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工作态度，我的德国老师都是楷模。他们的学风都是异常地认真、细致、谨严。他们写文章，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讨论，然后才发表。德国学者的“彻底性”（Grundlichkeit）是名震寰宇的。对此我有深切的感受。可惜后来由于环境关系，我没能完全做到。真有点愧对我的德国老师了。

——《季羡林自传》

1、无奈时的转折

1934年季羡林在清华大学面临毕业的时候，出现了两大难题：其一，在济南河务局小清河水文站当站长的叔父刚好在这时失业，家中的经济来源几乎中断；其二，他自己陷入毕业即失业的困境，大学毕业生就业并不容易，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受到歧视，文科毕业生找工作就更难。正在走投无路之时，季羡林从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时期的老同学、正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的王联榜那里听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应届毕业生梁竹航曾说，已经在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当了两年多校长的宋还吾希望他能够到母校任国文教员。

宋还吾（1894—1938），是一位年轻早逝的风云人物，出生于书香之家，1918年从山东省立第六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亲身经受了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洗礼。1922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文学专修科任主任教师，经常向学生宣传新思想。1928年任设在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1929年6月8日该校因为排演《子见南子》一剧，得罪了“圣裔”孔传钢等人。他们邮呈国民政府教育部，控告宋还吾“侮辱宗祖孔子”的罪名。《子见南子》这部独幕话剧，是林语堂根据有关孔子见卫灵公夫人南子的历史记载编写而成，最初发表于1928年11月《奔流》第一卷第六号。于是，宋还吾1932年改任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校长。

那天在北京大学二院的门口，季羡林听了王联榜带来的消息以后非常高兴，但他还有个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希望能够入一年研究院，觉得自己想从事的事业才刚刚开头，如果离开北平就不容易继续下去；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回济南做高中教员，这样对家庭固然有个交代，对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也可以告诉他们自己还饿不死。他后来接到王联榜的信，说聘请他做高中教员大概有成的可能。但是他转念一想，倘若真成了，学生生活将于此终结，因此颇有凄然之感。他到北京大学去拜访王联榜，也见到了梁竹航。梁竹航说宋还吾的信上说请季羡林做教员，不是像他原先想的是教英文，而是教国文。后来梁竹航来到清华园正式告诉他，宋校长托他询问季羡林是否愿意回母校任国文教员时，他又担忧起来，自己学的那套洋玩意教高中语文能行吗？季羡林因为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散文，几乎被炒作成了作家。而那时有一种逻辑，凡是作家肯定国文好，自然就能够教国文课。梁竹航走后，他向李长之征求意见，结果李长之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只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他自己决定答应了再说，反正总是会有办法的。他就给王联榜复信，答应可以到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去，尽管他觉得有点冒险，但也管不了那么多。

这件事基本确定下来后，季羡林在1934年6月29日专门回了一趟济南。他7月1日晚上去拜访蒋程九，又和蒋程九一起去拜访宋还吾，谈了一些教务上的事情。他7月5日早晨又到学校去拜访宋还吾，也见到了蒋程九，落实了教务上的事。蒋程九是法国留学生，在高中主管教务。回到清华大学以后，季羡林到琉璃厂去看能不能买一些书，因为要教书，事前不能不预备一些材料。他又到图书馆去读《梦忆》自序及《西湖七月半》，查《辞源》、《康熙字典》，感到很吃力。他还把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里预定选的文章抄了一遍。别人当教师，谈话多为教师的事情，自己感到很可笑。现在自己也要当教师了，脑筋里所想的无一而非教师的事情，他自己也感到非常滑稽。还有几个早晨，他到图书馆去读《瑯嬛诗序》和其他几篇张宗子的文章，查《康熙字典》。在屋里就看明末的小品文，读《陶庵梦忆》、《近代散文钞》。他这样做一些准备工作，前途是吉是凶，自己已经难以把握。

宋还吾的邀请算是给季羡林救了急。他在1934年快到秋天的8月11日，回到了已经离开四年的济南。宋还吾校长是北大毕业生，为人豁达大度，好交朋友。他外号宋江，有宋江要有阎婆惜，碰巧夫人姓阎，于是夫人便理所当然地被称为阎婆惜了。他一进学校就受到宋校长的欢迎，专门在当时著名的铁路宾馆设西餐宴为他接风。

这一年秋天，季羡林生平第一次登了泰山，那时是23岁。同行者有另外两位同校的老师，一位姓周，另外的那位，他已经忘记了。当时的泰山非常幽静，路上基本没有游人。斗母宫、经石峪、五大夫松，他都游遍了。路上也没感觉到怎么累，快活三里倒真是很快活。路很长，当时他觉得不爬十八盘就等于没有登泰山。在下面看，泰山不算太高。到了泰山顶上一看，其他山都很小，泰山确实最高，他觉得泰山可以用“雄伟博大”这四个字来形容。泰山精神对他的影响是终生的。2005年7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解放军总医院去看望他的时候，他正在撰写《泰山颂》，初稿的第一句就是“上连九天，吞吐日月”。

季羡林到了学校心里开始打起鼓来，在清华大学学了四年西洋文学的他，带着满脑袋的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而现在要教国文，要把这些东西换成屈原、李白、杜甫，一时间换得过来吗？他进学校大门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一则为喜，一则为惧。喜的是终于抓到了一只饭碗，简直是绝处逢生；惧的是自己比较熟悉的那一套现在用不上了，要往脑袋里装屈原、杜甫、李白。他考虑最多的是面子问题，他知道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是颇不好对付的，他们有“架”老师的习惯。但是他考虑到饭碗，面子的问题也只好退居“二线”了。

学校里的师资队伍相当雄厚，国文教师的待遇很高，每月160块大洋，是大学助教的两倍，竞争当然非常的激烈。季羡林从其他老师口中得知，他之所以被聘到母校并非发表了几篇散文出了名，其中还有更复杂的原因。原来是宋还吾在这所学校已经当了两年多校长，他碰到的最大问题是帮派斗争。学校里以师范大学毕业生为一派，以北京大学毕业生为一派，两派的斗争相当激烈。斗争的核心是抢饭碗，常常在斗争中校长被更换。而只要校长一换，一大批教员也要换。一个校长身边都有一个行政班子，教务长、总务长、训育主任、会计等，一应俱全。在外围还有一个教员队伍，这些人都是与校长共进退的。宋还吾是“北大派”的首领，但是他的压力很重。有人说他因为和教育厅长何思源既是老乡，又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才当了校长的。所以在斗争中，他非常需要援军，季羡林正好符合他的要求。

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季羡林开始了中学教师生涯。开始备课的时候，他发现问题远比原来估计的要大。这个高中共有三个年级，每个年级四个班。国文教师已经有了三个，加上季羡林就是四个，分工就是每个教师教三个班。其余的三个老教师都是中文科班出身，教国文根本用不着备课。季羡林还记得其中的两个，一位是山东籍的资深国文教员冉性伯，一位是江西籍的童经立，另外一个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了。据季羡林当时的学生，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教授郑天挺的学生的杨翼骧回忆，那另外一个应该是作家李何林，他后来成为南开大学的著名教授。三位老教师资格摆在那儿，他们每人挑了同一个年级中的三个班，剩下的一、二、三年级的各一个班，便留给了新来的季羡林。

要教三个年级的三个班，不仅备课要兼顾三头，而且还都是难度比较大的古典文学作品。《诗经》、《楚辞》，季羡林是念过很多的，但自己念和要讲课是大不一样的。要教人自己当然先要弄懂，不然就没法教学生。可真正弄懂这三个年级的古典文学作品，又谈何容易呀？没有办法，季羡林只好随时都要冒险。他怕学生“架”自己，就要保住知识分子的面子，日夜抱着一部《辞源》加紧备课。倒是查《辞源》的本事锻炼出来了，几乎要查哪个字，一翻就出来了。但是他自己选的课文中有的典故。也有在《辞源》里查不到的时候，他急得半夜还在学校里绕着宿舍彷徨。整个宇宙都静了下来，而他自己却心急如焚。他感到自己仿佛是一个被遗弃的人，真想到什么地方大哭一场，只是考虑到男子汉的面子才没有这么做。

在这所学校里，季羡林以前的几个熟人现在成为同事了。其中有被季羡林认作大人物的原济南第一师范校长王祝晨，也有已是该校历史教师的北京大学毕业生梁竹航，训育主任张叙青为人则没有党气，相处好的老师还有英语教师张友松、顾绶昌，后来张友松翻译过马克·吐温著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顾绶昌成为大名鼎鼎的中山大学教授。学生吴传文则喜欢打乒乓球，他们经常一打就是半天。

有一个老师对季羡林面授机宜，告诉季羡林，上课前一定要把学生的名单看一遍，因为学生的名字里会有一些生僻古怪字，这样的字先要查一下《康熙字典》。一位新教师如果第一堂课就有念不出的学生名字，或者把学生的名字念错了，那在学生的心目中这个老师就不值钱，自然会影响到饭碗的问题。这个老师还告诉他，如果查了词典，点名时临时又遇到了不认识的字，点名时就绕开这个学生的名字，点完其他人的名字以后，只需问上一声：“还有没点到名的吗？”那个没有被点名的学生就会举手站起来，你再问一声：“你叫什么名字呀？”他自己就报了姓名，你也就认识那个字了。季羡林教的三个班果然有几个学生的名字，连《辞源》上都查不到，他如法炮制果然灵验，这样就很顺利地过了第一关。

第一堂课算是对付过去了，但并不是每堂课都平静无事。有的学生很有挑衅性，其中有一个比季羡林大5岁的学生，从小就在家里念私塾，旧书念了不少。有一次，他对季羡林说：“老师，我比你大5岁哩。”说罢，嘿嘿一笑。这笑声里隐藏着威胁，也隐藏着嘲笑，更带有一些挑衅。季羡林心里想，你比我大5岁，又怎么样呢？反正老师还要当下去，师生的位置是不会变的。当时还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老师一定要无所不知。学生这样要求老师，老师则以此自居，尤其在课堂上老师决不能承认自己讲错了，也决不能有什么问题答不上来，否则，就会被学生耻笑。这一点对于科班出身的教师可能并不难，对于季羡林这样一个刚刚从西洋文学系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教国文怎么会应付自如呢？有一次，他把一个典故解释错了，第二天他也不顾已形成的不认错的习惯，竟然当着学生们的面，纠正了自己的解释。他不希望学生们把自己看作一个骗子，所以有错就纠。季羡林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一些中国古典诗文做教材，解释文中的典故和难懂的词汇。他还选了一些西方文学作品，在课堂上讲给学生听。好在这时候，他发表的一些散文帮了大忙。有一篇散文他寄给郑振铎，正在上海主编《文学》的郑振铎立即把这篇散文刊登了。郑振铎还来信，说他正在编一本丛书，要把季羡林的散文编成一个集子。季羡林还在一家大报的副刊《留夷》上担任主编，可以给学生发表写得好的文章。《留夷》取名《离骚》中的：“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他用《楚辞》上这种香花的名字做刊名，意在表明副刊将香气四溢。他给学生发表文章，自己也在上边发表文章，其中有自己的得意之作《游灵岩》。这篇记游散文是和训育主任张叙青骑自行车游玩后写出的，可惜此稿现在已经找不到了。那次他和张叙青等人骑自行车路经济南南郊的八里洼、土屋，到了仲宫镇，在那里住在镇中学里。晚上享受着盛宴欢迎，聆听着潺潺的泉声，反倒有一种“泉响山愈静”的感觉。在《留夷》上边发表文章可以得到每千字一元的稿酬，因此学生都趋之若鹜。这样一来，季羡林自然在学生中很有威信，而且对学生极有吸引力。再加上他与学生的岁数相当，更没有什么架子，不搞什么“师道尊严”，上天下地无所不谈，把学生当成自己的伙伴，学生和他的关系处得还算很好。

在季羡林教过的学生中，杨翼骧是佼佼者。他1918年生于山东省金乡县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1932年入济南高中学习。高中的国文老师李何林、季羡林等都曾给予他多方面的教育。他展示了自己多方面的才能，经常在报刊发表诗歌、散文，他的文学才气在中学时已表现出来。1936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来长期在南开大学任教授。他2003年2月已经去世。

另外一个是著名的301医院的医学权威牟善初教授，他1917年9月27日出生于山东省日照市，1936年毕业于济南一中，1943年毕业于南京前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被征调至滇西原国民党军医署流动手术大队任上尉军医，一年后征调期满回母校先后任住院医师及助教。后来晋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一级教授、总后勤部专家组成员，专业技术1级。季羡林过93岁生日的时候，301医院给他布置了拜寿堂，护士们亲手书写的寿联“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悬挂其中，93只千纸鹤环绕上空。贺寿的人多是季老的弟子，87岁的牟善初老院长，昨天第一次分享了恩师的生日蛋糕，而且是在自己就职的医院。他感慨之余，思绪回到70年前的国文课堂，“当时，季老用‘这个太婆不是人，却是天上一个神，生来儿子会作贼，偷了蟠桃献母亲’的祝寿词，启发学生写作文要有波折、跌宕。”（《国学大师季羡林93岁生日：“我要超越108岁”》，《京华时报》2003年8月7日）

他俩之外，有个年龄不大但是聪明可爱的吴传文，则经常和季羡林一起打乒乓球。就是他正在忙着备课或者写文章，只要吴传文一来，就立即放下手中的活，去学校游艺室打乒乓球，经常打起来就乐而忘返。

