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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家庄琐记(一)
2022年06月27日 06:26:50 作者: 李子壮 来源: 字号 打印 关闭

延川县有个清平川,清平川中部有个关家庄。19691月我们21位知识青年在这里插队。到目前为止,21人中出了两个名人:一位是孙立哲,是当时闻名全国的赤脚医生,现在美国,在那里闻不闻名尚不知道;一位是史铁生,现为作家,现在每天“坐”在家中—因为他已经由于高位截瘫而永远站不起来了。但此篇绝不想为这二位“英雄”写传,因为伟大无非是对历史的省略,而我想写的,却恰恰是省略的那一部分,故称“琐记”。

 

“民以食为天” 

 

插队第一年,我刚年满15岁。关家庄1968年日工值不过一毛二分,口粮不足三百斤,吃麸咽糠尚不足果腹。一下来了21个不知会不会干活,但肯定会吃饭的学生,谁会欢迎?可怜这批学生娃,满口反修防修,不知道吃饭才是第一位的。

但我们很快就懂得了“食为天”这个真理了。当懂得这个真理以后,第一个牺牲品就是我们养的那口猪。那是一只花15块钱买的克郎子,养了不到三个月我们的肚子就认为它已经肥了,一刀下去,只杀了34斤肉。第二口猪勉强熬过了四个月,又被我们杀了,杀了56斤肉。这些肉在我们十个大小伙子和闻香而来的知青们的努力下,每次只吃了两天就光了。我们又开始了那种“钱钱”饭加窝头的生活。

更使我们头痛的事情是推磨。陕北过去有句贬人的话,叫“看你闲得像个驴似的”,但那几年,队里最闲不住的就是驴。由于队里的驴太少,我们就很潇洒的当“驴”了。每月男生全体出动推四天磨,把原粮变成面粉。但一逢下雨,粮食便“捂”了,于是得啃一个月带霉味的窝头。我们推磨是有收音机伴奏的,在当时成为关家庄的一大奇观。第二年,我们终于发现在推磨问题上人与驴的差距是难以弥补的,于是队里花13块钱买了一头老驴供我们专用。从此,我们找到了一条最经济的路,即花十几块钱买头老驴,使用一年,死了再买。

凭心而论,在吃饭问题上,的确该给我们村的女生立一块碑。虽然她们和我们一样患有不愿做饭,只愿革命的“时代病”,并且第一年因此而和男生分灶了,但当第二年合灶后我们便发现,她们吃的甚少,干得颇多,体态也违反投入产出法则而日趋丰盈。从一个长过程看,柔能克刚的确是人间至理,在陕北,没有女生,男生吃饱肚子是不可想象的。

我第一次回北京时,到家包子已熟,但尚未开饭。我在一家五口人的注视下,把全家中饭(也许还有一点晚饭)的包子吃得只剩了一个,然后才告诉家人,我已经吃饱了。而家里只得再去做饭。当时一位高中生曾感叹道:“过去看《水浒》,对武松的饭量颇有疑问,现在我信了。”因为他如果甩开腮帮子,是不会比武松逊色的。

 

“公家儿的”

 

“公家儿的”是延安老百姓对知识青年的一种称呼,其含义大约是你们是公家的儿子,和我们不一样,迟早要走的,是有人管的等等。这和民间的许多概括一样,大都是只可意会,不可深究的。

在陕北插队知识青年有一个特殊性,即是老三届中最后一批,也是最苦的一批插队生,余者大都留京就业了。这就形成了插队知青的思想动荡,这种动荡首先表现为知青的自相“残杀”。当时只要逢集,在集上就可以看到一帮一伙手提棍棒的知青,在那里晃来晃去。不抢老百姓,专劫知青,走过来就是“哥们儿危了,拆达拆达”。倒也不多抢,块儿八毛就行。厉害的也有,一伙人闯入其他知青点提了母鸡就走,说是借去下两个蛋。这些人谈不上无恶不作,但实在是混得出奇。但到了第二年(1970年),形势大变,变成天下知青是一家了。萍水相逢,便解囊相助,一人有难,大家支援。车站买票,前面只要有一个知青,所有知青都等于有票了。自相残杀到底不如抱团取暖好。这种关系有人一直保持到现在。

我们村的知识青年由于书读得太多,不会打架,故老百姓口碑不错,但总感到我们比他们“性残”。我在山上看见一只蚱蜢,立刻用镢头就把它打死了,老乡就说我:“这也是生灵,你打它做甚?”我说:“这是害虫,除恶务净你不知道吗?”这位老乡的回答竟是:“天底下的万物就是靠老百姓养着咧!”

