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我僅僅上了兩年初中就頂著“知識青年”的光環，開始自己為時三年的“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生涯。父母曾打算讓我回老家湖南“投親靠友”，投奔親戚，是不放心我這從未離開過父母家人的十六歲的女兒“身在異鄉為異客”，相信老家鄉下和城裡的親戚們能多多關照我。而我卻想和同學們一起在本地下鄉，我說服父母的理由是：如果我千里迢迢去了湖南老家，或許你們一兩年都見不到我一次；而在本地下鄉，你們一年至少能見到我一兩次。這話戳到了父母的“痛點”，父母反復權衡利弊，最終放棄了讓我回老家的打算。

10月5日，是一個秋風瑟瑟，秋雨綿綿的季節。清晨，天未見亮，也沒有月亮星星，天色陰沉，山色朦朧，路燈昏黃，我們四五十個同一單位子弟的知青，與送我們去鄉下的家人，攜帶我們的行李物品，分別登上單位派出的幾輛大卡車。我家有三人送我前往：媽媽、大姐和二姐，二姐是從鄉下回家探親，順便送我下鄉後，再返回生產隊。因為有至親陪伴身邊，離家那一刻，我並沒有過多的傷心難過，似乎還有幾分“少年不言愁”的未褪稚氣。

人群裡好像也沒聽到哭聲，我們下鄉離別的情景，與當年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知青和家人哭聲震天的場景完全不同，畢竟我們離家只有一兩百公里，地理和心理距離都不遠，更重要的是，我們知青幾乎都有家人相送去鄉下。時過境遷，飽經滄桑後，現在我看到當年那些支邊知青與親人告別時的影像視頻，已是老淚縱橫。

我乘坐的這輛大卡車上都是知青，那時分“男女界限”，在卡車上男女各站一邊，涇渭分明，十六七歲的少男少女們是絕對“井水不犯河水”。車隊出發了，行駛了十多公里，用了四五十分鐘，當時的路況和車況都不好，車速很慢。汽車開到內江城區邊上的沱江大橋附近，此時天已漸亮。就在我們這輛車即將駛上大橋的時候，突然車下一個過路的毛頭青年，仰起頭冷不丁地朝著我們站在車廂邊緣的一排女孩兒大聲高叫：“我要X你！”

我的心好似被突然重重地錘擊了一下，頓時目瞪口呆，繼而像吃了蒼蠅一般噁心難受。剛才還在說說笑笑的女伴們也瞬間啞口無言、個個低頭不語。這句骯髒下流、令人作嘔的流氓之語，雖然在當時屢聽不鮮，時有所聞，但是這樣直端端地衝著我們這些年輕姑娘而來的污言穢語，我還是第一次遭遇。這類人可以無緣無故、肆無忌憚、出口成“髒”，就是當時街頭的“混混”和“地痞”之流，經歷了“文革”的“洗禮”，他們更加無法無天。這猝不及防的“當頭一棒”，對於不諳世事、初出茅廬、即將踏入社會的我們，尤其是女知青們來說，是否預示著現實社會的險惡，成人世界的複雜，未來命運的不測？五十四年過去了，不知為何，此事讓我至今不忘，而且從那時開始，似乎在心中留下了一層陰影。我不知道，當年同車的女伴們是否還記得，從那時到現在，我從未聽到任何一個女伴提起此事。當時我們羞於啟齒，如今也說不出口，真是吃了五十四年的“啞巴虧”！

汽車繼續行駛，下午五點過，我們抵達目的地樂至縣石佛區泰來公社，一兩百公里的路程，用了差不多一天的時間。車隊從樂至縣城邊上經過，我們未曾一睹縣城風貌，縣城裡的“大街”汽車無法通行，那時縣城的汽車也很少。

我們到達公社後，全體知青和知青家人集中在公社會議室，由公社幹部宣佈我們所分配的生產隊，各個生產隊派來接知青的幹部和社員早已在公社等候，我們在公社吃過晚飯後就分別被接走。我們兩男兩女四個知青分配在一個生產隊，公社距離我們生產隊只有五六里地，而知青最遠的生產隊，距離公社有一二十里。可想而知，在這月黑風高夜裡，泥濘羊腸道上，這晚他們還要經歷怎樣的艱難跋涉，才能到達生產隊。

