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课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一门旁听课：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可以说是一直影响到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季羡林自传》

1、走进了清华园

1930年季羡林高中毕业。本来，他想找一个能够拿到“铁饭碗”的职业，以便养家口。在季羡林叔父的眼中，有三个职业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是邮政局，一个是铁路局，一个是盐务稽核所。这些职业都控制在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手中，在那时候“老外”是上帝，谁也不敢碰。只要从他们手里能够拿到一只饭碗，好好干活，不违“洋”命，终生有饭吃则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成为“羲皇上人”。［1］季羡林：《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季羡林高中毕业后遵叔父之命，去报考邮政局，想当一名邮务生，借此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反正他也已经成家，妻子彭德华又非常贤惠。他非常喜欢无风无浪的生活，但是面试的“老外”没有看上他，看他不像那块料，结果他名落孙山。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季羡林才到北平去考大学。当时大学虽然不像今天这么多，但还是五花八门的，国立的、私立的、教会的，纷然杂陈。当时的国立大学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私立大学有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北平大学、北平民国大学、孔教大学、北京弘达学院等，教会大学有美国基督教会在协和大学和汇文大学基础上建立的燕京大学、罗马教廷办的辅仁大学等。这些大学教育水平、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对考生的吸引力也就大不一样。最受垂青的同今天完全一样，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两所大学是齐名的国立大学，全国所有进京赶考的“举子”，几乎没有不报考这两所大学的。这两所大学自然也就成了“龙门”，门槛高得怕人，一般人很难跳过这个“龙门”，往往是几十个人才能录取一个。

季羡林有一个山东老乡，去北平报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五次了，却次次名落孙山。这一次是第六次，又同季羡林他们一起来报考，结果还是榜上无名。他受刺激太大，几乎精神失常，一个人恍恍惚惚地在西山一带转悠了七天才清醒过来。从此，他终于断了大学梦，回到山东老家，后来不知所终。

季羡林是第一次进北平。他从一个省会城市来到这元、明、清三朝之都的大城市，真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味道。他在几年后的一篇文章里写道：

我现在还能很清晰地温习一些事情：我记得初次到北平时，在前门下了火车以后，这座老都市的影子，便像一个秤锤，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迷惘地上了一辆洋车，跟着木屋似的电车向北跑。远处是红的墙、黄的瓦。我是初次看到电车的，我想，“电”不是很危险吗？后面电车上的脚铃响了，我坐的洋车仍然在前面悠然地跑着。我感到焦急，同时，我的眼仍然“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我仍然看到，红的墙、黄的瓦，终于，在焦急，又因为初踏入一个新的境地而生的迷惘的心情下，折过了不知多少满填着黑土的小胡同以后，我被拖到西城的某一个公寓里去了，我仍然非常迷惘而有点近于慌张，眼前的一切都仿佛给一层轻烟笼罩起来似的，我看不清院子里有什么东西，我甚至也没有看清我住的小屋，黑夜跟着来了，我便糊里糊涂地睡下去，做了许许多多离奇古怪的梦。［2］季羡林：《枸杞树》，见《季羡林散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季羡林坐着洋车进了北平城。坐这种人力车，不能把背紧靠在座背上，以免惹上能传染伤寒病的虱子。人力车夫希望你乘车，他们可以因此得到一点微薄的车费养家口。车夫之间的竞争及无组织状态，使车费低微。这都是由于中国过剩的劳动力所致。［3］费正清：《费正清自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季羡林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进了北平。他在西单大木仓的一个小胡同里，找了一家公寓住下来，到沙滩北京大学三院去参加考试。当时考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季羡林的八九十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所大学，他却只报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所学校各考三天，晚上回西单公寓，蚊子咬得很厉害。结果老天助他，两所大学都考上了。

那时候考大学不像现在这样，而是同时几所大学都可以录取。比季羡林早一年报考大学的乔冠华，是1929年在上海报考的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他两所大学也都考取了。

两个学校的考题各有特色。如国文试题，清华大学的作文题是《梦游清华园记》。到1933年，季羡林的老师陈寅恪给清华大学出的国文入学考试作文题，仍然是《梦游清华园记》。只是外加对对子的一道题，以测试学生对汉语理解的程度。当时还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据冯友兰先生说，在这以前，每年要看成千份入学考试的国文卷子，真正好的和真正坏的都是少数，大多数是不好不坏的中流的，很难判分，结果是一份卷子分给几个人看，最后把分数折中平均。所以陈寅恪主张用对对子的方法，因为一副对联虽然只有几个字，但是可以测量出学生对于中国语言的知识和中国文学的了解，看卷子可以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阅卷人也省事。这样就请他出了一个对对子的题目。他出了上联，是：孙行者，让学生对下联。有一个学生对的下联是：胡适之。这个学生对什么是实词，什么是虚词，什么是名词，什么是动词，是清楚的。而且用胡对孙，说明他还知道“猢狲”的故事。（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9-70页）

北京大学的作文则是《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之》，至于英语考试，北京大学的题目奇特得很。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方面的试题以外，还有一段汉译英，选择的是五代时李煜的词《清平乐》：

    别来春半，

    触目愁肠断。

砌下落梅如雪乱，

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

路遥归蒙难成；

离恨恰如春草，

更行更远还生。

让学生把前半阕翻译成英语，对一般的高中生来说，确实是很难啃的硬骨头，不用说翻译成英语，就是翻译成现代汉语，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而且，在英语的考试中，还出乎考生的意外，在公布的考试科目之外，又加了一道小菜：加试英语听写。听写时，老师念了一段寓言，其中有狐狸，有鸡，季羡林大都写对了。但有一个单词suffer(经受、忍耐)，他由于临阵惊慌，听懂了，却没有写对。考完之后，同去的山东老乡都面带惊慌之色，几乎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录取的希望破灭了。济南高中的英语教学从来没有做这样的练习，所以考北大的几个同学，被这当头一棒给打懵了，没有几个考生能听得懂。当时去北京赶考的学生有八九十人，大多都报了北大和清华，机会难得，蒙上就赚了。但考完以后，很多学生傻了眼。清华当年招收200多学生，北大更少，只有100多名。所以能够考上这两所学校的，很少很少。对付不了北大和清华考试的一些考生，最后被为了收报名费和学费的朝阳大学录取了。季羡林因为基础比较牢固，很容易就对付过去了。季羡林文科考试应该是很好的，但是他的数学却考得非常糟糕，只得了4分。原因是他用几何方法解了代数题。

结果，这次考试，他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华他都被录取，一时间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

两校经过选择，他选上了清华大学。

他似乎容易做出选择，因为清华大学比武汉大学名气大多了。但是，到季羡林这里，选择却成了难题，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对他来说，成了鱼与熊掌，何去何从？一时成了挠头的问题，一番艰苦的思考开始了。北京大学建校略早几年，建于1898年，原名为京师大学堂。梁启超为京师大学堂草似的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1917年，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北京大学一直保持着民主与进步的传统，自由阅读、独立研究的学术空气比较浓厚，培养了严谨治学的优良学风，并且一直有学术造诣极高的教授、学者执教。上这样的名牌大学，自然是考生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是1911年建立的，是清朝政府用美国“退还”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办成的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校址是原来清代的皇家庄园，建筑则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季羡林认为北京大学强调“兼容并包”，自由发展，各极其妙，不可偏执；而清华大学则强调计划培养，严格训练。季羡林对清华大学的印象是：清新、活泼、民主、向上。

我左考虑，右考虑，总难以下这一步棋。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吾从众”，终于决定了清华，入的是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4］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载《东方》1994年第4期。

季羡林终于走进了清华园，圆了上大学的梦。

从西单租住的那个公寓，搬到清华园来，季羡林被清华园的美丽景色陶醉了。他对清华园的印象是这样的：

这园子素来是以水木著名的。春天里，满园里怒放着红的花，远处看，红红的一片火焰。夏天里，垂柳指着地，浓翠扑上人的眉头。红霞般的爬山虎给冷清的深秋涂上一层凄艳的色彩。冬天里，白雪又把这园子安排成为一个银的世界。在这四季，又都有西山的一层轻渺的紫气，给这园子添了不少的光辉。这一切颜色： 红的，翠的，白的，紫的，混合地涂上了我的心，在我心里幻成一幅绚烂的彩画。我做着红色的，翠色的，白色的，紫色的，各样颜色的梦。［5］季羡林：《枸杞树》，见《季羡林散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在校园内西隅湖畔，有一个水木清华轩，殷兆镛写了一副楹联：

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

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山居。

“水木清华”由来已久。早在古代，文人们便用“清华”形容清美华丽，如《晋书·左贵嫔传》说：“帝每游华林，辄回辇过之，言及文义，辞对清华，左右侍听，莫不称美。”晋谢叔源的《游西池诗》说：“逍遥越城肆，愿言屡经过。回阡被陵阙，高台眺飞霞。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吴鸣禽集，水木湛清华。褰裳顺兰沚，徙倚引芳柯。美人愆岁月，迟暮独如何？”这是“水木清华”的最早出处。《南史·隐逸传》也有“岩壑闲远，水石清华”的句子。这些都是在清美华丽的意义上使用的。后来“清华”一词还有引申义，从物之华美，扩大到人之清高显贵，如《北齐书·表聿修传》： “聿修少年平和温润，素流之中，最有规检。以名家子历任清华，时望多相器待，许其风鉴。”于是，建于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清华学堂，便出尽了“清华”的风头，使“清华园”这名称充满了诗意。对这充满了诗意的清华园，季羡林用诗一样的语言来描述它：

清华园这名称本身就充满了诗意。它的自然风光又是无限的美妙。每当严冬初过，春的信息，在清华园要比别的地方来得早，阳光似乎比别的地方多。这里的清草从融化过的雪地里探出头来，我们就知道：春天已经悄悄地来了。过不了多久，满园就开满了繁花，形成了花山、花海。再一转眼，就听到满园蝉声，荷香飘溢。等到蝉声消逝，荷花凋零，红叶又代替了红花，“霜叶红于二月花”。明月之夜，散步荷塘边上，充分享受朱自清先生所特别欣赏的“荷塘月色”。待到红叶落尽，白雪渐飘，满园就成了银妆玉塑，“既然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就盼望春天的来临了。在这四时变换、景色随时改变的情况下，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背景，那就是西山的紫气。“烟光凝而暮山紫”，唐朝王勃已在一千多年前赞美过这美妙绝伦的紫色了。这样，清华园不是一首诗而是什么呢？［6］季羡林：《清华颂》，见《季羡林散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8—439页。

清华学校在1925年成立大学部，后先采用美国风行的初级大学办法，分大学部为普通与专门二科。普通科两年或三年，不分系，所开课程要适应所谓“通才教育”的要求，是一些有关自然、社会与人文方面的概论课程。由于它不文不理，过于空泛，还与国内一般大学学制不相衔接，学生不欢迎，纷纷退学，只好停办。1926年清华学校改为四年制大学后，将普通训练缩短为一年。1927年又将一年的课程规定为全校各系学生的公共必修科目，包括中文与英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念性课程。通才教育并不是要学生在自然、社会、人文方面成为综合的通才，而是在各方面都要有一定的通识，哪怕不一定精研此学。冯友兰曾认为：“清华通才教育应该如此。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对一些有特长的人，就不宜用这种框框衡量。”［7］冯友兰： 《三松堂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6—321页。

清华大学本科的学制与国内一般大学一样，是实行美国式的学年学分制，即规定毕业期限至少四年，所习课程按学分计算，每学期每周上课一小时或实验二三小时者为一学分。1929年度起取消了毕业考试，改为四年级时撰写毕业论文一篇（相当于一门课，约3~4学分）。1932年度起按教育部1931年的学分制划一办法，将四年总学分由136分改为232分。此外尚必修体育8学分，军事训练6学分，党义2学分。与学分制并行的是选课制。学生于每学期开学时，参照各系规定的课程表自行选定课程，中途亦可增选或退选，但大一应修课程不得中途退选。学生每学年开始选修及事后增选改选课程，都须经系主任签字批准。此外学生于四年中经有关系主任及教务长核准，还可中途转系，其已修课程的学分由所要转入的系重行审定，承认有效或无效，并按学分决定年级。学生毕业后也允许继续留校转系肄业，其已修之该系课程仍可承认其学分。这样，一般可插入他系二三年级肄业。课程有必修和选修两种。各类课程及学分在各系之课程表中均分别有规定，但课程表上所列各课程之学年分配与门数是一般的规定。学生不必严格按课程表选课，可自定计划选修。由于有些课程规定有选修课程，同时学生选课均须经系主任批准，故大致可以控制选课。

在1932年以前，清华大学在社会上和一般考生的心目中，仍然是一所新办的大学，对考生的吸引力远不如北京大学等著名的老牌大学。但考虑到将来有出国的希望，季羡林放弃北京大学而选择了清华大学，就是他觉得清华大学出国机会多。初到学校时季羡林一度想学数学，但是学生入学后，学校对选择院系有一些限制。他去找教务长，谈自己想转数学系的想法，教务长告诉他，转数学系可以，但要准备8年。他的数学考试分数只有4分，这样他就死了转系的心。学生在入学考试时，数学、物理、化学的成绩必须达到及格，才能在大一新生分系时，进入理学院的算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成绩及格的这种要求在当时是很高的，从1928年开始录取大一新生总平均成绩最高年份为48分。有不及格的必须重新受到甄别考试，甄别考试不及格的，须重新修读高中物理或补习化学。为此，算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曾专门设立过这类补习课程。季羡林入学考试的数学成绩并不理想，只得放弃学数学的打算。后来选系时，他选了最容易出国的西洋文学系。

季羡林考上清华大学的时候家庭很困难，故乡清平每年给考上大学的学生补助150元钱，没有那150元他很难上完清华大学。

清华校园是在圆明园废墟上建设起来的。1860年和1900年先后两次被毁的圆明园东部是熙春园、近春园，清华大学的校园就是在这两个园的旧址上建立起来的。咸丰年间将两园改名，统称为清华园。吴宓对陈寅恪介绍清华园说：“提起这清华园，还颇有一段来历呢。你看这一带房舍众多，其实只是当初熙春园的一半。这熙春园是康熙爷的行宫，跟圆明园差不多同时建造。道光皇帝子女多，分赠园子分不过来了，就把熙春园割成东西各半。西边的叫近春园，就是现在靠着西院的荒岛，当年那个地方规模可大呢，道光把它封给四阿哥——也就是咸丰，东边又重建了一百多间房舍，仍叫熙春园，分给了五阿哥，到咸丰登极，就把它改叫清华园了。”

考进清华大学的学生，都有一种奋发图强、洗刷国耻的爱国主义情怀，季羡林和他的同学们也不例外。 季羡林入学的时候，梅贻琦正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他致力于通才教育的实施，认为办大学的目的，一是要研究学术，二是要造就人才。他提出一段著名的论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话是仿照孟子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来的。根据当时担任文学院长的冯友兰回忆，他严格奉行教授治校的方针，以至于当时清华大学有“神仙、老虎”的说法。清华大学强调基础，许多大一课程必须由教授亲自担任，助教只管批改试卷。但教授上课时间可自己选择，许多人一周的三节课是连着上完，这样，除去法定假日，他就有三天的空闲自由支配。而教授的工资相对于其他学校的也要高，所以教授是“神仙”。闻一多跟教务处交涉，把他的课安排在黄昏，因为他是一个诗人，越到晚上精力越旺盛，讲课时灵感也就充分。他上课前总是先跟同学奉烟：“哪位要抽，自己来拿。”学生当然不好意思，他就燃上一根纸烟，摊开《楚辞章句》，一字一顿地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名士！”“老虎”指的是学生。学生会大权在握，自治力很强，学生的生活水准高，伙食、住宿等条件尽够标准。工字厅的舞会，大礼堂的电影、唱片欣赏，都是绝好的去处。学生们办的《清华周刊》开始只是议校政，后来痛诋时局，一时风靡全国。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有一次对冯友兰说：“我发现一个学校，总有三派势力，校长、教授、学生，只要其中两派联合起来反对另一派，那就非败不可。”学生之力，可见一斑。

在进了清华大学以后，首先让季羡林感到的是师生之间的隔阂。当时的教授一般工资一百大洋，高级一点的就是四百，那时候学生生活水平一个月是六块大洋，吃的是杏花丸子、叉烧肉、狮子头。清华大学有些教授，不是每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有的人在清华大学当教授，政府方面让他去当个什么长的就走了，你不做官了再回来教书，所以社会地位很高。这样一个存在决定了教授的自命不凡，也就端出架子。并且教授是架子极大，一般不大与学生来往。当时的学校差别很大，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学校，教授的待遇肯定可以得到保证，但有的学校教授的待遇就不一定能得到保证。有的教授同时在四个学校兼课，结果四个大学都发不出工资，被称为“四大皆空”，这样的教授就不可能有架子了。学生里边也有一些富贵人家的子弟，有些甚至是纨绔子弟。他们不一定都有架子，但是决不是都没有架子。清华大学有为数不多的日本留学生，季羡林同其中的一个还同屋住过一学期。那人是土肥原将军的部属，本来到清华大学只是一个幌子，是只留不学的。对这样的人，季羡林是一百个看不起。而在中国同学中，季羡林的自卑感也是非常明显的，甚至是很强烈的。他知道来自贫困地区的穷人家的孩子，富贵人家的子弟是看不起的，他很少与那些有架子的富贵子弟交往，但是也有一些富贵子弟是好接触的。

