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直面歷史

幾十年後看到，有人總在試圖把上山下鄉的意義說得如何高大上，甚至拔高到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高度，這種荒謬就實在越來越離譜了。讓幾千萬正在求學的青年放棄學業，去農村或農場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培養的是什麼接班人？往好聽一點兒說，充其量還是要成為所謂瞭解社會、瞭解農村、瞭解農民的傳統革命者。而革命者就是不停頓地繼續革命，革命就是目的，目標永遠高於一切，可以不惜任何代價。即使有一批精英由此脫穎而出，代價也實在太過慘痛。

知青接受了再教育有過什麼收穫？用當時的文件規範語言無非是：經受了鍛煉，增長了才幹，提高了覺悟，做出了貢獻，把文化科學知識帶到了農村，成為農業戰線的一支重要力量。與勞動人民相結合，使他們鍛煉成為有文化、有知識、能勞動、會技術的新型農民。翻來覆去，就是這一套看似冠冕堂皇實際上矛盾百出的陳詞濫調，總之就是要爭取去當一個好農民。知青運動的徹底終結，已經揭穿了所有的謊言和別有用心。

而說到底，那就是一次國家災難。災難中的每個人都是受難者。有人在苦難中沉淪，有人在苦難中堅持，有人在苦難中崛起。每一次災難也許都會錘煉我們的堅強，都會警醒我們的奮起，都有可能成為民族的一種精神財富。但是，災難就是災難，所有災難中的附加收穫絕不應該成為美化災難的任何理由。

一次傷亡慘重的大地震之後，民族的凝聚力可能會在與災難的抗爭中得以增強，人的意志也許會在災難的考驗下更為堅韌，也有人會成為抗災英雄，但你只會慶倖生命的頑強，豈能去讚美地震？說你“無悔”？如果失去選擇的權利，從哪兒來的“悔“與“無悔”？所謂悔與無悔的爭議，根本缺失的就是歷史感，更多的是以個人為中心咀嚼苦難的自戀情結。

中國人常常喜歡讚美苦難，認為苦難能磨練意志，從而使一個人變得堅強和偉大。事實上，苦難轉化為創造的動力有著很嚴苛的條件，苦難並不必然導致堅強，相反在很多情況下，會毀滅人的尊嚴，傷害人的心靈，扼殺天才的創造力。

一切沒有選擇的行為，在道德上都是沒有價值的。如果以回鄉知青作為比較，他們也是留在農村務農，與城市知青並無兩樣，而城鄉二元體制使之成為兩個有著很大差別的階層，這是非常不公平的。哪個回鄉知青會去、或者有資格去，討論“有悔”與“無悔”？那難道不都是命運！而就在這種嚴重不公中，廣大回鄉知青裡同樣湧現出了很多優秀人才，比起城市知青，他們的經歷更坎坷、更不容易，也更值得關注。

1700萬城市知青的下放鄉村，也無疑是一次歷史性大遷徙，可與抗戰初期幾十所大學被迫內遷的那次大遷徙遙相對應，時長雖然相近，規模卻遠為龐大得多。只不過上一次是為了護佑文化，延續國脈，是在戰火紛飛中，成千上萬的青年學子經過艱難跋涉，到大後方求學的感人故事；30年後的這一次則是貽害未來，文明之劫。兩次遷徙的主題曲更是全然不同，一次是為了國家未來的發憤苦讀，另一次則是為了基本生存的無盡勞作。看看無數知青回城之路的艱難，也就很容易理解，此次大遷徙該是怎樣的歷史逆行？

如果以更廣闊的視野去觀察，也許會更清楚我們曾經失去過什麼？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其名著《極端的年代》中，把1945至1970年代初稱為 “黃金時期”。他認為，“這段時間的繁榮，不但是史無前例，可能也是少有的例外，它所造成的經濟、社會、文化的驚人變遷，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巨大、最快速、最根本的。短短數十年光陰，對人類社會造成的改變遠勝任何長度相當的歷史時期。黃金時代結束了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占統治地位的農業社會，使世界在總體上進入了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即使在落後國家裡也同樣發生了城市化進程。”

近代以來，人類分工的歷史就是勞動力逐漸從農業中分離出來的歷史，分離的速度與文明進化的速度成正比，中國竟然在農民仍然占比80%以上的前提下，大張旗鼓地號令重返農耕時代，走上一條與世界發展旗幟鮮明的反向之路。