宋还吾邀请季羡林来校任教，绝非仅为了教国文，更重要的是要让他当援军和“师大派”作斗争。他工作没有多久，宋还吾便找到他，授意他组织山东省立高中毕业同学会，以此来壮大自己的声势。对于宋还吾的苦心，季羡林虽然涉世不深，但还是很容易就觉察出来了。可惜，他没有这方面的本事，天生不是干这种事的材料，既不会吹牛拍马，也不会拉帮结派。同学会虽然好歹组织起来了，但还是没有能够帮上宋还吾的忙。校内教师为了讨好宋还吾，保住自己的教席，经常陪他夫人打麻将，以致打通宵的情况都有，上课时竟然也张口都是麻将用语。季羡林自己不是不会打麻将，但是，他决不会参加这种赌博游戏，或者去陪校长夫人戏耍，自己坚信绝对做不到。

季羡林在这种复杂的人事关系中只好保持沉默。

问题就出在这“沉默”上了。宋还吾已经注意到季羡林的这种态度，并且直言不讳地对别人说：“羡林很安静！”这言外之意明摆着，怎么该出面的时候不出面呢？怎么把同学会组织起来却不活动呢？季羡林的做法当然与宋还吾的初衷有违。老谋深算的宋还吾虽然表面上不露声色，仍然客客气气地对待季羡林，但很明显他发现自己在季羡林这个人身上，失了眼力，看错了人。原来这“安静”二字，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这“安静”二字，其用心之良苦，全在其中了。季羡林也就明白了，自己的饭碗能否保住，就与这两个字有关了。就在此时，物理老师刘一山被校长解聘了。刘一山是河南人，家不在济南，住在校内，其时季羡林也住在校内，每星期回家一次。因此他正好与季羡林是邻居，两人平时常过从密切。此人憨厚，不善钻营。学校的一般做法是每年发一次聘书，如果暑假以前没有接到校方的聘书，那就意味着下学期不再被聘用了，必须卷铺盖走人。刘一山的解聘正是学校精心给季羡林演出的一场滑稽剧。1935年暑假以前，季羡林已经接到了下学期的聘书，而刘一山没有接到，他知道是自己被解聘了。精于此道的刘一山，首先向宋还吾提出辞职。季羡林眼看着宋还吾这位经验丰富的“演员”在表演滑稽剧。宋还吾听说刘一山要辞职，马上表示挽留，然后又带着教务主任和训育主任到他的宿舍，再次表示挽留。季羡林从这场滑稽剧里，心里已经逐渐明白，自己被解聘的日子也不远了。

在紧张的心情之中，季羡林好歹熬到了第二学期的末尾，但是下学期的饭碗已经没有指望了。季羡林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之中，他已经不可能与宋还吾“共进退”了。既然这样，他离被解聘还远吗？

2、“大胡子”冯友兰给了根救命稻草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在季羡林无路可走的时候，清华大学要派留学生去德国留学，季羡林没有经过考试就被录取了。消息传到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校园里掀起了一个不小的波澜。宋还吾一改对季羡林不满意的态度，对他也刮目相看了。这位校长表现出异常的殷勤，听说费用不足，亲自带季羡林去找何思源，希望能够让教育厅长给点资助。但是不善交际的季羡林，这次又被“沉默”害了，他们没能争取到何思源的支持，只能空手而归。宋还吾虽然有点失望，但热情依旧。他亲自设宴为季羡林送行，这倒让季羡林感到有些不知人情冷暖了。

从总的方面来说，宋还吾对季羡林还是不错的。季羡林没有参加帮派斗争，他对季羡林不满意也是实情。如果没有这个实情，季羡林可能也不离开山东省立高级中学，那样也就可能没有他的今天。实际上，是宋还吾给季羡林成为“大杂家”提供了又一个偶然的机会。这可能就叫命中注定吧！

季羡林从在山东大学附设高中上学的第一学年起，就开始读冯友兰的《人生哲学》。他当时刚满15岁，既不懂人生也不懂哲学，但是对开设的人生哲学这门课很感兴趣，从此将冯芝生的名字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认为他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人物。1930年季羡林进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选修了哲学系金岳霖的逻辑课，而哲学系主任是冯友兰。冯友兰（1895—1990），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他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他任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长。1952年后他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23年夏，冯友兰以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一种人生观》，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使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相结合。季羡林在高中第一学年时读的《人生哲学》就是这部教材。季羡林在清华大学的第四学年，冯友兰近一年的时间在国外。按照当时的规定，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满五年，可以出国休假一年，由学校发给往返路费，享受公费留学生的待遇。冯友兰从1928年到清华大学，已经满五年了。他接到英国各大学中国委员会的邀请，希望他去英国讲授中国文化。1933年9月他乘船去欧洲休假，先在英国各大学讲学，后来游历法国、瑞士、德国、奥地利、苏联，1934年10月回到清华大学。季羡林毕业离校的时候，冯友兰尚在国外。季羡林基本上没有听冯友兰的课，他的那套东西，季羡林觉得玄，他喜欢的是考据和辞章，唯独不喜欢义理。而冯友兰则恰恰擅长义理，所以在学术方面好像不是同道。1935年夏天，冯友兰正在与德国进行洽谈，促成清华大学与德国的大学之间建立交换留学生的制度，最终与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一份合同：  双方交换研究生，学制两年，路费、制装费本人负担，食宿费相互由对方负担。德国留学生在中国每月30块大洋，中国留学生在德国每月120马克。条件对双方的学生来说都不理想，30块大洋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600多元。德国的120马克也只能勉强支付食宿费用，而官费的留学生则是每月800马克，这简直是天壤之别。

在清华大学上学期间，尤其是在大三的时候，季羡林经常考虑出国留学的事情。清华大学的学生本来觉得念了清华大学，有一种屁股上长尾巴的神气，绝对没想找不到职业的困难。1932年暑假，当季羡林在济南知道同乡许振德去美国留学回国找职业碰了壁后，他浑身出了冷汗。他把许振德找不着工作与去美国留学联系起来，就有一种不去美国留学的想法。后来，他又看到《论语》杂志（第五期）上发表的林语堂写的《论美国大学》，更坚定了不去美国留学的想法。他对美国留学生总感到轻蔑，他们穿的是虎皮，皮里是狗是猫，又有谁知道呢。大三的时候，他下决心念好德文，将来只要有一点机会，非到德国去一趟不可，把希望全部放在了德国。这次好不容易来了机会，虽然待遇低，但已经顾不上考虑那么多了，好不容易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只能不松手了。他很快通过清华大学报了名，当时出国留学只需学校批准即可。结果使他喜出望外，因为在校期间他主修的是德语专门化，四学年的德语成绩都是优，所以不用再通过留学考试就被录取了。

季羡林没想到梦寐以求的出国留学梦就要实现，他着实狂喜了一阵子。但在狂喜之后，他开始考虑现实问题：由于叔父已经失业，由此造成家庭经济濒临危急，而且济南家中叔父、婶母，临清家中的父亲、妻子彭德华、女儿婉如、儿子延宗，老的老，小的小。有他在，160块大洋完全可以维持；他一走，全家的生活靠什么来维持呢？他想到这些，又忧心如焚了。季羡林把这个重大问题交给全家讨论。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竟然得到全家的一致同意。全家表示他们咬咬牙就过去了，不就是两年吗？过上两年紧巴日子，只要不饿死，就能迎来胜利的曙光。尤其叔父是个知书达理的人，极为重视家庭门第观念，他下功夫培养季羡林，就是要让他为祖宗门楣增添光彩的。现在一块金光闪闪的“洋翰林”的牌子马上就要挂到季家了，这样的机会怎么能够轻易放过呢？全家下定了决心，出国的事就这么确定了。他当时的心情，与考上大学金榜题名的心情相比，又自有不同，别是一番滋味。积年愁云，一扫而空，仿佛金饭碗已经捏在手中。他觉得自己身上一镀金，则能左右逢源，所向无前。这时看一切东西，都发出玫瑰色的光泽了。［1］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载《东方》杂志1994年第4期。

我忽然感觉到，我简直成了《儒林外史》中的范进，虽然还缺一个老泰山胡屠户和一个张乡绅，然而在众人心目中，我忽然成了特殊人物，觉得非常可笑。我虽然还没有春风得意之感，但内心深处是颇为高兴的。［2］季羡林：《留德十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2页。

马前桃花在召唤季羡林，远看是那么鲜艳，但是走近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呢？一个未知数又摆在了他面前。

这玫瑰色的光泽，很显然是冯友兰给带来的。冯友兰成为决定过季羡林命运的恩师之一。在北京办理完出国手续之后，季羡林利用走前的间隙，拜访几位老师，和他们告别。季羡林很自然地想到的是冯友兰。他和李长之一起去看了冯友兰。

在季羡林出国留学后，冯友兰从1939年到1946年七年间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六书”：《新理学》（1937年）、《新世训》（1940年）、《新事论》（1940年）、《新原人》（1942年）、《新原道》（1945年）、《新知言》（1946年）。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和完善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季羡林与冯友兰都在北京大学工作，他们之间了解得更多了。在季羡林看来，冯友兰治中国哲学史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是值得尊敬的。为了这门学问，冯友兰不知遭受过多少批判，他提倡的道德继承法，甚至受到过“诡辩式”的严厉批判，但他并没有被压垮，还同时能在几条战线上迎战。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常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冯友兰的这种精神，季羡林非常赞赏。

3、与乔冠华一起踏上游学路

想不到多年的梦想成真终于要去德国留学了。

出国以前他答应了一件事，就是为储安平办的杂志写稿。季羡林与储安平是朋友。上世纪30年代中期，储安平编过《文学时代》这一文艺月刊，季羡林正准备去德国留学，答应到德国给他写文章，后来给这本刊物写了《表的喜剧》。储安平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将季羡林写给他的两封信，也在《编辑后记》中发表了，当时季羡林已在德国。储安平说：“我们得恳切地感谢季羡林先生的盛意，他在那样遥远的地方，竟然没有忘了我们这一个稚嫩的刊物，我们在筹备本刊出版的时候，正是他在筹备去国外的时候。……他临走时候说，他到了德国，第一篇文章就给我们，我们真得敬佩这样一位守诺的朋友。”季羡林的这两封信因为是夹在“编辑后记”中发表的，很少为人注意。文中有两句话：“俄国人民是好人民个个都有朝气。政府却是个怪政府……使你没有自由。”因为有这样的交情，40年代中期，储安平在上海办《观察》，季羡林是封面底下列名的78位撰稿人之一，给《观察》写文章，其中《论现行的留学政策》，是批评当时的留学政策的。《观察》1950年复刊时，还写过一篇《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谢泳《天凉好个冬》，载《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

德国留学的同伴是乔冠。

杰出外交家乔冠华（1913—1983），16岁时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为同级中年龄最小的学生。在清华大学期间，乔冠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是他并没有参加太多的实际活动，基本上是一个书呆子，他专心致志地读书。到了1933年三四月间，由于日军侵入古北口，北平城内已经是一片恐慌。学校决定1929级的学生提前毕业，也不举行毕业考试了，只交一篇论文就可以毕业拿到文凭。乔冠华毕业后由日语教授钱导生帮忙，得到一个公费留学的机会去日本留学。他在日本留学期间，由于涉嫌与日本共产党有联系，在1935年夏天，被日本警察押送回国到上海。这以后乔冠华又来到北京，他从金岳霖那里得知，冯友兰同德国达成了交换留学生的协议，哲学系还有一个名额没有确定。经金岳霖推荐，冯友兰同意，他也得到西去德国留学的机会。

在清华大学上学期间，季羡林和乔冠华只是认识，来往却并不多。这次要一起去德国留学，于是两人结伴乘火车去天津，到德国领事馆办理签证手续。因为需要途径俄国，所以也要到俄国领事馆办签证。手续非常简单，领事馆办签证的人只是简简单单问了几句话，就含笑握手，祝他们一路顺风。几分钟就把出国手续办完，只等着出发的日子了。清华大学的几个老同学林庚、李长之、王锦弟、张露薇，在北海公园为他们送行。老同学在毕业一年后又聚在一起，臧否人物，指点江山，意气风发，兴高采烈，简直成了主宰沉浮的英雄。在北海公园整整玩了一天，老同学才尽欢而散。

1935年8月31日，老同学把季羡林、乔冠华送到了前门火车站，这里是他们万里旅程的起点。他们要从这里经过我国东北，再借道苏联才能到达德国。火车还要在中途的山海关停留，当时山海关属于“满洲国”，到了这里必须填“过境”手续。然后火车开到哈尔滨，所有的乘客都要下来，在这里住两天，换乘苏联的火车。

在哈尔滨等着换车的时候，同行的清华大学校友敦福堂出尽了洋相。他是这次派出德国的三个留学生之一，也和季羡林、乔冠华同行。此公学的是心理学，但是自己却是个“马大哈”。他下车去领行李要离开车站，到了行李认领处才发现托运单丢了。他们三个人急得团团转。另外同行的还有三个去英国留学的，包括王竹溪在内，也帮忙到处找。六个人都是心急如焚，他们没有办法，便去找站长，用六个人所有的证件证明，才算领出了行李。到了旅店，好歹安顿下来，大家还都余悸未消，这位敦公偶尔一掏口袋，行李托运单却赫然具在，大家啼笑皆非，而此公却怡然自得。这以后此公不是丢护照，就是丢别的东西，但是最后又都化险为夷。六个人在一个车厢里，最愉快的事就是在一块儿聊天。本来他们分住在两个包厢里，为了聊天他们就凑到一起。六个人在清华大学都是同学，但因为在校时专业不同，所以没有什么来往。这时都挤在一个车厢里，就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学物理的，学哲学的，学文学的，学外语的，专业的隔膜全没有了，上天下地，聊起大天来。他们都是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阅世不深，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未知的世界，犹如堆放着玫瑰花。他们的心几乎是透明的，说起话来，全然没有谈不来的时候。小小的车厢里往往笑语不断，其乐融融，也就忘身处异域之地了。说话累了，他们就下棋。物理学家王竹溪是象棋高手，其他五个人轮番单独和他下，都不是他的对手，一律全部是输。后来五个人联合起来和他一个人下，一律还是输。乔冠华是个聪明才子，结果他的哲学也没能帮上他的忙。车上的这些天里，王竹溪一直是“常胜将军”。其他五人则一直是手下败将，没有赢得一局。