2、清华“四剑客”

吴组缃先生就是在清华园里，季羡林认识了吴组缃。他们都在清华大学读书，吴组缃大他3岁，比他高两年级，又不在一个系，但不知怎么的就混熟了。吴组缃（1908—1994），安徽省泾县茂林人。他在中学时曾主持学生会的文艺周刊《赭山》，开始文学创作，在《赭山》、《皖江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些散文、白话诗。1923年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短篇小说《不幸的小草》，1925年3月在《妇女》杂志上刊出的短篇小说《鸢飞鱼跃》，都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他1927年结婚，回茂林当小学教员。1929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学到中文系，1933年毕业后直升清华大学研究院深造。在清华大学这个时期，是吴组缃文学创作的高峰阶段。他创作的小说《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以鲜明的写实主义风格享誉文坛，尤其是小说《一千八百担》，借宋氏家族的一次宗族集会，形象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制度的衰落。吴组缃的创作朴素细致，结构严谨，擅长描摹人物的语言和心态，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共同的文学爱好把季羡林和吴组缃聚拢在一起，他们成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同他俩经常在一起的还有林庚、李长之，他们四个人成了清华园里有名的“四剑客”。“四剑客”中季羡林的岁数最小，当时还不到20岁，并且幻想特别多。他们放言高论，无话不谈，个个都吹自己的文章写得好。林庚早晨初醒，看到风吹帐动，立即写了两句白话诗：“破晓时天旁的水声，深林中老虎的眼睛。”当天就得意地念给其他三个人听。他们经常会面的地方是工字厅。这是一座老式建筑，里面回廊曲径，花木蓊郁，后临荷塘。那个有名的写着“水木清华”四字的匾，就挂在工字厅后面。这里非常清静，对“四剑客”来说，是高谈阔论的理想场所。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出版时，他们四个人又凑到一起大侃《子夜》，意见大体分为两派：季羡林给予否定，觉得茅盾的文章死板、机械，没有鲁迅的那种灵气；吴组缃给予肯定，说《子夜》结构宏大，气象万千。《文学季刊》社请客，李长之、季羡林、林庚都去参加。季羡林还同吴组缃、李长之去看望郑振铎，到他家里去玩。那时下着雪，他们踏着雪，中外古今地谈论着。他们还在李长之房间里讨论创作时的理智和情感的冲突，参加的人除了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外，还有张露薇等人。他们经常一讨论就是半天，结果还是归结到生活在改变，作品也应该不断改变。

吴组缃上中学时就结了婚，在清华大学上学时把家眷也带了来。他家住在西柳村，季羡林、李长之常去那里看他们。季羡林后来还说，现在听说中国留学生可以带夫人出国，名曰伴读，吴组缃的所为不正是“伴读”吗？真可谓“超前”了。那时，吴组缃有一个女孩，小名叫小鸠子。李长之《孩子的礼赞——赠组缃女孩小鸠子》的文章提到“现在在一起的孩子们中，我得益顶多的，又彼此知道姓名的，是小鸠子。也许是我锐感或过敏，这孩子和我颇有交情。孩子们的爸爸组缃，真是如我们几个朋友所加的‘徽号’，是一位感伤主义者，他看一件什么事物，无往而没有感伤的色彩。连他的声调也是感伤主义的，虽然在锐利的幽默中，甚而哪怕是讥笑的态度，也有怜悯的伤感的同情在。他的夫人和孩子刚来北平不久，他曾向我介绍过他的孩子，据说是非常想家，常模仿在家里的祖母想她的光景，而且还感到孤寂，因为那时还没有在一块玩的小孩子，孩子才多大呢，不过6岁。我心里想，组缃的话是不能不承认的，因为有他这样伤感的爸爸，孩子难以不伤感，而且纵然不伤感，由感伤主义者的爸爸看去，也会伤感了的”。1993年下半年，季羡林到吴家去看吴组缃，小鸠子正好从四川回北京陪伴父亲。她当时也已60多岁，季羡林叫了声“小鸠子”！吴组缃笑着说：“现在已经是老鸠子了。”时间的流逝竟是如此迅速，季羡林也不禁“惊呼热衷肠”了。　　

清华大学毕业后“四剑客”各奔前程，但各自怀着对对方的忆念，在寂寞中等待。一直等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吴组缃、林庚又都来到了北京大学。此时他们都已成了中年人，当年的少年锐气已经磨掉了不少，平常也难得见面。时光是超乎物外的，季羡林同吴组缃在牛棚中做过“棚友”。1992年，胡乔木来北京大学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结束后，季羡林陪他去看了林庚。他执意要看一看吴组缃，说他俩在清华大学时曾共同搞过地下革命活动。季羡林于是从林庚家打电话给吴组缃，但没有人接，胡乔木和吴组缃至终没能再见上一面。

清华大学还有一位季羡林的老乡许振德，别字大千，他也是西洋文学系的学生。季羡林刚进入清华大学时，出于山东人的豪侠气，他帮助过新来的老乡季羡林。他们两人的交情很不一般，仅次于“四剑客”的关系。

许振德帮助季羡林的事是，清华大学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新生入学，都要经过“拖尸”一关。“拖尸”是英文toss的音译，新生在报到前必须先到体育馆，老生中的好事者列队在里边对新生“拖尸”。就是几个长得壮实的老生，把新生的两手两脚抓住，举起来在空中摇晃几次，然后抛到铺在地上的垫子上，这样就算是完成了手续。体育馆的墙上贴着大标语：“反抗者下水！”果然，室内游泳池的门开着，随时恭候入水者。后来又演变出许多花样，包括“搜索敌军”、“测肺活量”、“吃苹果”、“丈量精确度”、“鼻力测验”等。

季羡林很自然地随着人流到了体育馆，接受“拖尸”这一关的考验。正当他做好了准备时，老生中这个叫许振德的人站出来为他“保驾”。他是清华大学的篮球队长，他的出面使季羡林免遭“拖尸”。后来，季羡林才意识到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而以后想补课也没有机会了，至今他甚至觉得有些遗憾。但从此以后他和许振德却成为来往最多的朋友。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时写的日记，只有后两年的，第一次出现林庚的名字是1933年8月22日，那天季羡林正在读林庚、冼岑的诗。他觉得冼岑的诗比较好，而对林庚的诗却未置可否。他和林庚见面是在8月31日。那天下午，林庚去找季羡林。他们一见面，就很谈得来，季羡林觉得他人很好，是个很投缘的人。后来他们经常在季羡林屋里大谈，有时候在李长之屋里，或者在林庚屋里。他们往往谈到很晚，谈得兴致淋漓时直至凌晨1点。有时候季羡林觉得林庚真是个诗人，又像个大孩子。在别人面前他总得时时刻刻防备着，在他面前就用不着防备了。林庚的诗集出版，他马上给季羡林送了一本，而且还请他吃晚饭，他们大吃了一顿。林庚请季羡林替他翻译自己的诗，季羡林推了几次都推不开，只得接受下来。

在庆祝林庚90诞辰的祝寿会上，最感动人心的是一种真挚默契的情感。季羡林与林庚的友谊也有整整的70年了，他深情地忆起当年和林庚、吴组缃、李长之四人在清华大学结下的友谊，笑称那时的他们还是“四个孩子”。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各个人都不示弱，都吹自己的文章好，这个是神来之笔，那个是妙笔生花。他们四人之间没有任何芥蒂，几乎是全无遮挡。有一次，林庚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袭来了什么什么”，李长之和他争论，认为“袭”字不如“笼”字，“笼来了什么什么”，有一“笼”字，境界全出。［8］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2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页。

季羡林特别赞赏林庚的“童心”，他说林庚自少到老都充满了“少年精神”。他们自在清华大学被称为“四剑客”以来，季羡林对林庚可谓知之甚深，因而描画也最真切。正如同为林庚老友的任继愈所说，他们一颗童心尚在，丝毫不为世故所沾染。大概也唯因如此，林庚才能在晚年依然不断写出“蓝天为路，阳光满屋，青青自然，划破边缘”这样美丽清新、充满情趣的诗句吧。 林庚的弟子袁行霈曾说：“林先生不仅有诗人的气质和学者的襟怀，还有宝贵的哲人的智慧。我追随林先生多年，从林先生那里学到了许多知识和做学问的方法，也受到多方面的熏陶，学到做人的道理。林先生总是高扬精神的力量，力求摆脱物对人的约束。盛唐气象、少年精神、青春气息……林先生一贯提倡的这些，都是人类精神的精华。他的诗歌和学术都在鼓荡精神的力量，他的全部努力集中为一点，就是呼唤和歌唱以充沛的创造力为标志的青春。”［9］张洁宇：《文边小语“蓝天为路阳光满屋”——林庚先生九秩寿诞华会侧记》，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正是这种精神的力量和青春的热情，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也正是这些，使林庚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受益终生。

李长之是季羡林一生中最早的同学和朋友。李长之既是诗人，也是一位文艺批评家。他是季羡林在济南时期的小学同学，后来又是清华大学的“四剑客”之一。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同学中是非常亲密的，互相以兄称呼。李长之(1910—1978)，山东利津人。季羡林认识他的时候，只有八九岁，他们同时入济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季羡林是从私塾转入新式小学的，他一点也不知道学习，只是终日嬉戏，并不努力去念书。他经常和李长之在一起玩。当时的校长是王祝晨，他是有名的新派人物，在山东最早接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在学校里首倡文言文改为白话文。季羡林被叔父强迫转学到新育小学后，就和李长之分手了。六年以后，季羡林考入正谊中学，而李长之则考入济南一中，后来李长之于1929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在校期间就发表了散文作品，《我所认识的孙中山》是他的早期习作。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李长之没有进入北京大学，而是在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这样，他们又经常在一起了——一块吃饭，一块进城，一块逛街，一块侃书，有时候难免磕磕绊绊，闹点矛盾，还可能争得面红耳赤，但他们谁也离不开谁，他们一直是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的时候，头两年没有记日记，1932年8月22日开始写日记，第二天的日记中就有与李长之的会面，第三、四天的日记也有与他的会面。第五天有与他的两次会面：午饭一次，晚上在季羡林宿舍一次。季羡林虽然对李长之有一些偏见，但是他们毕竟是从小学就开始交往的好朋友，因此他们始终联系密切。他们交流的心得，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家庭之所以供自己上学，不过是像做买卖似的，投出去的以后要收回来。所以他们想自己多赚点钱，把经济权抓在自己手里才能独立，这样可以脱离家庭的压迫。李长之的成见很深，季羡林说他每发怪论以自得，爱起来就爱得要命，看一个人一好就什么都好，一坏就什么都坏。有时候甚至感到他讨厌，特别是他的主观太厉害，思想也不清楚，对不懂的事情也妄加解释，任性得让人无法承受。他对专业的看法也是这样，看来他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从开始就走错了路。有一次，季羡林到他的宿舍去玩，看到墙上贴着一张图，上面密密麻麻的，是他自己画的一些细胞之类的东西，老师给改正的地方很多。他认为细胞的排列应该是很美的，因此按照自己的审美观画细胞。这当然不符合自然科学的规律。季羡林看到这张图，心里纳闷： 这样的人能学自然科学吗？他自己说因为生物实验没有做好，对学习生物有点失去信心。人家看见的，他看不见；人家做得快，他做得慢。他能够在一种事情里发现别的原理，本来不通的他却能够说得天花乱坠，他居然能够让歌德与王阳明发生关系，把他们硬是扯到一起。他的主观就是这样深，而且老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后来李长之转入哲学系，同时参加了《文学季刊》的编委会。他们在一起交流心得，谈文学，谈哲学，谈孔子，谈佛教……谈到王国维的死，他们觉得一个大学者的成就并不怎么神奇，其实平淡得很，只是一步步走上去的。这样的看法至少给自己一点兴奋剂，不致自暴自弃。

有一次，季羡林到他宿舍去，见墙上又贴了一张法文试卷，被法文教师华兰德用红笔改得满篇红色，看来他学语言也是有阻力的。他的长处是在思想方面，他很有思想家的天才，喜欢无拘无束地思想，不受任何绳墨的约束。季羡林对他说，一个哲学家无所谓系统思想，除非他生前一分钟的最后一句话是系统思想。因为思想根据知识，而知识是无限的，所以就是死了，也不能决定什么“观”。在季羡林看来，李长之对哲学发生兴趣简直是个奇迹。他才入清华大学时，根本不承认哲学的存在，他认为世上只有科学。现在刚刚转到哲学系，他就说哲学的好话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只要他说的好人，别人在他面前不能说不好，甚至连半句坏话也不能说。季羡林始终对哲学不感兴趣，看李达翻译的《辩证唯物论教程》，觉得比看英文还费力。

季羡林和李长之多次谈佛教、孔子、鬼神，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有了什么烦人的事情，也总要找他谈。季羡林在读《新月》杂志“志摩纪念号”上任鸿隽翻译的《爱迪生》时，发出了一通感想，认为理想不管怎样简单，只要肯干就能够成功，干能胜过一切困难、一切偏见。李长之赶快补充说：干者生命力强之谓也。后来季羡林干脆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在旋涡里抬起头来，没有失望，没有悲观，只有干！干！干什么？自然是干德文。

由于受到李长之的影响，季羡林自己也想成为一个作家，在文坛上有点地位，然后再利用这地位到外国去，以翻译或者创作作为经济上的来源。

写文章遇到困难的时候，李长之告诉季羡林，不要想它是困难的，自然就不困难了。他从这里得到鼓励，决定试一下。写《枸杞树》的时候，因为把握不住矛盾的心情，也想请李长之帮助给看一下，指点迷津。问他这样写下去是否行，李长之认为这篇文章还不坏，这样写下去就行。

季羡林对家庭不太满意，尤其是对秋妹看不惯，心中有些苦恼。他给李长之写信诉苦，说我的前途看不见光明，我渐渐发现自己是一只鸭子，正在被别人填着，预备将来宰了吃肉。

李长之1934年后曾主编《清华周刊》文艺栏、《文学评论》双月刊和《益世报》副刊。在出版第一本诗集《夜宴》前，他开始理论批评的写作。李长之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开始接触德国哲学与文艺理论，对康德哲学多有体会，后来翻译了《判断力批判》等康德的论著，他的多篇论著也受康德影响，以“批判”为名，如《〈红楼梦〉批判》、《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鲁迅批判》等。有一年的暑假，他们坐火车一块儿回济南探家。当时老舍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李长之告诉季羡林，他要在家里请老舍吃饭，请季羡林作陪。季羡林第一次见到心仪已久的老舍，正是李长之促成的。从此以后，季羡林和老舍成了好朋友。据《老舍自传》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北碚，李长之和老舍、陈望道、陈子展、章靳以、马宗融、洪深、赵松庆、伍蠡甫、方令孺、梁实秋、隋树森、阎金锷等人经常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融洽，老舍说虽然他们都穷，但是轮流着每家吃一顿饭，还不至于叫他们破产。

季羡林和李长之、吴组缃、林庚成了清华有名的四剑客。他们一块谈天说地，论古道今，是很和得来的朋友。但是他们之间也经常发生一些互不相让的争论。有时候意见一致，有时候意见不一致。

季羡林、李长之共同的老师中，郑振铎、杨丙辰是他们都喜欢的。

郑振铎联系朱自清、章靳以等人筹备创办《文学季刊》时，经常在郑振铎家商议有关事情。还是清华大学学生的李长之参加了刊物编辑工作，李长之回忆说：我没有上过他（朱自清）的课，课外可是常去找他聊天。见面最多的时候，是西谛先生在北平，大家共同编《文学季刊》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虽然不太长，可是因为每一星期（多半是星期六的晚上）大家都要在郑先生家里聚谈，并且吃晚饭，所以起码每一星期总是有一个很充分的时间会晤的。因为朱先生的公正拘谨，我们现在不大记起他什么开玩笑的话，同时别人也不大和他开玩笑。只记得他向郑先生总是全名全姓地喊着“郑振铎”，脸上发着天真的笑意的光芒，让我们感觉他是在友情里年轻了。郑振铎在燕京大学任教，住在学校里，从燕京大学到清华大学有一段路。晚上，聚会结束时常是深夜了，朱自清就和李长之结伴踏着月色，冲破四野的犬吠，说说笑笑地沿着崎岖不平的小路回去。

杨丙辰的思想极为复杂，中心是“四大皆空”。教书比较随便，每个学生他都可以毫不吝啬地给高分。有一天，他给季羡林、李长之一本讲文艺理论的德文书，书名中有一个德文字“文艺科学”。他们觉得很新奇，玄机无穷。李长之写文章称杨丙辰为“我们的导师”，称他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为“感情的批评主义”。季羡林对理论一向不感兴趣，觉得直到今天对他的理论还是一点都不明白。

李长之提到季羡林正在写《现代才被发现了的天才——德意志诗人薛德林》，说明他们在校期间也有共同的兴趣，都从薛德林的诗中读出了力量和信念。他们也有明显不一致的地方。比如，有一位姓张的中文系同学和李长之来往很多，而和季羡林则几乎没有来往。李长之当时张皇“造名运动”，就是想快点出名，这和姓张的同学很投机。甚至对这位同学的短处，李长之也听之任之。他常常把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书中的藏书票挖掉，而且还用书来垫床腿。对这样的事情，季羡林是恨得咬牙切齿，因为他爱书如命，容不得别人毁书。而李长之对这样的事情却漠然置之，这引起了季羡林的反感。

