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但好事並不好辦，如孫立哲在我村行醫，“澤被天下”，各縣農民紛紛到我村投醫問藥，連縣城附近的也不例外，我問一位捨近求遠到此看病的老鄉，為什麼放著縣醫院不去而跑到這個山溝裡來，這位老鄉答：“這裡的醫生愛窮人。”但孫立哲名聲大振的後果卻使關家莊的老百姓叫苦不迭。當時每戶每年接待的病人在五六十人以上。一個窮隊，吃糠咽菜尚不足果腹，下工回家炕上坐著三四個要飯吃、要柴燒、要水喝的病人及“陪護”，你說怎麼辦?可惜當時不懂得市場經濟和生財之道，否則關家莊必定是全縣首富。惜哉!

沒有知青的村子想知青，因為有了知青就有了不要錢的柴油機和手扶拖拉機；有了知青的地方又怕知青，因為他們似乎並不屬於這塊土地，不知會在哪裡捅出一點不合時宜的亂子來，他們在農村的確是特殊的一群。

舉個精神病的例子吧。我們請了村裡的婆姨做飯，她的丈夫是個“疤子(即麻子)”。1971年夏，她忽然有幾天不來了，聽女生說她得了一種怪病，知青去了便好，知青不在就犯，見人便打，三五個人按不住。因我在喂牛，故晚上才去她家探病。

未到門口，就在路上發現了點點香火，走到門前，發現炕上正打成一團，而她丈夫“疤子”正在屋裡放炮仗驅“毛鬼神”呢。我不由地怒從心頭起，大喝一聲：“你們做甚呢!” 疤子愣了，她卻好了，笑嘻嘻地叫我“上炕”。問及剛才的事情她一概不知。一位老婆指著手印猶在的臉問她為何打人時，她一臉真誠：“你是我奶呢，我咋會打你呢!”

疤子說她被鬧了幾天實在支持不住了，求我陪她聊天。我答應了，在炕上有一搭無一搭的盤腿聽她倒苦水，從大伯子逼嫁到後來種種，一直到四點多鐘，她才沉沉睡去。這是她幾天來第一個“囫圇覺”。

我跑20余里去樓河找北京幹部石大夫，我才知道是受刺激所致。但她為什麼在發作時一見知青就好呢?石大夫也未說出所以然。大約是因為知青都有“氣功”。是銳氣?傲氣?還是孟夫子的“浩然正氣”?大約都有點兒。反正我知道這是不能用“惡人鬼也怕”來解釋的。

歲月的反思

在陝北插過隊的人，往往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感情是極其複雜的，對於自己曾經以多種方式貢獻過青春的地方，說壞，不忍；說好，不願；因此，凡對大事物的評價，還宜用老子的一句話——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以我個人的親身體驗而論，在陝北插隊的這批知識青年，主要是實踐了“很有必要”的那個指示。毛澤東同志曾經對知識青年問題做過三次公開的指示，20世紀50年代是“大有作為”，到了1968年就變成了“很有必要”。到了1973年，居然成了“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了。這三種不同風格的最高指示，反映了他老人家三種不同的心境，應該說是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最好的“描述”，再加一句，都是多餘的。

(一)

陝北這個地方，是個老區。老區大都具備兩個特點：一是很難找到“階級敵人”。1936年就進行過土改，到1969年的時候，夠上劃富農線的都是鳳毛麟角。這就使在城裡隨便“橫掃”一下，就可以找出一批“階級敵人”的紅衛兵頗為失望。另一個特點是貧窮，幹一天也就是一兩毛錢。因此，對於知識青年講，還是“吃飯的問題最大。”插隊第一年，我們就發現越窮的地方的糧食，越難吃進肚子。陝北種的是五穀雜糧，細說起來不下20種，凡我們勉強會做的飯，都是數量極少而又好吃的，凡我們不會做的飯，卻是大量的。比如豆麵，那是要會配、會磨、會做才能好吃。直到我們離開陝北，大約也沒有人學好做飯的全套本領。

