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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的桑梓情深
2022年07月13日 10:30:40 作者:国际日报 蔡德贵 来源: 字号 打印 关闭

蔡德贵

(少年时代的季羡林)

季羡林出生在山东西北的临清,是在清廷即将分崩离析的宣统三年(1911年8月2日)。那一年,太和殿里的万岁爷还是个3岁的顽童,当时的他只会在摄政王的膝头上颤抖。

父亲季嗣廉有了儿子非常高兴,给他取名喜子,充分表达了喜悦的心情。因为辈分是宝字,大名叫季宝山。那时候,在偏僻闭塞的鲁西北,似乎没有受到时代浪潮的波及。人们还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只是动荡不安的局势,让他们生计日蹇,食不果腹,时时为饥寒而愁苦。季羡林的故乡叫康庄镇大官庄。“康庄”之名,有“康庄大道”之意,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康庄连“小康”也不可能。“大官庄”是因为出了一个“高官”,是季羡林的祖上,也就是一个县的教谕。这里是鲁西北最贫穷的地方,而尤以大官庄村南的季家最为贫苦。季家陷入过“贫富循环”的怪圈。季家早先寒素,兄弟7人曾结伴闯关东,却多数客死异乡,结局极为悲惨。只有叔父全身,而此时的叔父季嗣诚却在离开东北以前时来运转,用仅有的一元钱,偶然购买了湖北赈灾奖券,中了头奖而乍富。雇佣了一个小推车队伍,把不能取的银元兑换成制钱推回了临清。靠着这笔飞来的横财几千两银子,季家盖起堂皇高屋,购置带井良田60亩,一跃而成为大官庄的豪奢之家。但季嗣廉既不善理财,在当地有侠客之誉,素来豪爽,最是喜欢请人挥霍吃喝。他的“义气”声名远播四郊,慕名前来者络绎不绝,而他又一概来者不拒。很快,季家坐吃山空、重回败落,曾拥有的60多亩良田一亩亩地卖掉,最后全部易主他人,只剩下不到半亩的救命田,只能种一点绿豆等少量作物。季羡林陪伴母亲去摘绿豆的情景,一辈子抹不去。

生活艰辛,吃饭问题最大。鲁西北的广阔平原上,高粱种植在清初就超过其他作物。口感较差的高粱成为主食,昭示民食趋向恶化。返贫之后的季家,每日所食就是用红高粱面做的饼子。对小小的季羡林而言,白面粉做的饼子,是犹如龙肝凤髓般的美味。季羡林如果一直寄居乡间、终日为饥寒困苦,此生想必也就浑浑噩噩度过。但在6岁时,父亲的一个决定改变了他的命运。

弟弟季嗣诚膝下只有一女。父亲季嗣廉也知道儿子居乡,大概不会有什么出息,他同意弟弟的意见,把孩子过继给弟弟抚养。这是影响季羡林一生的决定。季嗣诚曾读过济南武备学堂,在黄河内务局工作过,眼界要开阔得多。

1917年春节前夕,瑟瑟寒风劲吹,大地萧然一片。不到6岁的季羡林在父亲陪伴下,骑着毛驴,走了两天,逶迤行到了济南。在这里,他头一次看到了城市模样,看到了山丘、看到了高楼。他虽年齿尚幼,却也知晓即将栖身一个陌生的家,心中惊奇惶恐交杂,一时难以名状。