1934年季羡林毕业后在济南教书，而李长之仍然在清华大学读书。季羡林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后，回到北京办理出国手续，又与李长之天天见面了，两人并且一同去拜访了闻一多。李长之在他主编的《益世报》文艺副刊上写长文为季羡林赴德国留学送行，又邀集朋友在北海为季羡林饯行。季羡林到德国的前两年，他们还不断有书信往来。李长之给季羡林寄了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等著的《印度古代哲学宗教史》，还在扉页上写了一封信。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邮路阻绝，季羡林和李长之彼此不相闻达八九年之久。季羡林从当时在台湾教书的清华大学校友许振德的信中得知，李长之仍笔耕不辍，著述惊人，重要的著作有《鲁迅批判》、《西洋哲学史》、《迎中国的文艺复兴》、《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德国的古典精神》、《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苦雾集》、《梦雨集》、《陶渊明传论》、《中国文学史略稿》等。1936年李长之自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以后又历任京华美术学院、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的教职，1940年任教育部研究员。1944年3月他在《时与潮》文艺杂志后创办《书评副刊》，提出理想的书评应是：“要同情的了解，无忌惮的指责，可以有情感而不能有意气，可以有风趣而不必尖酸刻毒，根据要从学识中来，然而文字仍需是优美而有力的创作。‘把握’批评精神的核心是在争一个真是非，是在不徇私（阿其所好和肆意攻击都是徇私）！”李长之认为，《书评副刊》刊出的对冰心的《关于女人》、郭沫若的《今昔集》、姚雪垠的《春暖花开的时候》、舒湮的《董小宛》、张恨水的《水浒新传》、袁俊的《万世师表》、田间的《给战斗者》、吴组缃的《鸭嘴涝》、碧野的《风沙之恋》、沙汀的《淘金记》、胡风的《看云人手记》、巴金的《憩园》、骆宾基的《姜步畏家史》、吴祖光的《夜奔》、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进行的评介，有褒有贬，没有空话。李长之1945年到重庆，任国立编译馆编审。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国立编译馆由重庆北碚迁到南京，主编《和平日报》副刊。

1946年夏天，季羡林历尽千辛万苦从德国辗转到了上海。当时北京大学还没有开学，他还没有正式去工作，也拿不到工资，就变卖一些东西，其中有一块在瑞士金表，卖了十两黄金，又换成法币给济南家中寄回一点，手头已经所剩无几。

在上海他住不起旅馆，就住在臧克家的榻榻米上。他知道同学李长之在南京国立编译馆工作，就去南京投奔了他，借住在他的办公室内。开始的一些日子，白天李长之他们要上班，季羡林就只好到南京各处游荡。季羡林看到近处的一道红墙，上面长满了薜荔，问李长之那是什么地方，李长之告诉他那就是有名的台城。由此引起季羡林的兴趣，何不趁机出去走走呢？反正在屋里也没有落脚之地，他就出去到处闲逛。南京的几个名胜离国立编译馆不远，台城、鸡鸣寺、胭脂井，他几乎天天都去。第一次去鸡鸣寺，是李长之陪着去的，他们在大殿里徘徊，看佛像看累了就在大殿里喝茶。再去的时候就是他一个人了，看完了佛像，看完了湖，他觉得无聊便到各处去逛。在半山的一个亭子旁，他看见了一口古井，探头往下看，黑洞洞的，看不见底，上边的地方长了一些青苔。在亭子的另一面，他看到了一个躺在那里的古碑，上面有四个大字“胭脂古井”。稍远一点的，有玄武湖，多走几步也就到了，所以他也常去。在玄武湖闲逛的时候，他还拿着书，逛累了就看一会儿，出出神，这样也就把回国时四五个月的船车劳顿忘得一干二净了。

那时候，他的处境没着没落，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混上一间房子安顿下来。能有一张固定的书桌，可以写一点东西。别的心思什么也没有，连玩兴也没有。晚上回来，睡在李长之办公室的办公桌上，早晨就赶快离开。

李长之在国立编译馆工作之余，可以陪陪季羡林。后来的一段时间，他给季羡林找到了一张桌子，季羡林可以在上面写点东西了。每天他就在上面堆满了书和纸，有时候写写什么，有时候什么也不写。他看到李长之戴了一副大眼镜，伏在桌子上在努力地写着。他手里有时候会点上一支香烟，烟雾袅袅向上升腾。工作间隙他们也聊聊天，话匣子一打开往往就聊半天，忘记了时间。他们一向是无话不谈的，他们很自然地说起在济南上小学的日子，虽然有隔世之感，但一旦回忆起来，小学长长走廊里自己的影子也就依稀可见了。李长之老是说起在济南上小学的时候，季羡林和别人打架的样子，闭紧了眼睛，乱挥拳头。说到热闹处，他们不禁大笑起来。李长之向季羡林介绍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派出很多大员，也有中员和小员，到各地去接收敌伪的财产，你争我夺。他讲得绘声绘“形”，可见他对国民党是不满的。李长之常带季羡林到鼓楼附近的一条大街上，那里有新华社的对外报栏，可以去看中共中央的《新华日报》，这是危险的行动，会有人盯梢照相。李长之还介绍季羡林认识了梁实秋。梁实秋当时也在国立编译馆工作，他设盛宴，从此季羡林和他成了忘年交。

深秋，季羡林回到了阔别11年多的北京。1946年10月李长之也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以后季羡林的另一位初中同学张天麟也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他们的来往还是很经常的。后来接二连三地搞起了运动，每次运动，李长之和张天麟总是首先被冲击的对象。李长之最大的罪名恐怕还是那部《鲁迅批判》，结果他被“加冕”为“右派”，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力。“四人帮”垮台后，李长之终于摘掉了“右派”帽子。有一天他到燕园来看季羡林，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季羡林和他握手时发现，他的右手已经弯曲僵硬得如鸡爪子一样了，他受到多少痛苦，季羡林怎么也说不清。面对这位几十年的老友，季羡林的泪水直往肚子里流，一时竟相对无言。

李长之去世的时候，季羡林正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印度，回国后听说李长之已经去世，他只有又吃惊又痛苦了。而现在，他年纪越老，李长之入梦的时候就越多了。

这四位当年的“孩子”后来都是文坛学界的风云人物，现在其他三位已经去世，而季羡林也已至耄耋之年。

3、与革命家和政治家胡乔木的情谊

1930年夏天，就在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的同时，胡乔木也于江苏扬州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入学后，时为物理系主任的吴有训教授，有一个习惯，总要在新生入学时找新生谈话。他对胡乔木说：“上物理课，要做许多实验，很费时间。”他问胡乔木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将来作何打算，又如何发展，胡乔木据实回答，说自己喜欢的是文史方面的东西。“既然你喜欢的是文科，大可不必念物理系，你可以转到文科去嘛！”胡乔木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多读点书，能有更多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当然愿意转入文科。

这样，胡乔木很快转到了文科。他本想转入国文系，因为该系的系主任朱自清是他倾慕已久的散文名家，可惜该系的新生名额已满。无奈之际，胡乔木听说历史系尚有余额，随即幸运地转进了少时就钟爱的历史系。

胡乔木童年就是“书痴”。父亲胡启东（原名胡应庚）是一个尚新之人，给孩子们起的名字，都带一个“新”字。众兄弟姐妹中，胡乔木大姐叫履新、大哥叫达新，大妹叫德新、小妹叫文新。据说给他取名“鼎新”，是因为父亲崇拜高山仰止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而孙中山是主张“革故鼎新”的。胡乔木的母亲夏氏，是一位相夫教子，勤劳而又贤慧的女性，生有子女５人。在胡乔木６岁那年，父亲应孙中山的号召，在拒绝了段祺瑞的贿赂挽留，离京南下广州时，他绕道回家探望，见次子鼎新已能熟背大量的唐诗宋词，非常高兴，决定让他入鞍湖小学读书。胡乔木在学校里很快就显露出爱好读书的天性。小伙伴们为此都戏称这位嗜书如命的“土包子”为“书痴”。因为他总爱穿那一身黑色的粗布衣裳，不像一些富家子弟讲究穿着，但他读书非常用功，不但读老师教的书，还把父亲的大量藏书一本本地读，坐在小油灯下入迷地读到深夜是经常的事。

在省立八中上学时，胡乔木开始从也在该校上学的哥哥的言谈中耳闻到“共产党”、“国民党”、“社会革命”等许多新名词，借到了一本《中国青年》杂志，读罢觉得耳目一新。在准备迎接北伐军的到来时，初三的胡乔木参加了游行，在街头演讲，带头高呼“打倒军阀孙传芳”的口号。他遭到逮捕，后因年幼获释。1927年省立八中与省立第五师范合并，正式改称江苏扬州中学。高中部分为文、理两科。胡乔木数理化突出，被编入了理科。但他实在是于文史情有独锺，作文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写的五言古诗，被老师击节赞赏不止。他撰写的文章和诗稿在校刊上发表。

这就不难理解，何以18岁的胡乔木成了清华园内的活跃人物。

季羡林在《怀念乔木》一文中回忆说： 

我认识乔木是在清华大学，当时我不到二十岁，他小我一年，年纪更轻。我念外语系而他读历史系。当时他在从事反国民党的地下活动。他创办了一个工友子弟夜校，约我去上课。我确实也去上了课，就在那一座门外嵌着“清华学堂”的高大的楼房内。有一天夜里，他摸黑坐在我的床头上，劝我参加革命活动。我虽然痛恶国民党，但是我觉悟低，又怕风险，所以，尽管他苦口婆心，反复劝说，我这一块顽石愣是不点头。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光。最后，听他叹了一口气，离开了我的房间。早晨，在盥洗室中我们的脸盆里，往往能发现革命的传单，是手抄油印的。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向学校去报告。从此相安无事，一直到一两年后，乔木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逃往南方。[10] 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2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7页。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胡乔木因亲自参与并领导北平学生进行游行示威，名字“胡鼎新”上了北平市警察局要抓捕的黑名单。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是后来出任国民党行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的翁文灏。这时他的思想还算开明，手里拿着左派学生的名单，把他们一个个叫来谈话。翁文灏叫来积极组织学生活动的胡乔木，对他说：清华园好比是一座大戏台，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都可以登台表演。要是大戏台塌了，就谁也演不成戏了。你演的戏太危险了，会把戏台搞塌的。作为校长，我希望你今后不要再参加类似的活动。但是翁文灏的话并没有起作用。这样他不得不中断了在清华大学的学业，先是在1931年8月调到共青团北平市委担任市委委员、宣传部长，后来又离开北平，回家乡盐城隐蔽。从此季羡林也就和他中断了联系，一直到解放后才恢复了联系。在季羡林去德国留学的时候，他已经去了延安。

季羡林1946年回国，三年后解放军开进了北京城。就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季羡林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出的信，开头就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他在信中告诉季羡林说，现在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东方语文的人才。他问季羡林是否同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季羡林表示同意。后来有一段时间，东语系就成了北大最大的系，热闹非凡。

在这之后不久，胡乔木到季羡林住的翠花胡同来看他，一进门就说：“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他甚至知道，知识分子不习惯于说“毛主席”，所以用了“毛先生”这个词。但是季羡林自己觉得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很怕见官。虽然他的两个乔木朋友——胡乔木和乔冠华都没有官架子，胡乔木的官越做越大，被誉为“党内的才子”，虽然他没有忘掉故人，待季羡林很够老同学的意思，但季羡林仍然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季羡林与胡乔木是清华的同学，对于一般人来说，有胡乔木这样掌权的同学，是很自豪的，而且会主动与他联系，这好像是人之常情，于今为烈。

然而季羡林对胡乔木往往怀着敬而远之的心情。

有一次，胡乔木想约他一起去敦煌参观。季羡林委婉地回绝了。他并不是不愿意去参观，他是很高兴去敦煌的。但是，他一想到下面对中央大员那种逢迎招待、曲尽恭谨之能事的情景，一想到那种高楼大厦、扈从如云的盛况，他那种上不得台盘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于是他感到厌恶，感到腻味，感到不能忍受，眼不见为净，所以觉得还是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为好。

季羡林绝不拜访胡乔木，而是胡乔木要拜访季羡林。季羡林一生不愿意麻烦人，尤其不愿意麻烦在高位的那些人。所以即使是胡乔木这样的同学，为个人的事情，他从来是不愿意找他办的，不愿意沾他的光。但是有一件事，却迫使季羡林找了一次胡乔木。

那是1991年9月，季羡林在聊城参加了傅斯年学术研讨会之后，随代表们到临清参观名胜古迹。接待的是当时的副市长马景瑞，在陪同参观临清古塔的时候，马景瑞突发奇想：当时的临清古塔维修争取了很长时间没有结果。这次如果由季羡林先生出来说说话，国家文物局能否破例拨款维修古塔呢？于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把想法向季羡林提出来了。季羡林让他们准备一点材料。10月，马景瑞他们到北大送材料的时候，季羡林对他们说，他已经给胡乔木写了信，内容是：我这次回故乡临清，当地党政领导向我提出临清舍利宝塔的修复事宜。我是一介书生，两袖清风，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办法，只好请您帮忙了。马景瑞感动地说：他为了家乡的古迹，竟然破例求人了。最后，经胡乔木和国家文物局负责人的批准，到底使舍利宝塔的修复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1993年，国家文物局破例拨款40万元，支持宝塔的修复。临清市也拨款50万元，筹集民间捐款30万元，山东省文物局又拨款18万元，解决了修缮的经费。［11］马景瑞：《我所知道的季羡林先生》，山东省聊城市新闻出版局，2001年，第19页。这样的事情，如果是为个人，季羡林是决然不会向大人物开口的。而为了家乡，他不得不破例了。

1986年冬天，胡乔木让季羡林的儿子告诉他，想找他谈一谈。季羡林答应了。在中南海他住的地方，他们两人促膝而坐。胡乔木开宗明义先声明：“今天我们是老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60年来的老朋友。”他要季羡林谈谈对青年学生的看法。季羡林当然理解他的意思，于是就把自己的看法竹筒倒豆子般地和盘托出。季羡林说的要旨非常简明：在上者和年长者，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理解与爱护青年学生，进行诱导与教育；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后，胡乔木说，他完全同意季羡林的看法，他要把季羡林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

进入晚年，胡乔木的怀旧之情好像愈加浓烈。他曾几次对季羡林说：“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他最后一次到季羡林家，是老伴谷羽陪他来的。在那次会面时，他们谈了很多。胡乔木用缓慢而低沉的声调说话，签名送给季羡林诗集和文集，并赞扬他在学术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用了几个比较夸张的词，他顿时感到惶恐，觳觫不安。季羡林对胡乔木说，你取得的成绩比我大得多而又多呀！对此，胡乔木没多说什么话，只是轻微地叹了口气，慢声细语地说，那是另外一码事儿。季羡林不禁回忆起几年前胡乔木接他到中南海的情景，同是会面，环境迥异。在胡乔木家里，会见是在极为宽敞的大厅里，而现在却是在低矮窄小的乱书堆中。他们谈了许久许久，但话好像还是没有说完。胡乔木终于起身告辞，季羡林目送他的车转过小湖，才慢慢回家，他没有想到，这是胡乔木最后一次到他家来。

1991年，季羡林听说胡乔木患了不治之症，他大吃一惊，仿佛当头挨了一棍：“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他心里想，难道天道真就是这个样子吗？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寄希望于万一。这时，季羡林真想破一次例，主动到胡乔木家去看他。但是，季羡林的儿子转达胡乔木的意见，无论如何也不让看他。季羡林只好服从他的安排，但心里总是惦念着他。

1992年八九月间，胡乔木让老伴谷羽转告季羡林，希望季羡林到医院里去看他。

季羡林十分了解他的心情，这是要做最后诀别了。季羡林怀着沉重的心情，到了胡乔木住的医院。医院的病房，同胡乔木在中南海的住房一样宽敞，但季羡林的心情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同进中南海那一次相比，他是来与老友诀别的。重病的胡乔木，这时仰面躺在病床上，嘴里吸着氧气。看到老朋友来了，胡乔木显得有点激动，抓住季羡林的手，久久不松开。胡乔木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握老朋友的手，但神态依然安详，神志依然清明，一点也没有痛苦的表情。胡乔木仍像平常一样慢声慢语地说话，提到季羡林发表的《留德十年》里的一些文章，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季羡林此时此刻百感交集，答应全书出版后，一定送他一本。

不久，胡乔木离开了人世。《留德十年》出版之后，季羡林觉得该到胡乔木的坟上去焚烧一本，送给他的在天之灵。但是，遵照胡乔木的遗嘱，骨灰都撒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了，骨灰盒没有留下，真正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这对于季羡林来说，是极难排遣的。面对着《留德十年》，他泪眼模糊，魂断神销。他想到与胡乔木相交的60年，在胡乔木生前，他有意回避，绝少主动与他接近，这是天性使然，无法改变的。胡乔木逝世之后，不知道是为什么，他倒常常想起他。他像老牛反刍一样回味着相交60年的过程，顿生知己之感。这种知己之感却更加浓了他的怀念和悲哀。很自然地对胡乔木有了一个整体的连贯印象：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面上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60年的宦海风波，他不能无所感受，但是他对季羡林半点也没有流露过。他大概知道，季羡林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说了也是白说。

