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第一学期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因此受到了王状元的嘉奖。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当然更出我意料。我从此才有意识地努力学习。要追究动机，那并不堂皇。无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决不能从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反正我在高中学习三年中，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贯”，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季羡林自传》

1、王崑玉老师的语言训练

1926年上半年，季羡林在正谊中学上了半年高中，夏天转入位于北园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他实际上也兼任着山东大学附设高中的校长，虽然名义上还有一个校长，但那位校长却从来没有露过面。王寿彭在学校提倡读经，在高中教读经课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进士，一位则是个顽固的前清遗老。两位老师的姓名后来季羡林都忘记了，只记住了绰号。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连注疏在内，都背得滚瓜烂熟，据说还能倒背。国文老师是王崑玉。季羡林成为山东大学附设高中的高才生，而促使他成为高才生的恩师就是王崑玉。

在山东大学校史上，名流辈出，如星光灿烂。这些学者在校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成为激励后辈的楷模。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被写进校史，王崑玉就是其中的一个。季羡林的成才，与王崑玉的培养和爱护有着直接的关系。王崑玉，山东莱阳人。他8岁入私塾，初从师读，继受庭训。1908年考入山东登州中学，1910年转入济南优级师范附设中学，毕业后升入该校英语部。1912年加入同盟会。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1917年夏末毕业。他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文士，也写古文。所以王崑玉有家学渊源，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特别是在古文写作方面更为突出。他为文遵“桐城派”义法，结构谨严，惜墨如金，逻辑性很强。大学毕业后，他到山东荷泽省立第六中学任国文教员。1920年夏天，到济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任国文教员。1921年暑假后，到山东莱阳县立中学，任国文教员。1922年秋，因腿疾居家。1923年春开始，任《莱阳月报》编辑。1924年春，到山东蓬莱省立第八中学任国文教员。1926年暑假后，到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并兼任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国文教员，到1928年“五三”事变止。1929—1930年，他先后在聊城省立第三师范、莱阳县立中学任国文教员，其中短时间因腿疾家居。1930年暑假后，到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任讲师，1931年任山大附设高中班国文教员，直至1932年，因父忧家居。1934年春开始任《莱阳县志》修撰，1935年秋修毕。以后又先后在烟台、青岛、莱阳任国文教员，直至1945年5月，调任胶东图书馆任职员，1952年到济南省立文管会图书组，任职员，1953年，被聘为省文史馆员，后因文管处与省立博物馆合并，至博物馆任职。

从上面的履历，可以看出，王崑玉有两次在山东大学任职：一次是1926年至1928年，在济南山东大学附设高中；一次是1930年至1932年，在青岛山东大学国文系和附设高中。王崑玉在济南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担任国文教员两年，是季羡林的恩师，整整教了他两年国文。王崑玉上课，课本就使用现成的《古文观止》。不是每篇都讲，而是由他自己挑选出若干篇，加以讲解。文章中的典故，当然在必讲之列，而重点则在文章义法。他讲的义法基本是“桐城派”的，虽然他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古文观止》里的文章是按年代顺序排列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王崑玉选讲的第一篇文章是比较晚的明代袁中郎的《徐文长传》，讲完后出的第一个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季羡林从小学起作文都用文言文来写，到了高中仍然没有改变。他驾轻就熟地写了一篇作文，自觉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意竟获得了王崑玉的青睐，定为全班压卷之作，评语是“亦简劲，亦畅达”。老师这一捧，他就来了劲。于是就拿来韩、柳、欧、苏的文集，认真读过一阵。实际上，全班国文成绩最好的是一个叫韩云鹄的同学，可惜他别的课程成绩不好，考试总居下游。王崑玉有一个习惯，每次把学生的作文簿批改完后，总是在课堂上占用一些时间，亲手发给每一个同学。排列是有顺序的，他把不好的排在最上面，依次而下，把最好的却放在最后。作文后面都有批语，但有时候他还会当面说上几句。“我的作文和韩云鹄的作文总是排在最后一二名，最后一名当然就算是状元，韩云鹄当状元的时候比我多。”但是一二名总是被他俩垄断，几乎从来没有过例外。

北园的风光是非常美丽的。每到春秋佳日，风光更为旖旎。最难忘记的是夏末初秋时分，炎夏初过，金秋降临。每天晚自习以后，同学们大都走出校门，到门前荷塘边上散步，消除一天学习的疲乏。这时月明星稀，柳影在地，草色凄迷，荷香四溢。王崑玉大概也是常在这样的时候出来散步。他抓住这个机会，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夜课后闲步校前溪观捕蟹记》。季羡林平生最讨厌写说理的文章，对哲学家那一套自认为是极为机智的分析十分头痛，除非有文采的，像庄子、孟子等，其他的他都看不下去。他喜欢写的是抒情或写景的散文，有时候还能情景交融，颇有点沾沾自喜。王崑玉这个作文题目正合他意，他写起来很顺畅，很惬意。他的作文又一次成为全班压卷之作。［1］季羡林：《我的高中》，载《文史哲》2002年第5期。

在王崑玉的影响下，季羡林的国文学习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过去用来读武侠小说的劲头，现在都用到读古文上了。他弄到不少古文的代表作，如韩愈的《韩昌黎集》、柳宗元的《柳河东集》，以及欧阳修、苏轼、苏辙、苏洵等唐宋八大家的文集。读《古文观止》的时候，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李密的《陈情表》、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归有光的《项脊轩志》等千古名篇，以及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他都百读不厌，背诵如流，这为他打下了雄厚的古文基础。从这时起，他开始喜欢抒情散文，而且也写了不少，因此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诗人”。对于古文的不同风格，如《史记》的雄浑，六朝文章的浓艳，陶渊明、王维的朴素，徐摛、庾肩吾的华丽，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流畅灵动，《红楼梦》的细腻，《儒林外史》的简明，他都注意到无不各擅胜场。从这些名作佳篇中吸取的营养，滋润了他一生的文学创作。

