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是美国著名逻辑学家怀特的学生，他用中文讲课讲不了，他的思维是英文思维，必须用英文讲。反正，那时能考上清华大学的，听英文课也不成问题。当年金岳霖为中国引进了数理逻辑，但学习苏联后这条路理所当然地被否定了。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嫌金岳霖迂腐，希望他多了解社会。金岳霖租了辆黄包车去天安门，他手搭凉棚，左看看，右看看，后来报告毛泽东说，按照指示已经了解了社会。但他心里一定在想，这个社会怎么就那么讨厌他的数理逻辑呢？

在季羡林看来，金岳霖是杰出的学者、杰出的哲学家，他平时非常随便，后来他在政协待了很多年，两人同时又待了十几年，开会时常同在一组，一起说说话，非常随便。有一次开会，金岳霖非常严肃地作自我批评，决不是开玩笑的，什么原因呢？原来他买了一张古画，不知是唐伯虎的还是祝枝山的，不清楚，他说这不应该，现在革命了，买画是不对的，玩物丧志，我这个知识分子应该作深刻的自我批评，深挖灵魂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是开玩笑，真的！老先生认真到这种程度，简直有些迂腐了。

10、抬杠会长郑振铎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读书时，郑振铎是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在清华大学兼课。郑振铎(1898—1958)，生于浙江永嘉，1919年11月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宣传“五四”新文化思想。1921年他到上海，与沈雁冰等人一起组织文学研究会，先后主编《时事新报》的《学灯》和《文学旬刊》，1923年起主编《小说月报》。1931年9月后，他到北平燕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并主编《文学月刊》和《文学季刊》。燕京大学是当时全国十多所教会大学之冠，拥有非常优秀的师资。美国耶鲁大学的建筑师亨利·克拉姆·梅菲设计的办公楼和教学楼上，用现代钢筋水泥建筑与传统的琉璃瓦大屋顶相结合，形成了新式的对称型宫殿建筑，连自来水塔也隐藏在钢筋水泥的宝塔内，取名为博雅塔。

郑振铎在清华大学兼课时，季羡林旁听过他的课。那时他来清华大学讲他刚出的一本书《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季羡林经常去旁听。那本书预定是三块大洋一本，三块大洋这个数目在当时不是小数，学生们包饭一个月是六块大洋，可以天天吃肉。三块大洋，就是半个月的饭费。当时，李长之、林庚、吴组缃和季羡林这“四剑客”，和其他希望搞点文学的同学，都预订了郑振铎的书。

郑振铎是一个渊博的学者，掌握了大量的资料，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透过高度的近视眼镜从讲台上向下看挤满教室的学生的神态，学生们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他们回忆起来仍宛然在目。因为当时的教授一般是有架子的，高高在上，学生们感到他们威严得不得了。郑振铎当时在被称作贵族学校的燕京大学教书，挣多少钱不清楚，但恐怕要高于四百圆现大洋。这种经济地位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穷学生们一个月吃饭六块大洋，那些教授们一个月拿四百圆，甚至更多，有架子很自然。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原以为郑振铎一定也是有架子的教授，但是他们同他一接触，就感到他同别的教授不同，在他身上看不到半点教授的架子。他自己也好像并不觉得比学生们长一辈，有时就像一个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说话非常坦率，不装腔作势，也从来不想教训人。郑振铎豁达大度，在当时既不围小圈子，也不搞小动作，学生们在背后常常说他是一个“宋江式”的人物。

1934年1月１日，郑振铎正同巴金、章靳以主编一个大型刊物《文学季刊》。按惯例是要找些名人来当编委的，这样可以给刊物镀上一层金。他确实也找了一些名人，但是像季羡林这样一些无名又年轻之辈，他也决不嫌弃。他们当中有人当上了编委，有的当上特约撰稿人，名字都煌煌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学生们难免有些沾沾自喜。郑振铎对青年人的爱护，恐怕别人都很难做到。当时，丁玲的《夜会》刚刚出版，季羡林读过以后觉得有些意见要说，就写出一篇书评，发表在他主编的《文学季刊》的创刊号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羡林既景仰他学问之渊博，又喜爱他的为人之亲切平易，只要有机会总去旁听他的课。在一个秋天的夜晚，季羡林和几个同学从清华园走到燕园，到郑振铎家去拜访他。他的房子是旧式平房，外面有走廊，屋子里有地板，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住宅。旧式平房的屋子里排满了书架，都是珍贵的红木做成的，上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珍贵的古代典籍。屋子里的气氛是典雅的，书香飘浮在画栋雕梁之间，学生们狠狠地羡慕了一番。这样一位大学者，在清华大学的学生看来，自然像长江大河汪洋浩瀚，像泰山华岳庄严敦厚。当时的一些名人同他一比，简直如小水洼、小土丘一般，有点微不足道了。

