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在陳寅恪進清華學校之後，寫過一首《賦贈陳寅恪》的詩：

經年瀛海盼音塵，

握手猶思異國春。

獨步羨君成絕學，

低頭愧我逐庸人。

沖天逸鶴依雲表，

墮溷殘英怨水濱。

燦燦池荷開正好，

名園合與寄吟身。

清華國學研究院解散以後，陳寅恪仍然在清華大學任教授，是中文系和歷史系的雙聘教授，並兼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第一組（歷史）主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清代檔案編委會委員。

恰巧就在這時，季羨林進入清華大學學習。

1930年，季羨林高中畢業。因為有了在高中階段值得驕傲的六連冠，即六個學期連續的第一名，他報考大學只報了兩所學校：北大和清華。最終，他選擇了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課程以英文的英國文學為主，專修德語。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是在中文系開的課程，參考用書是《六祖壇經》。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注意。他的分析細入毫髮,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然而一本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他仿佛引導學生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複,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他們引上陽關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他被海內外學人公推為考證大師。他一生涉獵的範圍極廣，但又有中心，有重點。從西北史地、蒙藏絕學、佛學義理、天竺影響，進而專心治六朝隋唐歷史，晚年又從事明清之際思想界之研究。從表面上看起來，變化莫測，但是中心精神則始終如一。……他喜歡用的一句話是發前人未發之覆。在他的文章中，不管多長多短，他都能發前人未發之覆。沒有新意的文章，他是從來不寫的。他有時立一新意，驟視之有如石破天驚，但細按之則又入情入理，令人不禁叫絕。寅恪先生從來不以僻書嚇人。他引的書都是最習見的，他卻能在最習見中，在一般人習而不察中，提出新解，令人有化腐朽為神奇之感。［14］季羨林：《季羨林文集》（第13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頁。

後來陳寅恪在抗日戰爭時期赴香港大學任中文系主任，1941年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1945年赴英國任教，兼治眼疾。這一年德國法西斯垮臺，英國人接管了哥廷根。這時季羨林得知陳寅恪在英國治眼疾，就給他寫了一封長信，彙報10年來的學習情況。季羨林很快得到復信，陳寅恪說他很快就要回國，他想向北京大學校長胡適、代校長傅斯年、文學院長湯用彤幾位先生介紹季羨林到北京大學任教。季羨林喜出望外，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激。1946年秋，季羨林如願到了北京大學。季羨林在內心裏感激老一輩學者對後輩的提攜與愛護。

陳寅恪1947年重新任清華大學教授，又來到北京，仍然住在清華園。1948年，他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季羨林聽到老師的這一消息，立即去拜見他。當時從北京城到清華園是要費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梁實秋把出西直門城樓直通清華園的路，描述為垂柳輕拂的夕陽古道，兩邊是純粹的鄉村景象。季羨林知道，這裏的秋天，青紗帳起，還真有綠林人士攔路搶劫的，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想像了。但是，有陳寅恪在那裏，季羨林決不會憚於這樣的旅行。陳寅恪在北平幾年的時間裏，季羨林不知到清華園去過多少次。他知道陳寅恪最喜歡當年住在北平的天主教外國神甫親手釀造的柵欄紅葡萄酒，他便到神甫們住的靜修院的地下室中買過幾次柵欄紅葡萄酒，又長途跋涉送到清華園，交到先生手中。幾瓶紅葡萄酒在現在不算什麼，但是，在當時通貨膨脹已經達到了鈔票上每天加一個零，還跟不上物價飛速上漲的情況下，幾瓶酒已非同一般。

有一年春天，中山公園的藤蘿開滿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氣彌漫，招來了眾多的遊人和蜜蜂。季羨林和一群陳寅恪的弟子們，其中有週一良、王永興、汪錢等，知道先生愛花。他們覺得先生現在雖患目疾，幾近失明，但大片藤蘿花的紫光先生或許還能看到。而且在那種兵荒馬亂、物價飛漲、人命微淺、朝不慮夕的情況下，他們想請先生散一散心，便徵詢先生的意見，他怡然應允。他們大喜過望，在來今雨軒藤蘿深處，找到一個茶桌，侍先生觀賞紫藤。陳寅恪顯然興致極高。師生們談笑風生，玩了一天，盡歡而散。這也許是陳寅恪在那樣的年頭裏最愉快的時刻。

建國前夕，國民黨政府的經濟已經完全崩潰。從法幣改為銀元券，又從銀元券改為金元券，越改越亂，後來到糧店買幾斤糧食，攜帶的這幣那券的，有時要超過糧食本身，都要用麻袋裝。學術界泰斗、被著名史學家鄭天挺稱為“教授的教授”的陳寅恪，也一樣不能例外，到冬天他連買煤取暖的錢都沒有。季羨林把這告訴了已經回國的北京大學校長胡適。胡適想贈陳寅恪一筆數目頗大的美元，但是陳寅恪卻拒不接受。最後陳寅恪決定用賣掉藏書的辦法來取得胡適的美元，於是胡適就派他自己的汽車——當時北京汽車極為罕見，北京大學只有校長的一輛，讓季羨林到清華園陳寅恪家，裝了一車關於佛教和中亞古代語言的極為珍貴的西文書。陳寅恪只收2000美元。這個數目在當時雖不算少，然而同書比起來，還是微不足道的。在這一批書中，僅一部《聖彼得堡梵德大詞典》，其市價就遠遠超過這個數目了。這一批書實際上帶有捐贈的性質，陳寅恪對於金錢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見一斑了。

