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初，我以重新回到人民隊伍人員剛從牛棚裡出來，卻又以五七戰士動聽的身份下放農村進行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農村廣闊的天地裡，大有作為。要求每個下放幹部要作在農村幹一輩子革命的打算。因此我也作了這方面的準備，在下放農村之前，我到新華書店購買了“赤腳醫生手冊”，“農村電工手冊”，“農村木工手冊”等等。根據我的請求，到湖南老家落戶。當時我己三十六歲，還是一個人，依附在年過古稀的老母身旁。家中還有跛足，僅二十來歲的弟弟，在學做紙制雨傘。老母和弟弟住在南縣縣城，我分配在縣城郊區的一個公社磚瓦廠勞動。這個磚瓦廠連管理人員、土技師在內只有四、五十人。農民工是社來社去的，農閒時來廠裡作工，農忙時回生產隊務農。農民工是友善的單純的，加上我帶有下放幹部的身份，帶工資，有帶糧票的戶口，不給廠裡帶來經濟上的麻煩。我自覺的勞動著，同時努力學習著帶來的手冊，設法邦助廠裡解決業務與生產中的技術問題。如有一次絞和製作磚、瓦的黃泥的動力---電動機不能轉動了，廠裡請的土機械師也一籌莫展，準備到縣城去請電工師傅。當時我根據“農村電工手冊”提供的此類故障的各種分析，該電動機長期處於潮濕環境中，我作了是機心繞組受潮濕所致的判斷，得到土機械師和工人的一致同意。於是組織工人拆卸近百餘公斤的機心繞組，使用大功率燈泡內部燒烤的土辦法，成功的排除了故障，恢復了生產。由於我刻苦認真的勞動和工作，得到廠裡的好評，幾次年終鑒定是良好的。

林彪事件後的文革時期，有些鬆動跡象。我又遂步恢復我多年不得不中斷的半純函數與彈性理論的研究，回憶、整理與編寫我被焚毀的論文。為了結合實際，我翻譯了著名的美國研究生教材《控制系統導論》八十余萬字。此稿在一九八一年在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我還認真讀了一些電子電路，以至積體電路的書。我還翻譯了當時美國電子名著Rodney Sorkin的《集成電子學》，想為日後找工作準備。1974年初，我聽說一家電子廠準備製造集中電路板，需要這方面的技術員。我冒然前去聯繫，當時廠裡人事部門表示歡迎。以後待我的檔案寄到廠裡，卻遭到斷然的拒絕。後來才知道我是在癡心妄想，在那種條件下，當時國內這些技術是被視為先進的保密科學技術領域，我這種人是絕對不能進入的。

四人幫垮臺後，我將以前的研究成果編寫了幾篇論文，並將其中的兩篇論文分別寄給北京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與力學研究所的《應用數學學報》與《力學學報》。這兩篇論文的發表，為1979年我晉升高級職稱作了有力的鋪墊。

事過五分之一個世紀有餘，大約1977年夏，我去看望李老師，剛剛向李老師與師母致以問候，想不到，李老師劈頭急切給我以任務說：“郭友中已從冤獄中出來了，現在沒有戶口、沒有工作、沒有工資、沒有油糧票。他如今住在漢陽，請你到漢陽替我給他送50斤糧票和50元人民幣。”聽到這個消息太意外了。是驚，還是喜呢？！郭友中和我都是李老師的學生，以前是朝夕相處的學友。一九六七年我回湖南探親路過武漢時，是他接待了我，是夜我們還睡在一個辦公室裡。以後聽說過他作為研究所“白專道路典型”，遭到殘酷的批判與鬥爭。接著造反派又捏造去“李國平全國性叛國集團案”，他被牽連進去，被捕入獄，判刑二十年。我一直關心著友中兄的命運。今天突然聽到友中兄己從冤獄中放出來的好消息，特別是李老師夫婦的關懷。怎能不驚，怎能不喜呢！我沒有在李老師家多仃留，接過人民幣與糧票，毫不遲疑，拔腿就走，徑往漢陽。他住在朱家綬老師家裡（以後他們結為夫妻）。見到我時，人很淡定。夏天很熱，我滿頭滿身的汗水。要我去沖一個涼水澡，交給一塊香皂，還囑咐我用香皂擦一擦身，身子會顯得涼快些。這樣，我的心情也逐漸平靜了下來。我們一塊聊著天，回憶過去自己和師兄弟的苦難，李老師的艱難和對我們的關心。痛苦的回憶著在文革中，18個月不分晝夜的大會小會的被批鬥，曾被辱駡為：“知識份子是狗屎，比狗屎還要臭，狗屎尚可肥田。李國平、郭友中連肥田用都沒用。”還講到在文革中，滿懷愛國心從美國歸來的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教授董鐵寶，在學校附近的樹上上吊自殺。空間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所所長趙九章，在中關村家中服安眠藥自殺。火箭燃料化學家肖光琰，不堪刑訊逼供服藥自殺等等，不勝枚舉，勝為唉息。這就是當時知識份子的悲慘遭遇。當然，欣慰著我們自已的倖存和今天有限的解脫。

