惜力。土地還沒有開凍，鐝頭刨上去只能啃出一道白印，開始的時候我們幹得很愣，只會使蠻力，費半天勁不見效果。老鄉笑我們是“生坯子”。起初我們聽不懂，後來才明白那是略帶揶揄的表揚：沒進窯燒過的生磚坯子，又沉又瓷實，但當不成正經磚頭用；對人而言，是指身體棒肯出力，但是幹活不得要領。

光靠苦幹終究不行，有人想出來一個辦法：從崖壁兩邊開挖，鑿出兩道深槽後，幾個人用钁把一起撬，一下子就能弄倒半堵牆那麼一大塊。這招兒效率高，老鄉又表揚說：“這夥學生，掙得很！”那意思是誇我們能幹呢！

那天是春節後第一次出工，來的人挺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很是熱鬧。老鄉們也是第一次和這些北京學生一起幹活，看著我們很覺得稀罕。中間休息的時候，許多人湊過來圍著坐，問了不少稀奇古怪的問題，比如天安門有多高、長城有多長、北京的馬路有多寬、火車道真是鐵的嗎……等等。這些問題打開了我們的話匣子，海闊天空胡侃一氣，聽得他們嘴張得老大幾乎忘了閉上。他們中許多壯年漢子連黃陵縣都沒出去過，有些婆姨甚至沒見過電燈，讓人覺得真可憐。也有個別人去過延安西安見過一點世面，很想插嘴發表些意見，卻往往被其他人打斷：“別言傳！聽人家學生諞！”

那時候北京知青對陝北老鄉有個帶有鄙視含義的稱呼——“老帽兒”，想必是從北京話裡的“傻冒兒”演變而來的。儘管這稱呼很有些不敬，但直到如今北京知青談起陝北鄉親還會有人叫“老帽兒”，那言語間已經減少了許多妄自尊大的情緒，而帶有比較濃郁的懷舊之情了。我在這篇文字中有時也會使用這個詞兒，只是為了回歸當時的語境而已，猶如“老貓”“驢頭”“餡餅”這些外號，雖略帶調侃，卻並無貶損嘲諷之意。

上工是一個比較熱鬧的場面，尤其是過溝幹活，因為路途較遠，不僅需要自帶午飯，還要有人負責給大家燒開水，所以得帶上鐵鍋水桶馬勺等許多零碎家什。有一次知青“餡餅”被派這活兒，水燒開了才發現忘了帶水桶，一時情急，他居然端著滿鍋熱水往坡上爬。坡陡路遠中途無法停歇，他咬著牙一口氣把水端到地頭，一放下鍋就甩著兩手轉圈蹦高地叫疼，原來是鍋把太燙，燎得手指頭上起了大水泡！隊長又是感動又是心痛：“慫娃性子咋這急哩，等水涼些再送也不遲嘛！”更多的人一哇聲地叫：“抓耳朵！快抓耳朵！”那次我也跟著學了一招：若是燙了手指頭，趕緊捏住自己的耳垂，那是快速降溫止痛的好法子。

第一天的勞動圓滿結束，但它的負面效應到晚上就開始顯現出來了。大家累得胳膊都抬不起來，幾乎連拿筷子吃飯都沒力氣。第二天早上有人哼哼唧唧不想起來，但在老曹和呂頭兩個正副隊長的催促下，還是堅持出工了。想想大家能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因為這幾天我們每天天剛亮就上山打柴，回來後匆匆吃過早飯立即上工，實在辛苦得很。如此堅持了四天，所有的人都撐不住了。我在日記中寫道：

1969年2月28日，星期五

今天早晨五點半，鬧鐘準時響了，但是大家都累極了，一致決議，今天不去了。所以一直睡到七點。

昨天隊裡幹部據說開會研究，我們每天幹活掙十分，但磨面沒分。

日記中所說的“不去了”，是指不去打柴了。我們起床後還是咬著牙堅持出工了，因為不出工就沒工分，沒工分就分不到糧食，分不到糧食就沒飯吃。以前在學校裡有句話是：“分分分，學生的命根。”現在可以套用為：“分分分，社員的命根。”

