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黃帥寫信

1974年1月13日晚間，一瓶青梅煮酒，一包從內地郵來的五香花生米，使我和宣傳幹事王文堯、電影放映員恩亞立聚集一室。窗外寒風凜冽，室內泥爐火紅。酒漿一滴滴入肚，攤在一張報紙上的花生米一粒粒減少，報紙上裸露出的細密鉛字正是北京那個小學生向老師發難的日記摘抄。我們的話題移到了這個小學生身上。

平日裡我們意氣相通，對小學生的看法非常一致。此時彼一言此一語，積鬱在胸中的汙煙濁氣噴發而出。三人情緒都有些激動，表示不能聽任那個小學生胡作非為下去，要對她來一番規勸，讓她懸崖勒馬，改邪歸正。三人決定從每人名字中各取一字，組成“王亞卓”，由我執筆給小學生寫一封信。午夜時分，我起筆展紙，伏案疾書，胸中潮水漫堤，洶湧澎湃，信文一氣呵成。

春節前夕王文堯、恩亞力獲准回天津、北京家中過大年去了。“王亞卓”中只有我留守邊疆。春節期間，我收到一封寄自北京的來信，拆開看，是黃帥親筆所書，這使我多少感到有些意外。小學生大紅大紫春風得意，全國各地給她寫信的人肯定不少，“王亞卓”的信能引起她的重視，我們沒抱多大指望，看來她頭腦還沒完全昏脹。

逐字逐句將信細細讀來，對這孩子的印象有所改變。她的言辭比較誠懇，說讀了我的信同樣想了很多很多，從中受到很大教益。說自己年紀還小，許多方面還很幼稚，行為可能有不當的地方，需要更加努力地學習毛主席著作，做進一步的思考，並表示願意得到我更多的指點和幫助，使自己儘快成長起來，做合格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這封信的大意如此，我記得較清。原件被後來處理“王亞卓”事件的工作組收取了。未知其下落。

小學生回復公開信

五天后，即2月11日清晨，我到食堂打飯的路上，忽然聽到團播音室的高音喇叭例行播放的中央電臺早間新聞中，女播音員高亢激昂的聲音“《黃帥的一封公開信——復內蒙古生產建設部隊19團政治處王亞卓同志》。新華社北京1974年2月11日電：《人民日報》今天一版頭條以黃帥的一封公開信——復內蒙古生產建設部隊19團政治處王亞卓同志為標題，發表了革命小將黃帥的題為《為教育革命大好形勢拍手叫好》的一封信，並加了編者按。《人民日報》編者按說，革命小將的來信和日記摘抄在報紙上發表後，廣大師生和群眾都積極支持黃帥的反潮流精神，熱烈讚揚教員思想哺育下一代新人茁壯成長。但是，也有人看不慣，出來指責，王亞卓同志就是一個。黃帥同學寫了信，對他的錯誤思想一一加以批駁，值得一讀。

“這件事反映出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的鬥爭仍然十分尖銳。是前進還是倒退？是堅持革命還是折中調和？是扶植和發展新生事物，還是對它橫加指責？這是進一步發展教育革命大好形勢必須解決的問題。教育戰線廣大師生要在當前的批林批孔鬥爭中，聯繫現實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重溫毛主席關於教育革命一系列指示，肅清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流毒，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

黃帥的公開信說:“在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式下，千萬不能忘記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種思想依然存在著尖銳和複雜的鬥爭。毛主席說:‘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資產階級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幻想著有朝一日‘變天’。我們萬萬不能對階級鬥爭喪失警惕性。什麼‘關鍵是矛頭指錯了’，我們紅小兵心向党，毛主席指向哪裡，我們就戰鬥到哪裡，拿起筆，做刀槍，殺向批修戰場，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批深批透，把孔老二的舊傳統觀念打得落花流水。我們就是要起來造舊世界的反。你說‘只具有反潮流精神的人還不能取得群眾支持的資格。’算了吧！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在幼芽嫩弱的新生事物面前採取譏笑、懷疑、恐嚇的態度，正如列寧所訓斥的——‘這一切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手段，是保護資本主義而反對社會主義’。在革命滾滾向前的洪流中，資產階級老爺們發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滅亡的命運……”

太突然，太猛烈了！我返回宿舍，面壁而立，胸中倒海翻江。前幾天小學生不是來信說我們的信對她很有教益，希望我們繼續對她進行幫助麼？怎麼頃刻間就變幻出一副殺氣騰騰的面目，要置我們於死地呢？