五十多歲的老隊長胡成書親自帶著幾個社員，每人挑著大籮筐來接我們。老隊長個頭不高，體格勻稱結實，滿臉絡腮鬍子，略帶微笑的臉龐透著質樸和憨厚。天色漆黑，雨水滴答，準備出發。老隊長不要我們提一點東西，說我們還不習慣，他和社員們一肩挑著我們的行李，一手提著馬燈走在前面，我們空著手打著電筒緊隨其後。行走在泥濘不堪的田間小路上，老隊長他們步伐穩健、如履平地，我們則踉踉蹌蹌、一步三滑。雖然行走如此艱難，然而我們的心裡熱乎乎的，那是被老隊長他們的真誠和熱情所感動。

老隊長將我們四人安置在全隊最大的一個院子裡，這個院子有十幾戶人家，老隊長也住在這個院子裡。我和女伴高玉琳住在一戶女社員的家裡，我和玉琳住其中的一間。這所房子地處大院深處，天井房大門又可以內外上鎖，我們住在這裡非常安全。我們的房內只有一張大床，從此我和玉琳就在這裡開始了同吃同住同勞動的知青生活。

當晚，我和二姐頭挨頭睡。二姐十八歲下鄉，此時下鄉已經快三年了，她以自己的知青經歷積累的經驗，對我千叮嚀萬囑咐，告誡我知青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怕我在鄉下有什麼閃失。二姐的交代，我一一記在心裡。

第二天早上，家人們就要返程，母親對我放心不下、萬般不舍，她叫大姐留下陪我一段時間。大姐是老三屆高67級學生，辦理了“病免”手續沒下鄉，此時已在家待業幾年了。與母親和二姐告別時，仍然沒有太多難過，因有大姐留下陪伴，我心裡特別踏實。知青下鄉之初有家人陪伴一程，全公社我是唯一，這種情況實不多見，而我如此幸運有過這樣與眾不同的知青經歷。

清晨就開始下地出工了。早晨隊長就給我們送來了鋤頭、扁擔和糞桶，兩個男知青的糞桶比我們兩個女知青的糞桶大許多，我們的一挑糞桶大約能裝六七十斤，男知青的大約能裝八九十斤。我們第一天參加勞動，就是和社員們一起挖幹田。因為知青們、特別是女知青大都細皮嫩肉，又缺乏勞動技巧，加之幹田土厚、濕潤、板結，特別費力難挖，不到半個小時，我的掌心就被鋤頭磨起了大大的水泡，破皮後疼痛難忍。那時可沒有創可貼，只好咬著牙忍著疼，擦擦從家裡自帶的碘酒了事。

至今還讓我後怕的是第一次到井邊打水。我看著社員們麻利的打水動作佩服不已，我也學著社員們的樣子，雙腳戰戰兢兢地分跨在井沿兩邊，用綁在長長竹竿上的鐵鉤鉤住水桶，將水桶用力沉入深深的、黑咕隆咚的井裡，裝滿水後，雙手緊緊握著竹竿，一把一把吃力地將水桶提上來，提心吊膽自己會一不小心掉入井裡。不久以後，我的打水技術就十分嫺熟了。

我離開鄉下很多年後，還經常夢見我們在鄉下沒有柴火燒飯，不時想起坐在灶前燒火煮飯的艱難：一邊把茅草迅速挽成小把塞進灶孔裡，一邊拉著風箱。沒有乾透的茅草在土灶裡時燃時滅，我拼命拉著風箱也無濟於事，濃濃的黑煙不斷從灶孔裡往外撲面而來，熏得眼淚直流，嗆得咳嗽不斷。

下鄉之初的日子，每天清晨大姐比我們先起床做飯，飯後和我們一起出工（不掙工分，義務勞動，我們生產隊一個勞動日，掙滿十分的價值是一毛錢左右）然後她提前收工，回去挑水、備柴、煮飯，等我和玉琳收工就能吃上熱飯。晚上我們姐倆親親熱熱、頭挨頭睡。大姐陪我度過了下鄉之初，那是我初次離家開始獨立生活後，人生最艱難的起步階段。