初到济南,离开至亲,季羡林曾伤心得痛哭一夜。还未适应新生活,厄运就袭击了懵懂的乡村少年。看到叔父对亲生女儿秋妹偏心眼,秋妹穿着漂亮,自己的衣服寒酸,季羡林经常夜里哭啼。更因叔父一时疏忽,没有及时给季羡林接种牛痘,让他染上了天花。天花在当时是非常凶险的传染病。虽然经过几个月救治照料,季羡林虽然性命无虞,全身却留下麻子。这对季羡林早期性格影响很大。叔父后来督促他读书,他却因自卑而逃学,反而喜欢捉鸟抓虫,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正课不愿意学,稀奇古怪的书季羡林倒是读了不老少,什么《彭公案》《济公传》《施公案》《三侠五义》《西游》《封神演义》《说唐》《说岳》都看的很过瘾。日后享誉学界的国学大师,此时还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城市毕竟与乡村不同,叔父眼界到底高过父亲。季嗣诚虽没接受过正式教育,却靠自身毅力学会写作,还通晓不少古书典籍。他深知读书重要,对侄儿抱有很高期望,矢志培养他成才。他先送季羡林入私塾开蒙,跟随塾师学“三百千”(旧时启蒙读物《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后来又送他入山东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攻读。

当时的一师校长王祝晨兼任附小校长。王祝晨绰号“王大牛”,脾气虽然倔强,但思想新锐,眼界开阔,有“山东胡适”之名。他大刀阔斧在一师搞改革,引进新思想、倡导新理念,邀请国内外名师来办讲座。而在附小,王祝晨同样引风气之先,推行白话文、废弃文言文。一师附小里的孩子,不用念深奥晦涩的文言文,代之以简明晓畅的白话文。季羡林虽对王祝晨的主张一知半解,却欣喜课本少了“之乎者也”的古文,多了“幽默有趣”的故事。但不久,思想保守的叔父发现,附小的课本居然有阿拉伯的骆驼会说话的“荒唐”事,一怒之下竟将季羡林迅速转学至新育小学。

这个学校靠近南圩子墙,校园很空阔,树木很多。花草茂密,景色算是秀丽的。在用木架子支撑起来的一座柴门上面,悬着一块木匾,上面刻着四个字“循规蹈矩”。他当时并不懂这四个字的涵义,只觉得笔划多得好玩而已。于是就天天从这个木匾下出出进进,上学,游戏。当时立匾者的用心到了后来他才了解,无非是想让小学生规规矩矩做好孩子而已。但是用了四个古怪的字,小孩子谁也不懂,结果形同虚设,多此一举。季羡林对新育小学老师的印象,并不算好。不管是沙着声念古文的语文老师,还是讲数学的老师,都是年老又装着威严的老师,这自然引不起他的兴趣。上课的时候,他和其他顽皮的孩子一样,用小刀在桌子上刻花,在书本上画小人头。课堂上没有兴趣,便用课后来弥补。一下课,季羡林便随了几个小同伴,飞跑到离学校不远的一个小池子边上,去捉蝴蝶,或者去拣小石头子打水漂玩。季羡林整个幼小的心灵,也便倾注在蝴蝶的彩色翅膀上和小石头子的螺旋似的花纹里了。季羡林的班主任姓李,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在学生的眼里诚恳忠厚,朴实无华。他从来也不训斥学生,说话总是和颜悦色,让孩子们感到很亲切。他教的课很多,连劳动也和学生们在一起。他带着学生们到一个大圆池子旁边去种菜,芸豆、辣椒、茄子都种了。一直到现在,季羡林还把去种菜的那一天当作自己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李老师开始教英语,他教学生认字母,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说英文字母f就像一只大马蜂,两头长,中间粗。这个比喻,季羡林现在还记得。

