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川縣有個清平川，清平川中部有個關家莊。1969年1月我們21位知識青年在這裡插隊。到目前為止，21人中出了兩個名人:一位是孫立哲，是當時聞名全國的赤腳醫生，現在美國;一位是史鐵生，現為作家，現在每天“坐”在家中因為他已經由於高位截癱而永遠站不起來了。但此篇絕不想為這二位“英雄”寫傳，因為偉大無非是對歷史的省略，而我想寫的，卻恰恰是省略的那一部分，故稱瑣記”。

“民以食為天”

關家莊1968年日工值不過一毛二分，口糧不足三百斤，吃麩咽糠尚不足果腹。一下來了21個不知會不會幹活,但肯定會吃飯的學生,誰會歡迎?可憐這批學生娃,滿口反修防修,不知道吃飯才是第一位的

但我們很快就懂得了”食為天”這個真理了。懂得以後，第一個犧牲品就是我們養的那口豬。那是一隻花15塊錢買的，養了不到三個月我們的肚子就認為它已經肥了，一刀下去，只殺了34斤肉。第二口豬勉強熬過了四個月，又被我們殺了，殺了56斤肉。這些肉在我們十個大小夥子和聞香而來的知青們的努力下,每次只吃了兩天就光了。我們又開始了那種”錢錢”飯加窩頭的生活“更使我們頭痛的事情是推磨。陝北過去有句貶人的話，叫“看你閑得像個驢似的”，但那幾年，隊裡最閑不住的就是驢。由於隊裡的驢太少，我們就很瀟灑地當“驢”了。每月男生全體出動推四天磨，把原糧變成麵粉。但一逢下雨，糧食便“捂”了，於是得吃一個月帶黴味的窩頭。第二年，我們終於發現在推磨問題上人與驢的差距是難以彌補的，於是隊裡花13塊錢買了一頭老驢供我們專用。從此，我們找到了一條最經濟的路，即花十幾塊錢買頭老驢，使用一年，死了再買。

憑心而論，在吃飯問題上，的確該給我們村的女生立一塊碑。雖然她們和我們一樣患有不願做飯，只願革命的“時代病”,並且第一年因此而和男生分灶了，但當第二年合灶後我們便發現，她們吃的甚少，幹得頗多，體態也違反投入產出法則而日趨豐盈。從一個長過程看，柔能克剛的確是人同至理，在陝北，沒有女生，男生吃飽肚子是不可想像的。

我第一次回北京時，到家包子已熟，但尚未開飯。我在一家五口人的注視下，把全家中飯(也許還有一點晚飯)的包子吃得只剩了一個，然後才告訴家人，我已經吃飽了。而家裡只得再去做飯。當時一位高中生曾感歎道:”過去看《水遊》，對武松的飯量頗有疑問，現在我信了。“因為他如果甩開腮幫子，是不會比武松遜色的。

“公家兒的”

“公家兒的”是延安老百姓對知識青年的一種稱呼，其含義大約是你們是公家的兒子,和我們不一樣,遲早要走的,是有人管的等等。這和民同的許多概括一樣，大都是只可意會，不可深究的。

在陝北插隊知識青年有一個特殊性，即是老三屆中最後一批也是最苦的一批插隊生，餘者大都留京就業了。這就形成了插隊知青的思想動盪，這種動盪首先表現為知青的“自相殘殺”。當時只要逢集，在集上就可以看到一幫一夥手提棍棒的知青，在那裡晃來晃去。不搶老百姓，專劫知青，走過來就是“哥們兒危了，拆達拆達”。倒也不多搶，塊兒八毛就行。厲害的也有，一夥人闖入其他知青點提了母雞就走，說是借去下兩個蛋。這些人談不上無惡不作，但實在是渾得出奇。但到了第二年(1970年)，形勢大變，變成天下知青是一家了。萍水相逢，便解囊相助，一人有難，大家支援。車站買票，前面只要有一個知青，所有知青都等於有票了。自相殘殺到底不如抱團取暖好。這種關係有人一直保持到現在。

我們村的知識青年由於書讀得大多，不會打架，故老百姓口碑不錯，但總感到我們比他們“性殘”。我在山上看見一隻蚱蜢，立刻用鐝頭就把它打死了，老鄉就說我: “這也是生靈，你打它做甚?”我說: “這是害蟲，除惡務淨你不知道嗎?”這位老鄉的回答竟是: “天底下的萬物就是靠老百姓養著咧!”

