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樹青老師曾在河北省承德山區插隊落戶生活了九年多，是他創辦了山區學校，是他把城市文明帶到了那個貧窮閉塞的小山村。

楊樹青是1969年1月25日和同學們一起乘坐火車離開天津的。那天是他陰曆生日臘月初八，天氣特別寒冷，天津車站的月臺上人頭攢動，人聲嘈雜，停靠在鐵軌上的列車車頭蒸騰著白汽，時而響起“哧哧”刺耳的排氣聲。十六歲的楊樹青站在火車的車廂門口，棉帽檐上結著霜花，他回頭衝送行的父母揮揮手，轉身登上了待發的列車。 

車站廣場高音喇叭裡傳來此起彼伏的“到農村去，到邊疆去”的宣傳口號，呼嘯的寒風透過列車開啟的車窗鑽進車廂內，原本溫暖的車廂內溫度驟然下降。儘管天氣寒冷，卻阻斷不了青年學生到廣闊天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腳步。隨著“嗚嗚”一聲汽笛長鳴，列車緩緩啟動，靠車窗的幾名同學沖月臺上送行的親人揮揮手，用力閘下了車窗，把寒冷阻擋在了車窗外。

火車哐當哐當地駛出天津，途徑北京時，楊樹青趴在車窗上，望著這座嚮往已久的城市一閃而過，心中充滿了憧憬和嚮往。此刻的北京於他而言，不過是一個站點，而真正的征程還在前方。

列車抵達承德後，楊樹青他們一行人又換乘汽車，在蜿蜒的山路上顛簸前行，呈現在他們眼前的是連綿的山巒，皚皚的白雪，仿佛進入了一個與世隔絕的冰雪世界。

當他們踩著厚厚的積雪，徒步十二里山路，終於抵達東溝大隊時，夜幕已經降臨，隱隱約約呈現在大家眼前的是零星散落在溝坡上的一戶戶土坯茅草房，就如跑散的羊群一般零散。王隊長帶著幾個村民迎了上來，粗糙的手掌握住知青們凍僵的手，嘴裡念叨著：“這大冷天，把你們都凍壞了吧！”

楊樹青他們七名天津知青被分派在東溝大隊第三生產小隊，王隊長把七名天津知青臨時安排在隊裡的那三間低矮昏暗的房子裡，王隊長的媳婦熱心地教他們燒火做飯。灶膛裡的火苗跳躍著，裡屋的炕頭熱乎乎的，只是房屋有些破舊，寒風能輕鬆透進門窗和牆壁的縫隙鑽進屋內。屋內油燈的火苗左右搖擺，隨時都有被寒風吹滅的可能。

承德山區的冬季，寒冷遠超想像，比天津低十幾度的氣溫，讓知青們吃盡了苦頭。夜裡睡覺，即便裹著厚厚的棉被，仍感覺寒氣從腳底往上鑽。楊樹青和夥伴們常常被凍醒，大家都戴上棉帽子，蜷縮在一起相互取暖。然而，比寒冷更難適應的，是艱苦落後的生活環境。

東溝大隊有三個生產小隊，總人口不到六百人，基本都被貧窮籠罩，鄉親們的生活苦到了難以想像。

熬過了寒冷的冬季，到了清明前後，山上的土壤才解凍變得鬆軟，春耕備耕生產也就開始了。知青們第一次往山上挑牛羊糞，扁擔壓在肩膀上似有千斤重，每走一步都很艱難。一天下來，大家的肩膀壓得又紅又腫，兩名女生都累哭了。王隊長看在眼裡，疼在心裡，第二天就不讓知青們挑糞了，他安排知青們在場院幫著社員們往籃子裡裝糞。在鄉親們的關愛下，知青們慢慢適應了這繁重的生產勞動，手上磨起的水泡變成了膙子，皮膚也被曬得黝黑。

過了一段時間，楊樹青漸漸發現，東溝大隊的貧窮不僅僅體現在物質匱乏上，更在於知識的貧瘠。全生產隊近一百八十口人，只有小隊會計是小學文化程度，記工員只念過三年書，王隊長只認識他自己的名字。隊裡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文盲，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鄉親們的生活封閉而原始，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從未走出過山溝，沒見過汽車，全大隊沒有一塊鐘錶，天上的太陽就是社員們的鐘錶。隊裡的社員幾乎沒人刷牙，洗衣服用草木灰代替肥皂，幾個月都不洗澡。這些場景深深刺痛了楊樹青的心，他意識到，要想改變這裡貧窮落後的現狀，不僅要靠勞動，更要靠知識的力量。

之後的日子裡，在勞動之余，楊樹青和同學們主動承擔起“老師”的角色。他們利用閒置時間，教社員和孩子們寫自己的名字，從最基礎的橫豎撇捺開始，一筆一劃地耐心教大家寫字，教大家認字算數。起初，鄉親們有些難為情，覺得自己年紀大了學不會，但在知青們的鼓勵下，逐漸放下顧慮。在知青點的房子裡，大人和孩子們坐在一起，認真地在石板上、地面上練習寫字，有人還總問：“老師，這個字我寫得對不？”