2、受王寿彭奖励机制的刺激

在山东大学校史上，王寿彭是任期最短也是遭非议被误解最多的校长，而季羡林是享誉最高的校友之一。然而，季羡林一生的学术道路，却与这位任期短、遭非议、被误解的校长有密切的联系。历史太复杂了，它不应该是被任意打扮的小姑娘。王寿彭遭非议，表现在两方面：其一，认为他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是因为自己的名字讨慈禧太后的喜欢而中状元的；其二，认为他反对孙中山领导革命运动，思想上是一个保守派、顽固派。

事实却证明，王寿彭绝非等闲之辈。王寿彭(1874—1929)，1874年出生在山东潍县南关（今潍坊市寒亭区）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这个地方在清光绪二年（1876年）已经出过一个状元曹鸿勋，他虽然出任的是湖南学政，对湖南儒学兴盛起过作用，但在当地潍县人中也有很大影响。王寿彭从小承祖训，刻苦读书，所以17岁就考中秀才，26岁考中进士。《清史稿·本纪二十四》载：“壬午，赐王寿彭等三百一十五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进士名次的确定决定于殿试。殿试并不考经义和诗，而是出学术上或政治上的一些问题，让考生回答，卷子就称殿试策。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就是典型的殿试策。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王寿彭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会试，时值慈禧太后的68岁生日前后。读卷官一看王寿彭的名字有利用价值，为讨慈禧太后的欢心，把不是第一名的王寿彭的试卷调到第一名进呈。这次殿试共录取了180名，前五名依次是梁士诒、杨度、李熙、宋育人、张一麟。当试卷和名单送至慈禧“御批”时，慈禧大为恼火。梁士诒是广东人，又姓梁，她怀疑是梁启超的同党；杨度是湖南师范出身，她怀疑是唐才常(主张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后被张之洞杀害)的同党；而宋育人，她又认为是宋教仁的弟弟。一气之下，慈禧将这次的状元定为前五名之外且很靠后的山东人王寿彭。慈禧太后一眼看到这个名字十分吉祥，征兆自己（王）寿如彭祖。彭祖本是个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据说活了800岁，是个名副其实的老寿星。“王寿彭”这三个字居然能巧合到象征慈禧太后长寿，她内心的喜欢自然是可以想象的。所以她点王寿彭为状元，并对读卷官赏赐有加。就这样在王寿彭27岁那年，命运之神降临到他的身上，他中了状元。那时宣布殿试结果叫传胪，在天安门举行。状元、榜眼、探花从天安门中道出宫。长安左门外，临时用芦席搭起龙棚，黄榜出自长安左门，张挂在龙棚里。封建王朝按照“五行”的原理，东方属青龙，西方属白龙，所以长安左门被称为青龙门，长安右门被称为白龙门。根据民间传说，中状元叫跳龙门，就是指从长安左右门出入。这一天是五月二十四日，光绪帝在乾清宫召见一甲10名进士，王寿彭在其列。他当时站在乾清门外，猛然听到读卷官首先点到他的名字，简直茫然不知所措。他的同乡官员机灵，代他答应：“在此！”这才给他解了围。这位同乡帮他整理衣冠，为他佩带忠孝带、荷包，督促他进乾清宫拜见光绪帝。第二天，顺天府尹在长安左门外照例为他披上大红带，佩上大红花，献上喜酒，最后扶他跨上骅骝马，接受满街文武官员的祝贺。

王寿彭是不是不学无术呢？他显然不是不学无术。单就书法一项，王寿彭的知名度就非常高。在福建福鼎市资国寺内有他题写的对联：“清香满室佛入定，明月出海天为高”。在毛泽东的遗物中，有一只铜墨盒和正方形黄铜砚。墨盒有盖，盖上有王寿彭恭录楷体“黎明即起，洒庭院，要内外整洁”的铭文。这个墨盒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王寿彭的书法作品王寿彭在中状元后，被授翰林院修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派往日本考察政治、教育和实业。在日本时，他在政治上敌视孙中山，暴露了他的保守甚至保皇的立场。在回国后，他写出《考察录》一书，倡导改良教育与实业。后来，王寿彭在官场并不得志，干脆赋闲在家。但也算是命运吧，该他得骂名的事发生了。1925年4月，绰号“狗肉将军”的张宗昌督鲁。这位将军真正是斗大的字不识一升，以“三不知”闻名于世：不知自己手下有多少兵，不知自己有多少钱，不知自己有多少小老婆。但在一个文化底蕴丰厚的省份，他又不甘心被文化人瞧不起，于是他要附庸风雅。为了标榜自己敬重文化人，显示自己礼贤下士，便力邀赋闲在家的王寿彭出任山东省教育厅长，并拜他为师。这还不够，在厅长之外又让他操办恢复山东大学，并出任校长一职。为了把自己变成文化人，张宗昌拜王寿彭为师，学习诗文。但一个文盲要成为诗人，谈何容易！学了半天，只能写一些歪诗。他居然有胆量把这些歪诗编成《效坤诗钞》，印装虽然精美，内容却是糟糠。他把诗集赠送到哪里，哪里就留下“狗肉将军”的臭名。比如诗集中有一首模仿刘邦《大风歌》的诗，名为《俺也写个大风的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

威加海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

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在这样的背景下，季羡林于1926年15岁的时候，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这所学校的校长却从来不露面，季羡林记得只见过他一面，那是在祭孔典礼上。全体高中学生集合在山东大学校本部，校内有金钱泉，离趵突泉不远。校园挺大，庭院深深，季羡林进去后，不知身置何处，校门正对着正觉寺。祭孔典礼的主持人就是这位“狗肉将军”张宗昌，陪祭的则是王寿彭。王寿彭担任山东省教育厅长，待遇是一辆黄包车。

