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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涿鹿之战看萌芽阶段的中华战争观
2013年10月12日 03:33:21 作者:中 孚 来源:国际日报 字号 打印 关闭

中华战争观的鲜明特征是什么?中国的军事理论为何如此早熟?回答这些重大问题,肯定需要若干大部头的高深着作,并引起一系列不同观点的激烈争论,但最终结果很可能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些问题真的无解吗?情况似乎也不尽然。对于此类问题,确实很难拿出一个标准答案,但通过一些相对可靠的途径,还是可以求得一个为多数人所认可的答案的。而经验一再显示,回答或解决任何复杂问题,每当“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一个较为可靠的途径就是回到问题产生或形成时的原点,因为在这个阶段,问题本身虽然简单,仅仅初具规模,但“基因”及其与外部的基本联系都已齐备,因而其本质和核心也就更容易被认识或把握。同样,探寻中华战争观的鲜明特征,也应当回到它的原点,而这个原点就是涿鹿之战。
    涿鹿之战发生在“传说时代”,即距今约4600年前的夏部族和黎苗部族之间,双方的代表人物为黄帝和蚩尤。由于年代过于久远,文字尚未产生,在后人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对这场大战的记忆,既有历史的影子,更多神话的成份,演变为二者相互渗透,高度掺杂的混合物,早已很难弄清楚什么是历史,什么是神话了。不过,正是通过二者的这种奇妙结合,后人不仅可以触摸到双方综合实力、装备水平、战略战术的大体轮廓,还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参战双方对进行会战、夺取胜利的基本期望,从而把握中华战争观的“基因”,因为神话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的愿望、期待和追求。
    综合相关古籍的记载,及后人尤其是近人的研究,夏部族的活动区域大致在黄河中游,相当于今天的甘肃、陕西、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一带;黎苗部族的活动区域大致在长江中游,相当于今天的河南中部和湖北、湖南一带。由于神农世衰,夏部族内部相互争斗,蚩尤率领他的81个兄弟及黎苗部族北上,侵入夏部族活动区域并自为炎帝,实施了残暴的统治。作为夏部族的一个分支,黄帝及其部族大致活动在今天的河南新郑一带,正处在黎苗部族北进的必经之路上,首先被迫卷入战争,也首先遭受蚩尤的暴虐统治。面对“兽身人语,铜头铁额”,使用先进金属兵器的黎苗部族,虽然黄帝“集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和魔法家于一身”,拥有非同一般的神性,但也只能率领其部族,并联合其他夏部族,以石为兵奋起抵抗了。这些散见于先秦古籍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描述,曲折地说明黄帝及夏部族无论是综合实力,还是装备水平,都远远落后于蚩尤及黎苗部族。
    既然敌强我弱,黄帝及夏部族只能以退为进,诱使蚩尤及黎苗部族大踏步向更北的区域挺进,陷入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产生从战争的后勤保障到兵士的生理适应等一系列问题,综合实力因此逐步递减。夏部族则由于退到了自己选定的作战区域,一般是本部族活动的核心地带,得到了更多本部族其他分支的支持,也更好地解决了后勤保障问题,运用战略战术的条件大幅改善,原有的劣势转化为优势,总体实力不断上升,黄帝及夏部族寻机通过决战一举击败蚩尤及黎苗部族的时机基本成熟。于是,双方在涿鹿展开会战。
    双方参战的规模已经无从考证了,唯独会战经过非常生动,极具神话色彩。与黄帝一样,蚩尤也具有非凡的神性,在战事胶着,胜负难分之际,“他张开大口,喷出滚滚浓雾,三日三夜不散”,使夏部族士兵迷失了方向,黄帝立马发明指南车,给本部族指明了方向。“蚩尤又向风神雨神求援,立即刮起倒山拔树的狂风,降下瀑布般的大雨”,大地一片汪洋,黄帝也当即“施展法力,召唤女神旱魃助阵”。由于她面目狰狞,眼睛生在头顶,头髮是一条条小蛇;尤其是法力无边,所到之处赤地千里、大旱三年,生物全都乾渴而死,帮助蚩尤的风神雨神见之落荒而逃,“霎时间风停雨住”,一片汪洋都不见。黄帝抓住战机,实施大规模反攻,蚩尤战死,黎苗部族大败,许多士兵投降,成为夏部族的奴隶,代表底层民众称谓的“黎民”由此产生,还有一部分黎苗部族士兵向长江以南败退,逐步演变为现今的黎族和苗族。
    此次会战史称涿鹿之战,黄帝因此被夏部族拥戴为“黄帝”,建立黄帝王朝,并随即乘战胜蚩尤的声威,大肆征讨四方,大大扩大了夏部族的活动和影响区域。不过,对于此次会战,后世的最大分歧在于涿鹿的地望问题。著名史学家钱穆和柏杨都认为,涿鹿大致在夏部族活动区域的腹地,位于黄河以北、汾水以南,很可能靠近现在的山西运城市;而三军大学编着的《中国历代战争史》则认为,发生大战的地方位于河北北部靠近北京的涿州市。由于涿州离黄帝及其部族主要活动区域河南新郑太远,而运城市一带正处于夏部族活动区域的核心,按退却的一方大都会退回自己的核心地带这一战争规律,会战无论如何不可能发生在涿州,发生在运城才更为合理、合适。由于谁也无法说服对方,双方只能观点各表并继续争论。
    不管在涿鹿的地望问题上如何争论,后世都一致认为,这场会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有影响也最负盛名的一场大战,基本的原因在于,正是由于黄帝的胜利,巩固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走向,由此逐步形成了华夏文明,否则,中华文化必然以黎苗文化为主干,走向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正是由于黄帝以退为进,实行积极防御,为以后的战争提供了难得的经验或案例,历代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无不从这裡汲取营养,开启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军事传统。因此,任何一部研究中国历史的着作,都无法绕开此次大战;任何一部中国战争史,都以此为研究的起点。从这些研究当中,今人可以认识和把握中华战争观的“基因”,其主要内容大致包括以下五端:
    战争是解决重大政治矛盾的最后和最有力工具。弱的一方要敢于通过战争,解决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平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地位、缺乏影响,盖源于此。
    总体战是进行战争、夺取胜利的根本前提。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天神”、“天意”尤其不可缺少,唯有进行总体战,才能确保自身的正义,并进而夺取最后的胜利,总体战因此成为中国战争史的常规,西方到二十世纪才从理论上发现它。
    积极防御是一种更有力的战争方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退却并不可耻,打破罎罎罐罐也不可怕,长此以往,导致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缺乏进攻的主动,长江以南尤其是珠江流域的华夏民族几乎丧失主动进攻的精神。
    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装备,而是正确的战争指导。有了它,弱势可以转化为优势,不利可以转化为有利,中国由此形成重政略战略,轻武器装备的传统。
    示弱是战略战术的本质特征。“装孙子”、“玩阴的”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孙子兵法》以此为基础横空出世、异峰突起,创造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奇特景观。
    以上五端,虽然不能说概括了中华战争观的全部特征,但构成了中华战争观的“基因”。由于它促成黄帝及夏部族在涿鹿之战中大获全胜,因而被后人不断发扬、光大,逐步成长为中华战争观的鲜明特征,使中国的军事理论相比于其他国家和民族明显地过于早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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