1969年7月，美國“阿波羅”飛船登月成功。同年，在美國誕生了互聯網。1971年，林彪墜機蒙古，中國重返聯合國。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1973年，越南戰爭結束。約伯斯與比爾·蓋茨都是1955年出生，他們這一代沒有被迫去開墾中西部的荒野，而是在最富有創造力的年齡，引領全世界走進了改變歷史進程的互聯網。無論政治還是科技，中國與世界都正在發生著一個又一個重大變化，而幾千萬失學青年卻還躬身在田壟間辛勤耕耘。

儘管從八十年代起，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以“後發優勢”迅速崛起，此前我們只是那個“黃金時期”的動盪旗幟，不過是那個世界經濟社會跨越式大發展的局外人。用學者汪暉的話說，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踐，包含著強烈的反現代性的歷史內容，文革的結束，標誌著以不斷革命和批判資本主義為特徵的社會主義宣告終結。

這當然也是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不可能持續的根本原因所在。以“反現代性”去追求所謂現代化，這對無解的矛盾本質上來自對現代化目標的荒謬認知。而現代化究竟應該包括哪些內容，這個事關國家未來的核心問題，至今是否仍然尚未徹底解決？

幾十年後，當我們漸漸懷戀起往日時光，所有經歷過的那些坎坷或磨難，都可能已成為溫暖的回憶。從1966年到1976年，十年動亂也好，十年浩劫也好，十年探索也好，總之是千載難逢的奇葩歷史。面對國家災難，個人必然難以抗衡甚至無從抱怨，衡量每一個人的，只能是他應對災難的方式。為了歷史不再重演，每一份珍貴的記憶都應該得到不斷地發掘與傳遞。

作為中學生，我們參與文革的程度其實十分有限，更多是充當了見證人的角色，特別是在農村插隊期間，只能遠遠驚異於上層權力鬥爭的波詭雲譎。但由於處於成長初期，從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到思想觀念，從學習訓練到道德培養，外部環境的劇烈變化與非正常化，傳統的人為撕裂，社會角色的巨大落差，都造就了獨特的一代。這涉及到何止一代的數千萬失學青年，由此結出的苦果，將不得不留給幾代人去消化。

雖然每個人都是他所生活時代的歷史親歷者，但“一千個人就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不過五十幾年的滄桑，不同的人心中或口中的文革已經千差萬別，對插隊生活的回憶也是如此。無論如何，親歷者和見證人都是被動的歷史角色，只有到了八十年代，對所經歷嚴酷生活的感悟，直接推動著思想解放運動，從而造就出新一代改革者。一定意義上，那也可以算是曾經接受農村生活再教育的一種不斷反思的重要成果。

縱有千變萬化，社會進步與走向文明的潮流畢竟不可阻擋，只是你的生命軌跡是否能夠融入這個潮流，那真是只能看你的機緣了。多少天才人物、有志之士、有識之人，被湮滅于黎明之前的黑暗，回想起他們，無論有過什麼樣的成績或成就，唯有感恩與慶倖吧。

自由學者阿城在談到佛教造像時說，巫教社會沒有個人意識，是由巫師去引導大家。而像中國的孔子、希臘的亞里斯多德、印度的釋迦牟尼這些人，都是面對一個沒有個人意識的巫教社會，開始產生個人意識，這就叫覺醒。在佛教裡，開悟其實就是覺醒。釋迦牟尼是靠個人開悟的，孔子傳遞給學生的也是一種個體意識，而不是集體意識。這樣的人都是覺醒者。所有的教育都應該是一個開悟的過程，開悟之前，你認為世界是這樣的，思想變化以後，世界就成為另外一個樣子。那是因為自己開悟造成的，而不是什麼神力幫你改變了這個世界。

我們這一代人，從文革捲入亂世，插隊則直接被拋入社會最底層，然後一步一步伴隨著國家的命運成長。從建國到文革，我們所有的努力都是怎樣更好地融入集體意識。離開學校以後，或到農村或到廠礦，大多數人都是從底層開始認識社會，在迷茫中逐漸萌生出個人意識。個人意識的發端、弘揚乃至漸趨成熟，已成為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發展與進步的重要尺度。

不是每個人都能從經歷者成為覺醒者，其間多少坎坷，能跨過去才又是一片風景，又是一層境界，這既是我們的人生之路，更是我們的人生之幸。

(全文完。文章選自網上公眾號“新三屆”)

【作者简介】沙亦強，1952年出生，北京四中67屆初中畢業，山西山陰縣插隊5年半。其後上過中專、大學、雙學位，當過工人、幹部、教授、企業高管、記者，搞過行政、教學、研究、經營、管理、諮詢、媒體。在電力行業摸爬滾打40餘年，教授級高工，退休于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有讀書之癖，並多有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