语文课的教科书上有一些寓言故事,他觉得蛮有趣味。有一篇写乞丐的文章,说一个乞丐要满了一罐子残羹剩饭,便对着罐子幻想起来:怎样卖掉这些残羹剩饭,怎样用赚来的钱买成鸡,鸡又怎么样下蛋,鸡蛋又怎样孵出小鸡,小鸡又换成了马牛羊,终于成了一个大富翁,娶了太太,生了孩子。乞丐越想越高兴,不禁手舞足蹈。在狂欢之余,猛然一抬脚,把个罐子踢了个粉碎……这样的故事,季羡林当然觉得好玩,类似的故事在韦居安的《梅礀诗话》、江盈科的《雪涛小说》和《苏东坡诗注》等书里都有记载。后来季羡林研究了印度文化,才知道这些故事的源头在印度,《嘉言集·和平篇》和《五卷书》的第七个故事就是源头。 当时,他非常害怕文言作文,好像有语言障碍,而且最难的是不知怎样开头。老师的作文题写到黑板上,季羡林立即在作文本上写上“人生于世”四个字,然后就穷了词,再也不知道写什么了,憋好久才能憋出一篇文章来。有一次,他实在憋不出来了,就在不知什么书上抄了一段话:“空气受热而上升,他处空气来补其缺,遂流动而成风。”因为句子通顺,被老师表扬了一番。后来季羡林一想起此事总感到羞愧有加,下决心再也不剽窃别人的文字,从那以后没有剽窃过任何人的文字。有一年秋天,学校组织全校学生游开元寺。回校后,出了一个作文题目《游开元寺记》,举行全校作文比赛,把最好的文章张贴在教室西头走廊的墙壁上。前三名是曹州三位姓李的同学所得。第一名作文后面老师的评语是“颇有欧苏真气”。季羡林也榜上有名,但却在八九名之后了。学校里有趣的地方,是一个设在一间幽暗小屋的图书室。每天过午下了课,季羡林就往那里跑。这小屋的力量,甚至于大过外面这花的世界。当时在这小屋里读的,是些封面很美丽,里面插图的色彩也很鲜艳的儿童读物。除此以外,课堂生活实在乏味,季羡林在学校里,感兴趣的自然不是听课,而仍然是捉蝴蝶,找石子。

第二年,春天将尽,夏天又要来了。季羡林的心情微微起了点变化,总感到有点轻微的不满足。学校里在桌上刻花、在书本上画人头,已经腻烦了;沙着声念古文的老师,更让他讨厌得不可名状;老实的中年人,不管说什么荒唐话,再也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渴望着有一个新的天堂。

在新育小学时,季羡林是一个非常外向的学生。他喜欢打架,欺负别人,也经常被别人期负。他的小学同学李长之说,他打架的时候,抱着双拳闭着眼睛的样子,是十分滑稽的。叔父的管教仍然很严,《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他都认为是“闲书”,绝对禁止看。但叔父越管得严,反而越触发了季羡林的逆反心理,偏要拗着劲去看这些“闲书”。不少旧小说,包括《金瓶梅》《西厢记》等几十种,他都偷着看了个遍。有时候,是放学后不回家,躲在砖瓦堆里看;有时候,是在被窝里用手电照着看;有时候,在家里也看,但这可得使点心计:他书桌下面有一个盛白面的大缸,上面盖着一个用高粱秆编成的“盖垫”。他坐在桌旁,桌上摆着四书,看的却是闲书。冷不防叔父闯进来,他赶忙掀起盖垫,把闲书往里一推,嘴里又念起“子曰”、“诗云”来。他看闲书入迷,看《彭公案》之类的武侠小说,便一心想当绿林好汉。武侠小说给他描绘了一个新奇的世界,一个人会凭空上屋,飞檐走壁;一张嘴,会吐出一道白光,敌人的头就在这白光里掉落下来。这样的神奇天地,自然是蝴蝶翅膀和小石子的花纹里找不到的。新的世界挑起了季羡林的求知欲。 最初读这些武侠小说,有许多不认识的字。但求知欲刺激他继续看下去,通过书中的插图,去明了书中的含意。为了读这些小说,季羡林开始逃学。有时候,整整一个下午,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去读小说。黄昏时分,装着放学回家的样子回家去,红着脸对付叔父和婶母的询问,而脑子里仍然满装着剑仙剑侠之流飞腾的影子。晚上,也睡不深沉,梦中也能见到武侠的影子,巴不得天快亮。看到窗纸上微微有白光在晃动,王妈起来纺线,季羡林便悄悄地拿一本武侠小说,就着王妈纺线的灯光,瞅着一行行蚂蚁似的小字。瞅着瞅着,小字也就像蚂蚁似的活动起来。小朋友们告诉他,光这样想是不行的,还得苦练。他于是学着打铁沙掌,学练隔山打牛。他把手不停地向盛着大米或绿豆的缸里插,插到整个手都麻木了,抽出手来一看,指甲与肉连着的地方,已经磨出了血。他还在帐子顶上,悬上一个纸球,每天早晨起床之前,先向空中打上一百掌。倘若能把纸球打动,据说就能百步打人了。可是功夫不见有什么长进,手往大米或绿豆里插,流着血疼痛得不能再练;纸球打来打去,也不见球能微微地动一动。季羡林心里想,这剑仙剑侠看样子也不好当。又听别人说,这剑仙剑侠一类的神人,只有古时候有,现在不会再有了。做剑仙剑侠不成,可也不能放弃雄心壮志,绿林好汉总还是要向往的。

