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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知青返程时留下了亲骨肉
2022年08月12日 03:35:53 作者:国际日报 来源:作者:乡村教师阿汤哥 字号 打印 关闭

在川汽厂附近一个社区,住着一名退休的陶阿婆,四十多年前是一名下乡知青,笔者对她进行采访后,她最大的遗憾是,返城把当年亲骨肉留在农村,下麵是她不堪回首的知青往事……

当年的女知青

01

我老家是重庆主城区人,1973年,我高中毕业,那年我刚17岁。

925日接到通知,通知我们这一批高中毕业的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时也不知道农村是什么状况,带着一种好奇心理和新鲜感前往农村。

我插队的是梁平县光明公社龙马大队第四生产队,我们一行人有十二个青年,七个男知青就分配到地处偏远一点的大队,我与另外四个女知青都分别分配在龙马大队不同的生产队落户。

到达公社那天,各个生产队都派人在那里等着,再由队长领回生产队进行安排。来领我回去的是四队的队长和他的小女儿。

我们从公社步行二十多里,到达队长家已接近黄昏,队长妻子已经做好了晚饭在门口迎接我的到来,同时还有队长的儿子。

队长一家有四口人,队长四十多岁,叫佐天其,我叫他佐伯;我直接称他的妻子为伯娘。佐队长的儿子佐方彬,大家叫他彬彬,他当时有十八岁,高中毕业后成为回乡青年;队长的女儿才十三岁,叫佐方玲,小名玲玲。

在佐队长家,那天晚上招待了我一顿丰盛的晚餐,为我接风洗尘,桌上唯一荤菜是一大盆炖鸡肉,除此之外就是土豆丝、南瓜、白菜、豆腐。他们一家吃的是米饭掺和红薯,他们怕我这城里人吃不惯红薯,特地给我一人盛了一碗白米饭,我当时也怪不好意思,其实我们在城里有时也吃红薯,偶尔吃还觉得味道不错。

于是我把那一碗白米饭与玲玲那碗红薯饭交换了一下,伯娘就给玲玲递了一个眼色,意思是不换,玲玲只好换回来。

我吃完了那碗米饭,彬彬又给我再盛一碗米饭,我马上说:“我还是吃红薯饭。”于是我到锅里去舀,锅里全是红薯,没想到一家人把米饭都留给我吃了。

在饭桌上,佐队长对我说:“小陶,你来我们这穷山沟里,都亏待你了,以后如果你愿意与我们一家人吃饭,就一直在我们家吃,如果你不习惯,你就住隔壁,可以单独做饭吃。”

我初来乍到,生产队也没有专门给知青住房,佐队长一家为我想得很周到,在他家的隔壁有一间石砖房,是他家的,他们单独收拾出来让我住。这间石砖房外面不大,里面有一张床和一张方形的桌子,屋里收拾得很乾净,房子外面的屋檐下有一个灶,也有一口水缸,水缸里装满了乾净的水。他们事先听说要来这儿的知青是男的,后来接到通知又是女知青,就特地为我把房间布置了一番。

我想到如果长期在队长家吃,一是怕麻烦人家,二是他又有一个比我刚好大一岁的儿子,为了避嫌,我选择了自己做饭吃。我一共在佐队长家吃了一周的饭,队长把口粮分给我后,我就单独开饭了。说是单独做饭,实际上也是他们一家在照顾,他们不是给我送来菜就是送来油盐,有时他们一家有好吃的,也经常邀请我与他们一起吃。

02

我来生产队休整了一周后,就开始与生产队的社员们一起上山干活。

那个年代,“农业学大寨”正搞得热火朝天,生产队把山坡上的空地开垦出来,通过放炮、人工用铁锤、钻子,把山上的石头凿掉运走,做成层层梯田。妇女们负责铲石土,装在竹篮筐里,由男人们挑走;再把坡上泥层厚的泥土运到这里来。

集体干活,劳动报酬是计工分,男人全劳力,记十分,妇女力气小,记七分,生产队分口粮就以计工分的多少来分配。那时劳动效率很低,大多数社员都是出工不出力,男人们挑上一两趟后就坐下来歇息抽烟;女人们就就纳鞋底。

