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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伙伴——杨发金
2019年08月31日 10:52:43 作者:国际日报 来源:田沈生 字号 打印 关闭

杨发金是我们小学的一位同学,由于家庭困难,劳务繁重,学习渐渐跟不上,小学毕业便辍了学。虽然他没有上初中,当时他家还住在学院裡,时不时大家还能见上一面。就是到现在,许多同学并不知道我和杨发金之间曾经有过一段不寻常的友情。

 

当年,我与杨发金同在一个学习小组,论年纪,他比我大一岁。说到学习,我就比他自豪多了。我是班裡的优秀学生,而他几门功课同时不及格。因为我是组长,老师指定我来帮助他。别看那时我才是个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对老师的委任却怀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决心帮他渡过考试的难关,也算不辜负老师对自己的信任。

说到杨发金,他也真是个苦命的孩子。听我母亲讲他老家在山西,由于家裡穷,父母从小把他给了人。现在的养父是一位年老体弱的工人,养母又常年卧病在床,无法工作,一家人仅靠养父那一点微薄的工资度日,生活十分困难。

听杨发金后来对我讲,从十岁起他就肩负起全家的洗衣做饭和全部家务劳动,还要照顾多病的养母。每天早上,他总是早早起床,做好饭以后才能去上学。由于家裡穷,捨不得买煤,做饭烧水几乎全用柴火,烟薰火燎不说,柴火也全是靠他到校外几裡地的土城上去砍,然后一捆捆背回来。冬天,常常见到他手背上一道道裂口和一条条荆棘的划痕。问他痛不痛,他总是憨厚地笑笑说,没事。那时,我常听母亲感歎地说,都什么年月了,恐怕整个学院裡也就他们一家还在烧柴火。

也许是久病在床的原因,他的养母脾气古怪,尖酸刻薄,只要是他在家,就把他指使得团团转,一刻也不得閒,动不动还对他又打又骂。有几次我都看不过去了,可他总是一声不吭,逆来顺受。“我不恨她,把我拉扯大,他们也不容易。要不是他们,我还在山西农村,那裡怎么也比不上北京城啊!现在我就想快点长大,能去挣钱就好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能这样想,这样说,着实令人感动。

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下,杨发金学习再努力,成绩也很难提高。知道了这些情况,我下决心去説明他。

下午放学,我先陪他回家,由我出面告诉他养母,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要在学习小组裡完成,我是组长,所以要去我家做作业。见我这么说,他母亲也不好说什么,只好点头。我俩顿时像挣脱缰绳的野马,抡着书包向我家奔跑。那段时间,我俩几乎每天在一起复习讨论做作业,终于他顺利地通过了期末考试。

漫长的暑假来临了,妈妈把我送到城裡的大姨家和表哥表弟他们一起玩。杨发金却一天也没有闲着,除了家务,他养父还给他找了份挣钱的差事:回收铁钉。那些年,学院裡提倡废物利用,收集大小弯曲的旧铁钉,用榔头敲直,皆可卖给院工程科,按斤付费。每天忙完家务,杨发金就提上起钉锤和一个洋铁桶,满院转悠。墙壁上的,木板上的,凡是不用弃用的废旧铁钉,不论大小,一个个起出来,再一个个敲直,等攒足一小桶时,像端宝贝似的送到工程科。一个暑假下来,他卖了四块多钱。那年头儿,一个工人一个月才挣三四十元,这些钱在他眼裡就像个天文数字,乐得他开心大笑。当然,钱大部分交给了父母,他也偷偷地留下一小部分。

暑假快结束时,我回到了家裡。杨发金闻讯,急忙赶到我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能不能帮他个忙。说着,从衣袋裡掏出一把一分两分的硬币其中还有几张皱皱巴巴的毛票。他告诉我这些钱是他留下的,不敢放在家裡,怕被父母发现说不清。他还告诉我他一直想买一副绒线手套和一双胶鞋,留冬天砍柴时用。