知青在老鄉眼中變成了研究物件之後，就發生了許多問號。首先是衣服。插隊知青多從家裡拿了些大人的舊衣服去穿，以防“脫離群眾”，體現艱苦樸素，不知老鄉就是解不下(不懂): “咋這破?城裡是不是有做破衣服的?”弄得我們哭笑不得。

還有一件使老鄉不明白的就是學習。老鄉們常議論說: “這把子公家兒的成天老看老寫不知有甚用，也不怕費燈油。”當時知識青年中許多人學習刻苦，縱覽中外名著者有之，苦讀高等數學者有之，懷揣《唐詩一百首》邊趕驢邊背者有之，洋洋灑灑直抒胸臆者有之，還有帶著油印機下鄉出刊物小報的呢。

陝西有句話，叫做“飽吹餓唱”。當時唱《外國民歌二百首》及《續集》成了一種風氣，東西方文化在20世紀70年代就在陝北交匯，以至於連本村的瘸子都唱起“紅莓花兒開”，並帶有一點信天遊的味道。知青中還有自己作曲的，但多數還是原曲改詞，如把電影《紅旗渠》插曲重新填詞:過一天，如同過一年，望不盡的黃土山，72條羊腸小路，我一步步往上攀;昨夜晚，我夢見，媽媽來到我身邊，仔細地看著孩子的臉，淚水就掛在胸前……

當然，蒼涼之歌並非無奮發之氣，陝西老百姓對知青在受苦方面的表現還是滿意的。陝北人稱勞動為“受苦”，農民自稱為“受苦人”，幹重活了叫做“苦重”。知青大都有股銳氣，但遠不如老百姓的韌勁大，所以，豁出來的就顯得比老百姓能吃苦。譬如挑糞上山，老百姓是挑兩挑，歇一歇，要走都走，要歇都歇，我最煩此事，所以總願和隊長說好，這一下午到底挑多少擔，中午不睡挑完我就回窯了。老百姓的理論是“山高怕的慢漢搖”，知青的理論是幹完拉倒。但只要能受苦，便在老百姓眼裡是好樣的，就能得到認同。

陝北老百姓和知青處久了，就開始發揮知青的“優長”了。老百姓發現知青最大的特點是不怕得罪人，既不怕得罪幹部，又不怕得罪“強人”。於是凡遇到要得罪人的事，就讓知青去幹，比如“吆豬”、 “照棗”等等。這類活輕，只要把從家裡跑出來的豬吆回去就行，但要罰糧一升，或罰工分。我幹過一陣這類工作，大約屬於城市裡戴袖標的“城管”或“吐痰罰款”類吧。

每當我拿著棍子出現時，村裡就響起一片喚豬聲。由於莊稼是隊裡的，而豬是自己的，大凡心眼較多的婆姨們，總要把豬放出去吃點“公食”。陝北婆姨喚豬聲極長並有曲折，結尾時一律高音。我初逢此景，覺得頗像電影中鬼子進村時的情景，不免有些沮喪，但久而久之，倒進入了什麼”繞梁三日而不絕”的佳境了。罰沒過程一般是簡單的，偶爾有些衝突，但不嚴重。扣工分是可以接受的處罰，要拿糧食就困難一點了。有一回一位婆姨橫在門前死活要保衛那一升玉米，大有拼死一決的勁頭，但身手矯健的知青翻窗而入，取糧後揚長而去。該婆姨坐地大嚎不已，據云:丈夫收工回家後她又挨了一頓暴打。

得罪人在農村是一件頗為嚴重的事，當時有詩為證: “得罪書記政治犯，得罪隊長茅糞擔，得罪會計秋後算，得罪保管鬥量偏”。不過憑心而論，當時的幹部是沒有什麼便宜可占的，唯一可佔便宜的就是去開會時也可以記幾個工分並吃頓帶肉的燴菜。我們大隊書記叫樊富貴，背極駝，且家極窮，1948年入黨，上臺下臺幾次，前後當了十幾年的書記。有一次他向我解釋了他當書記的原因: “咱農村常搞運動，我在台上時整了些人，他們恨我。我要是下了台，他們就要整我的，所以，我一定要在台上。”這不知是不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另一種粗俗的體現，但至少可見得罪人的可怕。知青不怕得罪人，一是由於自己不諳世事，另一方面也由於是外來戶，與村中無瓜葛、易公平且各方可接受而已。

