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3月，中國政治大環境處於黎明前的黑暗，我的人生境況也落入了低谷；經過一段時間的精神煎熬，做出了一個決定：離開已下鄉6年的黑龍江德都縣，轉點去父親的老家揚州，繼續插隊落戶。

3月29日早晨，乘坐縣城的大客車離開，當車輪滾動視野所及，是團結公社的村屯，它們被皚皚白雪所覆蓋，窗外熟悉的一切漸行漸遠，心裡湧出說不清的感覺，愛恨交織、眷戀與不甘……

又一次想起巴爾扎克在《賽查皮羅多盛衰記》中的一段話：“苦難對於天才是一塊墊腳石，對於有才能的人是一筆財富，對於基督徒是一口受洗禮的池子，對於弱者是萬丈深淵。”我曾把這段話作為人生座右銘，臨下鄉前，用鋼筆抄寫成字條，貼在木箱的內蓋，每次打開箱蓋總會看一遍。誠然我不會狂妄到以天才自居，但至少以“苦難是一筆財富”來勉勵自己。當下我以這種方式悄然離開“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是否該歸入“弱者”而沉入萬丈深淵？我的內心是不服輸的。

（一）

1964年，我以優異成績考入上海市重點中學南洋模範中學。南模的籃球常年保持全市中學生冠軍，數學方面也很有名氣。66屆、67屆開始試用蘇步青主編的《數學》（將代數、幾何合併），數學老師給我們的課堂訓練題又多又有難度，且在規定的時間裡完成（記得有一本課外練習冊有8872道題，號稱攀登珠穆朗瑪峰）。老師帶著自豪的口吻：你們的數學進度，已經達到普通中學高一的水準了。英語的進度是一學期學完一冊，普通中學是兩學期學完一冊。

自小我喜愛體育運動，在康平路家院子裡玩單杠、立地跳遠、跳繩是我喜歡的項目。南模校運動會上，我的鉛球是年級第一名，超過高一年級第一名1米多。 

1966年6月文革開始，一切都被顛覆了。抗戰時期參加革命的父親母親，被打成走資派，隔離、審查失去自由。父親范征夫，17歲參加抗日遊擊隊，在新四軍隊伍裡先後擔任幾個區的區委書記、區長，身經多次戰鬥曾任溧高警衛團營長兼教導員。文革被造反派打成“陳（丕顯）曹（荻秋）死黨”“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被審查、隔離八年之久。母親的單位以整黨建黨，不能恢復組織生活為名，強迫我去黑龍江德都縣插隊落戶。

9年的插隊生活，曾多次夢見自己考進了大學，在教室裡和同學們愉快地交談，醒來卻是一場夢，身處異鄉一個人躺在冰冷的炕上，孤單的內心要經歷多少悲喜沉浮……

1972年3月，北京工學院到德都縣來招生，9個名額分配到上海知青比較集中的太平公社、建設公社、團結公社，每個公社3個名額。這年上大學的要求：本人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所謂推薦，按三個裡面選一個的原則，從生產小隊到大隊，到公社，到縣裡，通過三次篩選，已經是27比1了。

這年的招生結果，太平公社的上海知青楊東平，建設公社的上海知青顧偉被北京工學院錄取了。楊東平的父親原任上海市委組織部部長，這時剛剛解放，楊東平政審通過了。顧偉下鄉前是上海中學紅代會常委，據說下鄉後當了縣革委會委員。

第一次報考大學對於我來說，參加完體檢後就沒有下文了，父親的原因我的政審沒有通過。所謂政審就是查本人政治表現、查家庭成員、查海外關係……父親的政治問題沒有解決，隔離審查遙遙無期，對於他本人，對於家庭的成員都是至關重要，甚至致命的！

父親從1956年始主持寫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是市政府的主要筆桿子；張春橋（時任柯慶施秘書）是上海市委的主要筆桿子，張春橋發表文章《論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引起毛的關注，後成為他騰雲升遷的機遇。張希望父親寫文章呼應他，父親因與其所述觀點不同，拒絕了。1962年，在一次市委常委會上，討論張春橋夫人提拔為新華社上海分社副社長的問題，因她曾經叛變演過漢奸劇，父親表態“不宜提拔”，又得罪了張春橋。

