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吳宓苦戀毛彥文已經多年，而且已辦理了與原妻陳心一離婚的手續，正無所顧忌地追求著毛彥文，不料毛彥文竟不顧他的一片深情，嫁給了一垂垂老翁——國民黨的要員熊希齡，在南京結了婚。吳宓悲憤欲絕，寫成這組詩，用以消除胸中塊壘。詩中的“三洲”是歐、亞、美，說明知道他的浪漫韻事的人包括了三洲人士。這雖是誇大其詞的說法，但知道的人確實不少。甚至當時的一些大報上也不斷有借此攻擊吳宓的。針對這些攻擊，吳宓聲明：“你們攻擊我的學術，那麼來吧，要是攻擊我的名譽，我吳宓本無名譽可言，隨你們去！”

吳宓繼續用自己的詩來發洩失戀之情：

漸能至理窺入天，

離合悲歡各有緣。

侍女吹笙引鳳去，

花開花落自年年。［22］趙毅衡：《吳宓沒有寫出的長篇小說》，載《世紀中國》2002年5月17日

吳宓發給學生的這12首詩，季羨林知道都是意有所指的。但確切地指什麼，學生們並不清楚。學生們只知道，他追求毛彥文是非常辛苦的。詩句中有一句說“吳宓苦愛毛彥文，三洲人士共驚聞”，是夫子自道。編《清華週刊》的秀才們把這些舊詩翻譯成白話，刊出一首《七律今譯》，與吳宓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這首七律的前半闋，直到現在季羨林還記得：

一見亞北貌似花，

順著秫秸往上爬。

單獨進攻忽失利，

跟蹤盯梢也挨刷。

季羨林還記得下半闋的最後一句，是“椎心泣血叫媽媽”。詩中的人物簡直呼之欲出，亞北代指一位姓歐陽的女同學，是西洋文學系的學生，吳宓當時正追求她。玩笑開到這個份上，吳宓也一笑置之，不以為忤。

學生們與俞平伯、吳宓這樣的教授開玩笑，自然覺得好玩，而威嚴方正的教授們也不以為忤，無形之中就填平了老師和學生之間的鴻溝。

季羨林離開清華大學以後漫長的幾十年裡，他們師生之間很少見面。只有在1961年的八九月間，吳宓從重慶北上北京，會晤賀麟、錢鍾書、季羨林、李賦寧等舊日的朋友和學生。季羨林在北京大學燕東園李賦寧的家裡，拜見過他。那次會面，師生之間娓娓語家常，談往事，其樂也融融。吳宓在抗日戰爭期間去了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復員回到北京後，他沒有回去，而是留在了重慶。

吳宓雖然不關心政治，但也偶有出人意料之舉。

有一次在陝西，國民黨三青團的党棍通過吳宓的嗣父邀請他去講《紅樓夢》，被他拒絕，理由是他不想對牛彈琴。1972年，全國掀起“批林批孔”運動，小將們問他對此運動的看法，他說：“我只批林，不批孔。”小將們強迫他喊“批林批孔”，他大聲說：“寧可殺頭，也不批孔!”這一點，跟梁漱溟的立場完全一致。吳宓後半輩子被整得很慘，在彌留之際，他大聲喊道：“我是吳宓教授，給我水喝!我要吃飯，我是吳宓教授!”喊聲十分悲慘。至今，他的聲音還讓當時的極少聽者潸然淚下。吳宓曾被紅衛兵脫光衣服後，置於曠地，水澆棒擊；變相監禁期間，求喝小便而不得，真是一切的感慨都給打上不堪的烙印。