知青在老乡眼中变成了研究对象之后,就发生了许多问号。首先是衣服。插队知青多从家里拿了些大人的旧衣服去穿,以防“脱离群众”,体现艰苦朴素,不知老乡就是解不下(不懂):“咋这破?城里是不是有做破衣服的?”弄得我们哭笑不得。

还有一件使老乡不明白的就是学习。老乡们常议论说:“这把子公家儿的成天老看老写不知有甚用,也不怕费灯油。”当时知识青年中许多人学习刻苦,纵览中外名着者有之,苦读高等数学者有之,怀揣《唐诗一百首》边赶驴边背者有之,洋洋洒洒直抒胸臆者有之,还有带着油印机下乡出刊物小报的呢。

陕西有句话,叫做“饱吹饿唱”。当时唱《外国民歌二百首》及《续集》成了一种风气,东西方文化在20世纪70年代就在陕北交汇,以至于连本村的瘸子都唱起“红莓花儿开”,并带有一点信天游的味道。知青中还有自己作曲的,但多数还是原曲改词,如把电影《红旗渠》插曲重新填词:过一天,如同过一年,望不尽的黄土山,72条羊肠小路,我一步步往上攀;昨夜晚,我梦见,妈妈来到我身边,仔细地看着孩子的脸,泪水就挂在胸前……

当然,苍凉之歌并非无奋发之气,陕西老百姓对知青在受苦方面的表现还是满意的。陕北人称劳动为“受苦”,农民自称为“受苦人”,干重活了叫做“苦重”。知青大都有股锐气,但远不如老百姓的韧劲大,所以,豁出来的就显得比老百姓能吃苦。譬如挑粪上山,老百姓是挑两挑,歇一歇,要走都走,要歇都歇,我最烦此事,所以总愿和队长说好,这一下午到底挑多少担,中午不睡挑完我就回窑了。老百姓的理论是“山高怕的慢汉摇”,知青的理论是干完拉倒。但只要能受苦,便在老百姓眼里是好样的,就能得到认同。

陕北老百姓和知青处久了,就开始发挥知青的“优长”了。老百姓发现知青最大的特点是不怕得罪人,既不怕得罪干部,又不怕得罪“强人”。于是凡遇到要得罪人的事,就让知青去干,比如“吆猪”、“照枣”等等。这类活轻,只要把从家里跑出来的猪吆回去就行,但要罚粮一升,或罚工分。我干过一阵这类工作,大约属于城市里戴袖标的“城管”或“吐痰罚款”类吧。每当我拿着棍子出现时,村里就响起一片唤猪声。由于庄稼是队里的,而猪是自己的,大凡心眼较多的婆姨们,总要把猪放出去吃点“公食”,就像城里人拿公家点信封信纸似的。陕北婆姨唤猪声极长并有曲折,结尾时一律高音。我初逢此景,觉得颇像电影中鬼子进村时的情景,不免有些沮丧,但久而久之,倒进入了什么“绕梁三日而不绝”的佳境了。罚没过程一般是简单的,偶尔有些冲突,但不严重。扣工分是可以接受的处罚,要拿粮食就困难一点了。有一回一位婆姨横在门前死活要保卫那一升玉米,大有拼死一决的劲头,但身手矫健的知青翻窗而入,取粮后扬长而去。该婆姨坐地大嚎不已,据云:丈夫收工回家后她又挨了一顿暴打。