文革初期，張春橋指使徐景賢的夫人葛蘊芳，勸父親揭發“陳（丕顯）、曹（荻秋）”問題，又被拒絕。到了1966年12月，張春橋派他夫人李文靜坐鎮市人委（市政府）辦公廳，指揮造反派指定打倒范征夫。

（二）

1973年的大學招生似乎開始走上正軌，除了層層推薦，公社對報名者進行文化考試，一輪淘汰後，縣裡又進行考試。考作文時，監考老師站在我的桌旁看了一會兒，似乎對我的作文有興趣。

考試結束後，碰巧在縣城的馬路上遇到這位監考老師，他握著我的雙手說：“我看了你的作文，寫得很好，你肯定能錄取！”當時我的內心五味雜陳，憑我67屆南模中學的底子，文化考試應該沒有太大問題，但政審能通過嗎？父親還在“五七”幹校勞動，政治問題並沒有解決啊。

不久,全國報紙刊登了張鐵生的文章《一份發人深省的答案》，自此“白卷英雄”張鐵生橫空出世，當年全國考生的考試成績全部作廢。這年上海外國語學院來我縣招生，給了1個名額。因為是外語專業，招生組特意安排了對考生的面試。這天晚上，縣文教科安排我住在縣委招待所，和招生組同志同住一個房間。因為全縣就我一人參加面試，我心裡特別忐忑：這麼好的機會，一定要好好把握。但父親的政治問題並沒有解決，錄取的學校又是在上海……那一夜我輾轉反側難以入眠。

回到生產隊我耐心地等待消息，一天天過去了，同大隊的北安知青都到學校報到了，我還是沒有等到消息。後來才知道，又卡在政審上，最終上海外國語學院的名額轉到其他縣去了。

（三）

1974年，上海交通大學給德都縣兩個招生名額，是內燃機系和鑄造工藝及設備系。內燃機系屬絕密專業，政審要求嚴，建設公社的上海知青忻曉笛被錄取了，他的父親在上海財貿口工作，政審時他的父親已經解放了。

這一年，這兩個專業都非常吸引我，一方面想通過上大學回到上海，另方面對於上海交通大學有特殊情結，因為上海交大的前身是南洋公學，而南洋模範中學以前是南洋公學的附屬中學，南模的畢業生被錄取上海交大的比例很高。自然作為南模生，上海交大是我求學的一個夢想，由於政審沒有通過，我和上海交大擦肩而過成為終生遺憾。

1975年初，在鄧小平複出，主持中央工作的大環境下，父親被審查了8年之後，“回班”了，也就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了，但還留有一個尾巴“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留黨察看兩年”，他可以不用下大田勞動了，回市里參加一個古文注釋組，組長裴先白（原任市財辦主任）。據說那時毛主席視力很不好，閱讀古籍有困難，上海有關部門專門找一些人，將毛需要閱讀的古文進行注釋、校對，印成大字本供毛閱讀。老幹部中也挑選了古文底子好的、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參加這項工作。

這一年我在農村的處境也有了很大改善，終於在24歲時入團了（再過一年入團就超齡了）。還有一件偶然的事改變了我和我們上海知青的處境。大隊黨支部書記劉久祥腰部長了一個腫瘤，德都縣醫療條件有限，他就到上海來檢查治療，住在我們家一個多月。父親托人到第六人民醫院找到院黨委書記，專門安排了專家就診，最後確診為良性腫瘤，做了手術摘除。劉久祥書記在上海得到良好的治療和康復，回到大隊後，上海知青的處境有了明顯改變，他們已不用下大田勞動了，幹一些農村人說的輕巧活，如看靑、打更、看水庫值班、當教師等，只要你開口，劉書記就給安排。