下鄉二十天后，家裡一封電報叫大姐回去，父母單位已給大姐安排工作。我們姐妹要分別了，那兩天我和大姐都吃不下飯睡不好覺，我想著以後沒有大姐的日子，就時不時偷偷抹淚。此時我的心情，相比與母親和二姐告別時的心情已是截然不同。離別那天，我步履艱難、眼淚奔湧，送大姐到公社汽車招呼站，候車時我們姐倆相擁而泣，哭得死去活來，引來附近的眾多行人駐足觀看，以至於後來還成為公社鄉場上流傳了一段時間的坊間談資，“有一個女知青送別家人的時候，哭得好傷心啊……”

大姐走後，我的心似乎被掏空了。出工時，我呆呆地望著那條通往公社汽車招呼站的崎嶇山路，眼前浮現送別大姐的場景，總也忍不住淚水長流，以至此後的數十年裡，每每回憶起來仍不禁潸然淚下。我下鄉之前從未離開過父母家人，大姐一走，我就陷入了思親、思鄉的痛苦煎熬。白天繁重勞動超常負荷，讓我想起在家時父母百般疼愛、哥姐精心呵護的溫暖；夜晚孤枕獨眠輾轉反側，令我思念和姐妹們共擠一床親密無間、嬉笑打鬧的歡樂。白天思親，淚眼望穿；夜晚思親，淚水濕巾。那時，社員們經常從公社郵局為我捎回家書，我總是迫不及待地在休息時坐在鋤把上閱看。每當我看見家書開頭母親那慣用的昵稱“新京兒”三個字，就不禁淚眼婆娑。而在旁邊偷窺的隊上小夥兒會不由自主地大叫：“新京兒？”他對這樣的稱呼完全不能理解。

記得下鄉後沒幾天，公社第一次召開知青會，我們女知青們一見面就相擁著喜極而泣，仿佛久別重逢一般。我們傾訴著離別之情和思鄉之苦，憧憬著春節回家過年的快樂幸福。一位女知青說：“我們用火柴來計算回家的日子吧，火柴燒掉一根，我們回家的日子就近了一天。”大家雀躍著，一致贊同。那一刻，我們仿佛都成了“賣火柴的小女孩”，祈盼在微弱的火光中感受回家的溫暖，以此寄託生活的希望。

樂至縣的氣候比內江更冷，當年冬天，氣溫驟降。我們的房間是透風的，我們床上鋪的是穀草，一人蓋一床不太厚的棉被，這棉被是我們下鄉前夕，政府專門特供知青的物資。我們沒有多的被子，晚上睡在床上冷得蜷縮一團，往往睡一晚上，早上起來腿腳還是冰涼的，實在熬不過的時候，我和玉琳就睡一個被窩，合蓋兩床被子“抱團取暖”。

下鄉一兩個月後，我和玉琳第一次縫被子。被子拆洗還算容易，畢竟我們在家也洗衣服，但是縫被子的家務活兒我倆都沒幹過。當然，沒幹過不等於沒看過。吃了晚飯，我和玉琳就開始忙活縫被子。我們先把床上蚊帳的四周拉起來，留出床邊，然後二人配合，把被單、棉絮和被面依次鋪好，接著就是最後一道程式縫被子了。玉琳大我半歲，她是家裡老大，做家務事比我能幹，這縫針走線的活兒只有她來，我當下手。我站在玉琳身邊，舉著馬燈為她照亮，燈光昏暗 ，被子的針腳模糊不清，玉琳彎著腰、吃力地縫被子，偶爾“哎喲”一聲，那是被針扎了手。她“哎喲”一下，我的心抽緊一下。 一床被子縫好，至少用了一個多小時。那馬燈下縫被子的情景，我至今記憶猶新。

我們女知青尚且如此，那些男知青是如何過這家務關？“天無絕人之路”，只有各顯神通吧。

1972年樂至縣遭遇春旱，我和社員們一起挑水抗旱。我身高只有一米五、從未幹過強度體力勞動，矮小、羸弱的身軀肩挑六七十斤重的擔子，咬緊牙關，沿著崎嶇的山路一步步、吃力地爬上高高的山崗，一天下來往返十多趟，終日全身大汗淋漓，濕透的手絹擰出一把又一把的汗水。老隊長看見後，心疼地說：“真是難為你們了啊！不是毛主席的號召，你們怎麼會到我們這裡來呢？”老隊長眼神中滿是憐愛，他那搖頭歎息和欲言又止的動作和神情，似乎還包含著對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困惑。