前一天隊裡開會討論議定，我們知青每天的工分是十個分。按照這裡的習慣，通常是一起床就上早工，幹到太陽升起便收工回家吃早飯，然後再接著正式出工。這十個分是指白天幹活的工分，若是上早工則增加一個分。如此待遇，也是激勵我們堅持出工的主要動力。

當時許多地方給北京插隊知青定的工分都很低，往往只給男生八九分，女生更慘，只有五六分。我們惠家河的12名知青中，只有我和呂頭是19歲，其他10個人才剛滿16歲，只是些半大小子，無論體力還是幹農活的技術，都差得遠呢，可隊裡卻決定我們與壯勞力享有同等待遇！惠家河鄉親們的這種寬厚之心，實在應當讓人感激！不過，當時我們並不是這麼認識問題的。我們不僅認為享受同等待遇是理所應當，還認為許多“老帽”不如我們勞動積極，不配拿滿分呢！

應當由誰教育誰

日記裡寫著，那幾天，我們還幹過一件特殊的活兒：

昨天和今天是在原上挖地，填平了國民黨時代的戰壕。這些戰壕和碉堡是修在舊鹹榆公路兩邊的，抗日戰爭時期，多少有志青年在這條路上橫遭綁架與迫害啊！

儘管黃陵離延安很遠，但畢竟屬於延安地區。對我們來說，“革命聖地”還是非常令人嚮往的。這裡居然還保留著一些幾十年以前的老戰壕，想到當年父親奔赴延安參加革命的時候也許曾經在此路過，我很有些激動，“革命熱情”油然而生。我想，看到這些戰壕，其他知青也會有很大觸動吧。

實際上，為了激勵和保持“革命熱情”，我們知青採取了很多具體措施。比如，我們不僅自己始終堅持“早請示晚彙報”，還建議社員們也必須同樣執行；隊裡接受了建議，於是每天上工前便由知青輪流領頭“萬壽無疆、身體健康、滿面紅光”一番，然後隊長才能派活。為了關心國家大事和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勢，我們還自費訂了一份《人民日報》。

為了提高階級鬥爭的警惕性，我們還想讓隊裡安排批判“地富反壞右”，但是全村成分“最高”的只是一戶富裕中農，似乎不應是階級鬥爭的對象。據說倒是有一個“壞分子”，可他的罪行不過是小偷小摸，在村裡輩份又比較大，隊幹部對批判他的態度有些模模糊糊。隊裡不組織批判會，我們也沒辦法，只能勒令那個“壞分子”每天必須老老實實戴著白袖箍，以區別于普通革命群眾。

然而，這些革命行動並不能很好地解決許多實際問題。比如，如何“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可是偉大領袖“最新最高指示”中最重要的一句話，是我們必須認真貫徹認真執行的。

問題是：我們這裡的貧下中農的革命覺悟似乎很成問題。我在日記中寫了這樣一件事：

今天在地裡，向隊幹部們提了一些建議，如隊裡養豬。可是他們老是強調困難。最後談到這樣一個問題：“人活著到底是為什麼？”他們異口同聲地說：“為了吃飯！”

這可真叫我們大吃一驚。爭了半天，誰也沒說服誰。他們又問我：“你怕死不？”我說：“只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就不怕死！”“你不怕死我可怕！”

後來我又問：“你們知道雷鋒嗎？”“不知道！”一個乾脆的回答。這真叫我有些茫然了。

毛主席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真是一點也不假呀！要想改變農村的落後狀況，要把“私”字徹底拔掉，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這卻又是一項重要的工作，否則，共產主義何日實現！

今天重看這篇日記，我只有苦笑。看來一旦擺脫了離京前那一段窘迫彷徨的時光，我很快就又恢復了“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角色，動輒考慮的都是有關實現共產主義的大問題了。

我不知道“老帽”們是如何看待我們的。我們有公家發糧給餉，卻又要讓我們和他們一樣靠勞動掙工分；我們說是來接受他們“再教育”的，可他們不知道該如何教育這些一副居高臨下模樣的“北京學生”，要說是我們教育他們還差不多！因此他們應當比我們更惶恐呢。

實事求是地說，“老帽”們和我們想像中“貧下中農”相差實在太遠。經過多年無產階級傳統教育，我們心目中的貧下中農的形象，應當是高大威武英姿颯爽立場堅定鬥志昂揚，眼下這些猥瑣卑微的老農民，張口閉口除了“喋”就是“日”！這倒符合某個反動古人的話：“食色，性也！”

