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我日記裡這樣記載：

1969年3月14日，星期五

今天中午同時收到了家裡和華振浩的來信。

看了華振浩的來信，不由得七竅冒火，氣得我兩眼發黑。

據說朱建晨被分配到了駒子房磚廠，王洪崍被分到了雙橋磚廠，陳學勤、陳武漢被分到了建材總廠。而那些善拍馬屁者，卻都分到了好廠，如無線電元件三廠。更令人氣憤的是，那報了名插隊已被批准、後來後悔不來的人，也被分到了工廠！真令人費解，我們滿腔熱忱，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到農村來了，而那些留戀城市、不願到農村來的人，或是投機分子、拍馬屁的小人們，卻可以受到照顧，可以不到農村來。我不禁要問，這些人執行的是什麼路線？！更有甚者，在動員下鄉時，不惜用欺騙、威脅、施加壓力的方法來“湊夠人數”，這群王八蛋！我實在太氣憤了！氣憤的是，為什麼真正正直的人要受到排擠？而那些卑鄙的小人卻受到重用？！

但是，儘管如此，我們相信：這種事情是不會長久存在下去的。他們歪曲地執行毛主席的指示的罪行早晚有一天會受到應得的懲罰！

寫這篇日記的時候，我的確十分憤怒，連自己都覺得有些過激。日記中提到的幾個同學，這次雖然留在了北京，但分配的單位極差。後來我到朱建晨和王洪崍他們位於東郊的磚廠去過，正遇到王洪崍像驢一樣吃力地拉著一車磚坯進窯，他灰頭土臉破衣爛衫的，手上還帶著一副驢蹄子似的橡皮護掌，讓人看了真不是滋味。而建材總廠聽上去似乎不錯，實際從事的也是重體力勞動，完全靠手工方式用砂輪磨制水磨石；陳武漢原是一個華僑富商的兒子，因緬甸政府反華而被迫回國進了我們學校，如今分配了這麼個“工作”，不知他如何吃得了這種苦！而華振浩不久之後去了內蒙古的生產建設兵團，也離開了北京。

被我斥為“投機分子、拍馬屁的小人”確實存在。曾有人與“上面”默契配合，扮演過“上山下鄉積極分子”的角色，每次報名都名列前茅，還一次次在動員大會上慷慨發言“要根扎農村一輩子”，但每次都站在歡送隊伍裡送走前往農村插隊的同學而自己卻留了下來，最終分配到最好的工廠。他們所扮演的是誘領同類入屠場的“領頭羊”角色，目的無非是為了自己有個好出路。其實，想想這種人也挺可憐。所以在心情平復以後，我對他們倒不再怨恨。真正不能原諒的，是所謂的“上面”。

事實證明，有關“六八屆的分配去向主要是留城”的“流言”並非空穴來風。只是由於“最新最高指示”的促進，使“上面”急於湊人數報大功，而採取了誘騙威脅等各種手段，把一大批毫無生活經驗的學生急匆匆地驅趕下鄉。我們高中六八屆的學生已滿十八歲應算成年，遭此命運也就罷了。可憐的是初中六八屆以及更低屆的人，他們不過十六歲，有的甚至才十四五歲，小小年紀就被迫離開父母，讓他們在荒僻貧窮的農村自生自滅。即使在封建社會徵兵打仗，也要有個什麼“兩丁抽一”的規矩，現今卻是能轟走一個算一個，如此造成多少家破人散的悲劇。許多家庭的重新團圓，將是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以後的事情！

根據當時的情況看，我是最早得知北京分配情況的，但未敢聲張，因為那兩天隊裡也在鬧風波。原先的隊長是黑兒，撂挑子不幹了；社員選了丙章，可他也堅決不幹。隊裡沒人管事了，處於無政府狀態。

村裡並非沒人想當隊長。比如住在我們隔壁的長保，就是個爭當隊長的積極分子。他很聰明，認為我們北京知青是生產隊這個“政治舞臺”上不可忽視的潛在力量，所以經常往我們住的地方跑，一方面憂心忡忡地說馬上開春了隊裡沒人管事可咋個好，一方面時不時送點花生炒豆之類的吃食想方設法建立感情。他的出身是貧農，我們覺得有這麼個根紅苗壯憂國憂民的積極分子當隊長也挺好。那天公社派來了貧宣隊，專門解決我們村選隊長的問題，長保又跑來探聽我們的態度，大家異口同聲保證選他，他笑顏逐開地說著“選完了就得趕緊安排播種的事兒哩”，一面興沖沖地走了。

不料，他前腳剛走，貧宣隊的人後腳就來了。他們已經聽說我們打算選長保，連說萬萬使不得。長保原來曾當過隊長，但群眾反映不好；再說他的弟弟保書是生產隊的會計，兄弟倆一起當幹部也是不合適的。貧宣隊的意見是動員萬有當隊長。萬有以前在灞橋電廠當過工人見過世面，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回村務農，人緣不錯，也有一定的領導能力。可問題是他本人死活不幹。

對萬有這人，我們也有所瞭解。他幹活比較踏實賣力，而且為人正派，很少參與那些“性啟蒙活動”。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次聊天，他說：我以前也當過工人，也常讀書看報，回村來真是不適應，一天連個牙都不刷，嘴臭得跟啥似的就得下地幹活掙命，啥國家大事都不知道，這日子過得像個畜牲！看來他應算是有理想有抱負的新型農民，大家決定改變主意，立刻配合貧宣隊去他家動員。開始時任我們死說活說他就是不幹，後來我們一致表態：別人咋樣不管，我們知青保證堅決支援他的工作。這樣他才動心了。

當天晚上就投票選舉。“回民灶”的人和我們意見一致，那是我們難得的一次通力合作。全村不過三十來戶人家，北京知青投下的十二票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萬有以壓倒多數當選。

形勢的突然逆轉讓長保驚得臉都綠了，以後好長時間不理我們，路上遇見都繞著走。應當說，我們選萬有當隊長是做對了，他的確很認真很負責任。但萬有盲目地相信我們，卻是一個錯誤的選擇。後來我們給他找了許多麻煩，讓他苦惱不已。當然，那些都是將來的事情了。

2014年4月，我與長保在保書家的廈子前。他已經78歲了，身體還硬朗得很，連頭髮都是黑黑的，顯得比我還年輕呢。而他的弟弟保書卻早已去世了。回想當年選隊長的事，我難免有些愧疚，他倒忘了。

（全文完）

(文章選自網上，轉自新三屆，來源：玉宇清輝。本文摘自作者著《惠家河紀事》，當代中國出版社2018年出版)

【作者簡介】陳光中，北京八十中高中68屆學生。1969年初到陝北黃陵惠家河村插隊。後當過鐵路養路工、工農兵學員、蒸汽機車技術員、電腦工程師、文字編輯。已退休。現為北京作家協會、北京博物館學會及北京市文物保護協會會員。發表作品400余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