季羨林後來在為《第一屆吳宓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所作的序言中寫道：“將近60年前，我在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讀書時，聽過雨僧先生兩門課……一方面我們覺得他可親可敬”，“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對他非常不瞭解”。“我們對他最不瞭解的是他對當時新文學運動的態度”，“這種偏見在我腦海裡保留了將近60年，一直到這一次學術討論會召開，我讀了大會的綜合報導和幾篇論文，才憬然頓悟：原來是自己錯了。”“我痛感對不起我的老師，我們都應該對雨僧先生重新認識，肅清愚蠢，張惶智慧，這就是我的願望。”事實上，季羨林和他當時的同學有一個成見，把胡適、陳獨秀和魯迅等人劃在新派，把吳宓等人所代表的學衡派劃在舊派，認為舊派復古保守，開歷史倒車，他們無不崇拜新派，厭惡舊派。

多年以後，季羨林發現，五四運動的大方向雖然是正確的，但是主張有些過激，也有一些偏頗之處，甚至是嚴重的錯誤，如主張“打倒孔家店”，對中國的舊文化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律放棄，得到當時青年們的擁護，這錯誤是顯而易見的。吳宓在當時能夠挺身而出，反對這種偏頗，季羨林感到他了不起，覺得他是有先見之明的。

9、女作家冰心和邏輯學家金嶽霖

季羨林在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讀書時，冰心已蜚聲文壇。1921年文學研究會就出版了她的小說集《超人》、詩集《繁星》，1926年北新書局又出版了她的詩集《春水》和散文集《寄小讀者》，1932年北新書局出版了《冰心全集》，她大名震神州。冰心在燕京大學教大一國文寫作課時，有別具一格的指導方法。清華大學當時也請她來教了一門課。學生中大有“追星族”在，季羨林和李長之、林庚、吳組緗也在其中。他們都到三院去旁聽，屋子裡面座無虛席，連走廊上也站滿了人。冰心當時不過三十二三歲，頭上梳著一個信基督教的婦女常梳的簪，盤在後腦勺上，滿面冰霜，不露一絲笑意，一登上講臺便威嚴地發出警告：“凡不選本課的學生，統統出去！”季羨林他們相視一笑，伸伸舌頭，立即棄甲曳兵而逃。20世紀50年代，季羨林同冰心熟了，曾跟她說起這件事，她笑著說：“早已忘記了。”

季羨林特別欣賞冰心給別人題寫的座右銘：“知足知不足，有為有不為。”他覺得，每個人都能滿足於已經得到的東西，則社會必能安定，天下必能太平。“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只有“知不足”的人才能為人類文化做出貢獻。“有為”是應該去做的事情，“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凡是對國家、對人民、對人類發展有利的事情，都是應該去做的。正是非常欣賞這個座右銘，季羨林也給別人題寫過。

季羨林考入清華大學後，學校規定全校的大一新生設有共同必修的課程。凡所修課程不及格者不給學分，系必修課則須重讀；系選修則可不再選而改選其他，只要學滿規定之學分即可。凡已修及格的課程，本人降級時也不必重修。一方面學生可以不按一定目標、一定次序來選課，另一方面教師也自由開課。文科生必須修理科的課，如果實在不行就用邏輯代替。文科出身的季羨林自然選擇了邏輯，他的老師是金岳霖。金嶽霖是清華大學最早的哲學教授，原先只有他一個人教哲學，後來成立了哲學系，加聘了鄧以蟄、馮友蘭為教授。學文科的學生沒一個選純理科課程的，結果是選邏輯的人太多了。

