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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苦难 一点光荣 本文曾发表在1998年洛杉矶中国日报
2020年08月15日 11:22:35 作者:国际日报 来源:王二 字号 打印 关闭

王二摄

我原是陕北老插,1969年到延安府河庄坪乡红庄村插队。在黄土高原上生活得久了,土攻了心入了血,注定要带一辈子土气。时日一长,越髮油然而自然。

其实咱们都明白,革命洪流天翻地覆,插队只是其中的那么一小截波涛而已。时日长了,除了老插之外,没多少人对此有大兴趣。年老的,一提起那段时光,转过身就泡在仇恨的水缸裡。年轻的,现如今多半已然脱了爹娘给的肉身,从灵到体已经换成钱和性了。六亲不认,哪还有功夫跟插队费劲。年少的,睁大一双天真的大眼睛,问我们在那绿色的山野中,当初春的微风刚把嫩草推弯了腰,是否看得到小白兔红宝石般的眼睛在闪烁?当告诉他们:庄裡老乡绥令一沟子(屁股)坐在干石堆上,猛然间拔地而起,一窝老蝎子狠狠地在他卵子下面蜇起馒头大小的肉蛋时,看的见眼前崩了一个肥皂泡。插队是老插自己的歌,我们唱给自己和老乡。我们坐在黄土峁子上,说了又唱,唱了又说,这歌声飘飘,出了心窝窝,弥漫在荒山蓝天之间,轻盈在时间长河之上。

自从1990年漂泊海外,我几乎每年都回北京,有时两次。感受家乡亲友之情。老插自然聚在一起。这二年从国家到个人,都鸟枪换炮。大家驱车而来,大院裡停了一片私家车,代替以往一溜自行车。饭馆裡拼了桌子,摆上酒瓶,放下烟雾,于是山崩地裂。黄土地辛艰的往事,化作清美的甘露,滴着心尖,润到肺。没有惊天动地的伟绩,没有轰轰烈烈事业。讲的热火朝天,都是陕北平常的事情。如今,想借机会和更多的朋友聊聊天。说说陕北老乡、老插们的吃,受和生活(受,受苦,即干活)。中国有八亿六千六百万农民,他们是中国的困难和关键所在。大多数农民非常穷困。三十年了,我们庄的情况改变不大,多数人没见过火车,外人很难想像陕北人的生活。要是今天中国的官儿们、知识人、青年都记着农村父老乡亲们怎么活着,老百姓的希望就大了。

一、  吃在陕北

受苦汉简短的一辈子是简单的,只有三件事:吃,受,日。吃是头等。三事之外,没什么其他的。生下听歌剧,走串着旅游,梦裡说梦。若老天有情年成好,喝上瓶烧酒,热辣辣地流过食道,人生就一满(彻底)灿烂了;抽上口自家种的新小烟,打个大喷嚏,呛出泪,神经当下就轻鬆了。

我从北京到陕北,插队第一年感到生活变化太大。吃就是大问题。政府一个月配给知青四十五斤粮食,多是玉米麵。没菜,我们向生产队借一桩(麻袋)洋竽(马铃薯)煮了放盐。收工回来,天黑实了。大家懒散地倚坐在门槛炕沿缓着。呆望着柔软的火舔着锅沿没话。锅裡煮洋竽的声音清晰而有节奏。没油。门背后墙上有个木橛,用麻绳吊着一块汉白玉,半个小碗大。时光久了,上半截落满了土。洋竽煮烂了,做饭的用铁勺在坚硬的汉白玉上咯吱吱刮下点碎渣,接在碗中,小心倒在锅裡。于是乎洋竽汤上泛起几圈油花。抱着大碗公,吸溜一口,几个圈圈入了胃,真香阿!那木橛上吊的原来是屹蛋老绵羊油。天凉时节,羊油硬如玉石。在知青饥狼似的眼裡,它比真白玉还亲。从冬天到春天,那就是我们的油水。节省着用吧,时日还长。天长日久有时尽,最后汉白玉也刮完了。只剩下木橛吊着无绝期之恨。洋竽煮烂了,做饭的拿着勺子,习惯地回头望望墙上的木橛。勺子裡大粒的黄盐,含土的糙盐。现在要给你刮点老绵羊油尝尝,膻腥贯脑,如同一头栽在羊圈裡。

早上,天色麻麻,受苦汉影影晃晃地上山了。山裡苦重(活累),干了一老气才见老高(太阳)探出个嫩脸蛋蛋。露水打湿鞋裤。晚上,天色麻麻,受苦汉才影影晃晃,噹啷着头下了山。听见庄裡婆姨们死声(喊):“受苦的回来了!”看见月亮在溪水裡突突地跳。挣了一毛三分钱。饿的万恶(非常),累的栖惶。要是有一回能油油地吃下一顿,安安地睡上两天,共产主义那就实现了。老天爷,你怎么就不叫共产主义实现个一半天呢?