在新育小学,季羡林就这样过得平平常常,平淡无奇。他不用功,玩的时候多,念书的时候少。他欣赏的是旧日一首诗:“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迟迟正好眠,秋有蚊虫冬有雪,收拾书包好过年。”学习没有什么动力,三年小学没有什么拔尖的成绩,考过两个甲等第三(只设三名甲等),两个乙等第一,还可以算是上等生,如此而已。但是在这里意外的收获也有,这就是从这个学校开始学英语。当时的正规小学并不设英语课,季羡林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上课多是在晚上。对于季羡林来说,外语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东西。他当时认为,中国的方块字是天经地义,不用方块字,只写一些弯弯曲曲像蚯蚓爬过的痕迹一样的东西,居然也能发出声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事实上,当时学习英语的时间并不长,学的东西自然也不多。26个字母学完之后,又学了一些单词,还多少学了点语法。当时最让他伤脑筋的是所谓“动词”,to be和have一点也没有动的意思,为什么竟然叫动词呢?他问老师,老师说不清楚,其他人也说不清楚。后来,他才弄明白,把英文verb(拉丁文verbum)译为“动词”是不够确切的,容易给初学英语的孩子造成误会。

奇怪的是,每次去学校参加晚上举办的英语学习,总有一种非常好的感觉。每次走过学校,眼前总有一团零乱的花影,是绛紫色的芍药花。原来在新育小学校长办公室前的院子里,有几个花畦。春天一到,芍药盛开,都是绛紫色的花朵。白天走过的时候,紫花绿叶,那是很分明的。可到了晚上,英文课结束了,再走过这个院子,紫花与绿叶已化为一个颜色,朦朦胧胧的一堆一团,可白天的印象还在,所以觉得它们的花叶还是分明的。夜晚的朦胧,更增加了花影的神秘,但鼻子闻到的花香,确然证明着花的存在,于是这样的印记便永远留在了脑海里。季羡林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这一幅情景伴随了我一生,只要是一想起学习英文,这一幅美妙无比的情景就浮现到眼前来,带给我无量的幸福与快乐。”从初学英语开始,就有了这样一种好感觉。扩大到其他外文的学习,他可能也闻到了这种芍药花的香味,难怪他后来学习外语一发而不可收拾,原来都是芍药仙子陪伴他的结果。看来,学习一种东西,兴趣是相当要紧的,有了兴趣,就有了动力,动力就是芍药仙子。

小学毕业,没信心报好的中学,季羡林只能入正谊中学。当时济南有“破正谊,烂育英”之说,可见这所中学的水平了。但校长鞠思敏作为一个著名的爱国者,深得学生的爱戴。正谊中学虽“破”,但新生入学考试居然考了英语。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是由于小学学的这一点英语知识,使他报考中学时沾了半年光。英语考试出的题目是汉语译英语,只有一句话:“我新得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可是有些字我不认得。”季羡林把它翻译出来了,但当时不知道“已经”这个词的英文译法,所以把他也苦恼了很长时间。结果,季羡林被录取,而且不是新生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