他们经过14天的长途旅行来到了柏林。敦福堂又丢了护照，后来在口袋里失而复得。清华大学校友赵九章去车站迎接他们，把他们的一切手续都帮着办了，并且安排他们住到了康德大街的一个叫“彼得”的公寓里。

季羡林在柏林时的知心朋友，就是乔冠华。在上大学时他们并不很熟悉，但他常常看到乔冠华腋下夹一册又大又厚的德文版《黑格尔全集》，昂首阔步，旁若无人，徜徉于清华园中。到了柏林他们天天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那位“马大哈”敦福堂，则从此在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他们两人在清华大学学的德语都用不上，口语基本上就没学。在柏林季羡林按照规定到德国学术交换处报到，一个女秘书含笑对他说了一句德语：“长途旅行呀！”季羡林睖睖睁睁，竟然没有听出来。其实比季羡林晚几年，1938年去德国读理工的张维，也是张不开口。张维回忆说：“初抵柏林时，我的德语是初级阶段，对歌德体的花体草写字（即手写花体字）很不习惯，闹过不少笑话。为了省钱，我和士嘉（张维夫人）去图书馆看书经常啃面包，晚上自己做饭或去中国小饭馆。有一回我们想开开洋荤，便到一家德国饭馆吃午饭。饭馆的菜单是手写的花体字。我初学德语，很想练练说话，也没跟士嘉商量，就捧着菜单对女招待说我要‘Kinderfleisch’（小孩肉）。女招待笑眯眯地说：‘我们这里不卖Kinderfleisch’。我再一看菜单，原来上面写的是Rinderfleisch（小牛肉）。我因不识花体字，分不清R和K，竟然把花体的R看成K，将‘小牛肉’就说成了‘小孩肉’，这一道吓人的菜令四座的顾客哈哈大笑。弄得我面红耳赤，好不尴尬。”为了弥补德文，张维他们组织了“德文夜”（Deutschabend）。每星期六晚7点到10点在一个住处聚会。参加者有十来个中国同学和几位德国男女学生。每次有一个主题，大家各抒己见，但只许说德文。通过这样的方式提高德语的水平。这可见当时国内德语教学的质量相当低。
    因此季羡林和乔冠华他们必须补习德语，乔冠华攻读哲学，自然也要强化口语训练。这样老是住公寓就成了问题，清华大学的另一位老同学汪殿华，给季羡林在魏玛大街找到一处犹太人出租的房子。柏林远东协会的林德和罗哈尔，帮他们参加了柏林大学外国留学生德语班最高班。从此他们成了柏林大学的学生，每天乘城内火车去柏林大学上课。德语教授赫姆是季羡林很佩服的，他认为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好的外语教员。他发音之清晰，讲解之透彻，简直达到了神妙的程度。他是第一次听德语讲课，然而没有一句听不懂的。上课时，他和乔冠华也一直在一起。上课之外，吃饭、访友、逛动物园，他们也总是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人都是书呆子，喜欢书，念念不忘逛旧书肆，去买了不少好书。季羡林特别喜欢与他交谈，谈得很投机。有时候在他那里一谈就谈到半夜，几次就睡在他那里。

有一次，季羡林和乔冠华到柏林的一家中国餐馆去吃饭。这家餐馆与周围的环境极不协调。进了门，餐馆里的嘈杂声响成一片，有高声说话的声音，有呼噜呼噜喝汤的声音，有呱唧呱唧吃饭的声音，有杯盘碰撞的声音。季羡林一下子觉得仿佛又回到了中国。欧洲人吃饭非常文明，异常安静，喝汤不出声，吃饭更不能呱嗒嘴，那是大忌。这家中国餐馆里面的吃客大多是纨绔子弟，竟然把国内的那一套全都带到德国来了。他们两人非常不适应，以后再也没有到这个餐馆吃饭，总是离那些纨绔子弟远远的。

德语强化训练结束以后，季羡林就和乔冠华各奔东西了。在分手以前，清华大学的学长乐森璕正好从哥廷根到柏林办事，他给季羡林介绍了哥廷根的情况，使他对哥廷根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于是季羡林便到了哥廷根。乔冠华选了设在德国南部一座小城的杜宾根大学，选的专业是中国学，很快他就写出了一篇关于庄子哲学的博士论文。乔冠华想提前回国，他也不管及格不及格，便从学校到了巴黎，从巴黎乘一艘邮船回国。他的博士论文缺席通过答辩和评审，取得博士学位，只是博士学位证书未能及时寄到。他获取博士学位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1938年2月他就回到香港了。这说明在非常严格的德国，选中国学的博士学位作为攻读方向，中国学生还是比较容易拿到的。乔冠华回国后，金岳霖曾写信请他去西南联合大学教书，但乔冠华却作别学者生涯，以笔为旗，鞭挞法西斯专制，与清华大学哲学系同学胡乔木并称“南北两乔”。

后来季羡林在北京大学当系主任时，请乔冠华到学校做过报告。

4、“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

季羡林在1935年夏天办好出国手续等着办签证的时候，在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天。同屋住的一个老清华大学毕业生，听说季羡林要去德国留学，极力劝他到德国去学保险，学成之后回国有了铁饭碗，就永远不用愁了。但是他丝毫没有动心，他觉得自己从来不是搞经济的料，虽然到德国学什么还不能确定，但肯定不是学保险。到了柏林，他才知道自己在清华大学学的德语根本无法张口。当时上课用的是英语，而课外也不说德语。在这里完全不能说，也听不懂别人说。德国当局只得给这些学了德语却不会说德语的人补课，对他们进行强化训练。这等于给了季羡林他们一个下马威。仅这一点，就使季羡林就对柏林没有好感，他的自尊心好像受到了伤害。这样，季羡林在柏林待了几个月。在这里接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颇多，他发现他们中认真读书者当然有，但终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国民党的大官，自蒋介石起很多官僚都有子女在德国“流学”。这些高级“衙内”看不起季羡林，季羡林更藐视这一群行尸走肉的家伙，羞于与他们为伍。“此地信莫非吾土。”无论如何，他对柏林没有一点好印象。到了深秋，强化训练一结束，他就打算离开柏林，但到哪里去呢？德国学术交换处的女秘书打算把他派到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大学去，那里是大哲学家康德任教过的地方，知名度很高。季羡林嫌那里过于偏僻，表示不愿意去。后来就改派到了小城却是科学名城的哥廷根。从此以后，他在这里一住就是10年，没有离开过。这时，季羡林想起了吴宓的一句诗：“世事纷纭果造因，错疑微似便成真。”他觉得这诗真有见地，是参透了人生真谛而吟出来的。如果真到哥尼斯堡大学，季羡林就不是今天的这个样子了，是什么样子他自己也不可能知道。

德国给季羡林的助学金是每月120马克。房租约占百分之四十多，吃饭也差不多，除此外手中就几乎再没有余钱。同官费学生一个月800马克相比，真如小巫见大巫。季羡林在德国住了那么久的时间，从来没有寒暑假休息，从来没有旅游，一则因为“阮囊羞涩”，二则想多念一点书。他不远万里而来，是想学习的。可学习什么呢？最初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打算。有一个决心是他早就下了的，那就是决不学与中国学沾边的学问。在选择的彷徨中，他第一学期选了希腊文，看样子是想念欧洲古典语言文学。但在这方面，他考虑自己无法同德国学生竞争，他们在中学里已经学了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腊文。他心里更加彷徨犹豫，不知学什么专业是好。

到了1936年春季始业的那一学期报到时，季羡林的眼前突然一亮，他在课程表上看到了瓦尔德施米特开的梵文初学课。他简直是狂喜不止。在清华大学时，受陈寅恪讲课的影响，他就有志于梵学。但在当时，陈寅恪没有开梵文课，中国也没有人开梵文课，只有学的心，没有教的人，那时无法实现这个心愿。现在他竟于无意中能够有机会专修，焉能不狂喜呢？于是他立即选了梵文课。在德国要想考取哲学博士学位，必须修三个系：一主二副。季羡林的主系是印度学的梵文、巴利文，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他选定了方向，从此走上了正规学习的道路。

梵文是季羡林的主系，必须全力以赴。梵文教授是瓦尔德施米特，他是柏林大学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高足，季羡林在清华大学的老师陈寅恪与他是同学，他们出自同一门下，经常有书信联系。他是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残卷的专家，虽然年纪轻轻的，但在梵学界已颇有名声。他还懂汉语和藏语，这对于他的研究工作来说，简直是如虎添翼。他对学生要求极严，一位女学生把自己的博士论文交给他，他翻看了一会儿，一下子把论文摔在地下，愤怒地说：“这全是垃圾，全是胡说八道！”从此，这位小姐就从哥廷根消失了。后来季羡林说过：“在古今中外的学人中，我最服膺，影响我最深的，在中国是陈寅恪，在德国是吕德斯。后者也是考据圣手。什么问题一到他手中，便能鞭辟入里，如剥春笋，层层剥来，终至核心，所得结论令人信服。我读他那些枯燥至极的考据文章，如读小说，成了最高的享受。”［3］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14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页。

季羡林万万没有想到，第一堂课上却只有他一个学生。瓦尔德施米特看上去非常年轻，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一些。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装，有一张孩子似的脸。1935年，他刚刚在哥廷根大学拿到一个教授职称，接替退休教授西克的梵文讲座。一般来说，德国教授都有教授架子，就凭瓦尔德施米特的这个资格，似乎更应该有教授架子，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却没有一点架子。相反，因为季羡林是他升正职以来收的第一个梵文学生，因此他对季羡林似乎还有感激之情。瓦尔德施米特授课虽然面对的只有一个学生，而且还是一个中国学生，但讲课却没有任何懈怠之意。他教季羡林念了念字母，这种字母非常啰唆，决不像英语字母那样简明。季羡林虽然是第一次接触这种稀奇古怪的字母，但因为教授传授得认真，所以他觉得非常舒服，没有感到有多大的压力。他满以为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开始，会一直舒服地学下去的。

在第二堂课上，季羡林却当头挨了一棒。瓦尔德施米特对梵文非常复杂的连声规律根本不加讲解，教科书上的阳性变化规律也不讲，一下子就读起书后的练习来。这些练习是在印度已死去的文字，脱离现代语言实际，理解起来非常不易。就是这样的一些练习上的句子，瓦尔德施米特让季羡林自己读。字母本来就有些面生可疑，咬不准念什么，语法概念更是一点也没有，所以读得结结巴巴，翻译得莫名其妙。这把季羡林急得头上冒汗，心中直冒火。为了对付这些练习，他不得不拼命预习。一句只有五六个字的练习，要查连声，查语法，忙到一两个小时。上两个小时的课，就要用一两天的时间来预习。这种讲课方法，季羡林后来逐渐适应了，并且慢慢从中尝到了甜头。瓦尔德施米特的教学方法也同样是德国式的。他为学生选用了施滕茨勒的教科书，这是一本非常优秀的教科书，篇幅虽然不多，但却应有尽有。梵文语法以艰深复杂著称，有一些语法规则简直烦琐古怪到令人吃惊的地步。这些东西当然不是哪一个人硬制定出来的，而是在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利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都能解释得通。施滕茨勒在薄薄的一本语法书中把这些古怪的语法规则的主要组成部分收容进来，是一件十分不容易做好的工作。这一本书前一部分是语法，后一部分是练习。练习上面都注明了相应的语法章节。做练习时先要自己读那些语法，教授并不讲解，一上课就翻译那些练习。

第二学期开始念《摩诃婆罗多》第三篇中的著名神话《那罗传》，以后又读《云使》，都是直接读原著。欧美许多大学都是用这种方式。到了高年级，梵文课就改称Seminar，由教授选一部原著，学生课下准备，一上课就翻译。新疆出土的古代佛典残卷，也是在Seminar中读的。这种Seminar看似平淡无奇，实际是训练学生做研究工作的一个最好方式。比如，读古代佛典残卷时就学习了怎样来处理那些断简残篇，怎样整理，怎样阐释，连使用的符号都能学到。 至于巴利文，虽然是一门独立的课程，但教授根本不讲，连最基本的语法也不讲。老师只选一部巴利文的佛经，比如《法句经》之类，一上课就念原书，其余的语法问题、梵巴音变规律、词汇问题，都由学生自己去解决。

第一年的梵文课，按当时设定的正式课程名称，是为初学者开设的梵文。每周上两次，每次两小时。第一学期大约上20周课，梵文上课时间是80小时。瓦尔德施米特教完了全部梵文语法，而且还教念了几百句练习。德国的外语教学方法，被季羡林称为“典型德国式”的。这种教学方法开始于19世纪，当时的德国语言学家埃瓦尔德说过这样一句话：“拿游泳来打个比方，我教外语就是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他们推下水去。如果他们淹不死，游泳就学会了。” 瓦尔德施米特就使用了这种方法。就这样，在瓦尔德施米特这里，季羡林学到了一种学习外语的好方法：直接读高水平的梵文原著，就像学游泳一样，一下子被教练推下水，教练并不管，让你在水中自己挣扎，只要不淹死就能够学会游泳。后来，季羡林把这套方法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应用，也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最初的一段时间，季羡林经常被邀请到教授家里吃晚饭。每次吃饭，教授的独生子都在座。有一次教授和他的儿子开玩笑说：“家里有一个中国客人，你明天到学校去又可以张扬吹嘘一番了。”可是不久，战争开始了，他的儿子被征从军，在一个冬天里，战死在北欧的战场上。他忍受着丧子的巨大悲痛，没有对季羡林说什么。