我初次接触这样的体力劳动,也相当积极,没干多久,手就起了血泡,收工后,那血泡破了皮,很疼痛,也做不了饭,佐队长的儿子彬彬见这种情况,就给我送饭到房间让我吃。彬彬这人性格比较腼腆,像一个大姑娘一样,不怎么爱说话,给我送了东西后就走,从来没有停留一会儿。

第二天出工之前,佐队长对我说:“小陶,我们生产队集体干活,你干多干少没关系,再说你是城里来的,你即使不干,也没有谁会说你,你只要去一个人,工分照样记。”我明白了佐队长的意思,我只是点了点头说:“佐伯,我知道了。”

整个开垦梯田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仍然没有完工,冬天,生产队开始挖红薯、土豆,然后种小麦,没完工的梯田土石方要等到小麦种完了再去开垦。

冬天后,秋天收割后的稻谷基本上被吃完了,农村的主食便是红薯与土豆;我也不例外,每天靠吃红薯与土豆,这些食物吃多了就反胃,为了给身体增加能量,也没办法。往往这时,玲玲与彬彬经常往屋里送来大米,时不时地送一些蔬菜,我真的非常感激。

特别是彬彬,长期帮着我挑水,我的水缸总是满满的;他也长期帮我从山上弄些柴回来,我做饭也从来没有缺少柴。每当他做完这些,也不声不响地离开了。

彬彬长得个子高大,身体结实、强壮,有使不完的力气,在农村经过长期的劳动,整个人显得有点黑,眉宇间透着一股灵气,大大的眼睛,显得炯炯有神。我去他们生产队半年时间,与彬彬很少接触,语言交流很少,只是有时看到我做事时,他主动来帮忙,时不时地交流几句。

我从生产队分得小麦后,不知怎么做来吃。彬彬在家门磨麵粉,他家门前有一个石磨,他把小麦放在磨子上面的磨眼里,然后开始推动磨子,这样麵粉便出来了。他推完了磨子后,就来叫我:“陶知青,你的小麦拿来我帮你磨成麵粉吧!”

我看到这一大袋小麦,有点难为情说:“我自己磨吧。”彬彬笑着说:“哈哈!你肯定不会磨的,还是我来帮你。”我指那一大袋小麦对他说:“这一大袋小麦要磨多久呢?”

“先磨一些,够你吃一两天,吃完了再磨吧。”他把我那一大袋小麦捧了一部分出来说。

就这样,他推磨子,我把小麦放在磨眼里,他推起磨来轻鬆自若,我感觉到太新鲜了,我说:“我来试一试。”

“你肯定磨不了的。”彬彬打趣地说,然后把磨把手让交给了我。

我握着磨把手,使劲地推,无论我怎么使力,这磨子就是不旋转,看来推磨也还要技巧。

这时伯娘也从屋里出来,看到后责怪彬彬说:“你怎么让小陶推磨呢,她一城里的姑娘,见都没有见过。”

“伯娘,我看到彬彬哥推起来很轻鬆,我来试试。”我马上对伯娘解释说。

伯娘笑了笑说:“你的小麦,以后就让彬彬帮你磨成麵粉就行了,他有得是力气。”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03

我插队在这个生产队,在佐队长一家帮助下过得幸福,而其他几个女知青就不是这样了,她们过得艰苦些,时不时地来找我诉苦、流泪。特别是彬彬帮助,我省了很多事,挑水、砍柴、磨麵粉,我很少亲自动手过。

但有一次,正是春耕季节,彬彬是队上的主要劳动力,他要亲自赶着牛,扛着犁去犁田,犁田也是一个十分消耗体力的活。由于他忙,就没有帮我挑水了,我看水缸里的水几乎没有水了,我就亲自挑着水桶,到将近一里外的老井去挑水,而彬彬就在那老井附近赶着牛在犁田,他并没有看到我。

我来到井边,而井水离井面还有很深,我不知道什么打水,我用挑水的扁担上的绳索钩住桶上来的提把,把桶慢慢放在井下,结果桶脱离了钩掉进了井里了。

我急得不知怎么办,只有对着彬彬大叫,彬彬听到了,马上把牛停靠在田里,便来帮我,他看了半天说:“我只有下井里去了。”他便沿着井下的的梯坎一步一步攀着井壁下去,才把我的水桶拿上来。取上来后,他把放在井边的竹杆,用绳子套住水桶,这样慢慢把水桶放下去,再抓住竹杆,慢慢往上拉。