當插隊到第三第四年時，知青當生產隊長的就多了。不是知青農業技術水準高，主要“抗硬”，一不怕公社幹部，什麼違反當時政策的事都敢幹，比如“包工”， “瞞產多分”， “開互地”等等，對老百姓有好處;二不怕農村中的“強人”，令出必行。試舉一例，農村開會是一大難，有位知青初當隊長，鐘響後半個小時，僅到六人，立即宣佈到會者每人記四分工，便宣佈散會。第二天鐘響人到，連婆姨娃娃都來了，這才開會，工分卻是沒有的了。

陝北以它特有的胸懷默默地接受了二萬六千名北京知青，重鑄了他們的筋骨和靈魂，他們也為這片土地獻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熱血，但他們仍舊是“公家兒的”。他們增長著對中國老百姓的熱愛和瞭解，但永遠不會變成農民，即使是頭戴白羊肚，腳穿老山鞋，嘴說陝北話，但他們還旱“八家兒的”。老百姓也從來沒有希望他們變得和白己一樣，而只是希望他們能為陝北老百姓做些事，或者說在當官後，少做些損害老百姓的事而已。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

陝北知青點有一個特殊性，即每個知青點都有一個帶隊幹部，是周總理讓北京市派來的，共約一千二百餘名。他們是1970年來的，當時是“知識中年”，到全部離開時，大約已有人可算“知識老年”了。

到陝北的北京幹部和知識青年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有問題”的比較多。陝北插隊知青，大都家中有些毛病，不是黑幫，就是“反動權威”，而插隊幹部也多如此，不是本人受過什麼衝擊，便是家裡什麼人有問題，總之，大都在單位不甚得意。

關家莊的帶隊幹部名叫郝建，原是八一學校的護士長，解放戰爭入伍，行政17級，當年40餘歲。到莊之後，即積極開展工作，但不久就發現無法工作。因為這批知青雖說是自己酷愛學習，卻都不在規定內容之內。所做之事犯忌之處頗多，而又毫不在乎。就拿聽收音機來說吧，世界各台都聽，屢戒不止。至於生活上更是髒得一塌糊塗，完全不符合衛生標準和持家原則。總之，規定要進行的工作都困難重重，久而久之，她便入鄉隨俗了。

其實，郝建本人很苦，丈夫是北京軍區幹部，因受批鬥而精神失常，唯一的女兒又患有先天性脊柱裂。每到晚上，她在陝北窯洞中面對孤燈，只有自己的小收音機在響。各種滋味，已非語言能形容。只是我們當時涉世未深，迄今才知其中之苦。真不知當時派她到陝北的那位上級，是否還有點人性?

郝建在別村知青看來，是一位“好阿姨”。由於我們村知青都願革命，不願做飯，不知何時開始，推磨、篩面及一些有關生活事項就歷史地落在她的頭上了，而我們大都心安理得。直到現在，我們才發現我們當時忘記了一點:她的牢騷又向誰說呢?現在的郝建同志，大約已垂垂老矣，但願她能度過一個幸福的晚年。

北京幹部在知青分配時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面對要人單位的挑剔和本地幹部對本縣知青的偏袒，工作難度是相當大的，加之這批知青的父母又不爭氣，不是讓“文化革命”給打倒了，就是屬於“知識越多越反動”一類，所以北京幹部不得不像售貨員一樣搭配出售：出身不好表現好，缺點不多特長多，那是天上少有，地上皆無；你是保密廠不要他，那我只能給你一個出身好的了，但他是派出所“常客”，三進三出，你要不要?你說此人父親有問題沒結論，可是問題近日就要解決，可能安排個部長……總而言之，到了最後，北京幹部和知青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因為他們回北京的時間取決於知識青年的分配速度。

知識青年在陝北老鄉眼中，最適合幹的行業有兩個:一是教書，一是當飼養員。我恰恰這兩行都幹過。

知識青年當飼養員的主要優勢在不偷料。“牛哭豬笑，飼養員偷料”是當地的俗語，而知青見著黑豆就反胃了，絕不偷料。喂牛對知青也很適合，主要是能看書。雖說日月顛倒，但讀書效率很高。特別是夏天，把牛趕到溝裡，你就可以在溝口一躺讀起書來。