正谊中学虽有“破”名,但学校环境异常优美,背靠大明湖,一条清溪流经校舍。到了夏天,杨柳参天,蝉声满园,后面又有万顷苇绿,十里荷香,不啻人间仙境。优美的学习环境并没有刺激起季羡林的上进心,他学习依然不努力,成绩倒也不坏,总是徘徊在甲等后几名、乙等前几名之间,属于上中水平。在这里,继续学习英语。英语列入正式课程,英文老师则时有更换。

初中毕业是在春天,只得在这里又念了半年高中。教英文的郑又桥老师,是南方人,英文水平很高,发音很好,教学又努力。只是他抽鸦片烟,早晨起得很晚,往往上课铃响了,还不到教室来,班长只得去他的住处催请。学生们写的英语作文,他很少改动,而是一笔勾销,自己重写一遍。用力之勤苦,是可以想见的。郑又桥老师教英文有自己的特点。季羡林写道:“郑老师教书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改作文上。别的同学的作文本我没有注意,我自己的作文,则是郑老师一字不改,而是根据我的原意另外写一篇。现在回想起来,这有很大的好处。”什么好处呢?自己写的是“中国式的英文”,郑老师改写的是“地道的英文”,细心对比就能悟到许多东西,“简直可以说是一把开门的钥匙”。

对这位老师,季羡林印象颇好,后来还常说,从那以后,自己学习英语又同美丽的校园和一位古怪的老师联在一起,也算是一种美丽的回忆了。

正谊中学的正式课程,有国文、英语、数学、物理、生物、地理、历史。国文课主要是念《古文观止》——类的书,要求学生们背诵。英语课念《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等等。国文课连写作文也要求用文言,英语也布置写作文。这些课程季羡林除了英语,对其他的兴趣都一般,只是对小说的兴趣越来越浓。《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说唐》《说岳》《济公传》《彭公案》《三侠五义》《玉历至宝钞》等等,都读了不老少。《西厢记》《金瓶梅》一类的书也都看,只是对《红楼梦》还是不喜欢。小说之外,他读过宗白华的《三叶集》。

除了在学校上课,每天晚上还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语。校长冯鹏展是广东人,说一口蓝青官话。他的房子大得很,前面的一进院子学社占用,有四五间教室,按年级分班。后面的大院子,则是他全家的住处。冯老师最喜欢养蛐蛐,经常不惜重金,购买良种,斗起蛐蛐来,舍得下很大的赌注。季羡林也喜欢玩蛐蛐,只是没有钱买良种,便约几个同院的大孩子到荒山野外蔓草丛中去捉,捉到一只好蛐蛐,欣喜若狂。但季羡林不敢去赌,只不过随便玩玩而已。由此,他和冯老师引为同道。教英文的老师除冯老师,还有钮威如、陈鹤巢两位老师。钮老师满脸胡子,身体肥胖,用英语教历史。陈老师则是翩翩公子,注重衣饰,穿得很漂亮。这些老师英文水平都很高,教学也努力,使他学到不少东西。《纳氏文法》(Nesfield的文法)因为艰深,学得很费劲,因而孩子们也非常崇拜,学到了内容丰富的语法。只是到后来,才知道这本文法是英国人专门写出来供殖民地人民学习英文之用的。为弥补学校的不足,叔父不仅精心编选了一本《课侄选文》,而且经常亲自讲解授课。在完成学校正课外,季羡林还要参加古文学习班,学《左传》《战国策》和《史记》。英文课每日课业很重,季羡林经常要到晚上10点才能回家。但他如饥似渴收获知识,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半年后季羡林吉星高照,转入刚成立的山东大学附属中学。

当时任山东大学校长是清末状元王寿彭,他出任袁世凯、黎元洪秘书多年,当时还兼任山东省教育厅长。他为了勉励学子求学热情,曾当众承诺:如果有学生能连续两学期拿到甲等第一名且平均分超过九十五分,自己就为他题写字帖和扇面。王寿彭古文功底扎实,书法也名冠当时,更是前朝“文曲星”,学生们自然趋之若鹜。季羡林的“虚荣心”一下子被吸引到了学习上。季羡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时候称是虚荣心,有时称之为荣誉感,反正都逃不脱一个荣字。