课上到第三年，季羡林已经拿到了博士论文的题目，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正酣，瓦尔德施米特也被征从军。在这之前，季羡林每一学期都要选他的很多课，读过印度古代史诗、剧本，解读过中国新疆出土的《贝叶经》残卷，读过《梨俱吠陀》、《摩诃婆罗多》、《本生经》、《五卷书》，读过佛教南宗的巴利文经典。俄语课文则读过普希金、高尔基的作品，阿拉伯语则读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战争开始后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从军以前，预定了哥廷根大剧院冬季演出的门票，教授走的时候没有退掉。他便委托季羡林陪伴自己的夫人去剧院看演出，每周一次。每到看节目的那天，季羡林吃过晚饭，便接师母去剧院。剧院的演出，有时候是歌剧，有时候是音乐会，有时候是钢琴独奏或小提琴独奏。演员或来自外地，或来自国外，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虽然处于战争年代，但剧场里仍是一片升平祥和的气象。但是一走出剧院，便是一片黑暗。灯火管制下的哥廷根城，不允许一丝光线存在。散场后要穿过一条没有一点灯光的黑暗街道，季羡林一直将师母送回远在山下的家中，然后于深夜独自返回房东家里。他一个人深夜踏在没有光亮的长街，黑暗中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那种乡愁的滋味，恐怕谁也理解不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教授夫人一直一个人住在一座三层楼的房子里，过着孤独的生活。

经过两年的学习，季羡林的交换期满，按照双方的协议，到了他该回国的时候了。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事变之后不久，希特勒发布命令，关闭国门，凡是外国人一律不准离开德国。季羡林断了退路，有国难回。交换期满，奖学金停发，季羡林简直走到了绝路。

正在这时，季羡林平常联系不是太多、交往也不多的一个朋友——汉学研究所的古斯塔夫·哈隆听说了此事，问他愿不愿意在汉学研究所当讲师。这样，季羡林很自然地接受了他的聘请，在那里当起了讲师。奇怪的是古斯塔夫·哈隆身为研究所所长，但不会说汉语，却又有雄厚的中文基础，甲骨文尤其是他的拿手好戏，讲起来头头是道，还经常发表一些极其精辟的见解。对中国的有些古典文献，如《老子》、《庄子》，他都有很高的造诣。他对古代西域史地情有独锺，出版过一部名作《月氏考》。他在这个学校里并不得志，后来受聘到英国剑桥大学当了汉学教授。季羡林则一直在这个汉学所当讲师，一直到回国为止。

1938年秋天，瓦尔德施米特同季羡林商量博士论文的题目，并且主动问他要不要一个论文题目。当时季羡林非常兴奋，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因为在德国要想得到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是非常难的，指导博士论文的教授，德国学生戏称之为“博士父亲”。德国教授在大学里至高无上，一切都由他说了算，往往不大肯招收研究生，怕学生出息不大，辱没了自己的声名。越是名教授，收徒弟的条件越高。教授真正觉得孺子可教，才会给学生博士论文的题目。德国的大学对博士论文的要求十分严格，题目可以不大，但是必须要有新东西才能通过。经瓦尔德施米特商定，论文的题目确定为研究《大事》偈陀部分的动词变化。瓦尔德施米特在家休假的时候给季羡林以指导，不在的时候则由其前任教授西克指导。

到1940年秋天，季羡林把毕业论文《〈大事〉中偈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基本上写出来了。为了使论文顺利通过，他觉得应该写一篇有分量的绪论，于是又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写了出来。教授从战场回来短期休假，他怀着一番得意的感觉，把论文的绪论给教授看。隔了一个星期，瓦尔德施米特在汉学研究所把绪论退还给季羡林，他的脸上含着笑意，最初并没有说话。季羡林打开绪论一看，上面没有任何改动，只是在第一行的第一个字前面，画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母的后面，画了一个后括号。意思是统统不要。看到季羡林疑惑的眼神，教授慢慢地开了口：“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书不少。但都是别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你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你重复别人的话，又不完整准确。如果有人对你的文章进行挑剔，从任何地方都能对你加以抨击，而且我相信你根本无力还手。我建议把绪论统统删掉，在对限定动词进行分析以前，只写上几句说明就行了。”

以后凡是休假回家，瓦尔德施米特总是要听季羡林的汇报，看季羡林的论文，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还提出要花大气力校对毕业论文，不仅论文要从头至尾认真核对，而且要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写这篇毕业论文花了大约三年的时间，季羡林在这三年内从大学图书馆到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借过大量的书报杂志，大概使用过上千种书报杂志，耗费了很多时间，那时他就感到十分烦腻。现在还要在短时间内再核对一遍，把借过的书再借一遍，心里要多腻味有多腻味。“然而老师的教导不能不遵行，只有硬着头皮，耐着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论文中引用的大量出处重新核对一遍，不让它发生任何一点错误。”［4］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14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页。

1940年12月23日，对于季羡林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日子。这一天上午9点半，他到大学的办公处参加毕业口试。口试内容包括梵文、斯拉夫语言学、俄语，英语因为教授勒德尔养病在医院，以后再补考。瓦尔德施米特、戴希格贝雷尔、布劳恩都在场。在这个阵势之下，季羡林发了毛，原先准备的问题一个也没有用上。他几乎不能正常思维，简直慌张之极。但到24日后，瓦尔德施米特请季羡林到自己家过圣诞节，一进门，教授就向季羡林贺喜，告诉他毕业论文是优，梵文是优，俄语是优，斯拉夫语言学也是优。到1942年2月19日，勒德尔出院，季羡林补英语口试，又得了一个优。这样，他就以全优毕业了。

季羡林从德国教授的身上学到了做学问的彻底性。他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否则就是浪费纸张。有了创见，也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空洞的废话不说少说为宜。后来季羡林自己有了学生，也把这一衣钵传给了他们。受到瓦尔德施米特这方面的影响，季羡林到现在写论文一直掌握着这个原则，没有新意的文章不写。德国教授做学问的彻底性影响了季羡林的一生，他从内心深处感激这位“博士父亲”。

1980年，季羡林率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访问西德，再次见到了阔别35年之久的老教授。而见面的地点不是在教授的家里，而是在敬老院里。教授已经83岁，夫人86岁。他一听说自己的得意弟子要来，老教授的心里激动不已。季羡林一下汽车，就看到在敬老院高大明亮的玻璃门里面，教授已经端坐在圈椅里等了很久。就在这所敬老院里，师母还给季羡林烹制了他喜欢吃的食品。季羡林拿出刚刚出版的译作《罗摩衍那》（第一卷）给老师。老师一看，当场毫不客气地批评他，我们是搞佛学研究的，怎么搞起这个来了？老师不知道，季羡林是在没有科研条件的情况下，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翻译了这部世界名著的。而在季羡林心里却非常清楚，垂暮之年的老师仍然在关心着弟子的学术研究。这样的事情只能在师生之间发生。离别的时候，季羡林心中的凄楚简直是无法形容的。对于季羡林来说，恩重如山的“博士父亲”，是他心中一座永远的塑像，他的恩泽润泽了异国学子的一生。在季羡林的一生中，瓦尔德施米特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学者。

5、“祖父”般的西克教授

季羡林在自己一生的学者生涯中迎来了又一个偶然。这个偶然是学习吐火罗文。吐火罗文是印欧语系中的一种语言，5世纪至10世纪流行于塔里木盆地一带，6世纪至8世纪的一些古代文献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文献。对这样一种语言，季羡林在国内时连听说都没听说过。到了哥廷根以后，虽然听说了，但是并不想学它。吐火罗文残卷是在20世纪初才发现的。当时德国探险队在中国新疆发掘出了非常珍贵的用各种文字写成的古籍残卷，并把它们运到了柏林。德国学者那时还不能读通这些文字，却已经意识到这些文字的重要性。柏林大学组织了许多年轻的语言学家，主要是梵文学者来进行研究，西克是其中的一位。面对这天书一般的残卷，大多数人望而却步了，只有西克和西克灵两人决心合作把它们读懂。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就像是猜谜语，这不仅没有难倒他们，反而提高了他们的研究兴趣。他们几乎是日日夜夜不停地工作，经过三十多年的辛勤劳动，终于把这些天书读通了，并且把这种文字定名为吐火罗文。读通了这一语言的西克，当然非常愿意把这门经过三十多年攻关的成果传下来。但是他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没有想只传给德国人，而是想毫无保留地传给这位异国之子。

瓦尔德施米特从军的这段时间，已退休的前任教授西克出山替他上课。西克是主动来承担授课任务的，他对季羡林的情况也有所耳闻，他对季羡林是有所希望的，并看好他作为吐火罗文的传人。他虽已年过古稀，但身体还很硬朗，人也非常和蔼可亲，简直像一个老祖父。按岁数来讲，他确实可以做季羡林的祖父，也完全有一个祖父的感情。他对上课似乎非常感兴趣。第一堂课一上课堂他就告诉季羡林，他平生研究三种东西：《梨俱吠陀》、古代梵文语法《大疏》和《十王子传》，以及用了几十年时间读通的吐火罗文。他一定要把自己全部的拿手好戏都传给季羡林，并且一定要教会季羡林读吐火罗文。季羡林知道在吐火罗文字上，老教授名扬全球。西克认为季羡林一定会同意，连征求意见的口气都没有，不容季羡林提不同看法，一定要教吐火罗文，就这样毫不商量地定了下来。

瓦尔德施米特休假的时候，季羡林通过了口试，布劳恩口试俄语和斯拉夫语，勒德尔口试英语。他考试及格后，仍然继续在西克指导下学习。他们天天见面，冬天黄昏在积雪的长街上，他搀扶着年逾八旬的异国老师，送他回家。他似乎忘记了战火，忘记了饥饿，心中只有身边这个老人。战时整个德国食品极端匮乏，人人在饥饿的炼狱里煎熬，季羡林为了给西克增加点营养，硬是两个月断绝油味，从配给的少得可怜的食品中省下一点奶油，又费尽心机弄到一些面粉、鸡蛋和一斤白糖，请一家名糕点店烘烤了一个蛋糕，自己忍着辘辘饥肠，将它捧献给西克。教授夫妇为中国学子的真情感动得竟表达不出致谢之词。

西克教吐火罗文的方法和瓦尔德施米特教梵文的方法一样，根本不讲解语法，而是直接从读原文开始。学了一段时间，比利时一位治赫梯文的学者沃尔特·古勿勒也慕名来到哥廷根，跟从西克学吐火罗文。有了这两个外国学生，西克当然很高兴。他就把他和西克灵合作转写成拉丁文的一本《福力太子因缘经》，连同原著的影印件，交给这两个年轻人去读，并称此书为“精制本”。他们的学习是如此进行着：自己在下面翻读文法，查索引，译生词；到了课堂上，同古勿勒轮流译成德文，由西克纠正。工作是异常艰苦的，原文残卷残缺不全，没有一页是完整的，连一行完整的都没有，虽然是“精制本”，也只是相对而言，往往是这里缺几个字，那里缺几个音节。不补足就抠不出意思，而补足也只能是以意为之，不一定有很大的把握。结果是西克讲的多，他们讲的少。读贝叶残卷，补足所缺的单词或者音节。一整套做法，他就是在吐火罗文课堂上学到的。季羡林学习的兴趣日益浓烈，每周两次上课，不但不以此为苦，有时候甚至有望穿秋水之感了。［5］季羡林：《留德十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后来，从西克那里才知道，当初他和西克灵合作的时候，工作更为艰苦。西克灵是西克的学生，办事特别小心谨慎，生怕出错，尤其在抄写婆罗米字母的时候，那细心的样子实在让人佩服。他住在柏林，在普鲁士科学院工作，而西克则在哥廷根大学。两人要不断进行通信联系，有时碰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意见不一致之处，西克还得从哥廷根大学赶往柏林，与西克灵讨论。根据特别充足，可以判断一个吐火罗字的字义了，但西克灵偏反对，不肯认可。这时候，西克只能再赶到柏林，与他面谈讨论。季羡林因此把西克比作火车头的蒸汽机，没有它火车不能走，但有时跑得太快，就得有一个闸，西克灵就是这个闸。

1942年，季羡林因为婆罗米字母的问题，到柏林请教西克灵。在普鲁士科学院他的研究室里，季羡林看到墙上挂满了婆罗米字母的残卷，他用那特有的蝇头般的小字一行一行抄下来。他只要有三个学生以上，就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所以只短期在柏林大学教过吐火罗语，后来则一直在普鲁士科学院工作。他人很沉静，不大说话。问他问题，他却解释无疑。季羡林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读婆罗米字母的秘诀。

季羡林非常佩服德国老师们的工作态度，把他们当做自己的楷模，并十分叹服他们异常认真、严谨、细致的学风。他们治学的彻底性是名震寰宇的，写文章从来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讨论，然后才拿去发表。在老师的感染下，季羡林下决心攻克这种新增加的语言。他当时工作很多，身体又不是太好，患着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加上德国当时处于战争时期，物资供应奇缺，经常吃不饱饭。但是看到西克这样热心，他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老人伤心，所以加倍努力地学起来。

季羡林终于以惊人的毅力，读通了这门罕见的语言。

1946年回国以后，由于资料的限制，他有三十多年没有机会接触吐火罗文。但是到1975年，在我国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了一批吐火罗文甲种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他从1981年又得以重新研究，在中国出版了中文繁体字版和简体字版，在英国出版了由他自己翻译成的英文版，为我国学术争了光。