小學生身後的大人物

黃帥的公開信搭載著電纜光波迅速在全國傳播，激起層層巨浪。19團的幹部戰士們炸開了窩。一撥一撥的熟朋生客闖進我的小屋，打探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而我對北京方面的脈絡一無所知，只是不停地在解釋自己的動機。我以前所在的六連幾位朋友來了，一名叫郝卉的連隊女報導員態度鮮明地表示了對小學生一方的憤慨，她說：“《人民日報》的做法不公平，只發表黃帥的信，為什麼不把王亞卓的信也發表出來，讓大家看個究竟？斷章取義，以偏蓋全不是光明正大的作風！”其他幾位戰友也給我打氣。郝卉說：“不能屈服任何壓力，和小學生辯論下去，不辯不明！”

此時的我還沒有真正意識到自己這一杆子捅了多大的馬蜂窩，還以為能通過申張辯白達到自救的目的。我不知道“王亞卓”的信寄到小學生手上後沒兩天，就到了教育界、乃至全國政壇炙手可熱的風雲大將遲群的案頭。遲群在我們這封信的邊緣惡狠狠批道：“要革命就有反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字字風寒刃冷，句句刀槍出鞘。”見到遲群批示，具有非凡政治敏感力的黃帥父親興奮異常，覺得宏圖大展的機會再次到來，捉刀代筆替小學生完成了致“王亞卓”的一封信，迅即交給了同樣也是政壇風雲大將的《人民日報》總編輯魯瑛。魯瑛對此十分重視，感到又一塊砸向所謂復辟勢力的大石頭握在手上了。為了加重石頭的份量，魯瑛在信前精心安排了一份編者按，又把這重要文章呈送于他的頂頭上司姚文元，魯瑛呈送文件時給姚文元寫了這樣一份報告：

文元同志:

送上《黃帥複王亞卓的一封信》和編者按等，請審閱。據內蒙兵團2師19團政治處李尚順同志介紹，給黃帥寫信的王亞卓是三個人，具體姓名和簡單情況是:

王文堯，男，23歲，黨員，家庭出身工人，是1969年從天津到內蒙兵團的知識青年，現任報導員。

邢卓，男，20多歲，共青團員，家庭出身工人，是1969年從河北保定到兵團的知識青年，現任報導員。

恩亞立，男，20歲，共青團員，家庭出身工人，是1969年從北京到兵團的知識青年，現任放映員。

致以

無產階級的革命敬禮

魯瑛 1974年2月7日

姚文元當天作了批示:

擬同意發表黃帥致王亞卓的公開信，(王亞卓信的主要論點已有，可不發)。這封信回答了一些責難，寫得也有力，即送洪文、春橋、江青同志審批。姚文元 2月7日

我改了標題。建議版面安排得突出些，生動活潑些。妥否? 請酌。江青 2月9日下午7時

同意。洪文

張春橋圈閱。

黃帥公開信的背景如此深厚，我還指望與其展開公平、公正、公開的討論，實在可笑。與小學生對抗無異于蚍蜉撼樹，螳螂擋車，“王亞卓”三隻“螳螂”正處於滾滾鐵輪之下！

遭批判的日子

兵團和師部組成的工作組由兵團副政委掛帥帶隊開到了19團。王文堯、恩亞立被加急電報召回。他們一下火車便分別被吉普車接走，我們三人被隔離開來，分頭審查。我是給黃帥信的執筆者，是重犯，對我的審問尤為頻繁。

開始我否認王文堯、恩亞立知道我給黃帥寫了信，說大家確實作了議論，打算給黃帥寫信，但最後實施他們並不知道。這話並不完全是假，那封信寫好後我徑直寄出，王、恩的確沒有過目，現在把他倆連累上，我於心不忍。可工作組不相信，我也無法與王、恩溝通，他倆也迴避不開，全都承認從頭到尾裹在其中。我們三個“知青”屬於領袖發動的轟轟烈烈上山下鄉運動的響應者，不宜作為反面教材，最好能抓個“大頭”。其時，上層政治領域有抓軍內“走資派”的意圖，如果能在“王亞卓”身後揪出個軍內復辟人物是他們最理想的成果，而團政治處的絕大多數幹部是現役軍人。

我講不出“王亞卓”背後有什麼慕後操縱者。工作組圍繞這個題目日夜攻心，終無所獲。王文堯、恩亞立也守住節操。接下來是一波接一波對“王亞卓”的批判浪潮。

我是由六連調到政治處的，工作組安排六連指戰員對我搞一場批判。這天午後我被帶到會上，三百官兵齊聚操場。指導員作開場白，隨後有排長、班長、戰士等六名男女批判者臺上發言。我垂臂而立，側耳恭聽。批判者人人手裡捏著紙稿，有人念起來也算慷慨激昂，而更多的批判者調門雖高，音質卻明顯綿軟無力。台下群眾唧唧喳喳，交頭接耳。工作組的人認為會開得很不嚴肅，幾次責令會場安靜，不見奏效。最後一個上臺發言的叫王英民，平日和我關係不錯。他先是瞅我兩眼，念完稿又瞅我兩眼。我覺得出他眼神中閃動著惶愧，我倆的位置仿佛顛倒了。