我插隊的最後一年教了一年書，教的是複式班(即兩個年級一個課堂)，四年級10個，五年級7個，共17人，都在一眼窯洞中。空氣、光線都有問題。問題最大的是上課，四年級上課時五年級便自習。但學生的耳朵可不是這樣，講算術好一點，講語文則大家都聽，那只得聽之任之了。

儘管城市在大批“師道尊嚴”，但農村還是很尊重老師的。農民見我便說: “娃不聽話你便打!寧給了好心，不給個好臉。”逢年過節，學生便給老師送吃的，那年端午節我便收了幾十個粽子。不收，學生便要哭出來，認為你瞧不起他。其中，絕沒有請你辦事的意思。

教書中首先使我驚異的是農村孩子的聰明，渾金璞玉，雕琢即成。農村孩子學習僅有課堂那點時間，一放學便打豬草，帶弟妹，晚上家中僅一盞油燈，是不屬於娃兒的。要讓我在這種條件下學到他們那種程度，自問不及。

但是這種聰慧全叫教材給扼殺了，語文算術全與他們的生活無關，三年級的語文就講黨的基本路線，從“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到“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五年級的應用題是”自從赫魯雪夫一勃列日涅夫集團上臺以後，蘇聯農業生產下降了XX%，原產值為XX億盧布，現為多少?”簡直讓人哭笑不得。讓學生從根本不知道的事物去完成數學抽象，這像不像專拔好牙的牙醫?

於是我在農村小學開展了一場“教育革命”，語文就是講故事，認字，寫筆記，算術題全部自己出，牛、豬、貓滿黑板，工分糧錢一起上，學生可以反駁老師等等。有時，我從學生的反駁中頗受啟發。比如，我講課中說“現在電影比過去少多了”，不料遭到了學生的一致反對: “過去兩年看不上一場電影，現在一年可以看兩三次。”我只得承認他們的“正確”，境遇不同，感受不同，根本談不上“標準答案”。

農村小學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小學幼稚園合一，小學生帶弟妹上學，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在一次上語文課時，我正講得興起，忽然發現課卓下有一個黑乎乎的車西，定睛一看，原來是王平三歲的弟弟世平爬到我的腳下了。為了不破壞課堂氣氛，我順手拿起桌上的手錶塞到他的手中，他便轉身向他的哥哥爬去。王平一見，竟然大哭了。我斥責王平: “你叫他玩麼，下課再說!”王平哭答: “他要是弄壞了，我家賠不起!”一個道理，不是任何俠義之舉，都能被窮人接受的。

我迄今弄不明白，我這一年的教書生涯是不是就屬於這類俠義之舉。我使他們知道了許多黃土高原之外的事情，我也使他們開始邁進了新的知識的殿堂，我使關家莊小學五年級全體學生(儘管才七個)升到了初中，創造了關家莊教育史上的第一個100%的升學率，但是，我好像也給他們帶來更深的痛苦。

因為我是個跳班生，所以我喜歡搞點“英才”教育。由於同莊一位女知青的推薦，我便把一個名叫三人的孩子作為“英才教育”的對象。這個女孩的父親是個復員軍人，從陝北打到廣州，成為廣空的地勤人員。後復員回鄉，當過村大隊長。頗有能力。1971年因為一過失被發現而名聲掃地，終日鬱鬱。“我過去扔的比現在吃的好得多”便成為他的經常性話題。但大凡倒楣人家中的孩子多聰慧，三人便屬這類。我讓她跳了一級，功課仍非常好，據說一直得上到高中，後考大學，未果。

1987年她來北京看我，其痛苦頗深，口口聲聲對不起我。仔細一問，其心頗像我們插隊時用於自嘲的兩句話，“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上學吧，不行;就業吧?無業;受苦吧，不願。假如不碰到我這麼個老師，也許早就去做農村的幫夫育子的全套功課了，而絕不會像現在有那麼多知識份子的痛苦。我後來覺得理論上也許是我對不起她，因為我的啟蒙成為她痛苦的根源。從某種意義上說，一種啟人靈智而使人到處碰壁的教育，是有其殘酷性的。

“沒有是個愛，有了是個害。”這句諺語說明陝北老百姓是頗懂辯證法的。知青對於陝西老百姓來說，是愛恨各半。

最受陝北老百姓直接擁護的，是知青使周總理知道了陝北的真實情況。周總理為此流了淚，發了火。周總理說來延安老區的慰問團、彙報團從沒向他說過實話，說陝北現在的生活還不如毛主席在的時候，委託北京市支援延安。老百姓對此是非常感激的。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