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烽火逃難

江蘇漣水縣朱範莊田地廣袤，莊稼繁茂，每逢農忙時節，朱家總要雇些長工短工下地勞作，並派族人監工。朱玉德在城裏念高中，平日裏極少參與此事，唯有寒暑假期回鄉時，才會偶爾到田間走動。莊裏的老人們至今記得，大夥兒最盼著朱家這位大少爺來監工——他總是一個人遠遠地站在田埂上，手裏捧著一本書，目光極少投向勞作的農人，更不會像其他朱家人那樣吆三喝四。這般寬厚，自然贏得莊戶人的敬重。 

倘若天下太平，朱玉德的人生軌跡本該如他後來向學生們講述的那樣：高中畢業後考入大學，潛心學問，最終成為一名教授。然而，烽火驟起，日寇的鐵蹄踏碎了蘇北的寧靜。侵略者為推行奴化教育，視文化人為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風聲日緊，朱玉德不得不收拾行裝，混入逃難的人群。他將高中畢業證縮印成小照，藏進鞋底，只帶幾件隨身衣物，匆匆告別朱範莊，向南方的國統區奔去。 

這一走，竟是永訣。蘇北的沃野，朱家的老宅，終成他再未踏足的故土。

(2) 路途漫長

逃難的路途漫長而兇險。白天，他們竭力趕路，只為能在天黑前抵達國民政府的文化人接待站。那裏雖只有勉強果腹的粗食淡飯，但在兵荒馬亂的年月，已屬難得的庇護所。朱玉德鞋底藏著的高中畢業證此刻成了救命符——唯有憑這一紙文憑，才能獲得棲身之所。  

死亡如影隨形。日軍的轟炸機時常俯衝掃射逃難的人群。一位同鄉後來心有餘悸地回憶：某日奔逃途中，敵機驟然襲來，他踉蹌跌倒的刹那，一枚炸彈在眼前轟然炸開。若非這一跤，他早已粉身碎骨。饑餓、嚴寒與死亡的陰影始終籠罩著這支隊伍，但年輕的學子們仍抱著求學救國的信念，咬牙向南跋涉。  

途中，朱玉德染上瘧疾。那時無藥可醫，唯有靠斷食硬抗——民間傳言，饑餓能餓死瘧原蟲。這法子九死一生，他卻憑著頑強的意志挺了過來。病勢稍退時，他餓得眼前發黑。同行的蘇北同鄉不忍，偷偷將一碗雞湯塞到他手中。未料虛弱的腸胃承受不住，竟又引發急症。聞訊趕來的軍醫氣得厲聲呵斥，兩個年輕人縮著脖子不敢作聲。  

這位同鄉是個妙人。每至歇腳處，精疲力竭的朱玉德總是一頭栽倒，他卻總在安頓好後溜出門去。不過個把時辰，便帶著滿身煙火氣回來，眉飛色舞地比劃："出門左拐有家茶肆，掌櫃的戴銅框眼鏡；往右過石橋能瞧見一棵老槐樹，樹下賣糯米糕的老嫗說話帶著無錫腔……"仿佛永遠不知疲倦。  

1938年深秋，他們終於輾轉抵達江西上饒。第三戰區司令部駐蹕於此，司令長官顧祝同恰是漣水同鄉。這位將軍對故土子弟多有照拂，一時竟使上饒成了漣水人的避風港。  

朱玉德在中山大學

朱玉德在中山大學法學院讀的是經濟系，雖然剛剛經過戰亂，但是他的學問卻是做得非常好，除了數學外，他門門功課都是名列前茅，在同學中相當有威望，而且他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很少說話，但是他一旦說話卻帶著分量，因此當同學們聚在一起對時事、對功課爭論不休的時候，他在一旁，默默的聽著，不發一言。到了最後的時候，他會開口說話，這個時候大家都安靜下來，聽他講他的觀點，他所說的話都在點子上。因此同學們就養成了一個習慣，當他們為一個問題爭論不休，到了一定的時候，他們就會停下來，都把目光投向朱玉德，希望由他來做出一個論斷。因此朱玉德成了這群同學的意見領袖。很自然的，朱玉德就被選為江浙同學會主席。當時大學裏面有各種各樣的同學會，江浙同學會是影響最大的同學會。江浙同學會召開會議的時候，都是非常的熱鬧，影響力也非常大。