胡乔木的死，无疑在季羡林心灵中增加了一份极为沉重的负担，他有没有办法摆脱这一负担呢？他自己说不出，他怅望着苍天，想得很远很远。

4、朴实无华的李广田

还有一位让季羡林时常梦到的是著名散文家、文学评论家李广田（1906—1968）。在季羡林上清华大学时结识的朋友中，家庭背景最接近的就是他了。他们都是从小就过继出去的人，只是季羡林过继给了自己的亲叔叔，姓氏没有改。李广田则是过继给了自己的舅舅，连本姓王也废弃了，而是跟着舅舅姓了李。

李广田1929年从济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预科，在《未名》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狱前》，以后在《华北日报》副刊和《现代》杂志上发表散文、诗歌。他与本系同学卞之琳、哲学系同学何其芳出版三人诗合集《汉园集》，被人称为“汉园三诗人”。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上学的时候，就和李广田、卞之琳、何其芳认识了。那时候，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距离很远，但是他们却经常见面。李广田有时候会从城里的沙滩走很远的路，走到清华园去看季羡林。他无意中看到季羡林写的骂臧克家的文章《再评〈烙印〉》，以为有伤忠厚，劝他不要发表。但因为稿子已经寄出，抽回已经不可能，最后还是发表了。季羡林也在进城的时候去看他。有一次，季羡林在他那里看到他正在翻译英国作家格雷汉姆的儿童文学经典之作《柳林风》。在季羡林看来，李广田的为人正如他的为文一样，朴实无华，恳切真挚。

李广田1935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济南教书，正好季羡林也从清华大学毕业，回到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教书，此时他们又成了同事。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他们两人都在北京工作，都担任了北京一个中学的校董，开会的时候，经常见面，叙旧谈新，其乐也融融。

20世纪40年代的清华校园是民主斗士的避难所。1947年，当清华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得知，南开中文系教授李广田因为支持学生反内战反独裁，受到国民政府通缉时，毅然发去邀请，要李广田来清华执教。1948年清华中文系新年晚会，在余冠英家举行。那天李广田去参加的时候，看到朱自清带病而来，被学生们化了妆，头戴大红花，穿着红红绿绿的衣服，愉快地扭着延安秧歌。他扭得很认真，和他做人做学问一样。这一年，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以至于朱自清的全部工资只够买3袋面粉。但当吴晗送来《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领美国面粉宣言》时，朱自清却毫不犹豫地签上了名字。这使李广田很佩服。

临近解放的时候，李广田的家里学生来得多，客人来得也多。李广田常常在他们走的时候把自己的衣服帽子都送给他们带走，实际上这帮学生化了装以后都走了，到解放区去了。这之后，他曾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49年在全国文代会上被选为文联委员、文协理事。

但是不久，李广田1952年被调到昆明担任云南大学副校长、校长。历任中国科学院云南分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作协云南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等。到他在云南工作了三年，季羡林第一次来到昆明，他们又有机会在一起度过很愉快的几天时光。在昆明，季羡林游览了五百里滇池，领略了西山的巍峨，龙门的险峻，圆通山的花潮，曹溪寺的元梅，黑龙潭的清幽，华亭寺的堂皇，筇竹寺的五百罗汉和孔雀杉，金殿大殿里的铜瓦铜柱，大观楼的长联，以及云南省图书馆的收藏。李广田都安排季羡林去看了。还有那遍及各处的山茶花，雄奇与秀丽融为一体，是与木棉花一样讨人喜欢的鲜花。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季羡林又到过几次昆明，每次都要和他会面，交流一番思想。平常不在一起的时候，季羡林通过阅读他的文章，也如见到了他本人，总是感到非常亲切。李广田的两句诗：“春光如海，盛世如花”，他觉得非常到位，是在昆明感悟而得。

没有想到，李广田“文革”期间被摧残致死。

5、教授的“教授”陈寅恪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的四年中，受益最大的是选修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朱自清的陶渊明诗等，他还旁听过郑振铎、冰心的课。文艺心理学、佛经翻译文学对季羡林后来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研究，成为季羡林终生的学术研究方向。

在季羡林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中，陈寅恪无疑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恩师。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他早年赴日本留学。1910年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语言学。1913年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经济部留学。1918年入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梵文研究所学习东方古文字。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他以主要精力攻语言学，学习多种语言，如藏文、蒙古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俄文、希伯来文、东土耳其文等，以便为研究佛经的文学翻译和历史学打下宽厚、扎实的基础。［12］季羡林：《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季羡林文集》第３卷，第272-285页陈寅恪没有按照哪个大学的规定去读博士学位，而是宁可沿着自己选定的治学道路前进。如此，他可享受很大的自由，不必费时间去写博士论文，去参加博士学位答辩。他虽然没有拿博士学位，而学术地位却是公认的，“中国近代许多学者，比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郭沫若、鲁迅等，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都会在学术史上有地位的”［13］季羡林：《留德十年》，见《季羡林文集》（第2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页。他的学术道路充满了个性化的色彩，厚积薄发，影响越来越大。

1925年，曹云祥决定在清华大学筹办国学研究院，征求胡适的意向，欲请他出任研究院导师并主持工作，但胡称自己：“非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章太炎不愿意就任，梁启超向曹云祥举荐陈寅恪先生。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不是博士，连学位都没有。曹又问：他有什么著作？梁答：只有数篇论文，未辑成书。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火了，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论著作可算是等身了，但我的全部著作还不如陈寅恪寥寥数百个字有价值。你若说陈寅恪没资格，我梁某人也不敢当导师了。接着梁又告诉曹，柏林、巴黎诸大学几位知名教授都推崇陈寅恪的学问，清华不请，外国大学也会请他。曹云祥听了，登门礼聘。最后，陈寅恪先生不独成为赫赫有名的“四大导师”之一，即便是国学研究院解散之后，也是清华惟一的文史两系双聘教授，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陈梦仁：《陈寅恪的三要三不要》，转引自《文章少逼死博士后，学术水平谁说了算》，《新京报》2005年9月13日）曹云祥在1925年秋天的开学致辞中说：“现在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以本校同时组织研究院，研究高深之经史哲学。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魂。”（《清华周刊》，1925年9月12日，第350期）

1925年2月16日清华决定聘陈寅恪任国学研究院导师。陈寅恪翌年就任。

虽然这之前他并没有多少论文和专著，但他的哈佛大学同学吴宓却非常了解他的学识，提出聘请他的方案，这个方案在学校没有遭到反对，他顺利地被聘为导师。陈寅恪刚到北京的时候，人们对他的名字到底应该怎么念，都是不清楚的。吴宓、赵元任与陈寅恪闲谈时，赵元任对吴宓问道：“雨僧，是叫陈寅kè，还是陈寅què？”吴宓诧异道：“大家都叫他寅què，难道不对吗？”一面又看着陈寅恪。陈寅恪微微一笑：“大家都那样念，也就没有办法。”赵元任严肃地说：“总要有个标准。这个字，就是该念kè，我是在民国十三年才发现寅恪自己拼写的德文，是写作YinKo Tschen的。寅恪是谦谦君子，不好意思纠正别人。但是我是喜欢咬文嚼字的，这个字念错了，以讹传讹，可不得了。”陈寅恪微笑着说：“我的江西口音比较重，其实这个字是应该念kè，不念què。说到咬文嚼字，《说文》这部书就是榜样。”

吴宓在陈寅恪进清华学校之后，写过一首《赋赠陈寅恪》的诗： 

经年瀛海盼音尘，

握手犹思异国春。

独步羡君成绝学，

低头愧我逐庸人。

冲天逸鹤依云表，

堕溷残英怨水滨。

灿灿池荷开正好，

名园合与寄吟身。

清华国学研究院解散以后，陈寅恪仍然在清华大学任教授，是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双聘教授，并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

恰巧就在这时，季羡林进入清华大学学习。

1930年，季羡林高中毕业。因为有了在高中阶段值得骄傲的六连冠，即六个学期连续的第一名，他报考大学只报了两所学校：北大和清华。最终，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课程以英文的英国文学为主，专修德语。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是在中文系开的课程，参考用书是《六祖坛经》。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学生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他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他一生涉猎的范围极广，但又有中心，有重点。从西北史地、蒙藏绝学、佛学义理、天竺影响，进而专心治六朝隋唐历史，晚年又从事明清之际思想界之研究。从表面上看起来，变化莫测，但是中心精神则始终如一。……他喜欢用的一句话是发前人未发之覆。在他的文章中，不管多长多短，他都能发前人未发之覆。没有新意的文章，他是从来不写的。他有时立一新意，骤视之有如石破天惊，但细按之则又入情入理，令人不禁叫绝。寅恪先生从来不以僻书吓人。他引的书都是最习见的，他却能在最习见中，在一般人习而不察中，提出新解，令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14］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13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后来陈寅恪在抗日战争时期赴香港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41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5年赴英国任教，兼治眼疾。这一年德国法西斯垮台，英国人接管了哥廷根。这时季羡林得知陈寅恪在英国治眼疾，就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汇报10年来的学习情况。季羡林很快得到复信，陈寅恪说他很快就要回国，他想向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季羡林到北京大学任教。季羡林喜出望外，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激。1946年秋，季羡林如愿到了北京大学。季羡林在内心里感激老一辈学者对后辈的提携与爱护。

陈寅恪1947年重新任清华大学教授，又来到北京，仍然住在清华园。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季羡林听到老师的这一消息，立即去拜见他。当时从北京城到清华园是要费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梁实秋把出西直门城楼直通清华园的路，描述为垂柳轻拂的夕阳古道，两边是纯粹的乡村景象。季羡林知道，这里的秋天，青纱帐起，还真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的，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了。但是，有陈寅恪在那里，季羡林决不会惮于这样的旅行。陈寅恪在北平几年的时间里，季羡林不知到清华园去过多少次。他知道陈寅恪最喜欢当年住在北平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亲手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他便到神甫们住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中买过几次栅栏红葡萄酒，又长途跋涉送到清华园，交到先生手中。几瓶红葡萄酒在现在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钞票上每天加一个零，还跟不上物价飞速上涨的情况下，几瓶酒已非同一般。

有一年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众多的游人和蜜蜂。季羡林和一群陈寅恪的弟子们，其中有周一良、王永兴、汪钱等，知道先生爱花。他们觉得先生现在虽患目疾，几近失明，但大片藤萝花的紫光先生或许还能看到。而且在那种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人命微浅、朝不虑夕的情况下，他们想请先生散一散心，便征询先生的意见，他怡然应允。他们大喜过望，在来今雨轩藤萝深处，找到一个茶桌，侍先生观赏紫藤。陈寅恪显然兴致极高。师生们谈笑风生，玩了一天，尽欢而散。这也许是陈寅恪在那样的年头里最愉快的时刻。

建国前夕，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已经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元券，又从银元券改为金元券，越改越乱，后来到粮店买几斤粮食，携带的这币那券的，有时要超过粮食本身，都要用麻袋装。学术界泰斗、被著名史学家郑天挺称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也一样不能例外，到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季羡林把这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胡适想赠陈寅恪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陈寅恪却拒不接受。最后陈寅恪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胡适的美元，于是胡适就派他自己的汽车——当时北京汽车极为罕见，北京大学只有校长的一辆，让季羡林到清华园陈寅恪家，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西文书。陈寅恪只收2 000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其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陈寅恪对于金钱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在这个时期，季羡林同陈寅恪往来颇频繁。季羡林写了一篇论文《浮屠与佛》，首先读给他听，想听听他的批评意见，不意竟得到他的赞赏，他把此文介绍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这个刊物在当时是最具权威性的刊物，他简直有点“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的威风，感到受宠若惊。在那篇论文的基础上，他几十年以后又写了一篇《再谈浮屠与佛》，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说，得到学术界同行们的赞许。

1949年底，陈寅恪转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从此留在广州再也没有动,他在台湾有很多亲友，他们动员他到台湾去，然而他却岿然不为所动，其中的详细情况，季羡林并不知道。在陈寅恪晚年的诗中不能说没有欢快之情，更多的却是抑郁之感。季羡林回想起来，仍然觉得他的这种抑郁之感不能说没有根据。

1951年,季羡林奉命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缅甸。在广州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准备将所有的重要发言稿都译为英文。他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到岭南大学陈寅恪家中去拜谒他，相见极欢，陈师母也殷勤招待。陈寅恪此时目疾虽日益严重,仍能看到眼前的白色东西。有关领导，据说就是陈毅和陶铸，命人在先生楼前草地上铺成了一条白色的路，路旁全是绿草，碧绿与雪白相映照，供先生散步之用。从这一件小事中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对陈寅恪尊敬之真诚。然而,世事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建国后不久，正当众多的老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激情复燃的时候，华盖运便降临到头上。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几乎针对的全是知识分子。批完了《武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又批到了陈寅恪头上。此时，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老年反思，季羡林觉得自己在政治上是个蠢材，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他当时是心悦诚服的，一点都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他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但在自己的灵魂深处确实真切地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被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批到陈寅恪头上，他心里却感到不是滋味了。虽然经人再三动员，他还是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季羡林说自己不愿意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他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他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多年之后想到自己没有出卖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陈寅恪于1969年在空前浩劫中被折磨得离开了人世。晚年的季羡林还时常翻读先生的诗文。每读一次,都觉得有新的收获。他明确意识到，自己还未能登陈寅恪的堂奥。哲人其萎，空余著述。而自己却是进取有心，请益无人，因此更增加了对他的怀念。他们虽非亲戚,但季羡林却感到时有风木之悲。

在季羡林这位学生的眼中，陈寅恪最值得尊敬的还是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陈寅恪的家庭是中国唯一三代人进入《辞海》的学术世家。学问是不必说的了，其家“三世爱国”的历史这一点，令他这个作为弟子的深以为荣幸。季羡林在《陈寅恪一家三代的爱国情》一文中历数他们祖孙三代的爱国事迹： 

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生于1831年（道光十一年）。1860年，他在北京参加会试，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时，他正在酒楼上饮酒，目睹西面火光冲天，悲愤填膺，伏案痛哭。1894年，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时，宝箴曾痛哭道：“无以为国矣。”他这种爱国真情，是属于狭义的爱国主义的。

1895年8月，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他认为新政是富国强兵的有效措施，于是在湖南奋力推行，振兴实业，开辟航运，引进机器制造，另设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等，开展教育文化事业。他的儿子陈三立（散原）也以变法为己任，湖南风气一时为之大变。戊戌变法失败后，宝箴受到严惩，革职永不叙用。在这里，他的爱国主义是广义的。

陈三立继承了父亲的热爱祖国的精神。戊戌政变以后，他也受到革职处分。此后终其一生，没有再从政，但他一刻也没有忘怀中国人民的疾苦。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正在北京，忧愤成疾。8月8日，日寇入城，老人已届耄耋之年，拒不进食，拒不服药，终于以身殉国。散原老人也可以说是集狭义爱国主义与广义爱国主义于一身的。

寅恪先生曾游历各国，较之前辈，其眼光因而更为远大，胸襟更为广阔，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含义也就更为深刻。

寅恪先生一生专心治学，从未参与政治；但他绝非脱离现实的象牙塔中的学者。他毕生关心国家民族的兴亡，关心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日军攻占香港时，寅恪先生正在香港大学任教，处境十分危险。他是国际上的著名学者，日寇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他。日军曾送麦粉给陈家，这正是濒于断炊的陈家所需要的。然而寅恪先生全家宁愿饿死，也决不受此不义的馈赠。又据传说，日军馈米两袋，他拒不受，并写诗给弟弟隆恪，其中有“正气狂吞贼”之句。

从学术方面来说，季羡林与陈寅恪之间有连续性，尤其是在敦煌学领域。陈寅恪是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1930年在《敦煌劫余录序》中首先提出敦煌学的概念，提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他指出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都有所贡献，而国内学者能列入世界敦煌学学术之林者，当时仅有三数人而已。

陈寅恪对敦煌学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而他的学生季羡林则完善了敦煌学的学科建设，使之成为国内外的显学。季羡林提出的“敦煌学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世界”这一观点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季羡林对敦煌学进行了系统总结，从宏观的角度谈论敦煌学及吐鲁番学的意义，得出了一个科学的结论：

敦煌学、吐鲁番学的内容异常丰富，甚至有点庞杂。要笼统地来谈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容易说清楚。

第一，对研究中国历史和地理的价值。在敦煌和吐鲁番（以及新疆其他地区）新发现的史料，弥补了许多以前意想不到的空白。比如，在唐朝，吐蕃趁“安史之乱”占领了敦煌，到了大中二年（848年），张仪潮驱逐吐蕃镇将，归唐后受赐号为归义军节度使。其后，张氏归义军和曹氏归义军相继统治敦煌地区，前后达200年。这一段历史牵涉到的中国国内民族及民族文化交流的关系，都是过去所不详者，只是靠着敦煌文献的帮助才弄清楚。敦煌石室中藏有不少地理佚书，比如《沙州图经》、《西州图经》、《贞元十道录》等，连著名的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石室中也藏有残抄本。所有这些地理书，对研究中国中古史地有重要作用。

第二，对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的价值。首先是变文的发现。所谓变文是一种韵文和散文混合在一起用于说唱的通俗文学体裁，这种新文体实际上开了宋代平话的先河，可过去我们对此毫无所知。其次是诗歌。著名文学家韦庄的《秦妇吟》，在他的全集中未收入，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诗中保存了许多晚唐农民起义的史料，对研究唐代历史和文学都有极大的帮助。在艺术方面，包括壁画、绢画、雕塑、书法、石窟建筑、音乐、舞蹈等，内容丰富，数量巨大，从六朝一直到宋、元各朝，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们的作品。