好在這件極複雜的事情，被我們用現代智慧一舉解決了——我們雇了一個老百姓給我們做飯。開始是一個男的，後來考慮不經濟，就雇了一個婆姨，一天我們劃給她五分(工分，下同)。這是一筆兩利的勞務交換。我們自己留一個人做飯，男生少掙十分，女生少掙七分，不僅品質難以保證，而且還一律拒絕批評。這位婆姨也極高興，因為她可以掙到兩倍于其他婆姨的工分，同時免去了日曬雨淋之苦，成為一個完全的女人。但這種現代智慧當時受到了幾乎一致的批評。老百姓有人說我們像“地主”雇工，鄰村知識青年則認為這樣不符合自力更生的原則。但我們無絲毫悔改之意，因為肚子告訴我們，這種做法是完全正確的。

(二)

我插隊的延川縣，大都是川地。比如我所在的關莊公社，就叫清平川。實際上就是一堆土山夾著一條河，河岸到山腳就叫川地。在這裡受苦(陝北講“受苦”就是“勞動”)主要靠腰腿的力量。胳膊的力量還在其次。當然，如果你想當個石匠，又另當別論。在這裡幹活體力消耗極大，但只要吃飽肚子，那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就普遍水準而言，陝北老鄉幹不過知識青年，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孩子太多，吃得太差，並且缺乏爆發力。

勞動真正“難活”的地方，在於它的無休止而且無效果。地越種越薄，生存環境越來越嚴峻，衣服補丁越來越多，而箱子卻越來越空。一句話，在人口激增的情況下，簡單再生產的維持都發生了困難。像我所在的關家莊，連推磨的驢都要搶，可見到了什麼程度。

條件好一點的生產隊，也有用毛驢馱糞上山的。我有一個同學叫王如驥，趕驢上山的時候，揣著一本《唐詩三百首》，一邊趕驢，一邊吟詩，在我們分手時，他起碼會背三四百首詩詞。但奇怪的是，他後來成了一個化學教授。也許他把化學元素表也編成清平樂之類的詞牌了。

(三)

對於我們這批知識青年來說，邢燕子、董加耕與我們不同。因為時代不同了，插隊的方式也不同了。他們是屬於“大有作為”的那一批，我們則屬於“很有必要”的這一批。是因為文化大革命所積累的就業困難而上山下鄉的。這批知識青年，成了第一個承擔文化大革命後果社會群體。剛到陝北時，我和許多同級的同學也就十四五歲，如果是在1936年，我們是紅小鬼，如果在1986年，我們是童工(農)，可在當時，我們不明不白的成了“黑十類”。即地、富、反、壞、右、资本家、黑帮、走資派、臭知識份子、知識青年（臭老十）。

但是，這批知識青年中還是有不少人在陝北做出了令人驚詫的業績。但凡做出成績的，好像都不是“邢(燕子)侯(雋)”模式。比如我們村的孫立哲，在老百姓中那簡直是華佗再世，扁鵲重生。但的確是無照行醫，為現代法律所不容。今天回顧，仍稱得上是豐功偉業。到關家莊看病的人多到把我們村吃窮的地步，堪稱“空前絕後”。為何?一位老百姓講到了本質：這個醫生愛窮人。也有生產隊長當得好的，那也是搞多分自留地、小包工、瞞產私分、掏互地等違反政策的事情，只不過公社不願和知識青年發生衝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過了”。

下鄉第一年(1969年)很亂，集市上一夥一夥的知青打架搶劫，有的還兼職做小偷，北京的土話叫“戳份”。搶劫的主要對象也是知青，但對女生好像比較寬容，但換了一種方式一“拍婆子”，搞得在回北京的一路上提心吊膽。1970年以後逐漸好起來，除了政府抓了一些人外，主要因為知青搶知青解決不了吃飯問題。這種建立在城市基礎上的聚眾行為本身是不能存在於農村環境的。後來風氣為之一變，知青之間變成相濡以沫了一一直到現在。

從文化革命到插隊，不少人悟出了一條道理，從獸進化到人，其過程漫長到幾百幾千萬年，但把人變成獸，卻很容易。只要煽點情，點把火，再打碎飯碗，那就可以了。當普遍的被剝奪的意識成為社會心理，人們感到命運不可捉摸而又有失公平時，流氓就會成為社會的領袖，破壞將成為行為的準則，社會的偏見與漠視收穫的是知青對當時社會秩序的破壞。

