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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哲:一个赤脚医生的传奇 一个知青偶像的沉浮
2019年11月16日 10:46:07 作者:孙立哲 文/阎阳生 来源: 字号 打印 关闭

(续上期)

那时看病的人太多了,人来人往。一个妇女裹着孩子:“娃不行嘞,烧得厉害。”整个一口陕北话。  

“娃叫个什么?”  

“没名字。”  

“你叫个啥?”  

“……。”  

我赶快改成北京话问:“你是不是我们班某某某啊?”她蓬头土面的根本认不出来。  

她说:“是了嘛,孙立哲。”  

那孩子病啊,那个瘦啊,捏起来皮都回不去。拉着大的抱着小的三个孩子的妈。我根本认不出来,她是我同班同学,清华教授的女儿啊。  

那时根本没什么医疗条件。有一个寡妇推磨,晕倒在碾台上了:宫外孕大出血,一听心跳已经很弱,血压就没有了。直接割开肚子,把子宫两头一夹,切开静脉插一个输液瓶。用手扒着,用一个碗往外舀血,弄几层纱布一裹,2000多毫升血,直接过滤。  

 

 

我们那时候(做绝育手术)到什么程度?就是开一个小口进去,闭着眼睛,全凭感觉,脑子里解剖影像就出来了:腹壁,子宫、输卵管,左右碰一碰,小钩一钩。不用缝针,小口上胶布一贴,就这么痛快。  

男的这个太容易了。先开三级干部会,大队长,公社的主任书记全得去,小队长也全得去。在动手术的窑洞边上,排队挨个往下捋,(没结过婚的、48岁以上的除外),一个一个报有多少孩子。  

从书记开始,仨女儿,没儿子,好,够格,跟我上那个窑洞吧。一会儿,趔着腿晃出来了,“完了,骟完了”。下一个,该公社主任了,6个孩子,有男有女的,上。“啊,孙立哲,我是老汉儿了。”“那不行,正好48岁,沾边了。政策是硬的。”  

人家都是普查、宣传、执行分离的,一拨人管一拨事儿。哪有我们这样,既是宣传又是执行、既是领导又是医生,一气呵成;哢嚓!  

医疗队排成一排先唱歌。老乡都不知道深浅:这个好,还有唱:“计划生育好,一个也不少,两个刚刚好。”唱完开会,民兵把着现场。一家一家过,20多个,一气都干完了。  

根据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城市老爷卫生部不为人民服务。赤脚医生到大医院掺砂子,我兼西安二院党委副书记,特别左。那时我已担任了延川县副县长、延安地区卫生局长。我就拿出红卫兵的劲头,采取颠覆性政策,大医院大夫每年下农村半年。  

这娄子捅大了,拆散家庭,惹了无数人。后来揭发批判我的主要是这些医院,说我上任时宣称:我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其位必谋其政!开着130改装的救护车下乡,车是吴德送的,全国就两辆,可以在汽车里做手术。  

 

 

几十年后我回到农村一看,比我在的时候更坏。当年的赤脚医生全到城里大医院,当院长当主任了。农村还是缺医少药,你怎么衡量这个成功?  

在农村什么事都有,你什么病都得治。开颅手术不是我主动做的,(病人)他放炮的时候,把一个骨头整个炸进去了。如果不撬出来,一打鼾,离死就不远了。去城里来不及,在我这儿就直接打开大脑办了。  

最火的时候,好几台手术同时开始,流水作业。五、六个农民一字排开,肚子都豁开,然后我戴上手套依次哢哢几下,“缝!”  

这时抱出一个孩子:“赶紧,没气了!”喉痉挛,人憋成紫蛋了。我捞出一个扎腰的手术针,哢嚓一下扎进气管里啦。气管太细,全是痰。赶紧把一个导尿管插进去,叫助手彭炎:赶紧吸!  

大概是1974年,中央科教组派专家团到乡下考察我。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教授李光壁(音),带着各科的十几个专家医生教授来了。  

他们到我窑洞一看,全是外语书,西安影印的英语医学杂志。写的病历大部分是英文的。我的女朋友懂英文,我一天背150个单词,通信全用英文。  

李光壁啪地抽出一本:你还学德文呐?念念。他是留德的,浓眉大眼,很凶的样子。我念了一段,他没听懂一个字。我是按英语发音念德文的,没有人教我。他问,上面说的什么?我翻译了一遍,全对。  

 

 

黄家驷院长在孙立哲陪同下来到关家庄合作医疗站

但看手术是最严格的,他们都是国内顶尖的临床医生啊。他们不相信在这么简陋的窑洞里能做这么大的手术,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老院长就站在旁边。我大概是全国知青典型中唯一接受专业考察的。  