第三，对研究语言学、音韵学的价值。敦煌石室中保存了一些同中国语言学和音韵学有关的古籍残卷，在这些卷子中常常可以碰到一些俗字和俗语，在别的文献中是找不到的。敦煌石窟中发现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卷子，其中有古藏文、巴利文、西夏文、于阗文、龟兹文、回鹘文。在新疆发现的古代民族语言也有回鹘文、吐火罗文（A焉耆文B龟兹文）、巴利文、于阗文。于阗文和巴利文都属于伊朗语系。今天我国新疆帕米尔高原还有说属于伊朗语系方言的民族。至于吐火罗文，其价值更为突出，它的发现，给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提出了新问题，促进了这一门学问的发展。

第四，对研究宗教问题的价值。首先是佛教，石室藏书中，佛典约占95％。道教的经典有大量发现，最引人注目的是老子的《道德经》、《老子道德经序诀》、《老子道德经义疏》，河上公简注和释文等。儒家经典也有不少，如《孝经》、北齐写本《春秋左传集解》和唐写本《春秋榖梁传集解》、《尚书》、《论语》等。这些都对校勘古籍有极其重大的价值。

第五，对研究古代科技及其他方面的价值。石室中有《本草》残卷，医文残卷；有天文历算的书籍，如二十四节气七曜日历。从石室写本用的纸张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造纸、潢纸、印刷术的进展。我国是发明印刷术最早的国家，敦煌石室保存了一份唐咸通九年（868年）刻印的《金刚般若波罗经》，是全世界现存有明确纪年的印刷物。它刻印的精美、纯熟程度告诉人们，印刷术在此之先至少经历了约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

第六，对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价值。敦煌、吐鲁番和新疆其他地区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孔道，沿着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痕迹，像石窟、古庙、古城到处可见。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梵文本《心经》，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梵文佛经写本，也有文学作品。如佛教大诗人马鸣的著作，在印度久佚，它的发现，弥补了印度梵文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我还想提一下有关中印技术交流的敦煌残卷。［15］《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303号。这个残卷只有九行字，里面讲到印度甘蔗的种类以及造糖的方法。过去虽然有人注意到了，但没有加以探讨。其实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文献，它透露了中印在科学技术方面交流的一个侧面。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区。从人类发展的远景来看，对文化汇流的研究，有其特殊的意义。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新疆。在敦煌492个大大小小的洞窟中，宝物之多、之精，不能不令人惊叹，仅那个小小的石室，典籍就达四万余件。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我们的祖国有如此丰富的宝藏，看到先民在创造文化方面，既能给予，也能拿来，怎能不感慨万端。

爱国主义情感之所以能够产生，看到自己民族过去的光辉的成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们从事敦煌学、吐鲁番学的研究，其意义决不仅仅限于学术方面，在启发爱国主义情感方面，在鉴古知今方面，也能够起重要的作用。我想，这个想法会得到我国各民族的同意吧。

6、美学家朱光潜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获益终生的课程，还有一门是朱光潜开的文艺心理学选修课。朱光潜(1897—1986)，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1933年获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后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他在清华大学是兼课。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记的日记里，1932年10月14日提到朱光潜开的文艺心理学课。当时，季羡林刚刚因为母亲故去还乡治丧回到学校不久，脑子里一直不相信母亲会真的死去，心情极其不好。文艺心理学课是在晚上上的，他听得是一塌糊涂。后来的课朱光潜讲心理距离与近代的形式主义问题，季羡林联想很多，把一切事情放到某一种距离中去看，对实际人生看到的只有抽象的美好、友谊等，但是这些东西，实在又都包括在实际人生里面，对人生不太远也不太近，是不即不离。一方面使人能够看到美，另一方面也感觉不太玄虚。由此他又联想到当时读薛德林诗作的感受，觉得他是把自己禁闭在“自己”里，通过构想作成诗，在幻想里创造了美，再把这美捉住便成了诗。后来朱光潜又讲移情作用，他觉得非常有意思。朱光潜的课非常有启发性，所以在他的课上，季羡林的联想就特别的多。朱光潜讲感情移入的理由，他又忽然想到一些东西，自己平常所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也被他给解决了。他去拜访朱光潜，与他闲谈，向他请教，更觉得他真是十八成好人，非常坦率。朱光潜讲游仙派诗人的课，他觉得很有趣，也想读一读这些游仙派诗人的作品。

但是朱光潜的课并不是都让季羡林满意的。有一次，他讲笑与喜剧，引用了许多大哲学家关于笑的理论。对这些理论季羡林没有一个是满意的，觉得都不免牵强附会，不同之处就只是在荒谬的程度不同。在这以前季羡林总以为哲学家多么深刻，到这时才觉得其实不然。当时他产生了一个很滑稽的念头：自己未必就不能成为一个大哲学家。还有一次，他从杭州集体旅游回来，累得不行，上课的时候总是觉得时间长，在课堂上简直要睡过去。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季羡林对于朱光潜的课还是相当满意的。朱光潜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他不是一个演说者，讲课从来不敢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是天花板或者窗户上的某一块地方。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他介绍西方各国流行的文艺理论，有时候举一些中国旧诗词做例子，显得非常自然，学生们一听就懂。对于那些古里古怪的理论，他确实能讲出一个道理来，听起来津津有味，学生们觉得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在学术上诚实的人。他不哗众取宠，更不用连自己都不懂的洋玩意去欺骗、吓唬年轻的中国学生。因此在开课之后不久，季羡林就爱上了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课，每周都期盼上课，成为他的一种乐趣。

朱光潜当时年富力强，三十四五岁的样子，人也长得潇洒，很讨学生的喜爱。他在清华大学的课堂上介绍了许多欧洲心理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新理论，比如里普斯的感情移入说，还有布洛的距离说，等等。这些西方学者从心理学方面，甚至从生理学方面来解释关于美的问题。他也有自己的美学观点，认为在美感经验当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觉；物所以呈现于心者，只是形象。因此美感的态度，只是聚精会神地对于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的观赏。作为中国现代比较美学和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之一，他的《诗论》也是比较美学的典范作品，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著名诗论，触类旁通，潇洒自如，美不胜收。这一点也是朱光潜自己感到自豪的，他说过去的写作中，如果说还有点什么自己独立的东西，那还是《诗论》。《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为什么中国诗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做了一些科学的分析。他的《文艺心理学》就是在讲课的基础上写成的，是融会中西的经典著作。他讲的许多理论，季羡林觉得受益匪浅，一直到今天仍能记忆不忘。让季羡林感动的是，朱光潜不但把20世纪30年代之前欧洲、美国文艺批评的理论成果都带了回来，而且他讲的西方文艺理论，能用中国的文学作品来印证。

在清华大学除了听课，季羡林和朱光潜的个人接触并不多。季羡林离开清华大学以后，朱光潜先后任四川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授、教务长。一直到1946年，季羡林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并兼任东语系主任，而朱光潜也在这一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并兼任西语系主任。他们的办公室是隔壁，从这个时候起交往才多起来。季羡林跟朱光潜讲，你是不是再写一部《文艺心理学》，把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西方文艺理论的成果告诉我们中国人？他回答说，不行了，没有时间了。季羡林认为自己对美学的兴趣，离不开朱光潜的引导。

季羡林奉行“三不”主义：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朱光潜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另一地位去做。”季羡林的“三不”主义是养生之经；而朱光潜的“三此”主义是作风，是不尚空谈而着眼现在、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

在“文革”当中，朱光潜被关进了“牛棚”，季羡林也自己“跳”出来进了“牛棚”，过去的师生此时成了“棚友”。改革开放以后，朱光潜夜以继日地写作，并翻译黑格尔、维柯的著作。1980年，他写出了《谈美书简》、《美学拾穗集》，1983年，他又把自己1932年用英文写成的《悲剧心理学》翻译成中文出版。他多年如一日与时间赛跑，终于在1986年把维柯的巨著《新科学》翻译成中文出版，使广大读者能有机会一睹这部经典著作。朱光潜从1921年7月在《东方杂志》发表处女作《福鲁德的隐意识与心理分析》，一直到1986年，历经65年的时间，著译多达七百多万字，其中，他翻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莱辛《拉奥孔》、《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美学》，他的著作《文艺心理学》、《西方美学史》，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国美学史上的意义将是不可磨灭的。朱光潜逝世以后，季羡林满怀深情地写了《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来纪念自己的恩师。

7、西洋文学系的老师

清华大学当时开的课很多，几乎应有尽有。从古希腊、罗马的荷马史诗、悲剧、喜剧、维吉尔等，经过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等，一直到18世纪、19世纪的塞万提斯、歌德等，直至近代文学，无不包罗在内。关于莎士比亚专门开课，英国浪漫诗人、欧洲文学史、欧洲文艺思想史、中西诗之比较、文艺心理学等，也都有专门课程讲授。但是平心而论，课讲得好的老师并不多。

那时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是王文显。王文显，生于英国，伦敦大学文学学士。他的英文是很好的，能直接用英文写剧本，学生们没怎么听他说过中国话。他是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写过有关莎士比亚的讲义，只是没有出版。他隔一年开一次莎士比亚的课，在教莎士比亚戏剧的时候，每节课不管是念到哪一句，不管是结束没结束他都合上课本就走人。他也写过戏剧讲义，讲义恐怕用了十几二十年，大概都没怎么改。讲戏剧照例是进了教室以后，什么招呼也不打就念讲义，铃一响就停下来，不管这句子断了没断，停下来就走，也不跟学生们讲话。那时候也没有说是教授进来站起来，没有这个习惯。王文显的课每次都让季羡林做笔记，每堂课下来季羡林的手累得又疼又酸，所以最怕上他的课。戏剧课结束的时候，王文显强调非将他指定的戏本看完不行。王文显给学生印象最深的是充当冰球裁判时的洋相，他脚踏溜冰鞋，但是在冰上的功夫明显是不够的，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神态让学生们大笑不已。

教授里边的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一国人，上课都讲英语，甚至教德语的老师也是多数用英语讲课。只是在大一开始的时候，教了一段德语的课。任课的德语老师是杨丙辰，他当时任北京大学德语系主任，在清华大学是兼职教授。他的德语水平不错，在德国留学多年，并且翻译过德国的名著，如席勒的《强盗》就是他的译作。他没有教授架子，平易近人，常请学生吃饭。1932年中秋节前夕，杨丙辰约学生们到合作社南号喝咖啡，弄了一桌子月饼。吃完了，他又提议到燕京大学去玩，一行人载谈载行到了燕园。看到燕园和蔚秀园林木深邃，庭院幽琼，杨丙辰赞叹不止，说现代人提倡接近大自然，而中国古人早就知道接近自然了。但他教课，却不负责任。教第一个字母a时,说a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到教c、b、d，也都说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学生们便窃窃私语，是不是丹田里的一口气我们不管，我们只想把音发准确。从此，“丹田里的一口气”几乎成了他的代号。杨丙辰在生活上也很有趣。他同时在五所大学里兼课，月工资可达上千银圆。他在北京大学沙滩，有一处大房子，侍候他的人一大群。太太年轻貌美，天天晚上要去看戏。他推崇佛教的“四大皆空”，这种人生哲学用在教学上，则表现出游戏人生的态度。甚至考试打分，他也不负责任。学生交上卷子，他连看也不看，就立刻把分数写上。当时清华大学的计分方法采取等级制，分为五等：超、上、中、下、劣（用英文字母E、S、N、I、F表示）。学生管E叫“金齿耙”，管S叫“银麻花”，N是“三节鞭”，I叫“当头棒”，F则是“手枪”。季羡林有一个姓陈的同学，脾气黏黏糊糊，交上卷子站着不走，杨丙辰以为他嫌分数低，立即把S改为E。跟这样的老师学德语，基础自然就脆弱了。

杨丙辰对季羡林还是厚爱有加的。在季羡林的眼里他是一个十足的好人，虽然有时候上课大发议论，宇宙问题，天人问题，谈锋极健，生气勃勃，但往往也能够自圆其说。他讲《浮士德》讲得非常精彩。拜访他的时候，他也谈到各种学术上的问题，他劝学生们要多读书，还替学生们介绍书，学生们觉得他热情可感。拜访他时谈的晚了，就在他家吃饭。一次杨丙辰请客吃饭，季羡林发现巴金也在座，他感到这是个意外的收获。他读巴金的《死亡》时，就对他很留心了，觉得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作家。还有一次，季羡林和李长之拜访杨丙辰，他给他们讲了许多话，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还鼓励季羡林，叫他不要放弃英文、德文，将来可以去留洋。

教大三德语的是德国人狄特尔·冯·石坦安。他是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在清华大学讲授拉丁文。他讲课比较认真，要求也严格，季羡林也得到过他的指导。

大四法语是德国人古斯塔夫·艾克教的，他是德国爱尔冷根大学哲学博士。来清华大学以前，在厦门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其时鲁迅也在那里，鲁迅写的文章中还提到过他。他是季羡林的业师，也是他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这又是一位马虎先生，对教书心不在焉，他的德语课只用英语讲授。有一次学生们要求他用德语讲授，他便哇啦哇啦讲一通德语，速度快得如悬河泻水，使学生们谁也反应不过来，他还问学生你们听懂了什么吗？结果这位老师还是用英语教德语，学生们自然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

艾克不是没有水平，他对艺术很有兴趣，在德国主修艺术史，拿到了博士学位。他用德文写过一部《中国的宝塔》的学术专著，在国外颇受好评。他还有一部专著是研究明代家具的，书中收集了很多有价值的图表。他在清华大学任教，但是却住在辅仁大学旁边的一座王府银安殿里。他的工资非常高，又孤身一人，家里雇了几个听差，还有厨师。侍候他的人不少，都住在殿前面的一个大院子里。他对中国名画极感兴趣，收藏了不少名贵字画。他坐拥书城，享受着王者之乐，尤其是他喜欢德国古典诗歌。这对季羡林产生了影响，季羡林的学士学位论文《现代才被发现了的天才——德意志诗人薛德林》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写出来的。这篇毕业论文是用英文写成的，里边半是想象，半是学术探讨，幻想力很强，受到艾克的一定影响。艾克自然也很喜欢这篇论文，给的成绩是E。当时季羡林的经济情况很不妙，写了几篇文章，拿了一点稿费挺高兴的，还特意从德国订购了一套薛德林豪华本的全集，虽然念了一些，但觉得是不甚了了的。这套书季羡林一直珍藏至今。

1933年暑假，季羡林回济南度假。艾克到济南旅游，住在瀛洲旅馆。季羡林请他到唐楼吃饭，陪他去图书馆，逛了大明湖。艾克对张公祠的戏台大加赞赏，说自己要到灵岩寺去工作。第二天，季羡林买了四盒罗汉饼去瀛洲旅馆送给他，结果他已经走了。

季羡林毕业前夕，艾克请他吃饭，饭后他送给季羡林一张阿波罗神的照片，季羡林非常高兴。后来艾克成了家，娶了一位中国的女画家，岁数比他小一半，年轻貌美。1946年季羡林回国，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请季羡林吃烤肉。

华兰德小姐也是德国人，但是她不教德语，而是教法语。她年纪很大，头发全白了。由于独身，性情反常，专在课堂上骂人，并以此为乐。学生越学得好，她挑不出毛病来火气就越大，学生挨骂就越厉害。结果学法语的学生让她骂走了一半，只有季羡林、华罗庚等少数几个不怕骂的留了下来，有一次上课竟然只有季羡林一个学生。后来学生们予以反抗，治了她一次，她反而屈服了，还请这些学生到自己家去吃饭，终于化干戈为玉帛。

季羡林这时还旁听过俄语课。教员是一个白俄，中文名字叫陈作福，个子极高，一个中国人站在他身后，从前面看什么都看不见。他既不会英文，也不会汉文，只好被迫用直接教学法，但是他的教学又不得法，学生们听不懂，所以结果并不理想，季羡林只听到讲“请您说”，其余则不甚了了。有一次，季羡林去旁听他的课，他把32个字母念了两遍，就写出字来，让学生念。他的字写得很不清楚，弄得季羡林头昏眼花。上了几次课，只能大瞪其眼，却没有收获，大概只学了一些生词和若干句对话。季羡林旁听的兴趣也越来越小，最后终于放弃不听了。他第一次学习俄语的过程就此结束。

毕莲是一位美国女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英语硕士，教英语文字学。在大二第一学期的时候，她拿了一本丹麦语言学家论普通语言学的教材当教本，结果把本来不是很难懂的格林定律越讲越糊涂，原来她对古典语言一窍不通。第二学期，换了课本，她第一堂课讲乔叟的杰作《坎特伯雷故事集》时，大出风头，高声背诵了书中的第一段，让学生们大惊失色。课接着上下去，学生们才发现她的本领也就是会背诵这一段。她不懂中古英文文法，学生们只得读翻译成近代英语的乔叟著作。

教欧洲文学史的翟孟生也是美国人，他用自己著的一部五六百页的巨著当教材，一开始挺能吓唬人，但学生们很快就发现，这部教材除了厚以外，没有任何别的长处。里面涉及到许多世界名著，有一个内容提要，但是却不可靠。原来他对原著根本就不熟悉，连译本都没有读几本，只是抄了别人书中的一些内容，抄得又极不细心，错误百出。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成了当时清华大学的名教授，简直可笑之至。