那时我们才十七八岁,正在长身体。就该在教室裡生着,饭馆裡吃着,大街上泡妞。可我们没这等福。我那时身高 186 公分,50 多公斤,胳膊腿象几截棍棍。一个月四十五斤粮食怎么够吃。连女生一顿也能招呼九两一斤的。我天天都饿,想吃点东西,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卷陕北的小烟,猛抽几口,顶住饥饿。直到今天我也长不胖,疑是插队时落下的根。

记得那是开春之后的一天,暖气回升,阳洼上几棵梨树开花了,远远望去,雪片似地挂满枯枝。背崖上还吊着几丈长的冰凌。时节紧,抢种庄稼。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无人知道踏青。受苦汉每日清早就扛着老鐝头上山掏地。苦重。早上的然饭(稠粥)顶不到晌午。太阳还不正我已是肚皮贴着背了,于是不断地回头远远地向庄裡张望。好久,送饭的才起身了。七八个后生担着各家的午饭,摇摇出了庄,分不清是谁,寻着线样的山路。我开始估计,大概还有四十分钟就能吃上饭,于是老镢高高送起,慢慢落下。送饭的终于上来了。大家竖起耳朵,等山上掌柜的米如怀大叔死声:“吃来喽!”受苦汉一拥而上,各自认了自家的饭罐子,就地坐在老镢把子上吃饭。知青的午饭常是玉米饼子,按量做的。我总是吃不饱。

那天老乡大高坐在我身旁。手上拿着一个大糠饼子。那东西,黑褐色,快有我的玉米饼子两个那么大。我忽然灵机一动,要和大高换午饭。他看看我,疑惑的说:“这你怕不能行吧?”我说能行,伸手就把那糠饼子拿过来了。陕北老乡非常憨厚。大高不说话,只是望着我吃糠饼子。那是糠掺了麸子和野菜蒸的饼子。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我端着水,慢慢地吃。糠菜饼子可真难吃,酸涩。起初不会咽,顶住嗓子眼,不下去。而后嚼久了才咽,还是刮的嗓子生痛。不管怎么样,肚子塞实了。第二天中午,我又换大高的糠饼子吃,他笑笑问我:“夜黑地(昨晚)把屎(拉屎)了没?”我直当他耍笑我,没理他,专心地吃糠饼子。其实我昨天真没大便。肚子发胀,没当回事。想来受苦人顿顿不见油,每天杂七杂八塞了一肚子,哪能不拉屎?进出未满足守恒律,不平衡,怕是不妙。到了后半晌,肚子越发胀胀且发圆。收工回去,肠胃很不舒服,晚饭也没吃多少。大家有些奇怪,猜疑是糠吃坏了。可我寻思,庄裡有多少老乡吃糠,没见有什么不妥。于是安心。只想等阵子方便一下即可。只是肚子胀的难受,有酸嗝反上来,不如到外面走走。

我走出窑洞,轻轻凉风。弯弯的月,依靠着黑黑的山。黑黑之中,点缀着橙橙的暗格,远远的,那是窑窗的光。庄裡好静。我瞎转游,细腿支着胀园的肚子。这时我明白了,为什么庄裡的孩子有奇特的体形:紧身衣样的皮包住肋骨,细胳膊细腿。弯腰背后有一串糖葫芦,挺胸脖子下边有两个肥皂盒。但是个个挺着很大的肚子,长园,象半个大冬瓜。六岁的大哥背着三岁的小弟,都是一种设计。这样的儿童以前只是在张乐平画的三毛流浪记中见过。严重的,长期的营养不良。那冬瓜是个垃圾袋,各色的叶,各色的菜,各色的块茎,和了糠,收在裡面。我常常记起那些冬瓜,高高低低列成一排,向我们窑裡张望。尤其看到美国的儿童在超市里安閒地吃着冰淇凌,奶油落在地上,就想到冬瓜们。如果能让我们的孩子们也咬上一口,唉,人间将迸发出多少喜悦。