（四）

陝北這個地方，知識青年在農業上是很難大有作為的。因為當時的農村生產水準維持簡單再生產都很困難。即使搞一些類似“9.20”之類的科學技術的應用，產量雖然可以提高，但谷賤傷農，是無法積累出改造農業的資金的。傳說有位延長縣出去的省委書記，看到家鄉依舊，曾說過：“誰把我們村搞上去，我給他個縣委書記幹!”但重賞之下“無勇夫”，面貌依舊。所以知識青年往往在知識水準較高的非農領域做起事來，成為農村中的非農成分。如赤腳醫生、民辦教師、各種機手(拖拉機、柴油機等)。總之，在當時的生產力水準有待發展的崗位上，知識青年幹得還是不錯的。

農村中還有另一種崗位知識青年比較活躍。說好聽一點是公益性崗位，說不好聽一點，是得罪人的崗位，這不是由於能力，而是處於“第三者”的位置。陝北當時有幾句民諺，叫做：“得罪書記政治犯，得罪隊長茅糞擔，得罪會計秋後算，得罪保管斗量偏。”當地的幹部有時身在關係網中，處理問題也困難，所以知識青年就充當裁判的角色。什麼鄰里糾紛，什麼攆豬罰款，什麼懲治小偷，多由知青出頭，反正這批人一不懂人情世故，二不知歷史恩怨，三不清楚得罪人後的遠期效應，四也可以滿足一下使命感。這也是陝北農民的一種用人之道吧!

但知識青年決不可能成為農民的領袖，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真正能使山河變色的人物只可能來自農民本身。如陳永貴、禹作敏之類。而在陝北實際上只有跳出農業這個圈子才能使農村真正富裕起來。但很可惜，當時還不懂這個道理，懂了也很難做到。但是使知青個人富起來的辦法實際上倒是非常多，但這又不能使知青興奮，因為在那種條件下成為先富的人，不僅為自己所不屑，也往往是要被千夫所指的。

(五)

陝北知青的文化現象很有意思。其中之一是肚子越餓越對“屠龍之術”感興趣。文化越到消化不了的地方，它還愈加神氣起來。當時有不少人以“身無分文，心憂天下”以自耀，點燈熬油看什麼黑格爾，康德，莎士比亞，巴爾扎克，莫泊桑之類名著；還有些油印傳抄各類“首長講話”的，時不時地探討一下“重大的”理論問題，例如，共產主義能不能在一國實現等等。這似乎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文革的遺留，越是個人生計難以解決的地方，個人越喜歡把自己和社會聯繫起來，尤其是在理想與現實有極大衝突的時候。因此，當時許多知識青年對社會運行的希冀不是“戰爭”，就是“革命”，——一種能使自己脫離當前狀況的社會衝突。

另一種文化現象，就是拼命地學數理化，進度極為神速，半個月學完一本《平面三角》是一種極為平常的速度。(忘的速度也不慢)1977屆、1978屆大學生中的學習狂熱，只不過是知識青年學習狀態的一種繼續。

陝北知青當時和外界聯繫的一個重要的管道是廣播。報紙全部都是“晚報”。一來就是一個星期的，並且是一星期以前的。因此，聽廣播成為一種習慣。陝北收聽廣播的效果很好，很多台都可以收得很清楚。包括“美國之音”。我們就曾經在“每日音樂會”的伴奏下抱著磨杆推過玉米。好像也沒有受什麼影響。也許當時太單純了?好像也不是。大約是因為美國人對中國知青的認識水準還停留在“民國時期”吧!

這就是陝北的知青，一方面在為謀生而“受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掙扎在編織著那成“家”之夢；一方面感到了生活的重負；一方面又對學校賦予自己的理想，抱著不讓其破滅的希望；一方面在詛咒命運的不公；一方面又在希望這只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一種磨練。

(六)

那時，有些報紙上經常刊登知青的“典型經驗”，這些經驗大都一個主題，就是如何把知青變成農民，變成農民的就大有作為了。有些知識青年提出了“扎根農村幹一輩子”的口號，由於我們愛追求個“實事求是”，所以強烈地反對這種口號，提出了“扎根農村幹革命，一生交給黨安排”口號，重點當然在“安排”上了。我們還可以找到歷史上的根據，有人提出如果毛主席當年就扎根農村幹一輩子革命，能有新中國嗎?在當時雖然就被斥為“不能這樣講。”但大家心中都覺得很有道理。後來我們發現，最先喊扎根的，往往是走得最早的，剩下扎根的，倒是不喊的。