季羡林身在现场，只见他们穿着长袍马褂，行三跪九叩之礼。他当时涉世不深，见到这个场面，只觉得滑稽可笑。这个无恶不作的军阀，居然一付正人君子样，满脸正气，义形于色，怎能不叫这个少年默默好笑呢！

王寿彭的保守表现在反对孙中山的革命和尊孔上，在他影响下学校的老师也尊孔成风。季羡林有一位经学老师，外号叫“大清国”，因为他动辄就说“你们民国，我们大清国”的口头禅。《四书》、《五经》，连同注疏在内，这位“大清国”经学先生都背得滚瓜烂熟，据说甚至还能倒背。无论如何，这所高中的老师们水平是极高的，尤其是国文教师王崑玉。从进入高中后，季羡林的所谓虚荣心一下子被提起来了，他一改过去贪玩不用功的习惯，开始用起功来，学习成绩在期末是甲等第一名，当时有五个班，所以有五个第一名，但是相当于现在的95分以上的甲等第一名，却只有他一个人。第二学期，他同样得了甲等第一名，又超过95分。王寿彭有言在先，谁如果连续两个学期得甲等第一名，他就给谁题写一幅字。到1927年5月，季羡林连续两个学期的甲等第一名地位已经确定，于是王寿彭兑现了自己的诺言，给这位16岁的少年题字。王寿彭给季羡林题写的对联中的上联是： 

才华舒展临风锦

下联是： 

意气昂藏出岫云

题头是：

羡林老弟雅詧（察）

这副对联季羡林20世纪60年代从济南搬家到北京后，不知道放到什么地方了，一直没有找到，后来不经意被李玉洁发现，那种失而复得的喜悦笼罩着在场的所有人。

    王寿彭彻底兑现诺言，另外又写了一个扇子面，把清代诗人厉鹗的一首诗恭录在上面赠给季羡林： 

净几单床月上初，

主人对客似僧庐。

春来预作看花约，

贫去宜求种树书。

隔巷旧游成结托，

十年豪气早消除。

依然不坠风流处，

五亩园开手剪蔬。

在扇面末端，王寿彭题写：“录《樊榭山房诗》，丁卯夏五，羡林老弟正，王寿彭。”一个教育厅长兼大学校长的硕学之士，对一个乳臭未干的高中生称“老弟”，看来还是没有架子的。从这一点上看，他还有其开明之处。这幅扇面一直完整地保存到现在，是1927年赠给季羡林的，已经有近八十年的历史了。厉鹗（1692—1752），浙江钱塘人。工诗词，风格俊秀淡雅，曾影响大江南北诗坛数十年。其诗作以五言古诗为工，但王寿彭为何不录五言古诗，而录这首七言古诗呢？原因不明。王寿彭给季羡林题写字幅后没过多长时间，就因为思想守旧，不得人心而辞职离校，“五亩园开手剪蔬”去了。这之后，张宗昌短期兼任山东大学校长，一时间被视为教育界丑闻。

季羡林是在山东大学附设中学学会用功的。从这时起，他开始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小说和散文，养成了舞文弄墨的习惯。这习惯一直延续到老年，兴趣没有稍减。对这段历史季羡林铭感至深，他非常感谢山东大学附设高中的几位老师。

2005年，在看到在网上流传的我有关王寿彭的文章以后，上海的陈群先生发来了他的一份材料，纠正我在《季羡林传》里引述的一种说法，即认为王寿彭的考中状元是因为名字讨慈禧太后的喜欢而中状元的。为了不掠美，我把这篇署名拓辙写的《王寿彭并非因“名字”中状元》主要内容引述出来，备为一说： 

光绪癸卯状元王寿彭（1875—1929）。王字次篯，山东潍县(今潍坊市)人。以第三十七名贡士参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恩科殿试中第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1905年曾随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赴日本考察政治、教育、和实业。著有《考察录》一书。曾任湖北提学使、提学使兼布政使，代理湖北巡抚。创办过“两湖优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任北京总统府秘书多年。1925年曾任山东省教育厅长并创立“山东大学”兼校长。1929年，王寿彭病逝于天津。王工书法，时人以得其片纸只字为荣。王还著有《靖盦诗文稿》。

近些年来，对科举制度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恩并正科状元王寿彭，现在社会上一直流行一种传说认为：王寿彭之所以能中状元，是因为其中状元之年适逢慈禧太后70大寿。因其名字暗合王寿“齐”彭祖（彭祖是神话传说中的老寿星，活了800岁），读卷官为了讨好主子，把本不是第一名的王寿彭的试卷故意挑出放在第一名，而使王高中状元。

前一阶段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先生的“清十二帝疑案”中也引用了上述传说，可见上述说法流传较广。

其实，上述说法是不正确的。笔者亲戚收藏有光绪癸卯科状元王寿彭的殿试策，此资料完全可以证明上述传说是不符合史实的。我愿意将相关资料贡献给读者，供有兴趣的读者研究考证。

王状元的殿试策保存相当完好，当年还曾经过一些前辈学者的鉴赏。如时年83岁的陈云诰老先生（前清翰林、王寿彭癸卯科殿试同年，解放后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欣赏后曾为此殿试策题词曰：“乙亥(1959年笔者注)冬月，似楼老兄得王次篯殿撰同年殿试策卷于市肆，

屡经世变，墨彩如新，感题二绝句：天子临轩署状头，江都三策冠时流。人间陵谷经千变，依旧文光射斗牛；犹记乾清殿陛前，随班鹄立听胪传。草茅新进初通籍，策庙当阳廿九年。”

孙似楼老先生（山东郯城人、著名学者，解放后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对该策也有题咏。

根据清朝殿试读卷传胪的典制：殿试卷是殿试当日在皇宫太和殿由受卷、弥封官当场弥封收箱承送收掌官；殿试次日由收掌官交给齐集文华殿的读卷大臣公同转阅后排定甲、乙，以前十本（贴有拟名次浮签的弥封卷）进呈；最后由皇帝亲自对进呈殿试策钦定名次，招读卷官入拆弥封（自乾隆二十六年后）。也就是说试卷是于钦定名次后才拆除弥封的。未拆弥封以前，读卷大臣、包括最后确定名次的皇帝是不能预先知道被取中者名字的。