季羡林努力攻读,真的连续四个学期成绩超过95分,位列甲等第一名。不久,王寿彭兑现此前承诺。他为季羡林题写了一副“才华舒展临风锦,意气昂藏出岫云”的对联,题头是“羡林老弟雅察”。王寿彭题写的扇子面是把清代诗人厉鹗的一首诗恭录在上面赠给季羡林:“净几单床月上初,主人对客似僧庐。春来预作看花约,贫去宜求种树书。隔巷旧游成结托,十年豪气早消除。依然不坠风流处,五亩园开手剪蔬。”在扇面末端,王寿彭题写:“录《樊榭山房诗》,丁卯夏五,羡林老弟正,王寿彭。”称年纪轻轻的季羡林为“老弟”,晚清状元的肯定褒奖,令季羡林受宠若惊。为了维持这份“荣誉感”,他完全放弃了玩乐,将全部心思放在学习上。季羡林后来深情回忆:“王状元的这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对我的影响万分巨大,这看似出人意料,实际上却在意料之中,虚荣心恐怕人人都有一点的,我自问自己的虚荣心不比任何人小……”王状元官拜厅长,“再加上状元这一个吓人的光环,因此他的墨宝就极具经济价值和荣誉意义,很不容易得到的”。状元墨宝揽在怀中,季羡林心花怒放。他认为,这一表彰改变了他的一生。他本来是一条“小蛇”,表彰过后,虽然难说马上由蛇变龙,但是,“也不再会是一条平庸的小蛇了”。

求学之路虽有欣喜,却也坎坷不断。1928年,日军为了阻止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出兵占领济南,并制造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时局动荡下,山大附中也被迫停办,季羡林停学一年。在济南大街上,季羡林曾遭到日本士兵盘查,被怀疑为反日者,他因机警而脱身。

1929年,18岁的季羡林开始了自己执业终生的写作生涯,他从这一年的2月7日,离春节还有两天,在天津《益世报》上初试笔锋,用两个笔名鲁塞和希逋发表了《文明人的公理》的小说,讨伐在济南横行霸道的日本入侵者,此后连载4次。为这个春节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喜庆。这是季羡林到济南以后最高兴的一个春节。接着又在《益世报》用希逋的笔名发表《医学士》小说,连载4次,继续声讨入侵者。再发表《观剧》连载6次。季羡林一年中斩获了小说家、作家的称号,令同学们羡慕不已。

不久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成立,原来山大附中的学生自动转入该校,季羡林得以继续学业。

先后在两个高中读书,接受了名师王崑玉、董秋芳、胡也频等恩师的教诲,季羡林开始长大。季羡林成为山东大学附设高中的高才生,而促使他成为高才生的恩师就是王崑玉。季羡林说:“记得我的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完全出我意料,这篇作文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我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高中毕业后,季羡林一时间无所适从,看不清未来的方向。叔父一度想让他谋取一个铁饭碗,养家糊口,回报家人。但他虽然报考邮政局,却不幸名落孙山。走投无路之下,他想到了报考大学。

季羡林和同学结伴来到北平,他选了最好的两所大学报考。当年清华国文试题是“梦游清华园记”。学生基本都没来过北京,更别提游览清华园,所以只能凭借幻想腾飞,依靠文笔驰骋,杜撰一篇文章。季羡林文字功底扎实,写得倒是非常顺手。相较清华试题“四平八稳”,北大国文试题“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则让考生们手足无措。英文试题更加奇特,除了作文试题外,加一段汉译英。题目是南唐后主李煜《清平乐》词的上半阕,“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对一般高中生来说,即使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也颇有难度。成绩张榜公布,季羡林同时被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录取,一时传为佳话。季羡林体会到“金榜题名时”的快乐。因为希望能出国“镀金”,他选择了出国更便利的清华。