有人揮動手臂喊口號：“堅決擊退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倡狂進攻！”台下應者寥寥。

臺上呼喊：“誓死保衛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偉大成果！”台下回應有氣無力。

臺上喊：“支持小將黃帥，反對‘師道尊嚴’！”台下竟是一片噓聲。

批判會草草收場。批判會開成這樣子，指導員臉上掛不住，畢竟上級多位首長在場，大是大非面前如此態度怎麼得了。指導員色正辭嚴道：“對王亞卓事件的認識是否深刻，證明著我們每個人世界觀改造的程度。今天晚上各班要召開班務會，每個人必須表態發言，各班作好記錄，明天上午交到連部。”

在這之前，我經歷了團、師各種規模的批判會八、九場，氣氛雖然不像六連這樣稀鬆寡淡，卻也沒有什麼刀光劍影殺氣沖天的場面。“王亞卓”當年都是紅衛兵，五、六年前皆親歷過批鬥所謂的“牛鬼蛇神”的運動，見識過群情激憤、同仇敵愾、拳腳相加、乾柴烈火的恐怖景象。而1974年的今天，民眾對於來自上層意識形態的控制和整齊劃一的思想指揮已經不再一昧盲從，堅固的政治堡壘的磚石土木似乎有了鬆動的跡象。

十幾天後，我又收到據說是保定籍的戰友從我的家鄉捎回的一包食品，裡面是一袋奶糖，一袋桃酥。享用的時候，我發現了夾在食物中的一張字條，上面寫著：好自珍重。兄弟們也是迫不得已，切勿當真。落款是“六連人民”。後來得知，那天上臺讀批判稿的六連同志心裡都不是滋味，尤其是王英民。六連的這組稿子被人整理後在《兵團戰友》報上發表出來，王英民更是胸中堵悶。當時他正積極要求入黨，不能不接受這個政治任務。可又怕自己的“落井下石”令我悲傷，此事折磨得他寢食難安，總想找時機向我解釋，但始終未得到機會，因而有了食品袋和袋中的紙條。字條不是王英民親筆所書，卻代表著他和那些批判者的心聲。

經過十幾輪批判，數不清次數的深刻檢討，“王亞卓”問題有了處理結果。給王文堯黨內警告處分，下放連隊勞改；恩亞立團內嚴重警告處分，下放連隊勞改；我，留團察看一年，下放連隊勞改。我們三個人分別發配到離團部百里遠的三個地方。

塞北5月，草綠花芳。我背著行李到四連。在這個陌生的環境，不知大家對我抱有怎樣的態度，心中惴惴不安。出乎意料的是，四連的幹部沒有對我作過一次批判，沒有侮辱和歧視，沒有人把我當“壞分子”看。我的心情漸漸好了起來。距四連十五里地是五連，一年前我曾在那裡蹲過仨月點，和連裡的幾名報導員結下友誼。我到四連後，五連的朋友常來看我，他們怕我在四連受委屈，就聯絡自己在四連的朋友，放話要他們對我加以關照。我還被邀請去五連聚會。我不敢亂跑動到連部請假，連長批准得十分痛快，說：“你有行動的自由，去吧。”我去了五連，朋友們為歡迎我準備了豐盛的酒菜，我和大家開懷暢飲。大醉酩酊。

據說為我的到來，五連弟兄深夜掏了連長家的雞窩，還牽走伙房裡的一塊羊肉。由於動靜過大，驚動了領導。集合號一響，大家被召到操場。指導員聲色俱厲把參與活動的人一通訓斥，他上綱上線說：“你們這些人的政治立場到哪裡去了？你們為王亞卓把酒擺宴，是什麼意圖？是向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挑戰嗎？”此話說得大家心頭起火。七連班長隋來福驀然而起，說：“指導員，您的話說得也太重了。王亞卓有錯誤，但他們可不是階級敵人。《人民日報》上的文章還稱王亞卓為同志，同志是什麼意思？犯了錯誤的同志不等於階級敵人吧？”

指導員一時語塞。連長打圓場，說：“對犯錯誤的同志要從思想上幫助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不是吃吃喝喝，拉拉扯扯。”連長心疼自家昨夜失蹤的兩隻肥雞，老婆讓他追查，他人善，並沒有深究。

（未完待續）

【作者簡介】邢卓，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952年出生於江蘇青浦（現屬上海），1969年參加工作，曾擔任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十九團政治處新聞報導員、保定市第十一中學教師。後調入保定市文聯任創作員，並擔任《青少年文學》雜誌總編輯。1979年畢業於保定師範學校中文系，以文學創作為主，代表作包括長篇小說《雪紛紛》《半世私情》等，199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曾任全國第五屆人大代表、中國作家協會河北分會理事，1994年獲評文學創作一級職稱。

（文章、照片選自網上。來源：小旋風看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