温德是教大三法语的美国教授，也教过欧洲文艺复兴文学。他的英文讲得非常好，当时季羡林觉得像吴宓这样高水平的中国教授，再读十年书，也讲不到这个水平。他看了不少书，但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有学术文章发表。他作为美国人，喜欢的却是伊斯兰教，觉得伊斯兰教的天堂符合他的口味。遗憾的是，伊斯兰教戒酒，而他却总是喝得醉眼矇眬，戴着装反了镜片的眼镜，在清华园里也算是一景了。他终身未娶，在中国去世，活了100岁，在中国起码待了70年。

还有一位英国人吴可读教授，教三年级的中世纪文学。他上课不拿课本，顺口讲，学生则顺手记录。他还讲授现代小说，选了《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以及伍尔芙和劳伦斯的各一部小说做教材，至于懂不懂，则只有天知道了。季羡林当时的感觉是迷迷糊糊，不知所云。他还经常缺课，学生们等半天，他也不到教室。他好歹敷衍了一学期，让学生们很失望。而一旦学生到的少了，他就拿考试来吓唬学生。有一次考试居然考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季羡林和同学们只得拼命看，看得头晕眼痛，终于看完了，就大骂这位“老外”老师。

这些外国教授，除了个别的，大多是草包。他们都在本国大学毕业，但肯定在本国大学当不了教授，有的可以做大学助教，有的可以做中学老师，有的只配当小公务员之类，找不到太好的工作，但到中国后却成为名教授。更为可笑的是，他们在中国并不老老实实地当教授，而是来这个神秘的国度猎奇。受好奇心驱使，有的人学了一脸假笑，挤鼻子弄眼，打躬作揖，能说上三句半中国话，便成为所谓的“中国通”回国了，居然还写出大论中国的书，名也有了，财也有了，皆大欢喜。殊不知，这些人花钱雇中国人给他们翻译古籍，但是书出版的时候，译者的名字不见了，只剩下他自己的名字。个别“杰出”者，还靠这本著作在本国大学当了汉学教授，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清华大学，这些非正常途径出身的洋教授，讲课都有点野狐谈禅的味道。所以在规定的所有必修课中，洋教授教的课没有一门让学生们满意。季羡林自己觉得四年下来，收效甚微，尤为可笑的是学了四年的德语，只能看书，却不能听和说，根本张不开口。

那个时候对老师的教学态度，学校没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好像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概念，教师也不准备教学大纲和教案。教授在课堂上可以信口开河。谈天气，可以；骂人，可以；讲掌故，可以；扯闲话，可以。老师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天上地下，唯老师独尊，谁也管不着老师。有的老师竟然能够在课堂上睡过去，有的上一年课也不和学生说一句话。有的教授同时在八个大学兼课，必须制定出一个轮流请假表，才能解决上课的冲突。勤勤恳恳的老师不能说没有，但是却是少数。老师这样对待学生，学生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师生之间不是互相利用，就是互相敌对。师生关系竟然变成这样子的关系：老师为了混饭吃，学生为了拿文凭。

教外语的中国老师中，值得尊重的是叶公超，但是当时的学生还没有这个意识。叶公超(1904—1981)，广东番禺人，生于江西九江。叔父叶恭绰是清末民初大学者、大藏书家，并以诗书画名世。叶公超自幼失怙，由叶恭绰抚育成人。叶公超家学渊源，后来所继承的也是这祖上的风气。叶公超五四运动时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是南开救国10人团的核心人物。他中学没有读完，就远涉重洋赴美求学，先后在伊利诺州的尔宾纳中学、缅因州的贝兹大学和麻州的爱默思特大学攻读。他后来到英国剑桥大学玛地兰学院深造，获文学硕士学位，接着又到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作短期研究。1926年秋回国，他即任北京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讲师，兼编《北京英文日报》和《远东英文时报》，并很快成为新月社中的一员，与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建立了友谊。他用中文写的第一篇文章，即介绍英国戏剧家辛额其人其剧的《辛额》，就发表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剧刊上。那时叶公超年仅23岁，就显示出他的少年英才，风发意气。［16］陈子善：《水木清华地文章新月篇》，见《叶公超批评文集》，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上学期间，叶公超对他的帮助是很大的。他大一的英语课是叶公超上的，季羡林觉得他的教学方法非常奇特。叶公超教的是基础英语，用的课本却是英国女作家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季羡林说：“他的教学法非常离奇，一不讲授，二不解释，而是按照学生的座次（学生的座次是并不固定的）从第一排右手起，每一个学生念一段，依次念下去。念多么长？好像也并没有一定之规，他一声令下：Stop（停）！于是就Stop了。他问学生‘有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就是邻座的第二个学生念下去。有一次，一个同学提了一个问题，他大声喝道：‘查字典去！’一声狮子吼，全堂愕然、肃然，屋里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从此天下太平，再没有人提任何问题了。”［17］季羡林：《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页。

季羡林很佩服他的英文水平，而且他对英国的散文很有研究，只是季羡林对他的作品还接触不多，以为他惜墨如金，没有写过文章。

叶公超的书法作品季羡林眼里的叶公超很少着西装，经常是夏天绸子长衫，冬天绸缎长袍、绸子棉裤，裤腿用丝带系紧，而丝带的颜色又和棉裤不同，非常鲜艳。裤腿上打的结子呈蝴蝶状，一走起路来，蝴蝶的翅膀就微微抖动。脚下穿的是皮鞋。头发或者梳得光可鉴人，或者干脆不加梳理，让它像乱草一样。这种“潇洒相”，季羡林这些学生在背后议论纷纷，说他是在那里学名士。但觉得他又不是真名士，真名士是俞平伯。俞平伯有直率天真一任自然的风格，而叶公超则难免有引起“轰动效应”之嫌。所以他们把叶公超归为“假名士”，把俞平伯归为“真名士”。

季羡林对叶公超印象不好，认为他很乖戾，一直不愿意去拜访他。后来李长之告诉季羡林，说他一点也不乖戾。1933年，有一次季羡林与林庚晚上去找他，谈得很晚，一直谈到11点。他们谈中国文坛上的人物，当时叶公超要办一个刊物，有约季羡林帮忙的意思。季羡林对他说自己很喜欢写随笔，叶公超鼓励他，给了他许多具体的指导意见，还笑着说中国文坛上缺少写随笔的人，让季羡林努力去做。叶公超竟然对季羡林在第一年的事情，都记得非常清楚。这使季羡林很是感动，改变了以往对他不好的印象。以后季羡林写了文章，便给叶公超看。季羡林的《年》、《枸杞树》、《兔子》都给他看过。叶公超看过后写了一封信，说他已经看过了，印象很好，并且约季羡林到他家去面谈。季羡林便约了李长之去他家。叶公超说，他喜欢《年》，因为《年》写的不是小范围的感情，而是扩大的意识。他希望季羡林以后写文章一定要朴实，要写扩大的意识、一般人的感觉，不要只写个人的怪癖。经叶公超这么一说，季羡林有茅塞顿开之感。他觉得以前实在没有把眼光放这样大，觉得他给自己指出了一条路，而这条路又是自己愿意走的。对于《年》这篇散文，他自己喜欢，但是生怕别人不同意自己的观点，几天来他一直在为此事苦恼。现在得到叶公超的赞同，自己怎么能不高兴呢？叶公超还建议把《年》改动几个字，在《寰中》杂志上发表。

季羡林把叶公超归入文坛上的新月派。叶公超主持过《新月》后期的编务工作，这期间《新月》的作者中出现了葆华(曹葆华)、中书君(钱锺书)、常风、灌婴(余冠英)、长之(李长之)、曦晨(李广田)、孙毓棠、卞之琳、杨季康(杨绛)等一批新人的名字。这些人都是叶公超的学生，他们在叶公超的关心指导下写出了一些作品，并且都是因在《新月》上发表作品而成名的。“他主持《新月》期间，是杂志最浪漫、最醇厚的一段，他理想中的《新月》，不是刀光剑影的古战场，而是月下把酒论诗的田园梦。他看人论物，也不以圈子为重，能够超越党派之争，持公正之论。”可惜这时的《新月》杂志已经衰微下来。

1933年《新月》停刊后，叶公超又与闻一多、林徽因、余上沅创办《学文》月刊。这个刊物的同人基本上是《新月》的原班人马，作者队伍中也有一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其中有钱锺书、季羡林、杨联升等人。季羡林的散文《年》受到叶公超好评后，自然一下子把他美得不得了，他欣然自得，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于是又写了一篇《我是怎样写起文章来的》送给叶公超。没有想到，叶公超大发雷霆，把季羡林叫去，铁青着脸，一脸的怒气，大吼一声：“我一个字也没有看！”把季羡林吓得目瞪口呆，赶忙拿了文章走人。叶公超杂志办得很有影响，可惜的是出版到第四期，就因为经费问题以及他出国休假而停刊了。叶公超是一个愿意动脑筋的人，他还经常和学生进行讨论。有一次，他告诉几个同学，正考虑一个问题：中国古代诗歌中人的感觉转换问题。他举了一句唐诗：“静听松风寒。”最初只是用耳朵听，然而后来却变成了躯体的感受“寒” ，其实他考虑的正是一些文艺理论问题。［18］季羡林：《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2页。 季羡林当然也愿意讨论这些问题，于是在天津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散文，谈了自己对叶公超观点的看法。

季羡林在大三的时候，叶公超仍然给他们上课，用的课本是学校订购的《主要的现代诗人》，打7折还卖9.7元，印刷非常精美。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叶公超在黑板上写了美国诗人卡明斯的一首诗，字很少，但是给人很深的震动。叶公超给学生们说，卡明斯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对他的评价颇有争议，有人称他为最伟大的诗人，有人则骂他。无论如何，他的诗形式独特，语言优美，对现代诗人是有广泛影响的。有时候，叶公超的课讲得很好，让学生对诗发生兴趣；有时候，叶公超的课讲得不高明，甚至也有胡诌八扯的；有时候，他还有干脆缺课，不知道干什么去了。他给学生指定的杂志，使季羡林对现代诗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想把这些杂志都读读，然后写一篇现代诗歌的论文。

在学生们的眼里，叶公超的脾气古怪，几乎是喜怒无常。季羡林和李长之去拜访他，明明他在家里，却偏让家人说出去了。学生们感到莫名其妙。后来，叶公超又到西南联合大学任教，还在北京大学当过外文系主任。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时，闻一多曾说过叶公超是“二毛子”，因为他的英文比中文好。胡适对他的评价也甚高，说他的“英文是第一等的英文，他说得更好，就是外国一般大政治家也不见得说得过公超”。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西语系把叶公超和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谈话的照片摆出来，说明他在当时的地位是多么的显赫。叶公超还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略特有过交往，他是第一个在我国介绍艾略特的人，他的学生赵萝蕤是第一个把艾略特的名作《荒原》翻译出版的学者，她谈“才华出众的叶公超先生”，无不表示自己的敬意：“他一目十行，没有哪本书的内容他不知道，作为老师，我猜他不怎么备课，只是凭自己的才华信口开河，说到哪里是哪里，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10辆卡车也装不完的。”

季羡林是非常感激叶公超的，他认为自己一生舞文弄墨，受影响最深的有三个人：董秋芳、叶公超，还有郑振铎。

8、风格独具的吴宓先生

吴宓到清华工作，始于清华研究院的成立。

吴宓(1894—1978)，陕西泾阳以北嵯峨山麓安吴堡人。吴宓生于一书香门第，他幼读孔孟，1910年考取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由陕西提学使咨送赴京。1913年外务部所属令各省提学使招考游美第二批学生，规定考生年龄最大限是15岁，但这年他已经17岁。为报考游美生，他便更改年龄和名字。他取过手中携带的《康熙字典》，闭目翻开某一页，用手指确指一字，得“宓”字，即报填“吴宓，泾阳人，年十五”。“于是吴宓之名遂立，而后所犯之错误，所加之罪名，悉与吴宓二字相连属，相终始矣!”［19］吴宓：《吴宓自编年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这一招终于使他得以赴弗吉尼亚大学留学，后来因为慕美国著名保守主义文论家白璧德（Babbitt）之名，又进入哈佛大学，与梅光迪一同师事白璧德。吴宓以倡导古典主义、捍卫固有文化为己任，在文学研究上特别重视文学的伦理作用，是白璧德的中国真传弟子。1921年他获硕士学位回国，到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担任教授。但是，是时的东南大学人际关系复杂，内部斗争激烈，正直的、有才学的人寡不敌众。吴宓坚辞了东南大学的教职。他1924年底被聘为清华的教授，此事的促成与梁实秋有关。原来在1923年3月，清华高等科四年级学生梁实秋等三人到东南大学游览、参观，梁实秋连续听了吴宓两三天的欧洲文学史课。当时吴宓讲的内容是卢梭的生活和著作。听课之后，梁实秋并未去拜访他，回校后却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文章，评论东南大学的学风之美，教师饱学而尽职，学生好读而勤业。梁实秋的文章述及吴宓讲的课程，他不开书本，不看笔记，却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他说当时清华大学正缺吴宓这样的教授，并说吴宓亦是清华学校游美同学，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吴宓说：“此亦与清华之聘宓往，有关。”后来梁实秋游美留学也到了哈佛大学，同样师从白璧德，明显是受到吴宓的影响。

原来的清华学校，本来是一个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学生到这里来，主要是念英文，然后念一些欧美的文化，也念一点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就是一个预备学校。但是1924年的时候，曹云祥校长觉得这样是不够的，应该提高这个学校的水准，清华学校应该改办大学，同时设立研究院。曹云祥1924年2月22日致函胡适，想聘请他担任筹备大学顾问（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同时，又动员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研究院院长（职位同各系科主任）。胡适推辞不就院长（后改为吴宓任主任），但建议曹校长，应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并吸取外国大学的研究生院的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因此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制，是曹云祥校长根据胡适的提议设立的。曹云祥首先从国学来开始建设，就找了胡适，请胡适到清华来作研究院的导师。胡适说：“我没有资格，给你推荐几个人。”就是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而改聘陈寅恪（由吴宓推荐）。梁启超是胡适少年时代的精神偶像，赵元任是胡适留美时的挚友，王国维的学问是胡适很敬重的。当时决定聘用王国维为研究院院长。

1924年12月8日，胡适陪同曹云祥拜访了王国维。据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说，第二天，曹云祥在致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 

适之先生台鉴： 

昨承偕访王静庵先生，晤谈之后，曷胜钦佩。敝校拟添设研究院，即请王君为该院院长。兹将致王君一函并聘书送请察阅，如蒙同意，即祈转致，并恳玉成是荷。

此颂

道安

曹云祥谨启12月9日

王国维无意任院长之职，于是聘请了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就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吴宓。但是吴宓自己谦虚，始终不愿意称主任，而是自称秘书。清华研究院一成立，吴宓就宣称本院与其他大学的不同之处在于重视科学方法。

清华研究院和“四大导师”，是清华人文学科最初的辉煌，也是最终的辉煌，后来一直没有超过“四大导师”那个时期。

吴宓作为筹备处主任，亲自去请王国维来担任导师。他到了王国维家里，行三叩首礼，使得王国维很感动，觉得吃洋面包的这个年轻人还很尊重自己，所以很痛快地就来了。1925年，王国维住进清华园南院靠西的中式房屋。每天上午，他从这里走到清华学堂上课。下午和晚上，他回到书房读书和写作，过着内向而不善交际的生活。就是在这里，他写出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重要著作《人间词话》。王国维精通英文、德文、日文，使他在研究宋元戏曲史时独树一帜，成为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

吴宓、梁启超又向曹云祥极力推荐陈寅恪，吴宓是最早发现并惊服陈寅恪才能的人，他早在留美结识陈寅恪时，即驰书国内，断言“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经过他的推荐，清华研究院三天之内就下聘书。当时，陈寅恪还在柏林大学学习。1925年，陈寅恪从德国回来，走进清华园。

吴宓又聘请了赵元任。

除了吴宓，还有一位导师没有进入国学院“四大导师”之列，他就是“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李济。李济1911年考入清华学校，因为善于辩论和演话剧而闻名全校。清华研究院成立时，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是教授，李济是讲师，年仅29岁。可能是因为年龄太小，也因为人类学和考古学不被视为“国学”，李济有大师的身价，却没有大师的称号。

吴宓到清华研究院，是其人生的转折点。季羡林说：“他坦诚率真，十分怜才。学生有一技之长，他决不掩没，对同事更是不懂得什么叫嫉妒。……也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在清华作为西洋文学系的教授而一度兼国学研究院的主任。”研究院的四位学术大师几乎不分伯仲，成为一时美谈。《吴宓自编年谱》云：“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后又谒梁启超先生，梁先生极乐意前来。”

“四大导师”都比吴宓学问大、影响大，他如果没有大家的胸襟，是不会怀着崇敬之情，聘请比自己强的人来自己主事的研究院任职的。吴宓一生聘用、推荐、造就、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后学，如王力、钱锺书、贺麟、季羡林、李赋宁等，正所谓英雄惜英雄，惺惺惜惺惺。