在地裡勞動時，村姑王安瓊，她似乎端詳了我好一陣了，然後面帶同情，語氣憐憫地對我說：“你才來的時候長得白白嫩嫩、水靈靈的，好年輕、好乖哦！咋個現在皮膚也黑了，人也長蠻了,都變老了！”“蠻”，四川話在這裡是指的外表粗壯、粗糙的意思。聽聞此言，我不由黯然神傷：我還不到十七歲，居然就“老”了！可見短短時間我的膚色、外貌和體型變化之大。是未完全成年的身軀，承受日曬雨淋的考驗和離愁別緒的折磨，吞噬著我們的青春。個個成胖妞，神情呆板，失去靈氣，我也不例外。用當年社員們的比喻就是“紅苕豬兒”，即喂紅苕（北方叫“白薯”）長肥的豬。我們生產隊山高坡陡、土多田少，主產就是紅苕。當年我們一日三餐，幾乎餐餐吃紅苕稀飯。

我下鄉一個月左右的一天，區上管理知青的幹部楊某來到我們生產隊。老隊長通知我們四個知青去他家堂屋見楊某，我們四人和楊某圍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楊某三十歲左右，個子較高，其貌不揚：長長的馬臉、小小的三角眼、大大的嘴巴、厚厚的耷拉的下嘴唇，頭髮梳得鋥光瓦亮，眼睛笑起來一道縫。初次見面，我對他既談不上好感，也說不上惡感，因為我也知道“人不可貌相”，總之就是對他“無感”吧。交談結束後準備離去，我們四人出於禮貌，將他送到大院出口外的池塘邊。道別的時候，他突然指著我、點著頭，皮笑肉不笑、陰陽怪氣地說：“翁新京，我發現你這個人很清高啊！”他這話一下讓我愣住了，那一刻我張口結舌、無言以對。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評價，而那時的“清高”是絕對的貶義詞，往往與“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掛鉤。而我剛剛踏入社會，就被眼前這個對於我們知青來說舉足輕重的人物，戴上這個“高帽子”，來了一個“下馬威”。

此時還處於“文革”時期，我深知其“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我感覺他此時的笑比哭還難看，似乎笑裡藏刀。那時我年齡尚小、性格靦腆，不善與生人交談，但當時我們四個知青對他的態度都差不多，為何他單單變相指責我呢？待楊某走後，其他三個知青都驚異地問我：“他為什麼這樣說你呢？”我搖搖頭，咬住嘴唇，默不作聲。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其實我應該感謝楊某對我說這句話，因為他過早暴露了其陰暗心理，使我對他由逆反心理產生厭惡情緒，再轉化為戒備心理，形成防範行為。從那以後，我只要見到他，就儘量避而遠之，即使狹路相逢，也不卑不亢。我想就這樣不得罪他，也不巴結他，各人好自為之。

殊不知，三年以後在公社招生推薦會上，掌握著對知青生殺予奪大權的楊某，堅決不同意推薦我，他揮舞“政治大棒”，欲致我於死地。我幸而有貴人相助，逃過一劫，入學離開鄉下。過程不再贅述。

雖然是後話，但楊某的人生結局需要再交代一下。我離開鄉下第二年，楊某被逮捕入獄判了十五年重刑，他的罪名是“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這個罪名的含義，就是禍害了女知青。雖然那時我已不在鄉下，但“壞事傳千里”，我聽說當年全區範圍內，被楊某禍害的女知青很多。

本文收筆之時，我不由想起本文前面提到的那個街頭混混，不知後來他會否受到命運的懲罰，時代的唾棄？

 2025年8月9日完稿

(文章選自網上，來源：玉宇清輝 轉自新三屆)

【作者簡介】翁新京，1955年生於北京，1965年隨父母支援三線建設到四川內江白馬電建三公司，1971年在內江市五初中畢業，同年下鄉到四川樂至石佛區泰來公社，1974年招生進四川內江鐵路技術學校，後期成人教育畢業於內江教育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先後在內江鐵路機務段子弟學校、重慶鐵路中學和內江鐵路中學任語文教師，2010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