大学期间,季羡林选的是西洋文学系。西洋文学系教授多是外国人,上课都用英文教学。课程有欧洲文学史、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莎士比亚、西洋通史等。

叶公超教授的基础英文课,让季羡林大开眼界。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谈及叶公超教材用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小说《傲慢与偏见》,教法更是离奇罕见。叶公超既不讲授,也不解释,只是按学生座次从第一排右手起,要求每人念一段小说原文。学生念到某处,叶公超会喊“stop”。此时叶公超会问“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邻座学生继续念下去。有一次,有同学提出疑问。而叶公超的回应则是狮子怒吼:“查字典去!”全堂愕然肃然,再也没人提问题。

季羡林接着选择主修德文。德文专业有三位教授,其中两位德国人、一位中国人。不过吊诡的是,虽是德文课,中国老师却说汉语,德国老师说英语。所以季羡林虽然学了四年德语,却只是个能阅读而无法听说的“聋哑德语”。因为教学方法奇异,必修课中几乎没有一门让学生满意。季羡林印象最深的,是自己选修和旁听的朱光潜“文艺心理学”、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这两门课可以说让季羡林受益终身,影响着他的学术方向。”

朱光潜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在清华大学兼职授课。那时,季羡林因为母亲过世,心绪非常低落。一开始他听得糊里糊涂,直到后来才抛下忧伤,认真听课。朱光潜介绍了欧洲心理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许多新理论,令季羡林受益匪浅。后来季羡林在《悼念朱光潜先生》中道:“当时我就感觉到,这一门课非同凡响,是我最满意的一门课,比那些英、美、法、德等国来的外籍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能比的程度……”

陈寅恪开设“佛经翻译文学”,对季羡林影响同样巨大。季羡林虽然只是旁听,却成为他从事佛教史、佛教梵语研究的缘起。陈寅恪课程所用参考书是《六祖坛经》。为了找到它,季羡林曾专门到寺庙淘书。陈寅恪讲课先在黑板写材料,然后根据材料解释、考证、分析、综合。陈寅恪分析材料细如毫发,如剥竹笋,愈剥愈细,愈剥愈深。但他从不武断下结论,不歪曲材料,不断章取义。陈寅恪事无巨细的分析和严谨的作风,对季羡林的影响至深。1945年,陈寅恪因医治眼疾赴英国任教。人在德国的季羡林得知后,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汇报自己十年来学习情况,并将他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上。没想到,陈寅恪很快给他回信,而且也是一封长信。陈寅恪告诉季羡林,自己不久将回国,并拟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等推荐他前往任教。季羡林喜出望外,立即回信表示感谢。

季羡林早年勤于求学,而在人生暮年,仍勤于治学,频结硕果。这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学习的地方,季羡林从一个单词、一纸残卷,引出一部七十多万字的《糖史》,足见他勤于思考,勤于研究。季羡林不是自然科学家,对科技来说也算是个门外汉。他也直率地说:“我写《糖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

其实早在1930年代,季羡林在德国学习梵文时,便注意到一个有趣现象:欧美许多国家语言中,表示“糖”的单词,都是外来语,而其根源则是梵文。到1981年,一张曾被法国学者伯希和带走的敦煌残卷,辗转到了季羡林手中。这张残卷的奇特之处,在于纸张背面所记录,并非是佛经典故。敦煌残卷一般都是佛经抄录本,这份残卷却记录了与佛经截然不同的文字。残卷字数不过数百,字迹基本清楚,但有错别字,也漏写了一些字,其中有不少难解之处,很难通读其意。季羡林对残卷爱不释手,甚至到了昼思夜想的地步。他通过不断咀嚼体会,逐渐认识到:残卷释读关键在“煞割令”这个怪词上。如果这个词能成功解读,通篇文字就焕然冰释。