得罪人在农村是一件颇为严重的事,当时有诗为证:“得罪书记政治犯,得罪队长茅粪担,得罪会计秋后算,得罪保管斗量偏”。不过凭心而论,当时的干部是没有什么便宜可占的,唯一可占便宜的就是去开会时也可以记几个工分并吃顿带肉的烩菜。我们大队书记叫樊富贵,背极驼,且家极穷,1948年入党,上台下台几次,前后当了十几年的书记。有一次他向我解释了他当书记的原因:“咱农村常搞运动,我在台上时整了些人,他们恨我。我要是下了台,他们就要整我的,所以,我一定要在台上。”这不知是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另一种粗俗的体现,但至少可见得罪人的可怕。知青不怕得罪人,一是由于自己不谙世事,另一方面也由于是外来户,与村中无瓜葛、易公平且各方可接受而已。

当插队到第三第四年时,知青当生产队长的就多了。不是知青农业技术水平高,主要“抗硬”,一不怕公社干部,什么违反当时政策的事都敢干,比如“包工”,“瞒产多分”,“开互地”等等,对老百姓有好处;二不怕农村中的“强人”,令出必行。试举一例,农村开会是一大难,有位知青初当队长,钟响后半个小时,仅到六人,立即宣布到会者每人记四分工,便宣布散会。第二天钟响人到,连婆姨娃娃都来了,这才开会,工分却是没有的了。

黄土高原以它特有的胸怀默默地接受了二万六千名北京知青,重铸了他们的筋骨和灵魂,他们也为这片土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但他们仍旧是“公家儿的”。他们增长着对中国老百姓的热爱和了解,但永远不会变成农民,即使是头戴白羊肚,脚穿老山鞋,嘴说陕北话,但他们还是“公家儿的”。陕北老百姓也从来没有希望他们变得和自己一样,而只是希望他们能为陕北老百姓做些事,或者说在当官后,少做些损害老百姓的事而已。

 

北京干部

 

陕北知青点有一个特殊性,即每个知青点都有一个带队干部,是周总理让北京市派来的,共约一千二百余名。他们是1970年来的,当时是“知识中年”,到全部离开时,大约已有人可算“知识老年”了。

到陕北的北京干部和知识青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问题”的比较多。陕北插队知青,大都家中有些毛病,不是黑帮,就是“反动权威”,而插队干部也多如此,不是本人受过什么冲击,便是家里什么人有问题,总之,大都在单位不甚得意。

关家庄的带队干部名叫郝建,原是八·一学校的护士长,解放战争入伍,行政17级,当年40余岁。到庄之后,即积极开展工作,但不久就发现无法工作。因为这批知青虽说是自己酷爱学习,却都不在规定内容之内。所做之事犯忌之处颇多,而又毫不在乎,就拿听收音机来说吧,世界各台都听,屡戒不止。至于生活上更是脏得一塌糊涂,完全不符合卫生标准和持家原则。总之,规定要进行的工作都困难重重,久而久之,她便入乡随俗了。

其实,郝建本人很苦,丈夫是北京军区干部,因受批斗而精神失常,唯一的女儿又患有先天性脊柱裂。每到晚上,她在陕北窑洞中面对孤灯,只有自己的小收音机在响。各种滋味,已非语言能形容。只是我们当时涉世未深,迄今才知其中之苦。真不知当时让她到陕北的那位先生,是否还有点人性?

郝建在别村知青看来,是一位“好阿姨”。由于我们村知青都愿革命,不愿做饭,不知何时开始,推磨、筛面及一些有关生活事项就历史地落在她的头上了,而我们大都心安理得。直到现在,我们才发现我们当时忘记了一点:她的牢骚又向谁说呢?现在的郝建同志,大约已垂垂老矣,但愿她能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北京干部在知青分配时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面对要人单位的挑剔和本地干部对本县知青的偏袒,工作难度是相当大的,加之这批知青的父母又不争气,不是让“文化革命”给打倒了,就是属于“知识越多越反动”一类,所以北京干部不得不像售货员一样搞起了搭配出售,送出一个算一个。出身不好表现好,缺点不多特长多,那是天上少有,地上皆无。你是保密厂不要他,那我只能给你一个出身好的了,但他是派出所“常客”,三进三出,你要不要?你说此人父亲有问题没结论,她母亲可是老干部,并且他父亲问题近日就要解决,那还不安排个部长?……总而言之,到了最后,北京干部和知青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因为他们回北京的时间取决于知识青年的分配速度。