他干起来很轻鬆,但我干起来既不轻鬆,也很危险,可能不小心就会掉在井里。

彬彬帮我打好水,又亲自为我挑回去,再去耕田,他对我说:“以后挑水的这种活,你千万不要干,没有用水了,你叫我一声就行了。”打那时起,我对他感恩不尽。

彬彬高中毕业,算起来比我高两届,他家里的书还比较多,我时不时地到他家串门,还看到他在看书,也经常找他借书来看,晚上在马灯下看一些文学类的书籍。每当看完一本书,我们就探讨起书本上的内容来,这时彬彬才会侃侃而谈,说到激动时,他会手舞足蹈,像一个孩子似的。

彬彬高中时数理化都很好,与他交流时,他还随口把数学一些常用公式说出来,我亲自听他给我说空间几何本常用定理,球心和截面圆心的连线垂直于截面。他说记住一些数理化公式定理有好处,万一哪天可以参加考试,也花不了很多时间就更熟悉了。

彬彬平时一般沉默寡言,与我交流时就十分健谈,我们一起上山劳动,收工后,我们又一起回家。有时他还约我街上赶集,农村的集市在镇上,每到周日便是赶集的日子,农民们就在集市上进行交易,有时,我们也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与彬彬接触的时间久了,我们之间就更加熟悉,他也对我更加关怀,这样我难免对他产生好感。

经常在晚饭后,我主动请他到我宿舍里来聊天,开初怕院子的人说风凉话,还让他带上小妹玲玲来,后来玲玲见我们交谈的话题也插不上话,后来乾脆不来了。

那时候,知青是不准恋爱的,我们那时也不知道什么是恋爱,只觉得与彬彬在一起,有一种安全感,能消除寂寞感。因此,我与彬彬总在一起,那时正值妙龄的少男少女,很快成了恋人,难免有了肌肤之亲。

04

那时候我们年轻,有很多事情都不懂,从来没有采取安全措施,也没有考虑过后果。

我与彬彬之间的事,佐队长与伯娘应该知道,有一次无意中听伯娘对彬彬说:“你要离小陶远一点,人家是知青,做出什么不好的事,你要会被当作流氓、破坏上山下乡,被抓去判刑的。”当时彬彬吓得不得了,我听了也惊恐起来,我们不知道事情会有这么严重。

此后彬彬很少来我屋里了。但没过多久,我也到有妊娠反应了,噁心、呕吐,当时我并不知道,以为自己感冒或身体不舒服。再后来,每月的经期时,也不来了,肚子一天天觉得大起来了,我发觉不对劲,就把这事告诉了伯娘,伯娘听了愣了很久,突然哭了起来,开始怨起彬彬来了,说:造的什么孽啊!

那个年代,未婚先孕妇女会被千人骂万人唾的,特别我还是知青的身份,如果生了孩子,回城工作就更难了,首先政治审查这一关就过不了,这还是小事。

更大的事是当时的政策,彬彬难免会有牢狱之灾:这是对女知青耍流氓,罪大恶极,犯下不可赦免的罪。

佐队长也冷静下来,然后说对我说:“小陶,你肚子里的孩子绝对不能留,否则后患无穷。”伯娘也在一旁边惊恐的样子:“那怎么办呢?”佐队长很直爽地回答:“只有流产,把孩子拿掉。”

后来佐队长请来了大队的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摇了摇头说,他没有胆量做这个人流,不能保证大人的生命安全。佐队长又去谘询了一下镇上卫生院,镇上卫生院的负责人回答:“做人流要大队开证明,证明是你家儿媳妇愿意做人流才能做。”

这下佐队长也慌了,如果这事惊动了大队,那还了得,明明自己儿子没有讨媳妇,这岂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将自己儿子送进监狱不说,自己队长也可能撤职,牵扯到许多人。

一家人商量,别无选择,只能将孩子偷偷生下来,佐队长是一队之长,他说我生病了,在家休息,必须请病假,这肯定很容易的事。于是怀孕期间,我躲在屋子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特别是难受,有时听到外面说话声,忙躺在床上,生怕别人进屋看究竟。