在這個時期，季羨林同陳寅恪往來頗頻繁。季羨林寫了一篇論文《浮屠與佛》，首先讀給他聽，想聽聽他的批評意見，不意竟得到他的讚賞，他把此文介紹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發表。這個刊物在當時是最具權威性的刊物，他簡直有點“一登龍門，身價十倍”的威風，感到受寵若驚。在那篇論文的基礎上，他幾十年以後又寫了一篇《再談浮屠與佛》，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說，得到學術界同行們的贊許。

1949年底，陳寅恪轉任廣州嶺南大學教授，1952年任中山大學教授、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等。從此留在廣州再也沒有動,他在臺灣有很多親友，他們動員他到臺灣去，然而他卻巋然不為所動，其中的詳細情況，季羨林並不知道。在陳寅恪晚年的詩中不能說沒有歡快之情，更多的卻是抑鬱之感。季羨林回想起來，仍然覺得他的這種抑鬱之感不能說沒有根據。

1951年,季羨林奉命隨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印度、緬甸。在廣州停留了相當長的時間，準備將所有的重要發言稿都譯為英文。他沒有放過這個機會，到嶺南大學陳寅恪家中去拜謁他，相見極歡，陳師母也殷勤招待。陳寅恪此時目疾雖日益嚴重,仍能看到眼前的白色東西。有關領導，據說就是陳毅和陶鑄，命人在先生樓前草地上鋪成了一條白色的路，路旁全是綠草，碧綠與雪白相映照，供先生散步之用。從這一件小事中也可以看到我們國家對陳寅恪尊敬之真誠。然而,世事如白雲蒼狗，變幻莫測。建國後不久，正當眾多的老知識份子興高采烈、激情複燃的時候，華蓋運便降臨到頭上。運動一個接著一個，幾乎針對的全是知識份子。批完了《武訓傳》，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適；一路批，又批到了陳寅恪頭上。此時，大規模的遍及全國的反右鬥爭還沒有開始。老年反思，季羨林覺得自己在政治上是個蠢材，對這一系列的批和鬥，他當時是心悅誠服的，一點都沒有感到其中有什麼問題。他雖然沒有明確地意識到，但在自己的靈魂深處確實真切地認為中國老知識份子就是“原罪”的化身，被批是天經地義的。但是，一旦批到陳寅恪頭上，他心裏卻感到不是滋味了。雖然經人再三動員，他還是始終沒有參加到這一場“鬧劇式”的大合唱中去。季羨林說自己不願意厚著面皮，充當事後的諸葛亮，他當時的認識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他畢竟沒有行動。現在時過境遷，在多年之後想到自己沒有出賣良心，差堪自慰，能夠對得起老師的在天之靈了。陳寅恪於1969年在空前浩劫中被折磨得離開了人世。晚年的季羨林還時常翻讀先生的詩文。每讀一次,都覺得有新的收穫。他明確意識到，自己還未能登陳寅恪的堂奧。哲人其萎，空餘著述。而自己卻是進取有心，請益無人，因此更增加了對他的懷念。他們雖非親戚,但季羨林卻感到時有風木之悲。

在季羨林這位學生的眼中，陳寅恪最值得尊敬的還是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陳寅恪的家庭是中國唯一三代人進入《辭海》的學術世家。學問是不必說的了，其家“三世愛國”的歷史這一點，令他這個作為弟子的深以為榮幸。季羨林在《陳寅恪一家三代的愛國情》一文中歷數他們祖孫三代的愛國事蹟：

陳寅恪先生的祖父陳寶箴生於1831年（道光十一年）。1860年，他在北京參加會試，英、法聯軍焚毀圓明園時，他正在酒樓上飲酒，目睹西面火光沖天，悲憤填膺，伏案痛哭。1894年，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時，寶箴曾痛哭道：“無以為國矣。”他這種愛國真情，是屬於狹義的愛國主義的。

1895年8月，陳寶箴被任命為湖南巡撫。他認為新政是富國強兵的有效措施，於是在湖南奮力推行，振興實業，開闢航運，引進機器製造，另設時務學堂、算學堂、湘報館、南學會等，開展教育文化事業。他的兒子陳三立（散原）也以變法為己任，湖南風氣一時為之大變。戊戌變法失敗後，寶箴受到嚴懲，革職永不敘用。在這裏，他的愛國主義是廣義的。

陳三立繼承了父親的熱愛祖國的精神。戊戌政變以後，他也受到革職處分。此後終其一生，沒有再從政，但他一刻也沒有忘懷中國人民的疾苦。盧溝橋事變爆發，他正在北京，憂憤成疾。8月8日，日寇入城，老人已屆耄耋之年，拒不進食，拒不服藥，終於以身殉國。散原老人也可以說是集狹義愛國主義與廣義愛國主義於一身的。

寅恪先生曾遊歷各國，較之前輩，其眼光因而更為遠大，胸襟更為廣闊，在他身上體現出來的愛國主義，含義也就更為深刻。

寅恪先生一生專心治學，從未參與政治；但他絕非脫離現實的象牙塔中的學者。他畢生關心國家民族的興亡，關心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

日軍攻佔香港時，寅恪先生正在香港大學任教，處境十分危險。他是國際上的著名學者，日寇當然不會輕易放過他。日軍曾送麥粉給陳家，這正是瀕於斷炊的陳家所需要的。然而寅恪先生全家寧願餓死，也決不受此不義的饋贈。又據傳說，日軍饋米兩袋，他拒不受，並寫詩給弟弟隆恪，其中有“正氣狂吞賊”之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