插隊第一年冬季，延安縣不知哪個村的知識青年，發出了一個過“革命化”春節的倡議，而且馬上演變成一個不許知青回家的政策。生產隊極其負責，知識青年夜間行動後，還派人去追，只是岔路太多，無功而返。這種搞得天怨人怒的辦法，至今想起來令人齒冷。陝北幾乎每村都有幾個逃兵，事隔20餘年，抓知青就能手到擒來嗎?要知道，對於知識青年，刻個公社的公章，那是比做吃豆麵容易得多的事情。

其實，到了第二年，許多知識青年就不在冬天回家了，而改在夏天回家了，因為冬天的工分好掙，而夏收的確太苦了。這和覺悟一點關係沒有，倒是可為“某某化”的春節做一註腳。

陝北曾經有兩萬余名北京知青，現在還在的，不知還有幾個人了。但是，知青和陝北的那種複雜的感情，也許會存在得比較久遠，雖不會傳代，但也是至死不渝。陝北曾經是中國的希望，也是個人才的受“洗”地，雖不說沒到過陝北，就不認識中國，但起碼是認識不完整。縱觀中國歷史，許多歷史性的輝煌，往往起事于東南，收功於西北。陝北的發達之日，才是中國現代化成功之時。而陝北的發達，更多要靠走出去，而不是靠“扎根”，困死一隅。秦王不能掃六合，闖王也不會進北京。毛主席當年到陝北，第一個戰略行動，是東征山西，西征甘寧夏，在陝北厲兵秣馬13個春秋，最後走出黃土地，贏來了全中國。回顧歷史，面對現實，展望未來，會令人得到深深啟示的——我們希望黃土地再度輝煌之日，正是祖國四化成功之時。

（全文完）

編者述評：

文章寫得很真實，和編者插隊的山西黃土高坡很多地方類似。特別是插隊知青在農村和在社會上的地位，插隊知青的心理，以及在農村的日常生活。不過作者顯然沒有過最後離開農村的體會。

到1973年，留在農村的老三屆插隊知青已經為數有限，文章作者所說，大家出工分僱一個農村婦女做飯的事情，絕對不會是在剩餘一兩個知青的時候行得通的。在最後階段，只有磨麵還有可能利用當地婦女。認真務農的知青早就成為行家裡手強勞力，隊長不肯放過一個男勞力隨便不出工。往往隊長會讓男知青把原糧交給他老婆，照常出工下地，把工分記在他老婆名下。那村裡婦女在家吆驢磨麵也能掙男勞力的工分，她何樂不為！當然這樣的好事不會是經常的。

陝北多坡地，冬小麥是坡地上一窩一窩播種的。而山西多梯田，遠古開始就用耬進行播種。至今不明白這種狀況形成的歷史原因，更不明白山西的層層梯田，最初開成時那巨大的土方量是如何實現的。

山西插隊的北京知青四萬多人，遠超陝西，分佈在山西省各縣。有人在網上問：“山西哪個縣有北京知青？”我的回答：“您還是問哪個縣沒有吧！”而陝西插隊的北京知青集中在一個延安地區，其他地縣沒有。可能就是這個原因，給陝北的北京知青派去“北京幹部”協助管理。這是和山西的北京知青非常不同的一點。因為老三屆插隊的模式很類似“遣返”，因此不可能制定什麽管理條例——還能把插隊知青“開除”嗎？所以賦予北京幹部的“尚方寶劍”，就是在知青分配工作時具有的生殺大權。

不過這就給了所有插隊知青一個信息：插隊不是什麽真正的扎根，本質上仍然是在農村待業。因此一些有門路的兵團知青“曲線救國”，放棄體制內的地位轉插農村，便可提前返城。

老三屆以後的插隊知青沒有了扎根的口號，純粹待業農村，也就不被當作普通生產隊勞力對待——不再有當隊長當會計的，不再有擔任飼養員放牧員的，也不被隊裡派出勞力應付縣社工程。而且分配工作不是像老三屆在當地，而是回到原畢業城市——這就是插隊模式在不同階段的明顯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