1976年夏天,煎熬的日子过去了,伯娘当接生婆,孩子呱呱坠地了,我忍着疼痛,看着身边的儿子,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和生命的可贵。

月子刚过,就接过传来的通知,一些具备条件的知青可以返城了,我也在乡下呆了三年,其他条件都具备,就是怕未婚生子一事被暴露。我向佐队长与彬彬说出了自己想回城的打算,佐队长很开明,他说:“年轻人的发展前途,我们不能阻拦,毕竟农村太苦了,你来这三年,真的亏欠你太多了。”

“佐伯,不能这么说,但孩子一事,你一定要保密,否则……”我最担心是如果把我生孩子的事一捅了出去,我什么都完了。

我还没有说完,佐队长说:“小陶,你放心好了,我们不但要保密,孩子我们也会带好,他可是我孙子啊!”我要回城,彬彬也很支持我,我向他保证说:“过些日子我回来看你和孩子的。”

我离开时,连儿子的名字也没取,就交给他奶奶,偷偷地养起来,就像做贼似的。

就这样,带着生产队、大队、公社盖有公章的证明,证明我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干得好,也是清白,同时也带着一颗不安的心,回到城里。

05

我回到城里,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我的事,包括我父母,我更没有向他们透露半点消息,直到他们离世,他们也不知道女儿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回城不久,我被分配到一家国企的织布厂上班,第二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写信给彬彬,把这消息告诉他,可是一直没有收到他的回信。

有幸的是,我通过高考后,最后补录考上了一个中等专业技术学校。

就在第我上中专那一年夏天,我回家,父母对我说起一件事,说我插队的生产队有人找到家里来过,说佐队长父子在山上打石头时,被滚下的山石压死了。那人说佐队长妻子精神有些失常,生活困难,是否把孩子送到城里来,我父母认为那人一定搞错了,从来没听到女儿说过有孩子一事,那人只好离开了。

我听了后心理非常难过,但我只有忍着内心的痛,在父母面前矢口否认有这么一回事。

中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四川汽车制造厂当了一名技术员,那时,我还是想着儿子与彬彬,有时还偷偷的流泪,根本不敢把这段“丑事”说出来,怕被开除工作。

从此以后,我背着一个沉重的心里负担,一直担心儿子,有时上班也魂不守舍的,这样的日子过了很久。直到遇到后来的丈夫,我的心稍有平静,但我还是不敢对他提插队时有过一段婚史,怕影响我们的感情。

后来我与丈夫生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有了这两个孩子后,我把主要精力花在培养他们身上。两个孩子也争气,儿子考上了四川大学,女儿考云南理工大学,现在都参加工作了。

06

五年前,我老伴得癌症去世了,第二年,也就2018年,我想到梁平的那个儿子,我再回那个生产队了一趟。

那儿变化太大了,我根本找不到我曾经住个的房子,物非人也非,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与彬彬关系好的刘明。我向他打听有关佐队长及我儿子的下落,佐队长与彬彬确实是在1977年秋天双双遇难,伯娘承受不了压力,也在第二年前离世了,就不知道儿子的下落。

我找到佐队长的亲戚,询问我儿子的下落,亲戚说在伯娘去世的第二年,玲玲带孩子嫁到万州去了,但没有联系方式,我询问了一下大概地点,便乘车赶往万州。

经过几番的周折,我找到了玲玲,玲玲与她老伴接待了我,我完全认不出玲玲了,她与我一样,也是一个头髮花白的老太婆了。

当我问起儿子,她高兴地告诉我说:儿子航航现在在一所小学当校长了。

见到我儿子航航那一刻,我激动得抱头痛哭起来,我说:“妈妈对不起你。”

儿子也没有抱怨,他很开明地说:“这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不能怨你。”

儿子与儿媳都是老师,孙女也上高中了,他们一家人过得很幸福,我也很高兴。

最后儿子留我在他那里住了几天,我就回来了,航航多次打电话去他家度过晚年,想到自己从来没养育过他,心里内疚,在还能生活自理情况下,我也不想麻烦子女们。

(文章照片选自网上 口述:陶阿婆  整理:阿汤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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