金嶽霖是著名的邏輯學家。以一個學者研究的領域來稱謂一個學者極為少見，可金嶽霖卻得到了這樣一個名銜：金邏輯。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金嶽霖先後完成的《邏輯》、《論道》和《知識論》，從方法論、本體論和認識論層面構建了一個完整的哲學框架。金岳霖是湖南長沙人，生於1896年，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政治學博士，以後他在英、德、法等國留學，並從事學術研究工作。1925年金嶽霖回國，他的外國女友秦麗蓮也隨之來到中國。1926年他任清華大學教授，並創辦清華大學哲學系。金嶽霖有一種天賦的邏輯感，而且幽默感十足。中國有句古諺，金錢如糞土，朋友值千金。金嶽霖說，他在十幾歲的時候，就覺得這個諺語有問題，如果把這兩句話做前提，得出的邏輯結論應該是“朋友如糞土”。金岳霖的學生中有胡喬木、喬冠華這樣的政治家，也有沈有鼎、王憲鈞、王浩那樣的邏輯學家。正是他使西方邏輯，特別是現代邏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紮下根來。他以中國哲學界第一人的崇高威望，講授現代邏輯，撰寫現代邏輯著作。在清華大學20世紀30年代的校刊上，對於金嶽霖有這樣的描寫：“初見馬約翰先生，你未必能知道他是體育教授；初見鄭桐蓀先生，你也未必敢斷定他是教務長；金岳霖先生，你卻一望而知他就是哲學大師。他眼鏡厚厚的，帽子的邊緣務求正好遮眼前的光；他有時西裝外面套件大褂，有時大褂外面又套件棉袍，反正都有理。”

金嶽霖屬於那種批判型的學者，早年他在學術批評中的用語，也常常是辛辣中有尖刻，如在為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所寫的審查報告中，提到胡適竟用了“美國商人”這樣的字眼。在清華大學校史上還流傳著另一件趣事：解放初艾思奇三進清華園講課，由金嶽霖主持。艾思奇在報告中過於強調辯證邏輯，卻批評形式邏輯是形而上學。金岳霖最後致謝時說：“艾思奇同志的講話很好，好就好在剛才他說的每一句話都符合形式邏輯。”他在學術上當仁不讓，於此可見一斑。在西南聯合大學時期，有學生問他：“邏輯這門學問這麼枯燥，您為什麼要研究呢？”金嶽霖的回答是那樣孩子氣：“我覺得它很好玩。”1927年，他寫下了這麼一段文字：“坦白地說，哲學對我們來說是一種遊戲……正是在這裡，遊戲是生活中最嚴肅的活動之一。”在清華園裡，金嶽霖幾乎被看成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人物，整天沉浸在他的邏輯世界中。他為心中的摯愛林徽因終身不娶；家中除了書，就是一隻與他同食一桌飯的大鬥雞。馮友蘭對這位數十年的老友的評價是：他的風度很像魏晉大玄學家嵇康。嵇康的特點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爛漫，率性而行，金嶽霖亦然。

馮友蘭和金嶽霖都講形式邏輯，張松年講的邏輯有點羅素的味道，可是，最叫座的還是金嶽霖的課。一到他的課，好幾百人，幾乎滿堂。季羨林雖然在高中學過邏輯，不過金嶽霖講的邏輯跟他學的不一樣，所以考不好，後來他才知道，金嶽霖講的形式邏輯跟自己學過的不是一個體系。金嶽霖有一次講到“我吃飯”一句話，說重讀“我”，就表示：“我”吃飯，不是“你”吃飯。重讀“吃”，就表示：我“吃”飯，不是我“拉”飯。在1932年9月14日清華大學的開學典禮上，有那麼多名人致辭，梅貽琦、朱自清、郭彬和、蕭公權、金岳霖、顧毓琇、燕樹棠等，他覺得金嶽霖的致辭最好。金嶽霖說他在巴黎看了一出劇，描寫一個病人（象徵各國國民），有許多醫生圍著他看，有的說是心病，有的說是肺病，有的主張是“左”傾，有的主張是右傾。紛紜雜陳，莫衷一是。這表示各種學說都是看到現在世界危機而想起的一種救治辦法，但最終也是沒有辦法。金嶽霖還說，在動物園裡有各種各樣的動物，而猴子偏是最小氣、最不安靜的。人偏與猴子有關係，所以結論是人類不亡，是無天理。當時季羨林覺得他真是個怪物，竟敢這麼說。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中，認為中國能稱得上哲學家的，只有很少的幾個人，金嶽霖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