我們平日與老鄉接觸時間最多的場合，自然就是上工。每天的工間休息，基本就是一堂生動的性交普及課。因為現場男女混雜有所忌諱：比如老公公自然不能當著兒媳婦說得不正經。所以許多“葷話”往往表達得十分含蓄，但又人人聽得明白。像這段經常有人表演的“縣幹部講話”，便很有代表性：“我是縣長──派來的。是專搞婦女的──工作的。今天召集婦女開會，那大批的──已經來了。小批的──還沒有來。……我和你們婦女隊長，在一起搞了好幾年──工作了。我倆的水準差不多。我知道她的──深淺，她也知道我的──長短……”

只有深知陝北方言內中奧秘的聽眾，才能領會那些意味深長的停頓點和含義隱晦的諧音字的特殊含義。而所謂的“酸曲兒”，由於借助唱的形式，就沒有這樣拐彎抹角，一般都是直奔主題，像什麼“大姑娘遇上個當兵的，一把把拉進了高粱地……”下面的話就不便用文字表達了，因為立刻就是對生殖器官和性交過程赤裸裸的直接描述，讓人聽了臉紅身熱，心跳加劇。

我們原本以為陝北民歌都是“山丹丹開花紅豔豔”“花籃的花兒香”之類的革命歌曲呢，沒想到聽到的卻是讓人酸掉牙的“酸曲兒”，實在出乎意料！理想中的“貧下中農”與現實中的“老帽”相去甚遠，讓我們每一個人都感到迷惘困惑，這就涉及到一個根本的問題：我們來陝北，究竟有什麼意義？到底應當是誰教育誰？

直到許多年以後，我才發現，無論是“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還是“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所謂“誰教育誰”的問題似乎是一個偽命題。知青也好，“老帽”也好，其他什麼階層的什麼人也好，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群體生存在不同的環境中，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誰都可以教育誰；根本不存在必須由誰教育誰。

大風波接連小風波

1969年的冬春之交，大至國家，小至我們的惠家河村，都是風波不斷。

1969年3月9日，星期日

今天送來了我們訂的第一份人民日報，是本月6日的，第一眼就看到那個令人十分氣憤的消息，蘇聯軍隊公然侵略我國領土珍寶島，打死打傷我邊防戰士多人，全國億萬軍民憤怒聲討蘇修新沙皇的罪行。

看到這個消息，叫人肺都要氣炸了。我們大罵了一通蘇修。可惜這兒離邊境千里。如果戰爭爆發，非打到莫斯科不可。我們向隊裡建議，搞一個黑板，宣傳毛澤東思想、講解時事。

最近幾天隊裡選隊長，選了丙章，可他不幹，所以隊裡沒有人管了。

想到國際上革命運動風起雲湧，我們卻在此種地，什麼也不知道，真是十分那個。

誰也不會料到，“珍寶島事件”愈演愈烈，竟會影響國家和許多人的命運。後來舉國上下開展“備戰備荒”、大規模疏散城市人口、大批幹部遣往“五七幹校”……都與此不無關係。政治上的翻雲覆雨本是老百姓根本搞不明白的事情。不過那個年代很特殊，像我們這些普通知青，也都自認是偉大的愛國英雄，恨不得戰爭明天就打起來，而且“非打到莫斯科不可”。

無可否認，我們的氣憤是發自內心的，確實是“肺都要氣炸了”，連飯都沒心思吃，在窯洞裡拍桌子踢板凳齊聲大罵“蘇修”。記得最衝動的是餡餅，把手都拍腫了，連著幾天沒法幹活。如果當時“上面”讓我們報名參軍，保證個個踴躍、毫不含糊。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從北京傳來的消息更加激化了我們的情緒。

（未完待續）

(文章選自網上，轉自新三屆，來源：玉宇清輝。本文摘自作者著《惠家河紀事》，當代中國出版社2018年出版)

【作者簡介】陳光中，北京八十中高中68屆學生。1969年初到陝北黃陵惠家河村插隊。後當過鐵路養路工、工農兵學員、蒸汽機車技術員、電腦工程師、文字編輯。已退休。現為北京作家協會、北京博物館學會及北京市文物保護協會會員。發表作品400余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