楊樹青不光教社員們識字寫字，還給大家講述城裡的生活，描述寬闊的馬路、飛馳的汽車、高聳的樓房，聽得鄉親們眼睛發亮，充滿嚮往。他告訴年輕人要勤洗手洗頭，講究衛生。回天津探親時，楊樹青特意帶回肥皂、手電筒，給孩子們買來鉛筆、橡皮和本子，給小夥子們買了牙膏牙刷。這些在城裡再普通不過的東西，在東溝大隊卻成了稀罕貨。每當看到鄉親們新奇又欣喜的表情，楊樹青心裡就很難受，也很欣慰。

男知青張和平有一個小半導體收音機，這個會說話的小盒子更是成了全大隊的寶貝。每到晚上，鄉親們便圍坐在一起聽收音機，儘管信號不好，總能聽到吱啦吱啦的雜音，但大家依然聽得津津有味，仿佛從這斷斷續續的聲音裡，能觸摸到外面廣闊的世界。

1971年秋天，廠礦企業開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幹，這是許多知青夢寐以求的回城機會。然而，楊樹青卻做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決定——放棄了進城當工人的機會，他自願留下來當小學民辦教師，親手創辦了東溝大隊小學。儘管學校規模很小，只有兩間教室和八九名學生。但在他看來，東溝大隊比城市更需要他，這裡的孩子們渴望知識的眼神，讓他無法割捨。就這樣，東溝大隊結束了沒有學校的歷史，兩間簡陋的土坯草房，幾個土檯子，幾個求知若渴的孩子，還有一位滿懷熱忱的老師，構成了東溝小學最初的模樣。1973年秋天，楊樹青被評為模範知青，到地區參加了知青代表表彰大會。 

從此以後，楊樹青一心撲在教育事業上。他每次回天津，都會自掏腰包給學校添置教學用品。那塊馬蹄鬧鐘的到來，結束了東溝大隊沒有鐘錶的歷史。他耐心地教社員和孩子們認識鐘錶，讓大家的生活有了更清晰的節奏。

後來，大隊幹部也逐漸意識到教育的重要性，讓三個生產隊出錢出力蓋了三間新教室。為了讓教室光線更好，楊樹青和張和平從天津背回玻璃，做成玻璃門窗。看著陽光透過玻璃灑進教室，鄉親們和孩子們都感到很新奇，因為之前他們都沒見過玻璃。

1977年冬季，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楊樹青內心糾結萬分。他渴望通過高考改變命運，去追逐更廣闊的天地，但想到學校離不開他，孩子們需要他，最終還是選擇了留下，放棄了那年冬季的高考。他把自己的夢想，都寄託在了這些山裡娃的身上。

隊裡有個叫李大山的孩子，是楊樹青教的的第一屆小學畢業生，他的學習成績優異，卻因公社中學離村子太遠，初中唯讀了半年就輟學回家了。楊樹青得知後，多次上門勸說無果，就決定培養他當小學老師。在楊樹青的悉心指導下，李大山從最初的緊張羞澀，逐漸成長為一名合格的教師，接過了山村教育的接力棒。

1978年秋天，楊樹青收到了天津師範學院的錄取通知書。九年多的時光，他把青春獻給了這片土地，也從青澀的少年變成了沉穩的青年。離開那天，鄉親們自發前來送行，送行隊伍從村口一直延伸到通往公社的公路上。老人們拉著他的手，依依不捨。孩子們哭著喊著：“楊老師不要走，楊老師不能走……”

曾經的學生李大山紅著眼眶說：“楊老師，您放心，我一定把學生教好，不讓您失望。”楊樹青一步三回頭，淚水模糊了視線，東溝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早已深深烙印在他的生命裡。第二故鄉東溝大隊，將是他今生放不下的牽掛。

楊樹青退休後，他懷著對東溝的思念，再次踏上那片土地。然而，眼前的景象讓他既陌生又感慨。東溝小學早已合併到其他學校，整個村子也搬出了那個山溝溝，在一塊地勢平坦的地方建了新村，鄉親們都住進了寬敞明亮的新房子。曾經的那個村落和那裡的房屋、田地都已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茂密的樹林，山風拂過樹梢，仿佛在訴說著往昔的故事。

當楊樹青老師見到他的學生李大山時，李大山已經是鄉中心小學的校長，猛然看到自己多年不見的老師，李大山淚流滿面，哽咽不止。李大山帶著楊樹青回到新村，看望了曾經的鄉親們，看望了村裡的老人。鄉親們拉著他的手，久久不願鬆開。

回憶過往，那些與鄉親們朝夕相處的日子，那些在教室裡傳道授業的時光，那些為改變東溝而付出的努力，都成了他人生中最珍貴的記憶。第二故鄉，將是他今生放不下的牽掛與眷戀，鄉親們都過上了好日子，是他心中最大的滿足和欣慰。當年他把城市文明帶進了這個偏僻落後的小山村，現代文明已在這裡生根發芽，結出了累累碩果，這也是楊樹青老師所期望的。

（文章照片選自網上。作者：草根作家。感謝楊老師提供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