季羡林自然经常到西克家里去，但对他的家世却始终不十分清楚。他只见过西克的夫人，那是一个又瘦又小但很慈祥的老人，至于子女或其他亲眷，季羡林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次，是美国兵已经攻入哥廷根之后了，美军从城西往城东发射炮弹。西克住在城东，炮声一停，季羡林赶快跑到老师家里，看是否有什么危险。到了那里，教授夫人告诉他，炮弹爆炸之时，老头子正在伏案读有关吐火罗文的书籍。窗子玻璃随着爆炸声响，全成了碎片，落满了桌子，但老头子奇迹般地一点也没有受伤。教授对自己的弟子当然是非常满意的。季羡林拿到博士学位以后不久，在哥廷根城外的一片山林中，他散步时遇到西克和他的同事也在散步，西克忙向这些同事介绍：“他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是最优等。”教授颇有得意之色，深为自己的弟子取得的优异成绩而自豪。弟子则更为感激老师，季羡林在回国以后的最初几年里，一直和西克通信。1947年1月西克来信告诉他西克灵教授去世，使他十分悲痛。

6、多才多艺的布劳恩教授

在哥廷根大学，季羡林与其他一些德国老师的关系都是不错的，其中有阿拉伯语教授冯·素顿，英文教授勒德尔、怀尔德，哲学教授海泽，艺术史教授菲茨图姆侯爵，德文教授麦伊，伊朗语教授欣茨等。布劳恩是季羡林斯拉夫语言学的教授，也是他接触最多的一个。季羡林选的副系是英语和斯拉夫语，讲课的教师是布劳恩，斯拉夫语研究所设在高斯韦伯楼里，南斯拉夫语由他亲自讲授，他只让季羡林看了一本简单的语法，就立即进入阅读原文的阶段。在这以前，季羡林已经有了学习俄语的经验。教俄语的老师是一个曾长期在俄国居住的德国人，俄语等于是他的母语。他的教法同其他德国教员一样，采用把“学生推入游泳池”的办法。俄语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德国的学期短，季羡林却在第一学期内就读完了一册俄语教科书，其中有单词、语法和简单的会话，又念完果戈理的小说《鼻子》。季羡林最初念《鼻子》的时候，俄语语法还没有学多少，只好硬着头皮翻字典。往往是一个字的前一半字典上能查到，后一半则不知所云，因为后一半是表变位或变格变化的。而这些东西季羡林完全不清楚，往往一个上午只能查上两行。但是不知怎么一来，好像做梦一般，在一个学期内竟把《鼻子》全念完了。下学期念契诃夫的剧本《万尼亚舅舅》的时候，季羡林就觉得轻松多了。有了学习俄语的经验，他拼命地去翻字典。南斯拉夫语同俄语很相近，只在发音方面有自己的特点，有升调和降调之别。在欧洲语言中，这是很特殊的。季羡林之所以学南斯拉夫语，完全是为了应付考试，学习的兴趣并不大，可以说也没有学好。大概念了两个学期，就算结束了。任课时布劳恩还不是讲座教授。在哥廷根最后的两年里，季羡林几乎每周最少去一次他家。他家离季羡林的住处很近，两三分钟就能走到。布劳恩的父亲是莱比锡大学的斯拉夫语言学教授，因此他有家学渊源，子承父业，能够流利地说斯拉夫语言中的许多种语言。季羡林见他时，他还非常年轻，后来也和瓦尔德施米特一样被征从军。但是他没有上前线，而是在最高统帅部当翻译。苏联的一些高级将领被德国军队俘虏，希特勒有时候要亲自审问，以便从中挖出一些机密。给希特勒担任翻译的就是布劳恩。他每逢休假回家，总愿意给季羡林讲一些翻译时的花絮，透露一些苏军内部高层的真实情况，他甚至把苏军的一种大炮说得神乎其神。这样的消息，显然是绝密的，但他也给季羡林说。季羡林每周起码一次到布劳恩的家里去聊一次天，消磨一个晚上的时光。他有一个美丽年轻的太太，有两个可爱活泼又天真的男孩子，像小天使一般。大的叫安德烈亚斯，5岁多，虽然还没有上小学，但是已经能看些书了。季羡林教给他一些汉字，他很快就记住了，很快他们便成了朋友。每天晚上睡觉以前，安德列亚斯总要缠着母亲，让她讲童话故事给他听。他每次都听个没够，直到母亲说第二天多讲一点，他才悻悻地去睡觉，却仍然是一副不满足的样子。小的叫斯蒂芬，他特别喜欢季羡林。季羡林每次去他们家，他总要飞快地扑到季羡林的怀里。这时候，他的妈妈告诉季羡林，要抱住孩子转上几圈，这个孩子特别喜欢这样玩。教授的夫人很和气，说话不拐弯，但是有时候也愣头愣脑地说话没谱，但不会有什么隔膜。季羡林和他们全家都成了好朋友。

布劳恩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喜欢中国古代的刺绣，家里就收藏着一幅。上面有五个大字：时有溪山兴。他让季羡林把这几个字翻译出来，从此喜欢上了中国字。自己去买了一本德汉词典，念起了唐诗。他靠词典把每个字都查出来，然后把句子连在一起，居然有时候也能讲出一些意思来。季羡林帮助他纠正语法的错误，再讲一些语法常识。汉语的语法结构，他在开始的时候非常不适应，觉得有点怪，他学下去后，发现也有道理。他认为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可能是优点，使读者有极大的联想自由，不像印欧语系那样被形态变化捆住了手脚。布劳恩擅长画油画。有一次，他主动提出要给季羡林画像。有一段时间季羡林几乎每天到他家去，端坐在那里当了好一阵子模特儿。在画画上，他也非常认真，画完了还要征求季羡林的意见。季羡林对油画自觉不是内行，但一看很像自己就很满意。在学术研究方面，布劳恩不搞德国传统的语言考据之学，他擅长的是义理方面的学问。他自己有一本著作，是写19世纪沙俄文学的，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两座高峰开展论述，有许多精辟的见解。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哥廷根大学却是郁郁不得志的。他的升迁没有希望，院士更是不沾边，他一度想离开哥廷根到斯特拉斯堡大学，去补一个正教授的缺，并且表示把季羡林也带过去，但是后来没有实现。以后才在哥廷根大学拿到了一个讲座教授的职位。

1980年，季羡林去德国访问，也拜访了布劳恩。那时教授夫人刚刚在一个月前去世，两个儿子在外地工作。老人成了一个寂寞的人，季羡林这时认识到在西方社会的学者，一旦失去了实用价值，结局也只能是如此。

7、房东欧朴尔夫妇

在德国的10年时间里，季羡林接触最多，几乎朝夕相处的是房东欧朴尔夫妇，他把房东太太称为“像老母般的女房东”［6］季羡林：《回忆汤用彤先生》，见《季羡林与名人》，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季羡林一到哥廷根火车站，清华大学的学长乐森璕就接他到了欧朴尔夫妇家。夫妇俩有一个儿子，但是他在外地读书，所以有空房出租。全家人没有一个把他当外人看待，更没有把他当外国人看待。法西斯分子对犹太人和中国人的歧视，在德国普通人中是少有响应的。就欧朴尔太太来说，季羡林就像她的亲生儿子，甚至比亲生儿子还要亲，她对儿子不愿说的话都愿意对季羡林说。

欧朴尔太太有德国妇女的一切优点，善良，正直，能体贴人，有同情心。她也有一点小毛病，喜欢吃醋。她有一个寡妇朋友，平常两人的关系很好。但是有一次她买了一顶新帽子，她的朋友看她戴着好看，也喜欢得不得了，想照样也去买一顶，欧朴尔太太便大为不满，说了她不少坏话。原来德国男女都有个习惯，穿的衣服，戴的帽子，不喜欢别人与自己的同样。季羡林把这种习惯归之于市民习气，但从整体来说，欧朴尔太太善良得像慈母一般，是季羡林见到的最好的女性之一。

初到哥廷根的时候，季羡林睡的床与自己在国内的大不一样。德国的被子是鸭绒的，而鸭绒又不固定起来，在被套里享有自由活动的权利。季羡林睡在这样的被子里很不习惯。在睡觉时翻上两个身，鸭绒就都活动到被套的一头去了，一头是鸭绒堆积如山，另一头则只有两层布，不能正常御寒，他往往被冻醒。房东太太听说这事，笑得眼睛里直流泪，细心地告诉他怎样使用鸭绒被。他自己觉得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被她细心地照顾着。欧朴尔夫妇的儿子在达姆施塔特高级工科学校读书，离哥廷根挺远。夫妇俩爱子如明珠，有一段时间老头每月购买一些面包和香肠，打包寄给儿子。老头腿脚不好，走路一瘸一拐，拿着手杖也挺吃力，可为了儿子他不辞辛劳，月月去邮局寄一次。有一次，夫妇俩趁出去度假之时，去看望他们的儿子。他们看到面包和香肠干瘪瘪地躺在桌子下面发了霉，已经不能食用。回到家欧朴尔太太絮絮叨叨地对季羡林诉苦，但是老头子却像是没有看到一样每月照寄不误。后来，欧朴尔夫妇的儿子结了婚，搬到另一个城市，有了一个小女儿。有时候一家三口回家探望父母。儿媳妇人长得漂亮，衣着也摩登入时，但就是不讨婆婆的喜欢，就连小孙女祖母也不喜欢。原来儿媳妇有点“马大哈”，事事都不在意。一天，女房东忽然拉季羡林到卫生间，指着马桶给季羡林看，是儿媳妇使用卫生纸过多，把马桶给堵住了。老太太一边嘟囔着，一边流露出许多怪相，有愤怒，有轻蔑，有不满，也有憎怨。可这样的事偏偏不能对儿子讲，连丈夫也不敢给讲。她心中的不平，茫茫宇宙间只能对季羡林一个人吐露了。女房东不仅有不平，而且有偏见，尤其是宗教偏见。她自己是基督教徒，对天主教怀有莫名其妙的仇恨。有一个天主教老处女，每月要来欧朴尔夫妇家洗一次衣服，人很老实，但宗教信仰却很虔诚，每月的收入除了少量维持生活外，其他的都捐赠给教堂。欧朴尔太太虽然承认她忠诚得像“黄金”一样，但一提及她信仰的宗教，就难免有一些微词了。

在政治上，女房东比较迟钝，既不赞扬希特勒，也不懂去反对他。

欧朴尔夫妇一生和睦相处，从来没有吵过架。欧朴尔饿死于战争之中，儿子平常不回家，老太太就把季羡林当做自己唯一的亲人，对季羡林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到晚上10点左右，老太太进屋来把被子铺好，把被罩拿下来放到沙发上。这是非常简单的，季羡林自己尽可以做。但女房东却非这样做不可，当年她儿子住这一间屋子时，她就是天天这样做的。铺好床之后，她就站在那里闲聊，把一天的经历，原原本本，详详细细，都向他“汇报”。她见了什么人，买了什么东西，碰到什么事情，到过什么地方，一一细说，有时还绘声绘色，说得眉飞色舞。但是，季羡林初到德国时，听说德语的能力都不强。每天晚上上半小时的“听力课”，对他大有帮助。女房东实际上成了不收费的义务教员。“汇报”完了以后，照例说一句：“晚安！祝你愉快地安眠！”季羡林也说同样的话，然后她回到自己的房间。这一天的活动就算结束了，于是上床睡觉。［7］季羡林：《留德十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

战争临近结束时，物资供应更紧张了，食品缺，燃料也缺。哥廷根市政府只得让市民们到山上砍伐树木，代替燃料。在茫茫林海中，划拨出一片可砍伐地区，在这一地区内又逐一检查，可砍伐者画上红圈，砍伐了没有红圈的树，受罚是自然的事情。欧朴尔太太没有劳动力，季羡林就当仁不让，帮她上山砍树，再运回家来。住在这样一个房东家里，季羡林从来没有把她当做小业主看待，自己也从来不以租房者自居，而是把自己当做这个家庭中的一分子，把女房东当做自己的母亲看待。在他即将回国之时，欧朴尔太太简直是难分难舍，对他放声大哭。她儿子在外地，丈夫已死，季羡林这一走，房子里空空洞洞，只剩下她一个人。几年来她实际上是同他相依为命，而今以后日子可怎样过呀！离开她时，季羡林也是头也没敢回，只在心里套用一首旧诗想成了一首诗： 

留学德国已十霜，

归心日夜忆旧邦。

无端越境入瑞士，

客树回望成故乡。

离开德国回国以后，季羡林一直惦记着女房东，和她保持了几年的书信联系。回到北京以后，季羡林费尽千辛万苦，弄到了一罐咖啡，大喜若狂地连忙跑到邮局，打好包裹把它寄走。希望能越过千山万水，使这一罐咖啡让老太太在孤苦伶仃中获得一点喜悦。季羡林知道，同千千万万德国人一样，女房东嗜咖啡如命。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内突出政治，海外关系“成为非常危险的东西”。季羡林从那时候开始，没有再敢跟她联系，从此便云天渺茫，互不相闻了。女房东现在早已不在人世，季羡林每每回首的时候，总是百感交集，他在自己的内心里遥遥地祷祝老太太的在天之灵永远安息。

8、永远难忘的伊姆加德

季羡林在德国老师、房东之外最为亲密的一个人，就是伊姆加德小姐，她是季羡林在德国的中国同学田德望房东的女儿。最早是因为去她家看望田德望，也就认识了她的家人。田德望房东迈耶的家和季羡林房东欧朴尔住在同一条街上，相距不远。伊姆加德的父亲迈耶和欧朴尔几乎一样，老实巴交，不善言谈。人多的时候，他总是待在一边，一言不发，脸上则挂着憨厚的微笑，听别人在天南地北地谈论。他的职业也与欧朴尔一样，是一个地位不高的小职员，天天忙着上班、工作。退休以后，他就待在家里，不与外人交际，也不大出去活动。季羡林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像他这样的人，一看就知道决不会撒谎、骗人。迈耶老实不善交际，家庭中对外交往的事情就由迈耶太太一手操持了。迈耶太太执掌大权，能说会道，善于应对进退，更擅长交际。她同欧朴尔太太的年龄相仿，性格却差别很大，是一个“乐天派”。她总是忙忙碌碌，里里外外，连轴转地忙个不停。不管什么时候，她都是笑逐颜开，没有愁眉苦脸的时候。她不像欧朴尔太太有那么多的不平和偏见，她的家庭更为和美。她家像欧朴尔太太家一样，也很善待中国留学生。迈耶太太为中国留学生做的事情，也和欧朴尔太太做的一样，房主和房客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摩擦，和中国留学生相处得非常好。