从王寿彭殿试策可以看到，卷前写有姓名、履历及三代的一页折叠弥封痕迹明显、“纸钉”、“弥封纸”保留完整；“弥封官关防”印记非常清晰；读卷大臣八人“姓”下皆标识为“О”（第一等）；特别是进呈名次的“黄签”犹在并明确写着“拟第一”；“卷面”上朱笔填写着“第壹甲第壹名”。

以上史料，笔者认为足可以说清楚王寿彭当年殿试得中状元过程了。王寿彭因“名字”中状元的说法是以讹传讹，是毫无凭据的。

王寿彭当年对于他因“名字”而中状元的说法曾作有一首打油诗：“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甚难。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再偶然。” 王状元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乡试中举，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连捷进士应殿试中状元。似乎王状元当年还蛮超脱的。

另外，笔者想更正社会上的一种说法。王寿彭中状元的那一年（1903年），并不是慈禧太后的70大寿。慈禧生于1834年，1903年她69岁。而甲辰年（1904年）才是慈禧太后的70大寿，当时称“万寿节”。清末甲辰年（1904年）确实以正为恩，特赐“恩科”，加试了一科甲辰恩科会试。甲辰恩科状元是直隶肃宁人刘春霖。

再多说两句，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之所以称做“恩并正科”，是因为按清制，会试三年一科，凡遇丑、辰、未、戊年者为正科，不逢是年而举行者，或为加科，或为恩科，（亦有例外）。辛丑年（1901年）是正科大比之年。由于1901年正值光绪皇帝三旬万寿之年，故而以正做恩，而将正科改在次年壬寅年（1902年）举行。但由于八国联军入侵，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年才把上述恩、正两科合并起来举行。“癸卯会试”对天下士子非常重要，因为自光绪二十四年会试之后，已整整五年没有举行会试了。而这五年之中，却又连续举行过两届乡试。癸卯年（1903年）是集两届以上举人应一届会试。

关于王状元，我在其后人处见过他的照片。是一位个子不高，身材显胖的大眼睛中老年人。从照片上看，确实是天庭饱满、地廓方圆。满有“福”相的。

因笔者亲戚收有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一甲三人的殿试策，这里再补充一点史料贡献给读者。光绪癸卯科殿试策读卷官最初拟定进呈的鼎甲名次与最后钦定的名次是一样的。状元王寿彭（山东莱州府潍县）、榜眼左霈（正黄旗汉军广州驻防）、探花杨兆麟（贵州遵义府遵义县）。

关于王状元还有些轶事。如当年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去世,还是请王状元点的“主”。慈禧太后去世后，用于引“神”用的牌位是由王状元所书。另据说，济南的“山东宾馆”系王状元所书、王状元还曾为北京“天源”酱菜园题过诗、当年袁世凯颁发的“京师大学堂”匾，落款是大总统题，系由王状元代笔。当然这些笔者也未考证过。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考证考证。

   本文关于清朝科举典制，部分征引自商衍鎏先生所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

我非常感谢陈群先生。

季羡林因为王寿彭而成才，王寿彭因为季羡林而为当代人广为知晓。2006年1月13日，济南党家庄一个叫卫中原的先生打来电话，说他发现了一幅王寿彭题写的对联，是竹外云移北苑山，花间雨洗南宫石。落款处有章，有个明显的陈字。其实这副对联应该是：花间露洗南宫石，竹外云移北苑山，是陈寅恪先生的父亲陈三立先生题写给彦畴的。

3、胡也频培养文学兴趣

1928年，山东大学停办，设在北园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也关了门。后来新成立了一所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是全省唯一的一所高中，张默生是校长。

张默生（1895.12～1979.9），名敦讷，又名文起，字默生，以名行。淄博市临淄区（今临淄区敬仲镇）呈羔村人。幼承家教，4岁即能记简单账目，9岁书写楹联。家本寒微，经遭父讼案更贫，在山东省立十中（青州）读书两年即辍学，去天津鞍鞯铺习艺，后去济南法政专校以誊录为生。22岁随父入山东省立六中（曹州），方得专志求学。1919年夏，入北京高师英语部，次年转国文部。敦讷从小口吃，自知父深忧其不能以舌耕为生，即决心校正，遂于规定科目外，自加语言学，学发声及语言技巧，交一口齿伶利同学为友，空暇即辩诘不休，至唇干舌疲。历两年，即口随心欲。其父闻知，喜极泪下。1924年北京高师毕业，受聘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兼齐鲁大学讲师，1929年任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曲阜）校长，次年任济南高中校长。

他执教“必以心血注人，必以求其先知为本”，深得学生爱戴。学生多有相访，他接待，晤谈常至深更。时楚图南、胡也频、董每戡等在校开展学生工作，校内学生思想活跃，当局决定搜捕。他得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密信，即送楚、胡等离校，并资以路费。山东早期共产党员王景陈，被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软禁，他助其转至济宁。张宗昌督鲁，以“赤化”嫌疑，全省通缉敦讷，他得德国牧师保护，入韦士英博士所办福柏医院，改姓赵，在病床上挂一精神病卡，方免于难。1932年8月，敦讷应聘为烟台中学校长。1936年8月，应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任特约编辑，转去南京，后随迁至重庆，先后任复旦大学、北碚相辉学院、重庆大学、四川大学教授。于教学同时，潜心于先秦诸子研究，所著《庄子新释》，集诸家成果于一书，成为国内认可的“庄学”专家，还编著《先秦诸子文选》、《老子章句新释》、《墨子精选读本》、《韩非子新编》及关于《红楼梦》、《聊斋志异》、《水浒传》、《西游记》的学术文章。1957年，因《草木篇》被错定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被劳动改造。1979年6月，四川大学党委为其平反，恢复名誉，9月病逝于成都。