 

英才教育

 

我插队的最后一年教了一年书,教的是复式班(即两个年级一个课堂),四年级10个,五年级7个,共17人,都在一眼窑洞中。空气、光线都有问题。问题最大的是上课,四年级上课时五年级便自习。但学生的耳朵可不是这样,讲算术好一点,讲语文则大家都听,那只得听之任之了。

尽管城市在大批“师道尊严”,但农村还是很尊重老师的。农民见我便说:“娃不听话你便打!宁给了好心,不给个好脸。”逢年过节,学生便给老师送吃的,那年端午节我便收了几十个粽子。不收,学生便要哭出来,认为你瞧不起他。其中,绝没有请你办事的意思。

教书中首先使我惊异的是农村孩子的聪明,浑金璞玉,雕琢即成。农村孩子学习仅有课堂那点时间,一放学便打猪草,带弟妹,晚上家中仅一盏油灯,是不属于娃儿的。要让我在这种条件下学到他们那种程度,自问不及。

但是这种聪慧全叫教材给扼杀了,语文算术全与他们的生活无关,三年级的语文就讲党的基本路线,从“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到“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五年级的应用题是“自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上台以后,苏联农业生产下降了XX%,原产值为XX亿卢布,现为多少?”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让学生从根本不知道的事物去完成数学抽象,这像不像专拔好牙的牙大夫?

于是我在农村小学开展了一场“教育革命”,语文就是讲故事,认字,写笔记,算术题全部自己出,牛、猪、猫满黑板,工分粮钱一起上,学生可以反驳老师等等。有时,我从学生的反驳中颇受启发。比如,我讲课中说“现在电影比过去少多了”,小小地发泄了一下对现实的不满。不料,却遭到了学生的一致反对,我问:“你们的证明呢?”学生答曰:“过去两年看不上一场电影,现在一年可以看两三次。”我只得承认他们的“正确”,因为境遇的不同,对问题的感受是不会相同的,根本谈不上“标准答案”。

农村小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小学幼儿园合一,小学生带弟妹上学,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一次上语文课时,我正讲得兴起,忽然发现课桌下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定睛一看,原来是王平三岁的弟弟世平爬到我的脚下了。为了不破坏课堂气氛,我顺手拿起桌上的手表塞到他的手中,他便转身向他的哥哥爬去。王平一见,竟然大哭了。我不由得大怒,斥责王平:“你叫他玩么,下课再说!”王平哭答:“他要是弄坏了,我家赔不起!”一个道理,不是任何侠义之举,都能被穷人接受的。

我迄今弄不明白,我这一年的教书生涯是不是就属于这类侠义之举。我使他们知道了许多黄土高原之外的事情,我也使他们开始迈进了新的知识的殿堂,我使关家庄小学五年级全体学生(尽管才七个)升到了初中,创造了关家庄教育史上的第一个100%的升学率,但是,我好像也给他们带来更深的痛苦。

因为我是个跳班生,所以我喜欢搞点“英才”教育,把一个名叫“三人”的孩子作为“英才教育”的对象。这个女孩的父亲是个复员军人,从陕北打到广州,成为广空的地勤人员。后复员回乡,当过村大队长。颇有能力。1971年因为一过失被同袍发现而名声扫地,终日郁郁。“我过去扔的比现在吃的好得多”便成为他的经常性话题。但大凡倒霉人家中的孩子多聪慧,三人便属这类。我让她跳了一级,功课仍非常好,据说一直得上到高中,后考大学,未果。1987年她来北京看我,其痛苦颇深,口口声声对不起我。仔细一问,其心颇像我们插队时用于自嘲的两句话,“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上学吧,不行;就业吧?无业;受苦吧,不愿。假如不碰到我这么个老师,也许早就去做农村的帮夫育子的全套功课了,而绝不会像现在有那么多知识分子的痛苦。我后来觉得理论上也许是我对不起她,因为我的启蒙成为她痛苦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启人灵智而使人到处碰壁的教育,是有其残酷性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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