1975年縣裡招生名額下來了，我所知的上海院校有：上海師院政教系，上海第二醫學院口腔系。我依然被一級一級推薦到縣裡。到縣裡打聽才得知，口腔系只錄取女生，不要男生，那麼只剩下上海師院政教系一個名額了。往年因政審被卡，連連落榜，今年會有希望嗎？

對於已下鄉5年勞動鍛煉的知青，多麼希望通過上大學改變自己的命運。從縣城回村子的路上，我掂量了自己的各方面，感覺這次上海師院的錄取非我莫屬，希望很大：政治上我已經入團，父親的問題已經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會影響到我上大學了。幾年的大學招生，縣文教科對於我的情況已經很瞭解。我愛好體育每年參加縣運動會，多次獲得縣鉛球、鐵餅、標槍、手榴彈第一名；跳高、跳遠公社前三名的成績，為團結公社和前進大隊增光，在縣裡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因為在知青點表現突出，我已經是大隊三結合領導小組成員。在農村我發揮自己的特長，大隊部牆上的標語口號，是我用大排筆書寫的。我已經在大隊辦的前進學校（一年級～七年級的小學連中學）教書2年多了。從教一年級～五年級的全科教師，上升到教六七年級的中學生，我把全部心思放在學生身上……

（四）

在等待上海師院錄取通知時，半路殺出個程咬金。1972已去北京工學院上學的顧偉，在離開德都縣兩年後，通過關係，把他的弟弟從呼瑪縣調到了德都縣，因為呼瑪的上海知青太多，不容易有機會上大學。顧偉弟弟調來後被借到縣委宣傳部，1975年的招生，在縣宣傳部長張某某的幫助下，生生把我擠掉了。

這一年，有省、地聯合招生組的同志在縣裡調研，我找到一位負責的女同志反映情況，她說已聽到這方面的反映，但縣裡已經定下來了，她也無法改變。她給予一番安慰後，答應過幾天去黑河地區開會，看看有沒有可能調劑一個名額過來。

所有錄取的人都走了，我也沒有等來所謂調劑的名額，等來的卻是顧偉的弟弟去上海師院讀書後，把他的女朋友從呼瑪調了過來，就調到我們團結公社。據說副書記曾經在呼瑪工作過，與她的關係很好……這個消息於我而言打擊巨大，即使等到下一年招生，我還會有希望嗎？

我在黑龍江下鄉六年了，四次上大學都沒有走成，原因種種，是何等令人傷心啊！從每一年的5月份聽到招生資訊，報名、體檢、政審、等待……到9月份的徹底絕望，再到下一年的重新期待，我的精神承載了巨大的壓力。加上繁重的農業勞動，宿舍裡大家收工後勞累都不願意做飯，饑一頓飽一頓的，終於我病倒了。天天發燒38.℃以上，大汗淋漓衣服全濕了，放在炕上烘乾了再穿。我以為是感冒，吃些退燒藥沒有重視，但半個月過去了，還是天天發燒。有一天，村裡剛從遼寧過來的赤腳醫生說了一句“可能是傷寒吧？”引起了我的重視。這時候同宿舍的沈京文也被傳染到了，我們一起到德都縣醫院去看病，碰巧那天醫院停電，我們沒有看成病。後來上海家裡寄來了氯黴素，服用了一個多月才漸漸康復。

幾年以後，我南模的同班同學因為上大學被人擠掉，精神失控在安徽蒙城的建築工地跳樓自殺了（他的母親曾任上海市委常委、公交政治部主任），這個消息令我震驚！作為上海南洋模範中學的學生，我們為了獲得原本該有的資格，但生生被剝奪的大學夢，究竟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1976年4月我轉點到老家揚州插隊，又一個消息迎頭痛擊，轉點插隊的知青，必須滿三年才有資格報考大學。

1979年隨知青大返城病退回到上海，這年我已經28周歲了，超過了大學報考的年齡。我夢寐以求的大學夢徹底破碎了！

2024.8.23完稿于伊春

（文章選自網上，來源：徐慶全與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