郑振铎是燕京大学的名教授，兼职很多，常常奔走于城内城外。有时坐校车，有时候要骑驴，有时候坐人力车。他的近视眼镜的度数很深，但他走路又总是愿意跨大步，风尘仆仆地奔走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城里的其他大学之间。他老是挟着一个大皮包，里边总是装满了稿子，鼓鼓囊囊的。学生们在背后说笑话，说他走路就像一只大骆驼。可他一坐上校车，就打开皮包拿出稿子写起文章来。郑振铎爱书如命，他买书的方式也很特别。他认识许多书贾，一向不同书贾讲价钱，只要有好书，他就留下。手边也不一定有钱偿付书费，什么时候有了钱就还账，没有钱就用别的书来对换。他自己也印了一些珍贵的古籍，比如《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玄览堂丛书》等，有时他就用这些书去还书债。书贾愿意拿他的什么书，就拿他的什么书。

季羡林在1946年夏天从国外回到上海，住在臧克家家里。这时郑振铎也在上海。季羡林便和臧克家、王辛笛诸友去看他。有一次，郑振铎请季羡林他们吃饭。他的母亲不顾高龄，亲自下厨为他们做了家乡饭菜。几个同去的人个个都很感动，季羡林至今难忘那次会面。当时上海的反动势力极为猖獗，郑振铎追求进步，自然成了反动势力的对立面。他主编了一个争取民主的刊物，推动民主运动，更成了反动派的“眼中钉”，被列入黑名单，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当郑振铎与季羡林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向和蔼的他，出人意料地大发雷霆，声震屋宇，流露出极大的义愤和轻蔑。季羡林这才认识到郑振铎的另一面：嫉恶如仇，横眉冷对，疾风迅雷，金刚怒目。他对友和对敌，完全是两种态度。季羡林告诉他自己已应北京大学之聘，担任梵文教席。他听后喜形于色，认为在北京大学教书简直是理想的职业。在自己主编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专号”的题词中，特意写了一段话，肯定季羡林的梵文研究会给研究工作者们以相当的感奋。郑振铎对待后学溢于言表的热爱和鼓励之情，使季羡林非常兴奋和感动。

除陈寅恪之外，季羡林在建国初期接触最多过从甚密的老师有两位：郑振铎、冯友兰。他们一个在政治上大红大紫，一个在政治上被一批再批。季羡林与他们都保持着友好关系。在第一次赴缅甸、印度访问期间，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季羡林和郑振铎、冯友兰同坐一列火车，同乘一艘轮船，同登一架飞机，增进了相互间的友谊。郑振铎是代表团副团长，他身躯高大魁梧，说话声音洪亮。冯友兰是代表团团员，他长须飘胸，道貌岸然。两人年龄相若，风格却迥异。郑振铎当时已经渐入老境，但仍不失其赤子之心，他同谁都谈得来，也喜欢抬杠，开玩笑。恰好代表团中有几个人都愿意抬杠，于是成立了一个“抬杠协会”，简称“杠协”。会员们想选一个会长，领袖群伦，月旦朱紫，唇吻雌黄，最后都觉得郑振铎喜欢抬杠，又不自知其为抬杠，已经达到圆融无碍的抬杠圣境，便一致推举他为“抬杠协会”会长。和郑振铎相比，冯友兰是威严有余，活泼不足。他说话有点口吃，偶尔也愿意说点笑话，是一个懂得幽默的人。而郑振铎开玩笑，爱找的对象恰恰是冯友兰，他管冯友兰叫“大胡子”，不时地和他说些开玩笑的话。

有一次，冯友兰正在理发、刮脸的时候，郑振铎在旁边起哄，连声对理发师高呼：“把他的络腮胡子刮掉！”理发师被呼得不知所措，一失手，真把冯友兰的胡子给刮掉了一块。郑振铎胜利似的大笑，旁边的人也陪着笑。冯友兰只是微微一笑，神色一点也不变。冯友兰大度包容若此，难怪“文革”中，他白天挨斗，晚上回家还读《庄子·逍遥游》。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季羡林对郑振铎更为了解了，感到他胸怀坦荡，耿直率真，豁达大度。出国前检查身体，他的糖尿病已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有几个“＋”号。团里的成员都替他担忧，他自己从来不放在心上，喝酒、吃点心依然如故。回国以后，季羡林也经常同郑振铎接触，有一段时间，他在北海团城办公，担负的行政工作更为繁重了，但他对书籍的爱好却一点也没有减少。有一次，他请季羡林在家里吃饭，季羡林看到他满屋里都堆满了书，大都是些珍本小说、戏剧、明清刻本，满床盈案，累架充栋。一谈到这些书，他仿佛早把繁重工作造成的劳累都丢在了一边，眉飞色舞地谈起来没个完。

没想到晴天一声霹雳，1958年10月郑振铎竟在飞机失事中罹难，过早地离开了人间。郑振铎乘坐的飞机失事时，季羡林正好在莫斯科，他回国时乘坐的飞机中放着郑振铎等六人的骨灰盒。

11、有独立风格的沈从文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上学期间和沈从文就有较多的接触。当时季羡林喜欢读沈从文的作品，觉得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了鲁迅就是沈从文。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就能立刻辨认出来，决不含糊，季羡林对他给予很高评价。沈从文出身于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湘西那一片有点神秘的土地，其风土人情通过他的笔而大白于天下。湘西如果没有像沈从文这样的大作家、黄永玉这样的大画家，恐怕一直到今天还是一片充满了神秘的terraincognita（没有人了解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