掌握了比较语言学的季羡林很快破解,“煞割令”是英文的Sugar,就是梵文中的“糖”。季羡林顺着这条线一路解读,所有疑难迎刃而解。他立刻撰写《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文章解读了这张敦煌残卷的内容,原来是一篇介绍制糖的科技文献:其中有印度的甘蔗种类;造糖法与糖的种类;造煞割令(石蜜)法;沙糖与煞割令的区别;甘蔗酿酒;甘蔗种植法等。季羡林从这张敦煌残卷线索,通过大量考证,得出确凿结论:中国早就知道甘蔗,而且甘蔗制糖技术也早就有所发展,但起初制作技术不如印度精美。所以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遣使者赴印度学习制糖技术。经过中国匠人实验改进,所造糖“色味逾西域远甚”,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此后,季羡林详细搜集有关“糖”的传播资料,了解背后的文化交流。1993到1994年,季羡林天天泡在北大图书馆里,查阅中国古籍和国外资料,把有关“糖”的资料挑选出来,再进行分析研究,最后撰写出八十多万字的《糖史》。《糖史》用大量事实描绘了古代文化交流史。其中《糖史·国内篇》,他选用资料就包括正史、杂史、辞书、类书等十九种。季羡林自述道:“我拼搏了将近两年,我没作过详细统计,不知道自己究竟翻了多少书,但估计恐怕要有几十万页。”

季羡林先生晚年,我给他做口述史,75次“口述历史”,其中有9次是回故乡临清的回忆。

季羡林6岁离开父母到济南投奔叔父,此一去即是三年。9岁时他为奔大奶奶丧事,第一次回到临清老家。大奶奶的亲孙夭折得早,对季羡林视若己出,百般宠溺。季羡林有时喊上一声“奶奶”,她就把手伸进宽大袖子,掏出半个馒头。这对季羡林来说,绝对是最高级的物质享受。

1925年,正在济南上中学的季羡林第二次回家乡看望病重的父亲。此前,父亲生活多靠叔父接济,常来济南看望季羡林。两人同住北屋,有时还同睡一张床。父子虽然相隔疏远,却皆有思念之心。为了医治父亲,他亲自赶着牛车请医生、送大夫,却仍然没有等来父亲的好转。不久父亲亡故,季羡林第三次回临清奔丧。

1933年,在清华读书的季羡林收到“母病危归”电报。他心急如焚,忐忑不安,急忙向学校请假,连夜坐火车往家赶。待到叔父家中才知晓,母亲已过世。他一度万念俱灰,躺在床上哭了一天,水米不沾。当天深夜,他为母亲守灵,心中满是凄苦。

因为父母亡故,季羡林许久没回故乡。到了1973年,季羡林渐觉身躯老迈,非常思念家乡,遂携家眷返乡。当时交通不便,通行状况恶劣,乡亲们为他准备了地排车和自行车。季羡林骑自行车从县城赶回官庄。他一路感慨地说:“别人都说近乡情更怯,我回到老家一点都不感到陌生,就好像没有离开过一样。”后来他又数次返乡,每每感慨不已。

1999年,济南趵突泉的李清照纪念堂扩建时,有人给季羡林写信,希望他为纪念堂提供点睛之笔。季羡林致信说:接奉大札,极为踟蹰,我既非书法家,楹联更非行长,但既为鲁人,自以李清照为骄,桑梓情深,嘉命难却,遂决心献丑。今将楹联寄上,如以为可用,则用之,否则投偌字纸篓中可矣。这就是易安故居门前的楹联“清音万代名泉漱玉,独步千秋居士易安”,为纪念堂增辉了。

2001年,90岁的季羡林从北京乘火车回到临清,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季羡林来到父母坟前,执意给父母磕头,并告慰母亲:“我以后一定回来陪你。”季羡林喜欢济南的特色小吃油旋,他看到油旋,总是很高兴,因为让他想起了第二故乡济南。季羡林对故乡几乎是有求必应,倾注了深厚乡情。季羡林在他临终前一天的晚上,2009年7月10日晚上,还题写了5幅字,其中有三幅是专门给山东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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