从1928年1月起，吴宓为天津《大公报》主编文学副刊，到1934年1月停止，吴宓总共编辑了三百多万字，在文学副刊上面发表的文章大约有一百多篇，所撰编者按语更是不计其数。在他的努力下，文学副刊获得各界好评。副刊以报道文学发展动向、发表文学作品为主，以学院派风格见长。在形式方面不拘一格，新诗、旧诗纷呈，文言文、白话文并用。副刊还通过纪念世界文化名人，介绍中外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广开读者心智。当时吴宓任教于清华大学，副刊的编辑通讯处也设在清华园。每期稿件都是由他在北平编好后再寄往天津，交《大公报》发表。他精选材料，不畏不惧，不慌不怠。“他对工作十分认真负责，从组稿、写稿、编稿到版面都由他一个人来组织筹划。所有的稿件，都是字字工整，非常清楚，就是别人的稿件，字迹不清楚的，都要重抄一遍，生僻的字，在旁边空白处另外写一个大的，还画上一个小圈。至于用什么字号，用什么格式，均用红笔加以说明，字迹同样是工工整整，一笔不苟，为排字房提供了诸多便利，同时也表现出一个文学家的严谨，对编排技术的追求。他对编辑业务的严肃认真给《大公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受到赞誉。”［20］侯杰、秦方：《吴宓与〈大公报·文学副刊〉》，载《大公报》2002年6月2日。他在选稿的时候﹐非常注意稿件的质量。对于一些有潜力的作者极力推荐，还积极鼓励他的学生，如贺麟、季羡林等给文学副刊撰稿，并给予切实的帮助，以促进青年的成长。

吴宓在清华大学给季羡林上的课有两门：英国浪漫诗人、中西诗之比较。前一门课，他让学生们背诵浪漫诗人的诗句，有时候要求背得很长很长；后一门课，他讲的是一些中国的古诗和西方的诗，也讲一点有关的理论，只是季羡林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在他的影响下，季羡林当时也写了一篇中西诗学比较的论文，是把陶渊明与英国的一个什么浪漫诗人做了一点比较，自己觉得因为有点“拉郎配”的味道，所以也比不出什么名堂。

吴宓的比较文学研究没有什么文章发表，季羡林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季羡林看到他的文章大多是连篇累牍地论述白璧德的。1933年，季羡林结束了大三的课程上了大四，与吴宓的接触才多起来。听同学王岷源说吴宓流露过一个意思，想找学生们帮忙办《大公报》文学副刊，季羡林一时冲动，很想一试。他自己曾经翻译过一篇《从马洛到歌德、浮士德传说之演变》的文章，便抄好了稿子，在歌德百年祭的日子，找了几次总算找到了吴宓。吴宓和他谈系里的各种功课，谈《大公报》文学副刊。他让季羡林读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季羡林以后便经常去拜访吴宓，感到他说话非常坦率，也感到他性情古怪。季羡林写的一些文章，请吴宓指正后在报上发表了。当他从吴宓那里拿到10元稿费时，那个高兴劲是可以设想到的。吴宓也出一些题目让他写，如纪念美国诗人萨拉·蒂斯代尔的文章，就是吴宓布置给他的任务。季羡林从图书馆借了美国自由派的评论周刊《新共和》和其他参考书，忙着来写这篇文章。西洋文学系开会，吴宓作为系主任摇头直臂，神气十足，令人喷茶。吴宓开的课中西诗之比较，季羡林的论文他只给了个I分，这仅是第四等。季羡林觉得受了好大的委屈，因为不如自己的论文，却拿到了高分。他拿到分数的那天晚上，心里那个不痛快一直没有办法扭转。他觉得自己是受了侮辱，在心里骂了一句：真混天下之大蛋！

在吴宓的鼎力推荐下，季羡林和几个舞文弄墨的青年学生，经常给《大公报》文学副刊写些书评和散文一类的文章，因而他们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学生们经常到他那在工字厅的住处去做客。工字厅这个院落，菏花摇曳，藤萝缠绕，吴宓的住处被称为“藤影荷声之馆”，屋里挂着黄节题写的“藤影荷声之馆”字幅。吴宓自称“奠居”，希望有更合适住这里的人来住，自己不过是为他们将来在这里住得更好打个前站，他甘做名师的护卫走卒。有时候，他也请学生们到工字厅的教授餐厅去吃西餐。过去他请吃饭的时候经常是一角五分钱的客饭，所以对他请客，学生们不是太感兴趣。但是他们去了，才发现这次是颇耗费的。那是在1933年11月24日，吴宓请季羡林他们正式吃西餐，他因为是第一次吃西餐，刀叉布前，眼光耀目，他只得模仿别人的样子拿刀拿叉。在饭局上，季羡林看到了年轻教师王力。王力谈到他在法国留学的经验，他既没有公费也没有私费，只得凭着给商务印书馆翻译书稿挣钱。他的这种精神，给了季羡林很大的勇气。虽然没有机会与王力说上几句话，但从此却认识了他。这在当时教授和学生间存在着一条看不见但能感觉到的鸿沟的情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每念及至此，季羡林就感到一阵温暖。季羡林感到温暖的当然还不止这些，学生们还可以无拘无束地通过刊物与教授开玩笑。当时他们常开玩笑的教授有两人：一个是俞平伯，一个就是吴宓。学生们办的杂志《清华周刊》，形式活泼多样，文章生动犀利，图文并茂。有一天，俞平伯大发豪兴，剃了个光头，大摇大摆地走上讲台上课，学生们感到愕然。于是学生们就在周刊上发表文章，讽刺俞平伯要去当和尚。

在季羡林他们这些学生眼里，吴宓是一个奇特而矛盾的人。李森在《吴宓：在联大受气》（《作家》2001年第4期）一文中这样形容吴宓：吴宓真是举世无双，只要见他一面，就再也忘不了。吴先生的面貌呢，却是千金难买，特殊又特殊，跟一张漫画丝毫不差。他的头又瘦削，又苍白，形如炸弹，而且似乎就要爆炸。胡须时有迸出毛孔欲蔓延全脸之势，但每天清晨总是被规规矩矩地刮得干干净净。他的脸上七褶八皱，颧骨高高突起，两腮深深陷入，两眼盯着你，跟烧红了的小煤块一样——这一切，都高踞在比常人高半倍的颈脖上；那清瘦的身躯，硬邦邦，直挺挺，恰似一根钢棍。［21］李森：《吴宓：在联大受气》，载《作家》，2001年第4期。季羡林认为，他古貌古心，表里如一；在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的时代里，他写古文、写旧诗；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文写成的《红楼梦》；他能同青年学生们来往，但是又显出一副俨然凛然的样子；他看起来严肃、古板，但却又有一些浪漫的恋爱史。而和吴宓开的玩笑正是由于他谈恋爱引起的。

有一次，吴宓高兴起来，把自己写的爱情诗《空轩十二首》在课堂上发给同学们。大概是在1933年，吴宓与毛彦文恋爱失败后，写成《海伦曲》这首长诗，以旧体诗写西洋故事；又作《空轩十二首》，每首咏与其相知的现代女性，自题“中国诗人，自离骚以下，常以男女喻君臣之际会。西方诗人如但丁，罗色蒂女士等，则以男女喻天人之接引。……均以男女至情，可以深托思慕，其苦乐成败，又极变化奇诡之致故也”。就在毛彦文出嫁之日，吴宓独坐在空房作组诗，发泄烦恼： 

吴宓苦爱毛彦文，

三洲人士共惊闻。

离婚不畏圣贤讥，

金钱名誉何足云！

做诗三度曾南游，

绕地一转到欧洲。

终古相思不相见，

钓得金鳌又脱钩。

赔了夫人又折兵，

归来悲愤欲戕生。

美人依旧笑洋洋，

新妆艳服金陵城。

奉劝世人莫恋爱，

此事无利有百害。

寸衷扰攘洗浊尘，

诸天空漠逃色界。

当时吴宓苦恋毛彦文已经多年，而且已办理了与原妻陈心一离婚的手续，正无所顾忌地追求着毛彦文，不料毛彦文竟不顾他的一片深情，嫁给了一垂垂老翁——国民党的要员熊希龄，在南京结了婚。吴宓悲愤欲绝，写成这组诗，用以消除胸中块垒。诗中的“三洲”是欧、亚、美，说明知道他的浪漫韵事的人包括了三洲人士。这虽是夸大其词的说法，但知道的人确实不少。甚至当时的一些大报上也不断有借此攻击吴宓的。针对这些攻击，吴宓声明：“你们攻击我的学术，那么来吧，要是攻击我的名誉，我吴宓本无名誉可言，随你们去！”

吴宓继续用自己的诗来发泄失恋之情： 

渐能至理窥入天，

离合悲欢各有缘。

侍女吹笙引凤去，

花开花落自年年。［22］赵毅衡：《吴宓没有写出的长篇小说》，载《世纪中国》2002年5月17日

吴宓发给学生的这12首诗，季羡林知道都是意有所指的。但确切地指什么，学生们并不清楚。学生们只知道，他追求毛彦文是非常辛苦的。诗句中有一句说“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是夫子自道。编《清华周刊》的秀才们把这些旧诗翻译成白话，刊出一首《七律今译》，与吴宓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这首七律的前半阕，直到现在季羡林还记得： 

一见亚北貌似花，

顺着秫秸往上爬。

单独进攻忽失利，

跟踪盯梢也挨刷。

季羡林还记得下半阕的最后一句，是“椎心泣血叫妈妈”。诗中的人物简直呼之欲出，亚北代指一位姓欧阳的女同学，是西洋文学系的学生，吴宓当时正追求她。玩笑开到这个份上，吴宓也一笑置之，不以为忤。

学生们与俞平伯、吴宓这样的教授开玩笑，自然觉得好玩，而威严方正的教授们也不以为忤，无形之中就填平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鸿沟。

季羡林离开清华大学以后漫长的几十年里，他们师生之间很少见面。只有在1961年的八九月间，吴宓从重庆北上北京，会晤贺麟、钱锺书、季羡林、李赋宁等旧日的朋友和学生。季羡林在北京大学燕东园李赋宁的家里，拜见过他。那次会面，师生之间娓娓语家常，谈往事，其乐也融融。吴宓在抗日战争期间去了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复员回到北京后，他没有回去，而是留在了重庆。

吴宓虽然不关心政治，但也偶有出人意料之举。

有一次在陕西，国民党三青团的党棍通过吴宓的嗣父邀请他去讲《红楼梦》，被他拒绝，理由是他不想对牛弹琴。1972年，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小将们问他对此运动的看法，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小将们强迫他喊“批林批孔”，他大声说：“宁可杀头，也不批孔!”这一点，跟梁漱溟的立场完全一致。吴宓后半辈子被整得很惨，在弥留之际，他大声喊道：“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喊声十分悲惨。至今，他的声音还让当时的极少听者潸然泪下。吴宓曾被红卫兵脱光衣服后，置于旷地，水浇棒击；变相监禁期间，求喝小便而不得，真是一切的感慨都给打上不堪的烙印。

季羡林后来在为《第一届吴宓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将近60年前，我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读书时，听过雨僧先生两门课……一方面我们觉得他可亲可敬”，“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他非常不了解”。“我们对他最不了解的是他对当时新文学运动的态度”，“这种偏见在我脑海里保留了将近60年，一直到这一次学术讨论会召开，我读了大会的综合报道和几篇论文，才憬然顿悟：原来是自己错了。”“我痛感对不起我的老师，我们都应该对雨僧先生重新认识，肃清愚蠢，张皇智慧，这就是我的愿望。”事实上，季羡林和他当时的同学有一个成见，把胡适、陈独秀和鲁迅等人划在新派，把吴宓等人所代表的学衡派划在旧派，认为旧派复古保守，开历史倒车，他们无不崇拜新派，厌恶旧派。

多年以后，季羡林发现，五四运动的大方向虽然是正确的，但是主张有些过激，也有一些偏颇之处，甚至是严重的错误，如主张“打倒孔家店”，对中国的旧文化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放弃，得到当时青年们的拥护，这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吴宓在当时能够挺身而出，反对这种偏颇，季羡林感到他了不起，觉得他是有先见之明的。

9、女作家冰心和逻辑学家金岳霖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读书时，冰心已蜚声文坛。1921年文学研究会就出版了她的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1926年北新书局又出版了她的诗集《春水》和散文集《寄小读者》，1932年北新书局出版了《冰心全集》，她大名震神州。冰心在燕京大学教大一国文写作课时，有别具一格的指导方法。清华大学当时也请她来教了一门课。学生中大有“追星族”在，季羡林和李长之、林庚、吴组缃也在其中。他们都到三院去旁听，屋子里面座无虚席，连走廊上也站满了人。冰心当时不过三十二三岁，头上梳着一个信基督教的妇女常梳的簪，盘在后脑勺上，满面冰霜，不露一丝笑意，一登上讲台便威严地发出警告：“凡不选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季羡林他们相视一笑，伸伸舌头，立即弃甲曳兵而逃。20世纪50年代，季羡林同冰心熟了，曾跟她说起这件事，她笑着说：“早已忘记了。”

季羡林特别欣赏冰心给别人题写的座右铭：“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他觉得，每个人都能满足于已经得到的东西，则社会必能安定，天下必能太平。“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知不足”的人才能为人类文化做出贡献。“有为”是应该去做的事情，“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凡是对国家、对人民、对人类发展有利的事情，都是应该去做的。正是非常欣赏这个座右铭，季羡林也给别人题写过。

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后，学校规定全校的大一新生设有共同必修的课程。凡所修课程不及格者不给学分，系必修课则须重读；系选修则可不再选而改选其他，只要学满规定之学分即可。凡已修及格的课程，本人降级时也不必重修。一方面学生可以不按一定目标、一定次序来选课，另一方面教师也自由开课。文科生必须修理科的课，如果实在不行就用逻辑代替。文科出身的季羡林自然选择了逻辑，他的老师是金岳霖。金岳霖是清华大学最早的哲学教授，原先只有他一个人教哲学，后来成立了哲学系，加聘了邓以蛰、冯友兰为教授。学文科的学生没一个选纯理科课程的，结果是选逻辑的人太多了。

金岳霖是著名的逻辑学家。以一个学者研究的领域来称谓一个学者极为少见，可金岳霖却得到了这样一个名衔：金逻辑。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金岳霖先后完成的《逻辑》、《论道》和《知识论》，从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哲学框架。金岳霖是湖南长沙人，生于1896年，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以后他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并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25年金岳霖回国，他的外国女友秦丽莲也随之来到中国。1926年他任清华大学教授，并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金岳霖有一种天赋的逻辑感，而且幽默感十足。中国有句古谚，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金岳霖说，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谚语有问题，如果把这两句话做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金岳霖的学生中有胡乔木、乔冠华这样的政治家，也有沈有鼎、王宪钧、王浩那样的逻辑学家。正是他使西方逻辑，特别是现代逻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他以中国哲学界第一人的崇高威望，讲授现代逻辑，撰写现代逻辑著作。在清华大学20世纪30年代的校刊上，对于金岳霖有这样的描写：“初见马约翰先生，你未必能知道他是体育教授；初见郑桐荪先生，你也未必敢断定他是教务长；金岳霖先生，你却一望而知他就是哲学大师。他眼镜厚厚的，帽子的边缘务求正好遮眼前的光；他有时西装外面套件大褂，有时大褂外面又套件棉袍，反正都有理。”

金岳霖属于那种批判型的学者，早年他在学术批评中的用语，也常常是辛辣中有尖刻，如在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提到胡适竟用了“美国商人”这样的字眼。在清华大学校史上还流传着另一件趣事：解放初艾思奇三进清华园讲课，由金岳霖主持。艾思奇在报告中过于强调辩证逻辑，却批评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金岳霖最后致谢时说：“艾思奇同志的讲话很好，好就好在刚才他说的每一句话都符合形式逻辑。”他在学术上当仁不让，于此可见一斑。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期，有学生问他：“逻辑这门学问这么枯燥，您为什么要研究呢？”金岳霖的回答是那样孩子气：“我觉得它很好玩。”1927年，他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坦白地说，哲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游戏……正是在这里，游戏是生活中最严肃的活动之一。”在清华园里，金岳霖几乎被看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物，整天沉浸在他的逻辑世界中。他为心中的挚爱林徽因终身不娶；家中除了书，就是一只与他同食一桌饭的大斗鸡。冯友兰对这位数十年的老友的评价是：他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金岳霖亦然。

冯友兰和金岳霖都讲形式逻辑，张松年讲的逻辑有点罗素的味道，可是，最叫座的还是金岳霖的课。一到他的课，好几百人，几乎满堂。季羡林虽然在高中学过逻辑，不过金岳霖讲的逻辑跟他学的不一样，所以考不好，后来他才知道，金岳霖讲的形式逻辑跟自己学过的不是一个体系。金岳霖有一次讲到“我吃饭”一句话，说重读“我”，就表示：“我”吃饭，不是“你”吃饭。重读“吃”，就表示：我“吃”饭，不是我“拉”饭。在1932年9月14日清华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有那么多名人致辞，梅贻琦、朱自清、郭彬和、萧公权、金岳霖、顾毓琇、燕树棠等，他觉得金岳霖的致辞最好。金岳霖说他在巴黎看了一出剧，描写一个病人（象征各国国民），有许多医生围着他看，有的说是心病，有的说是肺病，有的主张是“左”倾，有的主张是右倾。纷纭杂陈，莫衷一是。这表示各种学说都是看到现在世界危机而想起的一种救治办法，但最终也是没有办法。金岳霖还说，在动物园里有各种各样的动物，而猴子偏是最小气、最不安静的。人偏与猴子有关系，所以结论是人类不亡，是无天理。当时季羡林觉得他真是个怪物，竟敢这么说。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认为中国能称得上哲学家的，只有很少的几个人，金岳霖就是其中之一。