他们这些主任们就很震惊,回来给科教组写了个报告,转发全国。黄老把我列为吴阶平主编的《外科学》的正式编委。成为周恩来主抓的中央针刺麻醉领导小组成员。  

回来就出名了,一大帮中央北京医学院大夫来,一大帮本地赤脚医生来实习。我们自己种地,制药、盖房子。村里住满了来看病的老乡,一大片人,非要我摸一下不可。  

报纸、小说、电影,还被编入小学和中学的语文课本。北京电视台拍片,新影专题片:赤脚医生孙立哲。电影不是《春苗》,叫《红雨》。  

原来我的名字是“喆”。人民日报登曹古溪写的文章时,没有“喆”这个铅字。人家有文化,说古代“喆”“哲”是通用的  

1976年唐山大地震,头一辆进入唐山的卫生列车,我是几百名医护人员的医疗总负责。半夜进到丰润,到处是伤患,臭极了。我们唱歌、抢救、手术,一列车伤患,拉到萧县。  

最早是1971年,县里派人找到我:你是孙立哲吗?让你参加一个回北京的彙报团。就像是天上掉馅饼一样,居然第二天让我去延安。  

内容先试讲一次,行医怎么学毛选?把我难住了,毛选没学,哪儿有工夫啊。北京写作组几个笔杆子熬了好几夜,听各种消息,给我编了一个稿。  

 

 

我一看,没法讲。讲第一次做手术,把贫下中农肚子打开以后,耳边响起毛主席的教导: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顿时心中充满了力量,快速找到了破裂的胃,把穿孔迅速缝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响彻云霄。  

这哪儿跟哪儿啊,纯说瞎话。这肚子打开了,我啊怎么想?满肚子血呼呼地直冒,找不着伤口啊,心里直冒凉气。  

然后心里发生巨大障碍。我从小有一个大问题,我大结巴,能说话,但是让我演讲,没有实话就没法讲。  

那天晚上在延安地区招待所,也就七八十人,听我试讲。我就讲了三句话,喝了三暖壶水。以后结巴到一个字也讲不出来。一个是紧张,一是纯假话。  

主持会的也愣了:这要当先进不就出娄子了嘛,不会说人话?!这是送回去还是接着讲啊。北京说,学习毛选树立的典型我们最生动的就是他了。找我谈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对着大树,赶紧练,念稿。  

这时出娄子了。一个老头追到延安来,哮喘发作。我大树底下,稿也得念,病也得看。拿长针扎,一紧张,把肺给扎漏了。我浑身发软,什么设备都没有,赶紧找我的大针管,一针扎到肺里,用负压吸。  

我就一边念着这稿子,一边抽,这老先生真行,出不来气,坚持着。抽了一天多,稿子给生背下来了。为什么呢?没有活路了,我要被遣返农村,我心里扭曲啊。但意外的收穫是,结巴治好了。  

到北京讲座,开始是背稿。后来就脱稿。讲真事就生动了,我从一个字不会说的大结巴到口若悬河。到什么程度呢?一天三场,一个月100多场报告。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最大的一次是197435日,全市纪念雷锋多少周年。工人体育场是主会场,全北京28个分会场,几十万人听。吴德主持,谢静宜开幕讲话。两个发言的,我是代表农民的,工人代表是马小六。  

谢静宜说讲得好,高校讲了一遍,各医学院医院敲锣打鼓抢。在清华附中也讲,常振明就在下面听着。这触发了第二次下乡高潮,很多学生坚决要求去延安,一部分就是叫我忽悠的。  

这个(影响)还扩大到国外。我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欧洲和非洲,那时出国是很罕见的。1973年访问法国,穿着中山装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像个怪物。我对西方的发达感到震惊,隐约觉得中国要出大事。  

1974年,省委书记约谈我:中央出档了,点了5个人的名,邢燕子、侯隽、朱克家、孙立哲、程有志,树为扎根农村典型。1974年知青会议,毛泽东圈阅档。在几千万知识青年群体里,五人被树为全国的榜样。又通知填表,我和团省委书记韩志刚两个人一起为候选团中央委员。  

开大会和作报告成了我的新“专业”。在报告团里我和其他几个报告人就熟了。侯隽和邢燕子就说:小孙啊,赶紧找一个农村的,赶紧结婚,才能表示你扎根农村。侯隽还专门到延安劝我:“丁爱笛找了农村的结婚啦,好。这才叫扎根,光口号不行。”  

我当时有个女朋友,但没敢暴露,是在美国喝洋奶长大的。她在舞台上主演李铁梅,没有卸妆,就来找我。你想,那个年代,光秃秃的黄土山、黑乎乎的土窑洞,突然出来个这么光彩照人的女孩儿,直接就是“我爱你”,那不是闹着玩儿的。  

跟她分手,纯属政治上的压力,她父亲是原国民党驻美国的总领事,起义回到中国来了,又打成右派。让我扎根农村,是省里的光荣,怎么能让你找这么个危险家庭的?  

我别提多后悔了。我那时虽然已做过上百例结扎,但没经过感情萌动。我也没有找农村的。我心里最想的还是上大学。下农村,我带的箱子里全是书,几乎都看烂了。那两年推荐和考大学,我到县里考得相当好。虽然没公布成绩,那绝对。

 

(未完待续)

 

来源: 北京青年报  

本文由“红色边疆荒友家园”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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