我转来转去,最后终于转出成果,屎下来了。我心裡悄悄欢喜,吃不了,放了吧。便转去厕所裡蹲坑。接着是一场躲不了的苦罪。今年遇到同队知青王济州,见面他就说:“王二吃了糠,拉不下屎。”没错。真艰难。我感到肚子下坠,肠子被揪扯,不久,脑上淌下汗,脊背上也湿了。斗争中不断地嘱咐自己,别再吃糠了,不吃了。忽然觉着这话有点熟。想起来我见过同样的场面,只不过我不是主角。

有一天早上我和米如怀大叔相跟着去打坝,走过曹家大院,见一个中年妇女牵着个六、七岁的孩子。妇女站住,孩子在外起坡畔上蹲着。小孩脸上的表情非常痛苦,眉头拧成个疙瘩,咬牙,嘴角抖动着,额头也沁出汗。一双手,枯瘦的小手紧紧地抓着妈妈的胳膊,像是万一鬆手,就会坠落万丈深渊,与妈妈永远分离。见我注意他们,母亲笑着望着我们,菜色的脸上渗出尴尬。

“咋价了?(怎么了)?”我问米如怀。

“把屎(拉屎)。”

“娃娃是不是病了?”

“吃糠了。”他回答的很平常。

“小娃娃受这么大的罪,别再给他吃糠了。”

“再你吃甚了?”一句话顶的我张张嘴。

“糠,捏成个佛佛,也难咽下。白麵,捏成个驴球,也香。人人解下(明白)”米如怀说完了理论,我们也走出一大段路。我跟在他后头还回头看看。母亲站在那裡,风飘着她的头髮。心口莫太沉。你是妈妈吧?如果除了你的血,你只能喂孩子们糠吃,愿你在来生都珍爱他们。

不知过了多久,斗争终于结束。我走出来,没有几步,腿脚麻的如针扎,脑袋也晕。就站在那裡等血脉疏通。从小课本就告诉我们:旧社会农民吃糠咽菜,生活苦不堪言,确实不懂其中之苦。到而今我站在这儿,才算明白。可旧社会过去这么久了,为什么新社会农民还是吃糠咽菜?尤其想到台湾同胞,美英帝国主义,那裡三分之二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连我们吃糠的新社会农民都不如。要肩负解救这么多人的重任,我感到我这种人是根本球事(完戏)。如果这么多人如同饿狼一涌而来,将我们的糠都吃的精光,后果你能思想?

我不是挺着鸡胸的热血战士,看看个自的细腿,哪象坚强斗士。正感到天降大任如山,我辈能完成个蛋时,知青们出来找我。济州打着手电筒,往这边晃。“怎么啦,掉茅坑裡了吧?”“糠受两头,咽不下,拉不出。”“没事吧,回去早睡觉。明儿还得一天。”躺在冷炕上,我觉着这两天人生经历了大事情。咳,想来我才吃了一口糠,就如此的不得了,野草似的陕北人,没声没息,谁听过他们的呻吟?只是插队到山沟沟裡,才知道世上有他们。你说,大官们掌握草民命运,他们在忙什么呢?听得见这喘息,看得见这憔悴吗?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又回到了四岁的时候,变成了那个吃了糠的孩子。姥娘(姥姥)从乡下来了,穿着粗布对襟大衫,提着一小篮麻糖(麻花)。姥娘说:“二小,麻糖都给你。谁都不能给二小吃糠!”我高兴极了,伸手抢麻糖。姥娘用满是老茧的大手擦着我的小脊背,给我讲八百老虎攻北京的故事。我噙着麻糖,在姥娘的怀裡,睡得真踏实。

去延安了

(待续)

【作者简介】王新华,1951年出生在张家口,儿时在北京,成人在陕北,祖籍河北行唐。北大力学系毕业,1978年中科院第一届研究生,1983年中科院博士,之后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89年退党,1990年移居新加坡、美国加州。回到国内后,2010年进入人类干细胞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工作。好做科学、音乐和文学,心求智慧,未成,见天际晨曦。2018年6月21日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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