金岳霖是美国著名逻辑学家怀特的学生，他用中文讲课讲不了，他的思维是英文思维，必须用英文讲。反正，那时能考上清华大学的，听英文课也不成问题。当年金岳霖为中国引进了数理逻辑，但学习苏联后这条路理所当然地被否定了。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嫌金岳霖迂腐，希望他多了解社会。金岳霖租了辆黄包车去天安门，他手搭凉棚，左看看，右看看，后来报告毛泽东说，按照指示已经了解了社会。但他心里一定在想，这个社会怎么就那么讨厌他的数理逻辑呢？

在季羡林看来，金岳霖是杰出的学者、杰出的哲学家，他平时非常随便，后来他在政协待了很多年，两人同时又待了十几年，开会时常同在一组，一起说说话，非常随便。有一次开会，金岳霖非常严肃地作自我批评，决不是开玩笑的，什么原因呢？原来他买了一张古画，不知是唐伯虎的还是祝枝山的，不清楚，他说这不应该，现在革命了，买画是不对的，玩物丧志，我这个知识分子应该作深刻的自我批评，深挖灵魂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是开玩笑，真的！老先生认真到这种程度，简直有些迂腐了。

10、抬杠会长郑振铎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读书时，郑振铎是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在清华大学兼课。郑振铎(1898—1958)，生于浙江永嘉，1919年11月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宣传“五四”新文化思想。1921年他到上海，与沈雁冰等人一起组织文学研究会，先后主编《时事新报》的《学灯》和《文学旬刊》，1923年起主编《小说月报》。1931年9月后，他到北平燕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并主编《文学月刊》和《文学季刊》。燕京大学是当时全国十多所教会大学之冠，拥有非常优秀的师资。美国耶鲁大学的建筑师亨利·克拉姆·梅菲设计的办公楼和教学楼上，用现代钢筋水泥建筑与传统的琉璃瓦大屋顶相结合，形成了新式的对称型宫殿建筑，连自来水塔也隐藏在钢筋水泥的宝塔内，取名为博雅塔。

郑振铎在清华大学兼课时，季羡林旁听过他的课。那时他来清华大学讲他刚出的一本书《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季羡林经常去旁听。那本书预定是三块大洋一本，三块大洋这个数目在当时不是小数，学生们包饭一个月是六块大洋，可以天天吃肉。三块大洋，就是半个月的饭费。当时，李长之、林庚、吴组缃和季羡林这“四剑客”，和其他希望搞点文学的同学，都预订了郑振铎的书。

郑振铎是一个渊博的学者，掌握了大量的资料，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透过高度的近视眼镜从讲台上向下看挤满教室的学生的神态，学生们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他们回忆起来仍宛然在目。因为当时的教授一般是有架子的，高高在上，学生们感到他们威严得不得了。郑振铎当时在被称作贵族学校的燕京大学教书，挣多少钱不清楚，但恐怕要高于四百圆现大洋。这种经济地位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穷学生们一个月吃饭六块大洋，那些教授们一个月拿四百圆，甚至更多，有架子很自然。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原以为郑振铎一定也是有架子的教授，但是他们同他一接触，就感到他同别的教授不同，在他身上看不到半点教授的架子。他自己也好像并不觉得比学生们长一辈，有时就像一个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说话非常坦率，不装腔作势，也从来不想教训人。郑振铎豁达大度，在当时既不围小圈子，也不搞小动作，学生们在背后常常说他是一个“宋江式”的人物。

1934年1月１日，郑振铎正同巴金、章靳以主编一个大型刊物《文学季刊》。按惯例是要找些名人来当编委的，这样可以给刊物镀上一层金。他确实也找了一些名人，但是像季羡林这样一些无名又年轻之辈，他也决不嫌弃。他们当中有人当上了编委，有的当上特约撰稿人，名字都煌煌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学生们难免有些沾沾自喜。郑振铎对青年人的爱护，恐怕别人都很难做到。当时，丁玲的《夜会》刚刚出版，季羡林读过以后觉得有些意见要说，就写出一篇书评，发表在他主编的《文学季刊》的创刊号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羡林既景仰他学问之渊博，又喜爱他的为人之亲切平易，只要有机会总去旁听他的课。在一个秋天的夜晚，季羡林和几个同学从清华园走到燕园，到郑振铎家去拜访他。他的房子是旧式平房，外面有走廊，屋子里有地板，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住宅。旧式平房的屋子里排满了书架，都是珍贵的红木做成的，上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珍贵的古代典籍。屋子里的气氛是典雅的，书香飘浮在画栋雕梁之间，学生们狠狠地羡慕了一番。这样一位大学者，在清华大学的学生看来，自然像长江大河汪洋浩瀚，像泰山华岳庄严敦厚。当时的一些名人同他一比，简直如小水洼、小土丘一般，有点微不足道了。

郑振铎是燕京大学的名教授，兼职很多，常常奔走于城内城外。有时坐校车，有时候要骑驴，有时候坐人力车。他的近视眼镜的度数很深，但他走路又总是愿意跨大步，风尘仆仆地奔走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城里的其他大学之间。他老是挟着一个大皮包，里边总是装满了稿子，鼓鼓囊囊的。学生们在背后说笑话，说他走路就像一只大骆驼。可他一坐上校车，就打开皮包拿出稿子写起文章来。郑振铎爱书如命，他买书的方式也很特别。他认识许多书贾，一向不同书贾讲价钱，只要有好书，他就留下。手边也不一定有钱偿付书费，什么时候有了钱就还账，没有钱就用别的书来对换。他自己也印了一些珍贵的古籍，比如《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玄览堂丛书》等，有时他就用这些书去还书债。书贾愿意拿他的什么书，就拿他的什么书。

季羡林在1946年夏天从国外回到上海，住在臧克家家里。这时郑振铎也在上海。季羡林便和臧克家、王辛笛诸友去看他。有一次，郑振铎请季羡林他们吃饭。他的母亲不顾高龄，亲自下厨为他们做了家乡饭菜。几个同去的人个个都很感动，季羡林至今难忘那次会面。当时上海的反动势力极为猖獗，郑振铎追求进步，自然成了反动势力的对立面。他主编了一个争取民主的刊物，推动民主运动，更成了反动派的“眼中钉”，被列入黑名单，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当郑振铎与季羡林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向和蔼的他，出人意料地大发雷霆，声震屋宇，流露出极大的义愤和轻蔑。季羡林这才认识到郑振铎的另一面：嫉恶如仇，横眉冷对，疾风迅雷，金刚怒目。他对友和对敌，完全是两种态度。季羡林告诉他自己已应北京大学之聘，担任梵文教席。他听后喜形于色，认为在北京大学教书简直是理想的职业。在自己主编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专号”的题词中，特意写了一段话，肯定季羡林的梵文研究会给研究工作者们以相当的感奋。郑振铎对待后学溢于言表的热爱和鼓励之情，使季羡林非常兴奋和感动。

除陈寅恪之外，季羡林在建国初期接触最多过从甚密的老师有两位：郑振铎、冯友兰。他们一个在政治上大红大紫，一个在政治上被一批再批。季羡林与他们都保持着友好关系。在第一次赴缅甸、印度访问期间，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季羡林和郑振铎、冯友兰同坐一列火车，同乘一艘轮船，同登一架飞机，增进了相互间的友谊。郑振铎是代表团副团长，他身躯高大魁梧，说话声音洪亮。冯友兰是代表团团员，他长须飘胸，道貌岸然。两人年龄相若，风格却迥异。郑振铎当时已经渐入老境，但仍不失其赤子之心，他同谁都谈得来，也喜欢抬杠，开玩笑。恰好代表团中有几个人都愿意抬杠，于是成立了一个“抬杠协会”，简称“杠协”。会员们想选一个会长，领袖群伦，月旦朱紫，唇吻雌黄，最后都觉得郑振铎喜欢抬杠，又不自知其为抬杠，已经达到圆融无碍的抬杠圣境，便一致推举他为“抬杠协会”会长。和郑振铎相比，冯友兰是威严有余，活泼不足。他说话有点口吃，偶尔也愿意说点笑话，是一个懂得幽默的人。而郑振铎开玩笑，爱找的对象恰恰是冯友兰，他管冯友兰叫“大胡子”，不时地和他说些开玩笑的话。

有一次，冯友兰正在理发、刮脸的时候，郑振铎在旁边起哄，连声对理发师高呼：“把他的络腮胡子刮掉！”理发师被呼得不知所措，一失手，真把冯友兰的胡子给刮掉了一块。郑振铎胜利似的大笑，旁边的人也陪着笑。冯友兰只是微微一笑，神色一点也不变。冯友兰大度包容若此，难怪“文革”中，他白天挨斗，晚上回家还读《庄子·逍遥游》。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季羡林对郑振铎更为了解了，感到他胸怀坦荡，耿直率真，豁达大度。出国前检查身体，他的糖尿病已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有几个“＋”号。团里的成员都替他担忧，他自己从来不放在心上，喝酒、吃点心依然如故。回国以后，季羡林也经常同郑振铎接触，有一段时间，他在北海团城办公，担负的行政工作更为繁重了，但他对书籍的爱好却一点也没有减少。有一次，他请季羡林在家里吃饭，季羡林看到他满屋里都堆满了书，大都是些珍本小说、戏剧、明清刻本，满床盈案，累架充栋。一谈到这些书，他仿佛早把繁重工作造成的劳累都丢在了一边，眉飞色舞地谈起来没个完。

没想到晴天一声霹雳，1958年10月郑振铎竟在飞机失事中罹难，过早地离开了人间。郑振铎乘坐的飞机失事时，季羡林正好在莫斯科，他回国时乘坐的飞机中放着郑振铎等六人的骨灰盒。

11、有独立风格的沈从文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上学期间和沈从文就有较多的接触。当时季羡林喜欢读沈从文的作品，觉得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了鲁迅就是沈从文。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就能立刻辨认出来，决不含糊，季羡林对他给予很高评价。沈从文出身于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湘西那一片有点神秘的土地，其风土人情通过他的笔而大白于天下。湘西如果没有像沈从文这样的大作家、黄永玉这样的大画家，恐怕一直到今天还是一片充满了神秘的terra incognita（没有人了解的土地）。

沈从文在清华大学读大三的一个学期，季羡林写了一篇散文《枸杞树》，请李长之帮忙看一看，结果李长之认为这篇散文写得还不坏，就寄给了沈从文。在李长之那里，季羡林看到沈从文的信，他说稿子收到了。当时季羡林的感觉是这篇文章不会刊登，也搞不清什么原因，他心里很痛苦。但是到了第二天，文章居然刊登了。他万没有想到会登得这么快，而且还有几个人夸，这简直让季羡林有点飘飘然了。但是接着他又感到很懊丧，心里想倘若这文章不刊登，自己以后写文章大概也不会起劲，也许干脆就不再写了。文章没有刊登以前，李长之告诉他沈从文很想认识他，但觉得不好去见面。现在登出来了，觉得万事皆了了。

丁玲1932年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夜会》，其婉约的风格，奔放于纸上的热烈的情感，被认为是抓住了时代青年的心而使之奋起的。郑振铎、靳以和巴金等人主办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季羡林《兔子》和《夜会》的书评。这篇评《夜会》的文章发表以后，《世界日报》有人发表文章骂他。又听李长之说，从巴金那里得来消息：姚蓬子看见那篇文章非常不高兴。季羡林知道以后，心里颇不痛快。后来在李长之那里看到沈从文的信，沈从文也很不满意。这样一来，季羡林更难过了。倘若别人这样说，他可以骂他。而沈从文则不然，他是非常尊敬他的。于是他赶紧给沈从文写了一封长信，对这篇文章的写作进行辩解，他不希望自己崇拜的人对自己有丝毫的误解。他很快接到沈从文的回信，这封信上说对他坦白诚恳的态度很佩服。这封信写得很长，劝他写批评文章要往大处看。看了这封信，季羡林心里踏实了。《文学季刊》再版时无端地撤出了这篇文章，季羡林更为不高兴。据说，后来才有人告诉季羡林，是巴金从茅盾处得知鲁迅对在这种时候发这篇文章不大满意，便在这一期季刊再版时将它抽去了。由此还引发过季刊内部的一些矛盾，巴金也在所不顾。

季羡林当时是一个穷学生，沈从文是著名的作家。社会地位虽不能说如云泥之隔，毕竟差一大截子。沈从文当时已经是名人，可是他一点名作家的架子也不摆，这使季羡林非常感动。他同张兆和结婚时，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菜馆设盛大宴席，季羡林居然也被邀请。当时出席的名流如云，证婚人是胡适。从那以后有很长的时间，他们并没有多少接触。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沈从文在昆明住了很久，任西南联合大学国文系教授。彼此音讯断绝，他的作品季羡林也读不到了。但是，有时候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季羡林在饥肠辘辘、机声嗡嗡中，竟会想到他。季羡林还是非常怀念这位可爱、可敬、淳朴、奇特的作家的。

1946年深秋，季羡林终于回到了离别十几年的北平，沈从文也在这时从云南复员来到北京大学，他们同在一个学校任职。季羡林住在翠花胡同，沈从文住在中老胡同，离学校都不远，他们也相距很近，见面的次数就多了起来。沈从文曾请季羡林吃过一顿相当别致、终生难忘的饭——云南有名的汽锅鸡。锅是他从昆明带回来的，外表看上去像宜兴紫砂，上面雕刻着花卉书法，古色古香，虽系厨房用品，却古朴高雅，简直可以成为案头清供，与商鼎周彝斗艳争辉。就在这一次吃饭时，有一件小事给季羡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要解开一个用麻绳捆得紧紧的什么东西。只需用剪子或小刀轻轻地一剪一割，就能弄开。沈从文却抢了过去，硬是用牙把麻绳咬断，这一个小小的举动，有点粗劲，有点蛮劲，有点野劲，有点土劲，并不高雅，并不优美，它却完全透露了沈从文的个性。在达官贵人眼中，这简直非常可笑，季羡林却欣赏的正是这一种劲头。他自己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土包子”，同那些只会吃西餐、穿西装，却半句洋话也不会讲偏又自认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来，并不觉得低他们一等。还有一件小事，让季羡林也忆念难忘。有一次，他们到中山公园去游逛，要了一壶茶。季羡林正要拿起壶来倒茶，沈从文连忙抢了过去，先斟出了一杯，又倒入壶中，说只有这样才能把茶味调得均匀。这当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在琐细中不是更能看到沈从文的精神吗？

这以后，他们共同经历了北平解放这件大事。在这前后，沈从文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之外，还担任天津《益世报》，北京《经世报》、《大公报》等报文学副刊的编辑。只是他觉得自己的思想、生活和工作方式，都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所以创作逐渐减少。在迎接建国这个关键时刻，沈从文没有逃跑的打算。他的心情是激动的，虽然他并不故做革命状以达到某种目的，他仍然是朴素如常，可是厄运还是降临到他头上来。对沈从文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一文，刊发在1948年香港出版的《抗战文艺丛刊》第一期上。文章斥责他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还说沈从文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同期《抗战文艺丛刊》还刊登了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沈从文的《熊公馆》发表在《国闻周报》上，沈从文与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是同乡兼远亲。冯乃超的文章说沈从文称道熊希龄的故居以及他“人格的素朴与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是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清客文丐传统”。两篇文章尤其是郭沫若一文，前面虽然有一段相当长的修饰语，但他“一瞥”之下，就把沈从文“瞥”成了“粉红色的小生”。沈从文好像是当头挨了一捧，从此被“瞥”下了文坛，再也没有资格写小说了。这篇文章对沈从文的阶级定性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正踌躇满志酝酿宏伟写作计划的沈从文以沉重打击。1949年初，北京大学校园里又打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慑于文章标语的凛然气势及对其背景的忧惧，沈从文吞服了煤油，用利器割伤了喉头和两腕的血管，自杀却并未致命，但是一连好几天，他都昏迷不醒。从此以后他退出了文坛。

一位叫马逢华的人1953年初春写的《怀念沈从文教授》，引用了季羡林对沈从文说的一段话：“咱们都像是下了锅的螃蟹，只等人家加一把火，就都要变红了。”可见沈从文被“瞥”下文坛，已经波及到季羡林，引起他内心的恐惧了。一个惯于舞笔弄墨的人，一旦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他心里是什么滋味，谁也说不清。沈从文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文学作品不能写，还可以干别的事嘛。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转而研究起中国古代的文物来，什么古纸、古代刺绣、古代衣饰等，他都研究，凭了他那一股惊人的钻研能力，他就在新开发的领域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那一本讲中国服饰史的书出版以后，一时洛阳纸贵，受到国内外一致的高度赞扬。他自己也写章草，又成了一个书法家。

季羡林后来没有去拜访过沈从文，偶尔在什么会上，甚至在公共汽车上他们会相遇，他感到非常亲切，沈从文好像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依然是那样温良、淳朴，时代的风风雨雨在他身上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说白了就是没有留下伤痕。一谈到中国古代科技、艺术、文物等，他就喜形于色，眉飞色舞，如数家珍，娓娓而谈，天真得像一个大孩子。季羡林心里曾几次动过念头：去看一看这一位可爱的老人吧！他却始终没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