1929年季羡林没有经过考试，就转入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学习，这在他的一生中是个重要阶段，尤其是在国文方面。当时该校文科5个班，理科5个班。季羡林担任文科3班的班长。他可以经常接触文科的老师们。

高中初创时，校长姓彭，南方人，美国留学生。后来去教育厅当科长了。接任的是张默生，山东人，大学国文系毕业，写《王大牛传》，传主就是原第一师范校长王世栋（祝晨）。教务主任是蒋程九，山东人，法国留学生，教物理或化学。季羡林是是高中文科，没有上过他的课。李清泉，也是法国留学生，教物理，文科也没有上过他的课。

当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几位全国闻名的作家在这里执教，这些人对他的影响很大。这使他在学习写作时，潜移默化地于无意识中形成了自己对写作的一套看法。校内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最明显不过的是国文课。“大清国”没有了，经书不念了，文言作文改成了白话作文，国文教员大多是当时颇为著名的新文学家。

季羡林在山东省立高级中学的第一个国文教员是胡也频。他是一个革命作家，与丁玲的一段姻缘留下了非常浪漫的一笔。胡也频（1903—1931），现代著名作家。据沈从文《记胡也频》所说，他少年时代曾当过学徒，1920年就学于上海浦东中学，后入设在山东烟台的国家海军预备学校。学校解散以后，他同几个朋友流落到了北京，1924年起开始文学创作。1925年前后在北京出版的《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上，开始用“胡崇轩”这个名字发表文章。那时编辑这个刊物的是项拙与胡崇轩，他们都是学习海军不成的青年。1926年以后他开始使用“胡也频”这个名字。他1928年在上海和沈从文等人主编过《红黑》杂志。曾经有一段时间里，胡也频和丁玲的经济出了问题，有点入不敷出。恰巧在1930年初，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向陆侃如、淦女士（冯沅君）夫妇探询，有什么人愿意去教书没有，要她夫妇介绍。为了还债，经过陆侃如、冯沅君夫妇的介绍，胡也频于当年春即1930年2月22日，离开上海赴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教书。这时的胡也频已完全不同以往，学校成了他革命实践的阵地。他在同学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普罗文学，深得广大同学拥戴。由他发起领导的现代文艺研究会，参加者多达四五百人，连校长、训育主任也常常参加他们的活动，一同谈论普罗文学。现代文艺研究会活动范围和影响的日益扩大，招致了地方反动当局的仇恨。胡也频很少讲课本，每一堂课都是宣传普罗文学。对他的这些课一些青年大为兴奋，其中也包括季羡林。他公然在宿舍门外摆上桌子，号召大家参加现代文艺研究会。他们还准备出刊物，季羡林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现代文艺的使命》，里面生吞活剥，抄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句。

胡也频到济南后不到一个月，丁玲也从上海来到济南。季羡林看到的刚到济南时的丁玲，服装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潮流。这样的服装在相当闭塞淳朴的济南出现，被季羡林这帮高中生视为“飞来的一只金凤凰”，没有见过世面的他们便觉得她浑身闪光，照耀四方。丁玲很年轻，也比较胖，又穿了挺高的高跟鞋。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校内的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就不牢靠，更何况穿高跟鞋。丁玲走在这路上，磕磕绊绊，步履维艰，要靠胡也频搀扶着才能迈步行走，胡也频又比丁玲矮。学生们见了这情景觉得好笑，他们就窃窃私语，说胡先生简直就是丁玲的“拐杖”，无形之中却增加了对胡也频的敬意。从丁玲这方面来说，她到济南才发现胡也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她不了解他为什么被那么多的同学拥戴着。天一亮，他的房子里就有人等着他。后来他参加学校里的一些斗争，他明白了一些教育界的黑幕，这没有使他消极，他更成天和学生们在一起，有些同学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文学研究会，有四五百人。学校里的一种新生活，自然使他们发生新的兴味。胡也频在学校里大讲普罗文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韩复榘对人说：“高中有个叫胡也频的教员，中央要他，说他是共产党。”胡也频闻讯后，与丁玲迅速躲到青岛。不到三个月，他们又悄悄回到了上海。两人回到上海后，住到环龙路。他们对朋友说山东风潮闹得十分复杂，不愿意受人利用，且不能在那里受人暗算，只好从青岛跑回来了。朋友只听说山东的学生皆身强力壮，仪容可畏，就想也许因为风潮影响，他估量自己瘦瘦弱弱的身个不能同人比武，就及早跑开，也不失古代君子的“明哲保身”之说。可是没过几天，冯沅君女士说，两人是因为另外一件事逃出来的。他们从济南回来是10月，很快就要过年了。胡也频被迫离开学校回到上海后，先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任执行委员，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参加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何梦熊主持召开的会议后被捕。1930年2月7日，他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他被捕后，沈从文等人通过胡适参与营救却没有成功。

季羡林写出的文章《现代文艺的使命》还没有来得及刊出，胡也频就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了。季羡林的“革命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从此再也没有“革命”，一直到了新中国成立。

胡也频、丁玲是秘密离开山东省立高级中学的，学生们并不知道这件事。季羡林再去上胡也频的国文课时，却来了一个陌生的老师。他的个子和胡也频一样也不高，相貌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一只手似乎还有毛病，说话绍兴口音很重，不大好懂。这就是接任胡也频的董秋芳（冬芬）。