朱同學功課非常得好，因此大家都認為他未來一定能夠成為大學有名望的教授。當時跟朱同學同一宿舍有兩位同學，一個叫王昆明，一個叫何錫權。王昆明是一個銀行家的兒子，他父親在各個大城市都有銀行支行。王昆明未來肯定要接他父親的班的，因此他在大學裏面物色他未來的各個分行的接班人，他對朱同學很佩服，因此就常常對朱同學說你畢業以後我父親的支行隨便哪個你都可以去當經理的。每當聽他這樣說的時候，朱同學只是笑笑也沒有回答，因為他志向並不在於做一個銀行的經理
朱同學在經濟系學的經濟最主要的還是政治經濟學，因此他們就會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因為資本論是政治經濟學的必讀的經典，但厚厚的如磚頭般厚的資本論要啃起來也有相當的難度，其中因為裏面也有數學，而數學是朱同學的一個弱點：因為戰亂，所以並沒有更多的數學訓練，因此數學課是他的一個弱點，另外一個就是外語。朱同學他們的外語基礎也基本上就是沒有，但必須有門外語才能畢業，這個時候，王昆明就出了個主意，說你看那個日語裏面有很多漢字，所以讀起來一定很容易。朱同學就信了王昆明的話，就選擇日語，結果上完課以後才發現，根本就不是這麼一回事，漢語再多，日語也一樣很難學。不過，這兩門課勉強也就算過了，並沒有影響功課。而且，他們上完課考完試以後，發現不止他們讀得很辛苦，他們那些同學讀的更辛苦：因為大家都一樣，抗戰的那幾年大家都在流浪，沒有功夫學外語。
朱玉德在政治經濟學中表現了他既有的才能，尤其是在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上有獨到的見解。他的這些表現看在他的另外一個室友何錫權的眼中，卻有不同的意義。這位室友有一個秘密的身份，他是當時的中共地下黨領導學生運動的負責人之一，當然，朱玉德並不知道。

當時的廣州市的中共地下黨在領導學生運動的時候採取“隔離”制度，就是地下黨並不直接參與領導學生運動，而是由地下黨物色的進步學生出面組織學生運動。地下黨與進步學生之間進行單線聯繫，這樣就可以防止地下黨組織遭到特務的破壞。

何錫權領導法學院的學生運動，他需要一位進步學生來出面組織。朱玉德在同學中有很高威望，品學兼優，而且又具有領導才能，同時又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一定的研究，同時又是同宿舍，知根知底，因此朱玉德就是一位非常合適的人選。
也許這就是一個命運，如果不是做何錫權的室友，也許朱玉德就不會成為一個學生運動的領袖，他可能埋頭讀書。但是時代選擇了他。
地下學聯是中共地下黨的週邊組織，雖然參加地下學聯並不是加入共產黨，但按照後來的規定，只要加入了地下學聯，就可以說是參加了革命，地下學聯的週邊組織是讀書會，讀書會就是組織學生在一起讀書。中山大學最有名的讀書會就是法學院讀書會。這個讀書會組織者就是朱玉德，歷史檔案上記載，法學院讀書會組織者是朱玉德，何錫權。
讀書會的活動除了凝聚學生，同時也作為一個學生運動的領導，朱玉德主要負責組織學生運動，同時也負責觀察參加讀書會的同學，並及時將要求進步的學生吸收進地下學聯。
因此，朱玉德在晚年離休在家的時候，經常有一些年齡相仿的同志找上門來，他們來的目的就是要求朱玉德為他們開證明，證明他們當年確實加入了地下學聯。當年地下工作的嚴酷性，並沒有多少的文字檔案留下來。因此能證明一個人參加地下學聯的，可能就是朱玉德為他們開證明。這些同志當年都是風華正茂，血氣方剛的青年，經過這麼多年的各種各樣的事情，他們最後又在一起，很多過往的事，過往的記憶又清晰起來，他們回憶起曾經共同並肩戰鬥的日子，但他們只是互相聊著，並沒有將這些事情記錄下來。

火種的傳遞者（1947-1949）  

1946年至1949年，中國正處於解放戰爭的關鍵時期。廣州作為華南政治與文化中心，既是國民黨政權南遷的臨時“陪都”（1949年4-10月），也是中共地下黨組織活動的核心區域。隨著國民黨統治的腐敗與高壓加劇，全國範圍內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風起雲湧。在此背景下，中共在廣州高校（以中山大學、嶺南大學為主）秘密成立地下學聯（全稱"中國學生聯合會廣州分會"），通過讀書會、歌詠隊、同鄉會等合法形式團結進步學生，領導學生運動，中山大學、嶺南大學等高校成為鬥爭前沿。朱玉德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激流中，以讀書會為陣地，成為廣州學生運動中的覺醒者與革命火種的傳遞者。 

朱玉德公開身份為江浙同學會主席，中山大學法學院憲法研究會會長，他以此掩護革命活動。1948年朱玉德負責組建中大法學院讀書會。讀書會核心任務是傳播馬列主義思想， 組織反蔣反美遊行，向解放區輸送青年幹部。讀書會名義上研討法學理論，實則傳播《共產黨宣言》《新民主主義論》等禁書，秘密發展"地下學聯"成員，成員後來多成為粵贛湘邊縱隊骨幹。

讀書會採取分層管理：外層討論合法書籍如費孝通《鄉土中國》，內層則學習偽裝成《法學講義》的毛澤東著作，逐步吸引30餘名進步學生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