 1974年初，我看到湖南的下放幹部陸續回到原單位，感到有望回原單位了。但是在撫順工學院的生活使我很傷心，加之不適應嚴寒的長時的冬天，決意設法調到南方工作。我留戀湖南的風土人情和氣候。從1974年到1977年秋，我到多所學校和工廠聯繫由撫順工學院調回湖南，由於檔案內的摘帽右派的記載而遭到多次退檔。好在原單位可能認為我是廢品，也不厭其煩的為我寄出檔案。

1977年未，持續批四人邦的左傾階級鬥爭理論，對反右運動又有些新的評價，形勢愈來對我有利。我托好友將我在中國科學院武漢研究室刊印的兩篇論文，與一疊“控制系統導論”的手稿轉交到中南礦冶學院人事處，其中顯示李國平教授是我的老師，也表明我的論文是在李老師指導下完成的。人事處對我的調動請求，當時請示學院羅拉院長。羅拉院長曾經擔任過武漢鋼鐵總公司的領導，深知李老師的聲譽，對李老師十分敬重。立即明確表態，接受我的要調入中南礦冶學院的請求。這樣，我終於費了太多的周折，終於在1978年初，由遼寧撫順調到家鄉長沙中南礦冶學院，現為中南大學。

這時，我很幸運擔任文革後第一屆，也就是77級機械系新生的“高等數學”課。77、78級的學生不少是下放農村的知識青年，他們知道上大學是多麼來之不易，都十分勤奮的學習。我十分興奮能從農村重新登上大學的講臺，努力認真進行教學工作。我和同學們相處是愉快的，看到他們學業蒸蒸日上，內心是十分高興的。

這時，我也結束了從1970年至1978年長達八年下放農村的生活。這八年，我等於生活在數學研究，特別是在半純函數與彈性理論研究領域的沙漠中，只是零長進。很歎息：青年人生美好的時光就這樣白白地流逝了。此時，我已四十四歲矣。

開頭幾年，李老師和我撰寫“准解析函數論”一書，以後我們學校委託武漢大學培養數學碩士研究生，自然是我與李老師聯繫，有四名碩士研究生放在校內的數學研究所，在李老師的指導下進行學習。每年我都有二、三次去武漢參加數學會議或出差，屆時我一定去看望他老人家，深受教益與支持。有時也接李老師來長沙講學，頗受全校師生歡迎。

       1996年2月8日李國平老師不幸因病逝世，我從長沙趕到武漢，和遺容作最後的告別，萬分悲痛。他的音容笑貌永駐在我的腦海中。他的精神、學問、榜樣的力量一直鼓舞後輩奮發上進， 他的事業永無止境！

2010年11月是李老師誕辰一百周年，2012年11月武漢大學為李國平院士在亨有盛名的理學院前的翠柏林中奠立銅像。李老師的一生如銅像落成儀式祭文曰：“傳道授業，桃李芬芳；科苑講壇，鑄就輝煌”。“高山比肩，江河競長”。今以小文權作百年緬懷。（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