季羡林开始在德国的时候，迈耶家里住的是河北人田德望，他就是后来但丁《神曲》的大名鼎鼎的翻译者。他们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认识了，而且经常在一起，相处得不错，到了德国他们来往得就更多了。这样，季羡林就经常到迈耶家去。田德望1939年回国后，她家住了另外一些中国留学生，季羡林仍然常到她家去，三来两往，季羡林和迈耶家熟悉起来。迈耶夫妇有一对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女儿就是伊姆加德，她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孩子”［8］季羡林：《留德十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季羡林认识她的时候，她刚刚17岁，正是一个妙龄女郎。

1940年，季羡林的毕业论文接近尾声。他用德文写成的稿子在送给导师审阅以前，必须用打字机打印成清样。季羡林自己既没有打字机又没有学会打字，这就需要找一个人帮忙。正巧，迈耶家有一台打字机，伊姆加德会打字，还很愿意帮这个忙。德国对博士论文的要求极高，需要反复多次地修改，打字量是很大的。这样一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几乎是一整个秋天，季羡林必须天天晚上去她家，白天季羡林要到汉学研究所去上班，她也要去上班，只有晚上才能安排打字，他们几乎是天天晚上在一起。原本只要伊姆加德一个人打字就行了，但是季羡林的手稿写得很草，有的地方改动很多，她根本就看不清楚。而且论文的内容又绝对不是她所熟悉的，稀奇古怪，像看天书一般。打字稍一不慎，就会出错。这就需要季羡林坐在旁边，以备询问。为了赶进度，工作往往要进行到深夜，结束后季羡林再摸黑回家。打完了这篇博士论文，季羡林又写出了几篇分量很重的学术论文。为了在哥廷根大学研究院的院刊上发表，也需要把它用打字机打印出来，这些论文也都是伊姆加德帮忙打出来的。一直到1945年季羡林离开德国以前，和伊姆加德接触的机会是非常多的。他们之间的关系熟了，她家一有什么喜庆日子，或者是招待客人吃点心、吃茶，总一定要邀请季羡林参加。特别是在伊姆加德生日的那天，季羡林一定去祝贺，成为她家的贵宾。迈耶太太在安排宴席的座位时，总是想方设法让季羡林坐在伊姆加德的旁边。

似乎用不着为贤者讳，季羡林和伊姆加德彼此已经是很倾心了。不仅是伊姆加德一家把季羡林当做她的挚友，就是伊姆加德本人也已经爱上这位异国之子了。

这时候，英国剑桥大学的哈隆教授邀请季羡林去当教授，如果选择弃家抛国之路，不仅可以过上幸福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以实现和伊姆加德的结合。但季羡林知道，自己的国家是那么凋敝贫困，山东老家的叔父、婶母都已到了残烛之年，被包办婚姻的发妻彭德华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含辛茹苦地侍奉着老人，在苦苦地盼他归来。如果季羡林没有中国传统思想的浸染，没有浓厚的家庭观念，他完全有可能实现与这位异国美女的结合。但是，事实却并不是这个样子。季羡林当然不隐讳自己对伊姆加德的好感，仅在离开德国以前几天的日记里，他就反复地表明了自己对她的感情。季羡林那时的日记，上面明明白白记着他对伊姆加德的深情。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妇之夫，不能有任何非分之想，即使只是想，也是对伊姆加德的亵渎。季羡林在1945年9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 

吃过晚饭，7点半到Meyer（迈耶）家去，同Irmgard（伊姆加德）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美丽的女孩子。［9］季羡林：《留德十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115页。

据说，一位喜爱季羡林的《旅德散记》的中国学生经过寻找，前几年终于找到了她。她已80多岁，风韵依旧，终身未嫁，那台曾为季羡林打字的打字机一直留在她的书桌上。

2005年下半年，季羡林永远难忘的伊姆加德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季羡林认识她的时候，她才17岁。从1946年季羡林离开德国，到她去世，60多年没有见面了。她一生未嫁，但是最后只能在孤独中去世。她给季羡林打字用的那台打字机，是她永远的装饰品和珍品，摆在她房间的显著位置上，诉说着他们那段难忘的友谊。她去世的时候，谁也没有敢把这个噩耗告诉他。谁也不愿意让他痛苦。

后来，有人看见过，在季羡林家的客厅里，至今保存着两张照片，一张是风姿绰约的金发女郎，另一张是老态龙钟的德国老妇，两张照片那么鲜明地对比着。其中深意，谁能理解?20世纪80年代，季羡林回德国探望老师的时候，还打听过伊姆加德，结果是杳如黄鹤。据说，有热心的人在德国找到了80高龄的伊姆加德。她还保存着青年时给季羡林打字用过的打字机和桌椅，她帮季羡林打印论文时，两人就在这一张桌前一同工作。伊姆加德说他们也曾一起散步，一起去看电影，但季羡林从来没有向她示爱，只是她知道季羡林心里对她很好。季羡林一生经常回忆到这位“宛宛婴婴的女孩子”，自己坦白地承认，说“不想她，那不是真话”，她的影子老是在自己眼前晃动。

与伊姆加德的交往，是由于季羡林到她家看望住在那里的同学田德望。

在德国交往的同学中除了田德望外，还有章用，范禹（龙丕炎），张维、陆士嘉夫妇等。张维1938年从英国到德国，在哥廷根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特尔克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选题是力学理论与工程实际结合方面的。陆士嘉是普朗特的学生，主攻力学。季羡林和他们的关系虽然也比较密切，但是毕竟不是一个专业，共同语言要少一些，交往最深和最知己的是章用、田德望。

9、知己朋友章用

在德国的留学生不乏达官贵人的子弟，其中多是纨绔子弟，季羡林和他们基本没有来往。但也有个别例外的，章用就是一个，他被季羡林当做在德国的知己。初到哥廷根，这里对季羡林来说一切都是生疏的。哥廷根是个大学城，在一个生人看来如同迷宫。他需要一个熟悉这里的人到众多的机关里跑一跑，到学校的有关机构办理手续。章用就是在这时闯入季羡林的世界的。乐森璕介绍他认识了章用，他带季羡林穿过哥廷根的长街，来到章用租住的一座小楼，小楼周围全是花园，当时虽然是落叶满地，但树头上还残留着几片叶子，在秋风中显得孤单而凄清。就在二楼，乐森璕介绍他们见面，也见到了章伯母，她是一个特别善谈的人，她来这里完全是为了照顾自己的儿子。章用是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儿子，母亲吴弱男当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这是一个显贵之家，但是章用却没有“衙内”的气质，一点纨绔习气也没有。他虽然有点孤芳自赏，但更多的是书生气。他是来攻读数学的，但对哲学、古诗词和古典文献有很深的造诣。他们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以后他们两人便经常往来，感到彼此谁也离不开谁了。他们经常相约去城东面的一片山林里散步，不时被美丽的山色所陶醉。他们经常探讨哲学、宗教问题，但谈得最多的还是中国旧诗。章用说话不多，总愿意静静地听季羡林滔滔不绝地说，脸上浮起神秘的微笑，目光总要从眼镜上边流出来，注视着眼前的空虚处。章用每次几乎都是这个样子。季羡林每次约他到小山林去散步，他都立刻答应，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穿好衣服、鞋子，仿佛穿慢了季羡林会不等他一样。

章用对旧诗是很熟的，写了不少。有一首诗是章用随口吟出来的，其中两句季羡林还记得： 

 频梦春池填秀句，

 每闻夜雨忆联床。

还有一首是写在硬纸片上的，章用把它装在一个黄色的信封里交给季羡林。诗中把季羡林称为“诗伯”： 

 空谷足音一识君，

 相期诗伯苦相薰。

 体裁新旧同尝试，

 胎息中西沐见闻。

 胸宿赋才徕物与，

 气嘘史笔发清芬。

 千金敝帚孰轻重？

 后世凭猜定小文。

尽管季羡林自己说没有做过诗，但是在济南上中学时，就有人把他叫“诗人”，这次章用又称他为“诗伯”，可见他对诗词的造诣确实是不浅的。到晚年他能够得到世界桂冠诗人的称号，也就不足为奇。

有了这样一个知心朋友，季羡林在初到哥廷根的时候，得到不少热情的帮助。陪季羡林奔波全城的是他，到哥廷根大学教务处的是他，到研究所的是他，到市政府的是他，到医生家去的是他，就连帮助注册选课的，也都是他。他们一块儿去听德国名诗人读诗，一块儿去咖啡馆喝咖啡，一块儿去饭馆吃午饭，一块儿逛书店，一块儿散步……他还是季羡林有些事情的决策人。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季羡林认识了来自湖南的留学生范禹，他本来是主修自然科学的，但是却学过一年的梵文。当时，季羡林正在为到底学什么犯嘀咕，范禹把自己用过的施滕茨勒著的一本梵文语法书送给了季羡林。季羡林同章用商量，谈了自己想学梵文的想法，章用听过之后马上表示支持，在选课中章用也起了关键作用。可惜的是，1936年章用的经济出了问题，他在国内出租的土地收入不够负担他的学费，又不愿意接受德国朋友的帮助，不得不中辍学业回国。季羡林当时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无法帮助他。章用回国时，他只能在市政府的地下餐厅，和田德望一起为他送别。在回国的途中，每到一个停船的地方，章用就给季羡林寄一封信，还特意剪了许多报纸上有关梵文的材料寄过来。他先是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担任数学讲师，曾给季羡林寄来非常长的一封信。隔了些年后，他来到浙江大学任教，又随着该校到了江西，这时给季羡林又寄来一封信，并且附上了他回国以后写的所有的诗。他仿佛预感到自己会不久于人世，赶快把诗抄好，托朋友替他永远地保存。他真的在江西时患了病，又去香港就医，不幸在香港病逝。

章用回国后，章伯母临时留在这里，季羡林和范禹就负担起照顾老太太生活的责任。老太太有一种“官家”情结，张口闭口总忘不了说“我们官家如何，你们民家如何”。一次季羡林故意来了个恶作剧，说“你们官家也是用筷子吃饭，用茶杯喝茶吗”？老太太也没有听出来其中的恶意，继续“官家”、“民家”地说个不休。老太太回国的时候，季羡林和范禹帮她整理这，整理那，忙乎了好一阵子，办理护照，买车票、船票，退房子，忙成一团。这时候，老太太仍然忘不了她的口头禅“我要告诉你们一件大事”！季羡林在和她接触的一年多时间里，不知听过她说过多少次大事，最终往往老是离不开章士钊。她谈道：章士钊虽贵为总长，但对待妻子却以西方礼仪为准，上汽车为她开门，走路挽她的胳臂，而且满嘴用英文喊“亲爱的”不止。她自己也如同坐在云端里，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后来章士钊下了台，大儿子章可去意大利就读，三儿子章因到英国就读，而自己和二儿子到了德国，落得一副惨兮兮的样子。

章用母子相继走后不久，季羡林的经济也出了问题。他的交换期满，没有了奖学金，生活没有着落了。这时章用给他介绍的古斯塔夫·哈隆起了关键作用，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季羡林遇到了救星。他在《留德十年》中说： 

所长古斯塔夫·哈隆教授，是苏台德人，在感情上与其说他是德国人，毋宁说他是捷克人。他反对法西斯，自是意内事。我到格丁根后不久，章用就带我来看过哈隆。在过去两年内，我们有一些来往，但不很密切。我交换期满的消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主动跟我谈这个问题，问我愿意不愿意留下。我已是有家归不得，正愁没有办法。他的建议自然使我喜出望外，于是交换期一满，我立即受命为汉文讲师。原来我到汉学研究所来是做客，现在我也算是这里的主人了。

哈隆教授为人亲切和蔼，比我约长二十多岁。我到研究所后，我仍然是梵文研究所的博士生，我仍然天天到高斯韦伯楼去学习，我的据点仍然在梵文研究所。但是，既然当了讲师，就有授课的任务，授课地点就在汉学研究所内，我到这里来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同哈隆和他夫人见面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我们终于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也可以说是忘年交吧。哈隆虽然不会说中国话，但汉学的基础是十分雄厚的。他对中国古代文献，比如《老子》、《庄子》之类，是有很高的造诣的。甲骨文尤其是他的拿手好戏，讲起来头头是道，颇有一些极其精辟的见解。他对古代西域史地钻研很深，他的名作《月氏考》，蜚声国际士林。他非常关心图书室的建设。闻名欧洲的格丁根大学图书馆，不收藏汉文典籍。所有的汉文书都集中在汉学研究所内。购买汉文书籍的钱好像也由他来支配。我曾经替他写过不少的信，给中国北平琉璃厂和隆福寺的许多旧书店，订购中国古籍。中国古籍也确实源源不断地越过千山万水，寄到研究所内。我曾特别从国内订购虎皮宣纸，给这些线装书写好书签，贴在上面。结果是整架的蓝封套上都贴上了黄色小条，黄蓝相映，闪出了异样的光芒，给这个研究所增添了无量光彩。

1939年，哈隆受聘到英国剑桥大学当汉学教授，临行前，季羡林、田德望在市政府的地下餐厅为他饯行。他郁郁不得志，在学校里得不到重视，朋友也不多，在哥廷根大学这么多年，真正的朋友只有季羡林、田德望两个中国人。