4、业师董秋芳的恩泽

董秋芳(1897—1977)，浙江绍兴人，绍兴第五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董秋芳与鲁迅是同乡，又算是鲁迅的小友，他们多有交往。1923年4月15日，鲁迅、周作人在共同出席《北京周报》总编辑丸山昏迷为16日归国的爱罗先珂与20日离京的藤塚邻举行的宴会后，又共同出席北京大学学生许钦文、董秋芳等组织的文艺社团春光社的聚会，鲁迅、周作人均为春光社的指导。董秋芳1926年在北京大学英语系学习时，在当年3月30日《京报》副刊上发表《可怕与可杀》一文，指斥陈西滢等把“三一八”惨案的责任“放在群众领袖的身上”。陈西滢便利用北京大学英语系主任的职权，对董秋芳的指斥行为进行打击报复，他拒发英语翻译本给董秋芳，使他得不到该课成绩而影响了毕业。董秋芳还是《北新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北新周刊》1926年8月21日创刊于上海，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孙福熙担任主编。从1927年11月1日第2卷第1期起改为《北新半月刊》，由潘梓年等人担任主编。1930年12月16日后停刊。《北新半月刊》所载内容涉及思想评论、学术研究、社会问题讨论、文学创作等多方面，而以文学书报的介绍批评为主。它的创刊宗旨申明：“北新书局欲与全国读者、著作者及各地出版者互通声气，故特创设本刊。”它以评介各家出版书籍为大事，力求公正客观地介绍各家出版的书籍，以供读者的选择，同时它严厉抨击当时出版界唯利是图的现象。《北新半月刊》主要撰稿人除了董秋芳以外，还有鲁迅、郁达夫、孙福熙、赵景深、许钦文、周建人、冯雪峰、钟敬文等人。

1927年，董秋芳因受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缉而出走，辗转来到济南，在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教书。

季羡林和他的同学们在董秋芳接替胡也频之前，就知道董秋芳的大名，季羡林已经读了他的译作《争自由的波浪》。因为鲁迅为这部苏联小说的中文版作序，使译者董秋芳声名大振，加之报纸上发表了他写给鲁迅的一封信，更使学生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教学非常有特点，如果说胡也频讲课带有鼓动性，那么董秋芳讲课则具有启发性。他上课不讲现代文艺，也不讲革命。他讲一点文艺理论，全是鲁迅翻译自日本的，像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一类的。他踏踏实实地讲课，认真仔细地给学生改作文。他从不给学生出作文题，每到作文课布置作文时，他在黑板上信笔写下四个大字“随便写来”，并告诉学生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学生有绝对的自由，丝毫不必受约束。有一次，季羡林就用“随便写来” 这四个字写了一篇作文，董老师也没有提什么批评意见。

这一“随便”，季羡林的天才火花就迸发出来了。他写的一篇记述自己回故乡的作文，把回故乡的情感写得情深意切，真挚动人，发挥出较高的水平。不知道怎么一来，季羡林写的作文得到了董秋芳的垂青。董秋芳发现了他的写作天才，在作文本每一页的空白处，都写了一些批注，“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让季羡林有拨开云雾见晴天的感觉。于是，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苦心孤诣，为董秋芳和盘托出，知己之感，便油然而生。董秋芳把季羡林、王联榜的作文誉为“全校之冠”。可惜王联榜后来没有在文科发展，而是走了理科的路子。王联榜是济南人，后来以王峻岑(1910～1982)名世，笔名岑俊。1930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任数学教员，主编过《齐光校刊》。但没有从事文学工作，而是在1935年底开始数学科普创作，去世以前在山东师范大学担任副教授，出版过《数字列车》、《大大小小》、《数的惊异》等著作6部。

受到表扬，季羡林有点飘飘然，是很自然的。一直到现在，不管他从事什么样的研究工作，写散文的笔从来没有放下过。对他自己来说，散文能抒发自己的感情，表露自己的喜悦，缓解自己的愤怒，激励自己的志向。董秋芳的指导对季羡林影响最大，课堂上经他这一点拨，他的积极性、创造性，如趵突泉之水，喷涌而出。这些指教决定了季羡林一生的写作活动。自那以后六十多年里，季羡林从事的一些精深的研究与散文写作虽风马牛不相及，但一有灵感就拿起笔写点什么。至今已至垂暮之年的他，依然舞文弄墨不辍，这不能不感谢董秋芳对他的指导。

董秋芳在山东省立高级中学的课堂上讲国文的时候，也讲到外国文学。他在课堂上还专门开了一次《苦闷的象征》的讲座。鲁迅的译本于1924年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由北京新潮社代售，后又改由北新书局出版。对董秋芳讲的内容，季羡林还不大能理解。后来在大学里重读这部书的时候感觉就不同了，觉得中国有个厨川白村就好了。在董秋芳的影响下，季羡林学习文学，其中当然也有学习外国文学的决心，就这样确定了。季羡林虽然以学习白话文为主，但对古籍的兴趣丝毫未减，他的阅读范围极广，涉及的内容依然很杂，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李义山、李后主、苏轼、陆游、姜白石等人的作品，他都读了不少。在这样广泛阅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季羡林在无意识中形成了自己对写文章的一套看法。在他看来，各家时代不同，风格迥异，但却有不少共同之处，最主要的有三点：第一，感情必须充沛真实；第二，遣词造句必须简练、优美、生动；第三，整篇布局必须紧凑、浑然。三者缺一，就不是一篇好文章。而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更为至关重要。他有时甚至想到，写文章应当像谱曲一样有一个主旋律，辅之以一些小旋律，前后照应，左右辅助，要在纷纭变化中有统一，在统一中有错综交叉。他的体会是写文章必须惨淡经营。自古以来一些文章如行云流水，仿佛是信手拈来，毫无斧凿痕迹，但是那是长期惨淡经营终入化境的结果。如果一开始就行云流水，必然走入魔道。［2］季羡林：《季羡林小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季羡林对外国文学的兴趣极高。他节衣缩食，从每个月的饭钱里省下几块大洋，寄到日本东京丸善书店，订购几本外国文学著作，其中就有英国作家吉卜林的短篇小说集。书寄到后，还要到十几里以外的商埠去取。虽然几块大洋够他一个月的饭钱，但看到省下的钱买来的书，心中的愉快他简直无法形容。从这时起，季羡林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向翻译领域进军了。

季羡林最早的作品发表在《益世报》上。《益世报》不仅发表名人名作，而且也发表新人新作。季羡林在1929年仅18岁，还是一个高中生，居然在该报上发表了处女作《文明人的公理》。季羡林在山东省立高级中学上学，受到国文老师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等人的影响，喜欢舞文弄墨，小小年纪就写散文、写小说。据季羡林自己说，他的处女作是一篇散文《枸杞树》，发表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该文现在已经收入《季羡林文集》（第一卷）。但从时间上看，这篇散文要晚于《文明人的公理》，因为《枸杞树》写于1933年。但季羡林为什么不说《文明人的公理》是处女作呢？大概是《文明人的公理》是一篇小说，随后他又发表了《医学士》（最初写于山东大学附设高中）、《观剧》两篇小说，而往后他就再也没有发表小说一类的东西。因此他把这三篇小说看作自己“穿开裆裤挂屁股帘的形象”，是极不成熟的作品，只是作为附录收入了《季羡林文集》（第一卷）。无论如何，季羡林的第一篇小说《文明人的公理》是与《益世报》联系在一起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董秋芳与郁达夫、许钦文、楼适夷等人在福州组织抗日救亡活动。后来董秋芳在福建办《民主报》，这是一份国民党人办的民营报纸。它于抗日战争后期在永安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福州出版期间，是一份有影响的大报。1943年秋，《民主报》迁到永安出版，总编颜学回请董秋芳兼编副刊。董秋芳受任后，就把《民主报》的副刊命名为《新语》，意在学习当年《语丝》周刊催生排旧的精神。《新语》培养、团结了一批进步文艺青年，成为当时进步青年的文艺园地。从1944年冬季起，国民党《中央日报》连续发表《白话文的危机》、《从子曰到鲁迅说》等署名的星期论文，宣扬复古倒退，污蔑鲁迅、高尔基，攻击革命文艺。董秋芳和他团结的青年作者曾在《新语》上连续发表文章给予驳斥，以其战斗的锐气和较高的艺术水平为文化界所瞩目。《民主报》的编辑朱侃、刘清源办了一个文艺刊物《十日谈》，为了绕过登记的限制和杂志的审查，经颜学回同意，《十日谈》作为《民主报》副页随报发送。改进出版社的《现代文艺》已经停刊，《十日谈》的出版填补了福建文艺刊物的空白，受到文艺界的欢迎。《民主报》的社论也颇有影响，最引人注目的是自1944年8月起连续发表的几篇星期论文。在8月29日发表的《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一文里，作者说，“在今日的欧洲，解放的浪潮正从四面八方汹涌起来，向法西斯侵略者淹没过去”；文章还从“巴黎的解放”、“巴尔干的巨釜沸腾”，指出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一切被奴役者向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总清算的日子即将到来。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仅在福建的报界独树一帜，而且也使《民主报》的论坛面目一新。不久，颜学回就聘杨潮当主笔，杨潮又约请后来在福建省社会科学院任职的李达仁、谢怀丹等撰写社论。这样，《民主报》社论这块阵地就基本上为进步人士掌握了。1945年3月《中央日报》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反共反人民的喧嚣。7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大逮捕，杨潮、董秋芳等人被捕。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主报》迁到福州出版，1947年3月29日，《民主报》社被暴徒捣毁，报纸被迫停刊。

董秋芳后来整理了回忆录《回忆鲁迅先生》。建国初期，他在杭州工作过，后来奉调离开杭州，到教育部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工作，与叶圣陶、吴伯箫、张传宗等共事。季羡林二十多年没有和董秋芳联系，到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的一次民盟会议上，他意外地见到了董秋芳。那时候，董秋芳已垂垂老矣。师生相见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们之间的交往，完全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那种，彼此心里都揣着一把火，表面上却颇显冷淡。

5、学无常师

王寿彭重建山东大学，集中了当时的一批著名学人，如文学院院长王宪五，他精通经学古文，有“山东才子”之称。陈舸庭、丛禾生、祁蕴璞等教授也都很有名，祁蕴璞还在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教历史、地理。季羡林在济南一中讲话时说，当时一中的教师在全山东是水平最高的。祁蕴璞那是真正念书的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清末秀才，又精通英语和日语，曾在济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历史、地理，后又在山东大学文学院当教授，教经史方面的课程，同时兼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历史、地理教师。在历史、地理的教学中，他能称得上是状元，无人能出其右。他不像一般教师那样对付上课，而是不断吸收新知识传授给学生。他勤奋好学，订有多份日文杂志，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了如指掌。他直接读日文的最新著作，能把一些最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有时候，他还把自己订阅的日文新书拿到教室让学生看。他怕沾有粉笔末的手弄脏了书，便用袖子战战兢兢地托着书让学生看，可见他的细致入微。他订阅新书完全是为了教学生，而不是像当今有些人那样只是为了附庸风雅。他讲课声调高昂，语音铿锵，抑扬顿挫，对学生很有吸引力。他虽然有点结巴，但为了让学生习惯，就努力克服这个毛病，自己还发明了一个办法： 在讲话时用几个谁也不知道的字音作铺垫，学生乍听时有点别扭，但只要把这几个字音去掉，就一切都正常了。他除了上课外，还常做公开报告，讲解世界形势的发展。学生愿意去听就可以去听，讲演的时候，他也没有讲稿，只有一个提纲。他经常找两个文笔比较好的学生作记录，季羡林便是其中之一。通过他的时事报告，学生增加了知识，扩大了眼界，得到的帮助极大。祁蕴璞出版的著作相当多，主要有《中国文化史纲要》、《国际概况讲义》。由于他在地理学方面做出的贡献，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名誉会员。1939年，他病逝于重庆。1950年，由其夫人在济南七家村将其治学所用的中外文史地书籍1 736册和地图11张，捐赠给山东省图书馆。