10、职业翻译家田德望

田德望1909年7月生于河北顺平一个农民家庭，1931年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1935年清华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所毕业，1937年获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38年到德国哥廷根大学进修德国文学，1939年回国。

进清华大学西文系后，田德望得以阅读到英译本《神曲》，对这部作品发生了兴趣，选修了一位英国教授用英语讲授的《神曲》课，这位教授精通意大利语，而且酷爱《神曲》，他便毅然中断已学了两年的法语，在这位英国教授的指导下自学意大利语。进了清华大学外国研究所后，继续自学意大利语不辍，不久便能阅读英国出版的英意对照的《神曲》了。作研究生毕业论文时，用英文写了《但丁〈神曲〉和弥尔顿〈失乐园〉中比喻的比较研究》，获得了好评，顺利通过答辩，同时还获得了意大利的奖学金。在吴宓教授的建议下，由清华公费派他去意大利留学，在佛罗伦萨大学师从莫米利亚诺教授继续攻读但丁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获博士学位。在长久的求学生涯中，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学成以后，一定要从原文翻译《神曲》这部传世之作。1983年的秋天，73岁高龄的田德望动笔试译《地狱篇》，2000年8月，历时18年，终于译完了最后一部《天国篇》，完成了《神曲》的翻译。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季羡林与田德望的来往就比较多。他们之间互相串门，经常在一起交谈。有一次在洗澡时遇到季羡林，田德望邀他到自己的寝室一谈。在田德望屋里，他看到《荷马史诗》，就被吸引住，也想去买一本。他本来对希腊文就有很大的兴趣，以为希腊文学是人的文学。他们对老师艾克都很尊敬，经常一起去拜访艾克，还一起请他吃饭，也被他宴请。有一次，他们两人在校内的西北院请艾克，菜是东记做的，还不坏。吃完了饭，又到合作社去喝柠檬水。那时候，田德望正在准备出国留学。在他出国之前艾克在自己家里请他们两人吃饭，聊了好长时间。饭后，他们沿着什刹海到北海公园坐在五龙亭喝茶，一边还观赏着雨景。

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时，田德望是季羡林来往较多的好朋友，和章用一样他们两人来往比较多。他正好是在章用回国以后来到德国的，因此填补了因离别章用而形成的朋友空缺。可是田德望在德国进修完之后，很快就回国了。田德望1948年至1986年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2000年10月6日在北京逝世。

11、业余生活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的爱好和兴趣仍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项就是对诗歌的爱好。季羡林看到老诗人宾丁来哥廷根念诗的海报时，他心中高兴得不得了。很早以前，他由于嗜好听诗，积多日之想，甚至积成一幅影像在眼前晃动，使他在幻影中看到一个垂老的诗人，在暗黄的灯影里用颤动幽抑的声音，低低地念出自己心血凝成的诗篇。这颤声流到每个听者的耳朵里，也流到他的心里，一直流到灵魂深处。他看到宾丁念诗的海报，想不到这样一位能引起人们幻想的名字，竟会在这古老的小城哥廷根出现。他和章用立刻买了票，一起去听诗。

老诗人念诗的时间在晚上。他和章用一起走出去，外面正下着雨，雨点滴在脸上，透心的凉。在昏暗的灯光中，他们穿过深秋的街道，走进哥廷根女子中学的大礼堂。礼堂里已经挤满了上千人，电灯照得明亮如同白昼。人们在散乱嘈杂的声浪里期待着，季羡林和章用更是在激动中等待着。人们在老诗人念完之后把他扶下讲台，热烈的掌声把他欢送出去，接着又把他拖回来，他走到讲台前面向人群慢慢地鞠了一躬，这才又慢慢地踱出去。接着人们排成长队请老诗人签名，季羡林和章用也挤在人群里等待着。终于等到了机会，老诗人为季羡林签字，他很费力，手有点颤抖，签完后抬眼看了看季羡林。他看到了一双异常大且充满光辉的眼睛。雨夜中，他和章用沿着旧路回家，雨丝在昏暗的路灯下闪着光，地上的积水也凌乱地闪着光，但季羡林似乎看不到，他仍然看到老诗人那双大且充满了光辉的眼睛。直到回到家，他也一直看到那双眼睛，甚至在梦里也老是看到那双眼睛。他似乎和那位老诗人幻化成一体，久久地不能离开诗人的面影。诗的感情，诗的氛围，诗的神奇，使他真正地陶醉起来了。

不久，季羡林又和章用一起，在哥廷根大学的大讲堂，听卜龙克念诗。卜龙克是哥廷根大学学士院主席，其地位类似于英国桂冠诗人。但这次听诗，开始的感觉非常不好。到场的人没有听宾丁念诗的那样多，讲台的布置不像上次那样只有一张普通桌子、一把椅子。这次桌子前居然挂起了德国国社党红底黑字的旗子，桌子上还摆了两瓶乱七八糟的花。他感到一种深深的失望和悲哀，讲台上国社党的旗子更令季羡林反感。诗人出现后，又增加了对他的一份反感。卜龙克的相貌颇有点滑稽：

头顶全秃光了，在灯下直闪光。嘴向右边歪，左嘴角上一个大疤。说话的时候，只有上唇的右半颤动，衬了因说话而引起的皱纹，形成一个奇异的景象。同宾丁一样，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开始念自己的诗。但立刻就给了我一个不好的印象。音调不但不柔婉，而且生涩得令人想也想不到，仿佛有谁勉强他来念似的，抱了一肚皮委屈，只好一顿一挫地念下去。［10］季羡林：《听诗》，见《季羡林散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9页。

只是到后来，卜龙克念到采集民间故事模仿民歌作的诗，才忽然兴奋起来，声音也高起来了，在单纯而质朴的歌调中，仿佛有一股原始的力量在贯注着。念完诗，又念小说，他异常地高兴起来，微笑不曾离开他的脸，听众也不时发出哄堂的笑声，也跟着兴奋起来。到这时，季羡林总算找到了比较好的感觉，从听诗中得到了乐趣。

在小城哥廷根留学，孤独和思母情结苦苦地煎熬着季羡林，深夜他经常哭着醒来，母亲模糊的面影不时在他眼前浮现。为了排解这无穷无尽的乡思，这难以忍受的孤独，他不知想了多少办法，但多不生效。只有走到大自然之中，他才偶尔能忘掉忧愁。他去得最多的地方，自然是哥廷根城东面的那片山林。

章用经常陪季羡林来这片林子里散步，这里不知留下他们的多少游踪。深秋的林子，出奇的静谧，他们甚至能听到叶子从树枝落下来的声音。他们站下来的时候，叶子也会飘落到他们身上，连头上、肩上往往也满是落叶。在这小小的山林里，章用很愿意听他讲诗，于是便一下子倾吐出来。这时候，季羡林往往很高兴。

看了他点头赞成的神气，我的意趣更不由得飞动起来，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世界，连自己也忘记了。往往是看到桦树的白皮上已经涂上了淡红的夕阳，才知道是应该下山的时候。走到城边，就看到西面山上一团紫气，不久天上就亮起星星来了。［11］季羡林：《忆章用》，同上书，第117页。

这片山林成了季羡林撷趣的最好场所，林子、章用使他忘记了平日的孤独。一到星期天，他们几个留学生便不约而同地到城外山下的一片叫做“席勒草坪”的草地上去会面。这里的草地，终年绿草如茵，周围还有参天的古木。草地东边的山中还有一些名胜古迹，有名的俾斯麦塔，就高踞于山巅之上。登临到塔顶一望，全哥廷根城尽收眼底。周围还有几处咖啡馆和饭店，是为风景区的游人建造的。几个异国青年学子，在席勒草坪会面之后，就经常登山游玩、闲逛，午饭就在山中吃。这样的时候，季羡林也往往忘记了孤独。

见到中国人，能说中国话，真觉得其乐无穷。往往是在闲谈笑话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等到注意到时间时，已是暝色四合，月出于东山之上了。［12］季羡林：《留德十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当时的德国正处在一场大风暴的前夕，法西斯气焰越来越嚣张。但是季羡林初在德国的这两年，起码从表面上来看，市场还比较繁荣，食品供应也极充足，限量制度还没有实行，所以只要有钱什么东西还都能买得到。在这两年里，季羡林的生活还是相当有规律的，过的是一种极为紧张的学习生活。

我每天早晨在家里吃早点：小面包、牛奶、黄油、干奶酪，佐之以一壶红茶。然后到梵文研究所去，或上课，或学习。中午在外面饭馆里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从来不懂什么睡午觉。下午也是或上课，或学习。晚上6点回家，房东老太太把他们中午吃的热饭菜留一份给我晚上吃。因此我就不必像德国人那样，晚饭只吃面包香肠喝茶了。就这样，日子过得有条有理，满惬意的。［13］季羡林：《留德十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12、交换期满，有国难回

1937年9月，季羡林回国的期限到了，这时他的思乡情结越来越浓，已经去世的母亲对宁大婶说过的那句话常常在他耳边回荡：“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他也经常想到叔父，出国的时候叔父已经失业，家里的生活该会如何打发呢?他又想到叔父续弦新娶的婶母，她对叔父如何?自然他也想到自己的妻子彭德华，她才到30岁，年纪轻轻的，就带着四五岁的女儿、两三岁的儿子，该是多么不容易啊！1999年9月给故乡小学捐赠图书

一想到这些，他出国前从济南到北京时，全家人为他送行的情景便又浮现在眼前。他真想插翅飞到亲人的身边，就在此时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中国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事变之后不久，希特勒发布命令，关闭国门，凡是外国人一律不准离开德国，季羡林断了后路，有国难回。

哥廷根!到底还要呆多久?

交换期满，奖学金停发，回国无望，季羡林简直走到了绝路。不用说继续完成学业，就是维持最简单的生活，也是困难重重。天无绝人之路，季羡林绝处逢生进入汉学研究所当了讲师。

年轻学子，出路何在?可算是正应了“车到山前必有路”那句话吧，季羡林交换期满的消息传到一个德国朋友的耳朵里。这位朋友是在章用的引见下，到达哥廷根后不久就认识的，两年来，有过一些交往，但是关系并不是很密切。这位朋友名叫古斯塔夫·哈隆，是苏台德人，他是反对法西斯的，担任着汉学研究所所长一职。在这里季羡林结识了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这位学者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蜚声国际汉学界，在英国也是传世之作，他翻译唐诗的作品竟然被收入著名的《牛津英国诗选》，这部选集中收入的诗都是久有定评的不朽名作，可见韦利中国诗翻译之精湛。季羡林还在这里结识了德国汉学家奥托·冯·梅兴黑尔芬。这是一位专门研究明代制漆工艺的专家，他请季羡林帮助翻译研究所收藏的一部制漆工艺书。季羡林自知对制漆工艺毫无了解，翻译出来的东西自己也觉得不甚了了。

1938年春天，季羡林进入讨论班读中国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贝叶经残卷。第六学期一开始的1938年秋天，瓦尔德施米特同季羡林商量博士论文题目，并主动问他要不要一个论文题目，季羡林听了以后，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指导博士论文的教授，德国学生戏称之为“博士父亲”。怎样才能找到博士父亲呢?这要由教授和学生两个方面来决定。学生往往经过在几个大学中获得的实践经验，最后决定留在某一个大学跟其一个教授作博士论文。德国教授在大学里至高无上，他说了算，往往有很大的架子，不大肯收博士生，害怕学生将来出息不大，辱没了自己的名声。越是名教授，收徒弟的条件越高。往往经过几个学期的习弥那尔(高年级的课叫做习弥那尔)，教授真正觉得孺子可教，他才点头收徒，并给他博士论文题目。［14］季羡林：《遥远的怀念》，见《赋得永久的悔》，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348页。

经商定论文定为研究《大事》偈陀部分的动词变化，季羡林对梵文所知还不太多，还不清楚要做好这篇论文到底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大事》是记载有关佛佗生平传说的一部佛经，它和其中的“偈佗”都是很难啃的硬骨头。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季羡林要读的《大事》是由法国学者塞那校订的，一共有厚厚的三大本。这部佛典是用所谓“混合梵文”写成的，既非梵文，也非巴利文，更不是一般的俗语，而是一种乱七八糟杂凑起来的语言，主要是俗语和梵文的一种混合物。［15］季羡林：《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见《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所以，对这样一部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三大本原书，季羡林只能争分夺秒，“开电灯以继晷，怕兀兀以穷年”。他把每一个动词形式都做成卡片，并查看大量的图书杂志。季羡林积极地利用一切时间写作毕业论文，到1940年秋天，《〈大事〉偈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基本上写成。为了使论文能更顺利地通过，他觉得应当在分析限定动词的变化之前，写上一篇有分量的长的绪论，以说明“混合梵语”的来龙去脉以及《大事》的一些情况，所以在论文写作以前，先动笔写这篇绪论。

当时欧战方殷，教授从军回来短期休假。我就怀着这样的美梦，把绪论送给了他。美梦照旧做了下去。隔了大约一个星期，教授在研究所内把文章退还给我，脸上含有笑意，最初并没有说话。我心里咯噔一下，直觉感到情势有点不妙了。我打开稿子一看，没有任何改动。只是在第一行第一个字前面画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后面画上了一个后括号。整篇文章就让一个括号括了起来，意思就是说，全不存在了。这真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了。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茫然、懵然，不知所措。这时候教授才慢慢地开了口：“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书不少。但是都是别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你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16］季羡林：《遥远的怀念》，见《赋得永久的悔》，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350页。