所谓“七家村”，是一个教师村落。1917年春天，济南的青龙桥外还是一片荒野。有七位教师看中了这个地方，打算在这里建房居住。1919年春，几处平房院落相继建成，七户人家陆续搬迁完毕。这样就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定名为七家村。这七位教师中，最年长者姓杨，南方人，曾在山东优级师范学堂（今济南师范学校）任教。其次是田信卿、祁蕴璞、于明信（民国初年山东“四大教育家”之一）、王俊千，他们四人都是山东优级师范学堂毕业生，当时都任职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还有吴天墀、孙云台两人，曾是他们四人的学生，也任职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村子落成后，又有一些人家搬来居住，但是村名还是叫七家村。1933年，著名教育家王祝晨（民国初年山东“四大教育家”之一）率家人迁入七家村。七家村的教师们通过言传身教，影响着各个家庭，引导孩子们健康向上，很快使整个村子形成了良好的风气。老师们见了面，谈论最多的是教育动态、教学疑难、教学方法，孩子们也耳濡目染，热爱学习，奋发图强，常在一起研习功课。暑假时，村里多处补习班全都义务授课，孩子们可以向不同学科的老师请教。村里的街道都是人们自觉扫除，非常整洁。七家村人格外注重礼节。师生在路上相见，学生必然会尊称“老师”，并对老师鞠躬行礼，还要等老师走后自己再起步。逢年过节，全村人互相走访，气氛十分融洽。哪一家有灾有难，村里人都以各种形式帮忙。人们渐渐发现七家村里出来的人，有一种特别的修养和气度，村里的孩子们学习成绩大都非常优秀。这样一来，七家村在济南闻名遐迩，人们都愿意搬来居住。村子又向西、向南扩展，入住的人家达到了一百余户。

教数学的老师姓王。他的水平也相当高，给季羡林讲代数、几何和三角等课程。他的讲解非常清楚，没有一句废话，学生不要费什么劲就可以听懂。但文科学生大多敷衍了事，对数学不大重视。结果在高考时吃了亏，后悔也没有用了。还有一位老师完颜祥卿，他本是一中的校长，被聘为山东大学附设高中的论理教师。论理就是现在的逻辑学，这门课高中的学生都不大重视。季羡林也不重视，但到清华大学后选了逻辑学的选修课，就把这门课和这位老师联系在一起了。清华大学上的逻辑是数理逻辑或辩证逻辑，而完颜祥卿讲的逻辑，则是形式逻辑。

季羡林的高中老师真可谓极一时之选。除王崑玉之外，英文教师尤桐、历史地理教师祁蕴璞、伦理教师鞠思敏和论理教师完颜祥卿，还有教经书的“大清国”先生，此先生讲课开始总要说“你们‘民国’， 我们‘大清国’”，因此学生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大清国”，而他的真名反而被学生们忘却了。还有一位王老师，是北京大学毕业生，也是教国文的，他侧重于教诸子。他带着一副深度的近视镜，写了一篇长文《孔子的仁学》，把《论语》中涉及到“仁”字的地方全部搜集起来，加以比较，然后得出结论。这篇文章，他作为讲义印出来发给学生，季羡林的叔父看了以后，大加赞赏。

季羡林在这时的英语学习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英语老师一共有三位，尤桐和一位姓刘的老师，后者是北京大学毕业生，水平都是很高的。第三位老师水平极差，学生们把他的姓和名全忘了。季羡林此时正是班长，学生们要求把这位老师“架”走。为此事学生们颇费了一点脑筋，最后达成一致意见：考试都交白卷。结果老师脸上无光，只得卷起铺盖走人。值得回忆的还有尤桐，他是名门之后。尤桐在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教英语，他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1928年日寇占领济南后，学校停办了，师生们都风流云散。但是即使学校停办，他还是住在学校里，季羡林和表兄孙襄城特意从城里的家里跑到北园的校舍来看他，在学校里陪着老师聊了很久。尤桐1946年到美国学习考古学，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有华罗庚、徐贤修、王湘浩、闵嗣鹤、张文裕、吴健雄、袁家骝、梁守榘等人。另一个教英语的老师姓刘，是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的，英语水平非常高。他的个子很矮，学生们仍然很敬重他。他在课堂上有一个习惯，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自己不回答，而是指定一个学生起来回答。他指定学生的顺序是按照英语学习成绩的高低，先指定比提问题的人略高的学生回答，如果答复不了，再依次而上，指定学生答复。季羡林往往是最后叫到答复的学生，因为他的成绩是最好的。一般的问题，季羡林都能对付，但是有一次，不知怎么犯了糊涂，一个简单的问题：  notat all是什么意思，却没有回答对，最后是刘老师自己解释。正是在尤桐、刘老师这样的一些英语老师的教育和培养下，季羡林的英语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培养出浓厚的学习兴趣，在1930年到北京去考大学的时候，虽然遇到的题目很奇特，但季羡林却把它做出来了。

也就是在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时，季羡林在英文之外，又开始学习德文。教德文的老师姓孙，长着一副宽额方脸，大耳朵，嘴上留着德皇威廉二世式的胡子。早年在青岛的德国洋行里做过什么事，在那里学了点德文。他用的课本是山东济宁天主教堂编的，水平不高。孙老师是胶东人，学的德文也不高明，德文发音总是带着胶东味，把gut念成“古吃”。学生笑话他，他居然满脸怒容，冲学生大发雷霆。孙老师还附庸风雅，自己花钱印了一本十七字诗，到处送人，也送给季羡林一本。诗作挺蹩脚，但是滑稽有趣。季羡林看了一遍，就记住了一些，直到今天季羡林还能背得出来。其中有一首嘲笑独眼的诗，是这样的：

发配到云阳，

见舅如见娘，

两人齐下泪，

三行！

有这样欣赏水平的老师，教了一学期德文，学生们只学会几个单词，就不足为怪了。他们怎么能学好德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