从这天到1941年2月19日补考完英文的口试，季羡林连论文加口试，一共得了四个优。

这样，季羡林获得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季羡林的博士论文在答辩委员会中获一致好评，而且引起了轰动。国际著名的比较语言学家克劳泽对这篇论文赞不绝口，认为关于动词语尾的论述，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这位教授是一位非凡人物，自幼双目失明，但有惊人的记忆力，过耳不忘，能掌握几十种古今的语言，北欧的几种语言他都能说。这样一位权威首肯这篇论文，更使季羡林激动不已，因为他原先只是觉得自己的论文并不坏，但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得了，经这位权威一表扬，自己也有点飘飘然起来。几年来的伏案苦读，终于获得了完满的结果。但季羡林对于获得学位的动机，却真实地这样披露出来：

我为什么非要取得一个博士学位不行呢?其中原因有的同一般人一样，有的则可能迥乎不同。中国近代许多大学者，比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郭沫若、鲁迅等等，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都会在学术史上有地位的。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可这些人都是不平凡的天才，博士头衔对他们毫无用处。但我扪心自问，自己并不是这种人，我从不把自己估计过高，我甘愿当一个平凡的人，而一个平凡的人，如果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头衔，则在抢夺饭碗的搏斗中必然是个失败者。这可以说是动机之一，但是还有之二。我在国内时对某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留学生看不顺眼，窃以为他们也不过在外国炖了几年牛肉，一旦回国，在非留学生面前就摆起谱来了。但自己如果不也是留学生，则一表示不平，就会有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的狐狸。我为了不当狐狸，必须出国，而且必须取得博士学位。这个动机，说起来十分可笑，然而却是真实的。多少年来，博士头衔就像一个幻影，飞翔在我的眼前，或近或远，或隐或显。［17］季羡林：《留德十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

13、战争地狱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是希特勒一系列战争罪恶阴谋的一部分，是他长期推行战争政策的必然结果。

身在德国的季羡林，目睹了这场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亲身体验了希特勒的欺骗行为。在这以前，德国的邻国都被希特勒说成是“侵略狂”或者“迫害狂”。这种“病”，就需要希特勒来医治。越到后来，就越变本加厉地捏造事实，挑起事端，煽动民心。对于大战前夕的德国，季羡林写到：

到了此时，德国报纸和广播电台就连篇累牍地报道，德国的东西南北四邻中有一个邻居迫害德国人了，挑起争端了，进行挑衅了，说得声泪俱下，气贯长虹。德国人心激动起来了。全国沸腾了。但是接着来的是德国出兵镇压别人，占领了邻居的领土，他们把这种行动叫做“抵抗”，到邻居家里去“抵抗”。德国法西斯有一句名言：“谎言说上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这就是他们新闻政策的灵魂。连我最初都有点相信，德国人更不必说了。但是到了下半年，或者第二年的上半年，德国的某一个邻居又患病了，而且患的是同一种病，不由得我不起疑心。德国人聪明绝世，在政治上却幼稚天真如儿童。他们照例又激动起来了，全国又沸腾起来了。结果又有一个邻国倒了霉。［18］季羡林：《留德十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

按照法西斯的这种强盗逻辑，东邻波兰犯了这种“侵略狂”或“迫害狂”，德国“被迫”出兵到波兰去“抵抗”，结果自然是全国被德军占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许多邻国的“病”都被德国治好，国土也就被德军占领。等到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被攻破，德军侵入巴黎以后，德国四邻的“病”都被法西斯治好了，这时，季羡林预感到，德国又要寻找别的新病人了。

1941年6月22日那天，季羡林早晨一起床，女房东欧朴尔太太就告诉他，德国同苏联开战了。季羡林也没有紧张，他按照前两天订好的计划，照样在这一天和两个德国朋友苹可斯、格洛斯去郊游。在一天的时间里，他们又是乘车，又是坐船，还几次渡过小河，在旷野绿林之中，一边走着，一边唱着歌，拉手风琴，野餐，玩了个不亦乐乎。他们玩了整整一天，在灯火管制街灯尽无的情况下摸着黑走回家。对于他们来说，早晨发生的德、苏宣战的事，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我原以为像这样杀人盈野、积血成河的人类极端残酷的大搏斗，理应震撼三界，摇动五洲，使禽兽颤抖，使人类失色。然而，我有幸身临其境，只不过听到几次法西斯头子狂嚎——这在当时的德国是司空见惯的事——好像是春梦初觉，无声无息地就走进了战争。［19］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载《东方》1994年第4期。

战争打响之后，一天没消息，两天没消息，一连五天都没有消息。到了第六天，季羡林猜想大概是德军在东部战线不十分得手。在战争打响整整一个星期后，也就是6月29日，德国广播异常活跃起来，一个早晨就接连广播了八个“特别节目”：德军在苏联境内长驱直入，势如破竹。每一个节目都报告着一个希特勒的重大胜利。

战争在继续进行着，希特勒不可一世，在扩大着自己的“战果”。但是，1942年希特勒在北非阿莱曼和苏联斯大林格勒遭受挫折，这成为他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战争一开始，人民的生活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慢慢地开始实行食品配给制度。最初限量的是奶油，接着是肉类，然后是面包和土豆，最后连其他生活日用品也开始限量供应了。季羡林是在穷人家长大的，小时候虽然一年里至多吃两三次“白的”面食，可吃糠咽菜、吃红高粱饼子，肚子还是可以填饱的，没尝过挨饿的滋味。到了德国，法西斯挑起的战争开始以后，他也就受“洋罪”了。

这种“洋罪”是慢慢地感觉到的。我们中国人本来吃肉不多，我们所谓“主食”实际上是西方人的“副食”。黄油从前我们根本不吃。所以在德国人开始沉不住气的时候，我还悠哉悠哉，处之泰然。但是，到了我的“主食”面包和土豆限量供应的时候，我才感到有点不妙了。黄油失踪以后，取代它的是人造油。这玩意儿放在汤里面，还能呈现出几个油珠儿。但一用来煎东西，则在锅里嗞嗞几声，一缕轻烟，油就烟消云散了。在饭馆里吃饭时，要经过几次思想斗争，从战略观点和全局观点反复考虑之后，才请餐馆服务员(Herr Ober)“煎”掉一两肉票。倘在汤碗里能发现几滴油珠儿，则必大声唤起同桌者的注意，大家都乐不可支了。［20］季羡林：《留德十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页。

最难忍受的自然是缺乏面包。量少自不用说，质量更成问题，做面包的东西大部分并不是面粉，德国人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人说是鱼骨粉，有人说是木头炮制出来的。一买到的时候，还勉强可以入口，可是只要放上一夜，第二天便腥臭难闻，根本就无法下咽了。这种面包吃到肚子里后，能制造出气体。德国人本来是非常讲究礼貌的，但吃了这样的面包去电影院里看电影，他们再也保持不住自己的体统了，虚恭之声，此伏彼起，东西相和，习以为常。这样的大合奏发生在极讲礼貌的德国，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季羡林非常诙谐地说： “我不敢耻笑别人。我自己也正在同肚子里过量的气体作殊死斗争，为了保持体面，想把它镇压下去，而终于还以失败告终。”［21］季羡林：《留德十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人们由于长期挨饿都逐渐瘦弱下来。房东欧朴尔先生原来是个大胖子，经过这一场连续的饥饿考验，体重减轻了二三十公斤，最后心脏不堪重负，在战争激烈之时死去。在饥饿炼狱中被折磨过的季羡林，从此有七八年失掉了饱的感觉，一直到回国前夕才慢慢恢复过来。季羡林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而希特勒点起的战火又使他陷入饥饿之中，在物质生活上是极端贫乏的。

14、下决心回国

这时，季羡林乡思、乡情便一下子爆发出来。

但在1942年，德国政府承认了汉奸汪精卫伪政府，国民党政府驻德国的公使馆被迫撤离到中立国瑞士。要回国，就必须先到瑞士去，再从瑞士设法回去。季羡林有一位初中时的同班同学张天麟，此时正住在柏林。季羡林就想先到柏林，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没有。季羡林找到张天麟，才知道到中立国瑞士也不容易，而且即便到了瑞士也难以立即回国。他没有办法，只能留下。他在柏林住了几天，抽空拜访了教育心理学家施普兰格尔、吐火罗语学者西克灵，10月30日又回到了哥廷根。

德国法西斯政权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勾结在一起，承认汉奸汪精卫伪政府。这种反动政策的实施对于季羡林等人来说，就等于宣布他们这些中国留学生的护照作废，因为这些护照不是汉奸汪精卫伪政府颁发的。季羡林他们这些留学生没有了护照，在德国的居留就成了问题，这有可能被判为非法居留。季羡林从柏林回去后，一直在想着办法。

对这样一个事关重大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季羡林去找张维商量。张维、陆士嘉夫妇是留在哥廷根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严肃地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到警察局去宣布自己为“无国籍者”。“无国籍”本来是消极的国际冲突的产物，由于各国规定的不同，而导致一个人不具有任何国籍的法律状态。如果是采取出生地主义国家的国民，在采取血统主义国家境内出生的子女即成为无国籍者。季羡林和张维他们不属于这种情况，而这纯粹是由于希特勒违反国际惯例，不承认国民党政府而承认汉奸汪精卫伪政府所致。这样的举措自然要冒一些风险，无国籍者在像德国这样的日耳曼血统至高无上的国家里，是会受到歧视的。但是事已至此，季羡林和张维也只好走这一步了。从此，他们便变成了像天空中的飞鸟一样的人，看上去可以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翔，但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意外的伤害，任何人也有可能对它进行伤害。

幸亏德国的普通人，包括哥廷根大学的师生们，对中国留学生都比较友好，并没有什么人伤害他们，他们仍然过着表面平静却难以忍受的生活。

有一天晚上，英国飞机轰炸哥廷根，炸弹就在季羡林住处不远的地方爆炸，楼顶上的窗户玻璃已被震碎。季羡林钻入地下室躲避，心里念叨着以后要多加小心了。第二天早晨，季羡林去研究所上班，大街小巷到处是一片清扫玻璃的哗啦声。原来飞机投下的是气爆弹，目的只在于震碎全城的玻璃，结果是东西城门各投一颗，全城玻璃差不多全被气流摧毁了。就在这时候，季羡林在兵营的操场旁边，看到一个老头正在弯腰曲背，仔细地看着什么。走近一看，季羡林认出他是德国“飞机制造之父”、蜚声世界的流体力学权威普兰特尔。他在哥廷根大学任应用力学教授，创立的空气动力学和流体力学学派闻名世界，享有“空气动力学之父”的称号。看到他，季羡林赶忙问候了一声：“早安，教授先生!”回了礼，普兰特尔告诉季羡林，他正在观察操场周围的这段短墙，是怎样被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摧毁的，又自言自语地说：“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的流体力学试验室里是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普兰特尔从1925年起就担任流体力学研究所所长，他的著作是空气动力学的基本教材，他还是流线型飞艇的早期开拓者，主张单翼机，大大推进了重于空气的飞行体，为亚声速气流创立了定则，用以说明空气在高速时的可压缩效应。季羡林看到这位老教授在这样艰难的情形下，还进行着艰苦的科学研究，这种忠于科学、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不禁让季羡林肃然起敬。

1945年4月8日，美国坦克开进了哥廷根城。

美国兵进城以后，没有“屠城”，表面看来还非常文明，“山姆大叔”也没有侮辱德国人的事情，倒是有一些德国女孩子围着美国大兵转，颇显出一些祥和气氛。美国兵找到一个纳粹名单，他们按图索骥，来到欧朴尔太太对门的施米特家。他们到他家去找他的女儿，据说她是纳粹女青年组织的一个大区的头子。男主人不在家，胖太太慌了神，吓得浑身发抖，求季羡林去帮忙。季羡林只好走到他家，美国大兵自然感到很意外，便问他是干什么的。季羡林回答说是中国人，是盟国派来帮他当翻译的。讯问很快结束，美国大兵再没到施米特家。但从美国人进城后，无国籍的中国留学生流浪汉，一下子成为胜利者盟国的一分子，一下子成了盟军的座上客。季羡林同张维去找到美国驻军的一个校官，亮出自己的身份，立即受到礼遇。他在一张纸上写明他们是由于战争、政治迫害等被迫离开本国的人，让他们就用这张纸条，到一个法国战俘聚居的地方，去找一个战俘头子。他们依命而行，找到了这个人，他告诉他们以后每天都可以从这里领牛肉。季羡林领到鲜牛肉后，那高兴劲自不用说。而对德国百姓来说，鲜牛肉简直如同宝贝一样。季羡林没有独自吃喝不管别人的习惯，对牛肉也不例外。眼前的女房东，夫丧子离，孤身一人，季羡林每天领来的牛肉都交给她，由她烹调后，两人共同享受。用这张纸条季羡林和张维还在市政府的一个机构，又领到一张照顾中国人饮食习惯特批大米的条子。从此，他们有米有肉，真正成为座上客了。

从1935年到达德国之日起，一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整整10年间，季羡林几乎与德国人朝夕相处，所以他对德国人民的了解是非常深刻的，季羡林形成了这样的总体印象：

德国人民怎么样呢?经过我10年的观察与感受，我觉得，德国人不愧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之一，文化昌明，科学技术处于世界前列，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音乐家、大科学家，近代哪一个民族也比不上。而且为人正直，淳朴，个个都是老实巴交的样子。在政治上，他们却是比较单纯的。真心拥护希特勒者占大多数。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希特勒极端诬蔑中国人，视为文明的破坏者。按理论，我在德国应当遇到很多麻烦，然而，实际上我却一点麻烦也没有遇到。听说，在美国，中国人很难打入美国人社会。可我在德国，自始至终就在德国人社会之中，我就住在德国人家中，我的德国老师，我的德国同学，我的德国同事，我的德国朋友，从来待我如自己人，没有丝毫歧视。这一点让我终生难忘。［22］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载《东方》1994年第4期。

10年时间过去了，季羡林似乎已经成了德国人民中的一分子，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战争已经结束，自己就要回归祖国了，一想起老师、房东、同学、朋友，真感到依依难舍。

决心已下，季羡林还是要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