我听了二话没说,把自己的那个存钱罐拿出来,交给他。我知道罐裡是空的,我存的钱暑假早花光了。只见他小心翼翼地一个个数着往裡塞,嘴裡在不住地叨念着:一毛,两毛……总共是一块六毛二分。完了,还工工整整地用笔写了一张小字条贴在罐上:1.62元日期1960年8月**日。他把存钱罐交给我,我将它放在了柜橱裡。

从那以后,杨发金隔长不短地跑到我家裡来,有时只是捧着存钱罐摇一摇,听听响,有时往裡放上一分两分钱,然后在字条上写下新的数目和日期。

有一次,我父亲在柜橱裡发现了这个存钱罐,问其缘由,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父亲歎了一口气:“这孩子也真是可怜!”说罢,翻出兜裡的零钱,一古脑塞了进去。从此,家裡不管是谁,见到一分两分的硬币,都记得塞进这个存钱罐。

冬天来了,存钱罐上的记录是1.96元。

我至今清楚的记得,一九六零年的冬天很冷很冷,席卷全中国的大饥荒已经持续了半年之久。外省就不提了,即使是在首都北京,人们也不得不在呼啸的寒风中一次次勒紧裤带,抵抗着饥饿的袭击。那时物资匮乏,商店裡空空如也,充斥货架的是锅碗瓢盆,肥皂毛巾之类的日用品,就这也必须持有工业劵等票证才有资格购买。

说到副食商店就更惨了,除了大缸或瓶装的酱油、醋,散装的粗细盐,连一根咸菜也见不着影儿。有时排上一天队能买上一斤干海带,或是一两棵腌白菜就算万幸了。

据说这是对首都居民的特别优待,当然,没有购货本或是购货本丢了,你就是祖宗八代住在北京也没有用。那时,光有钱没有票证也买不到东西。有好事者统计过,当年居民手中的各种票证多达几十种。如果出门不小心拿错了票证,肯定是要空手而归,白跑一趟。

那年冬至,杨发金来了,满手背上又出现了裂口和荆棘的划痕。一进屋。他就抱起存钱罐摇个不停,最后小心翼翼地将罐子打开,把裡面的钱倒出来,全神贯注地一分钱一分钱地数。看他庄重的神色,似乎每一分钱都在牵扯着他的心。也难怪,这是他几个月以来的血汗钱哪。

“你打算去买手套和胶鞋?”我在一旁一面看一面问。他皱着眉摇摇头,没有回答,继续数他的钱。“那你取钱干什么?”我又问。“我……”他欲答又止,还在不停地数着。

“咦!”他突然叫出了声:“这钱不对数,怎么多出来啦?”他又仔细地看了一遍罐上的记录,纳闷儿地说:“明明是1.96元,怎么数两遍都是2.73元呢?”我笑了笑,开始敷衍他:“你没听说过银行存钱是有利息的吗?”“真的?在你这裡存钱也会有利息?”他将信将疑。

“不对!一定是你往裡放了钱。”他回过味儿来了,说着就要往外退钱。我见瞒不过他,一面拦住他,一面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本地告诉了他。

他感激地望着我,好一阵才对我说,改天一定来向我父母致谢。说罢,拿着钱,急急地走了。

以后的几天,我一直没有见到杨发金,他也没有再来过我家存钱。

寒假快结束了,有一天我在院裡遇见了他。他左手拿着小钉锤,右手拎个小铁桶,东张西望地在寻找旧铁钉。没有手套,也没有新鞋。

“杨发金,你跑哪裡去了?怎么一个寒假也不露面?”我有些不满地说。“我……”他支吾着。后来,在我一再追问下,他才道出了实情,原来是他家裡出了点儿事。

冬至的前几天,他家裡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那是大他两岁,从未见过面的亲哥哥,从山西老家一路讨饭来到北京。那年头儿城市按人口供粮,本来家裡就困难,再凭空添上一张嘴,养父母是根本没办法应付的,勉强留宿一夜,第二天就要打发他回去。只见他哥哥“扑通”一声,双膝跪下,大声哭了起来。原来四个月前他们的父亲就去世了,入冬时母亲已经饿得起不来床,临终时才告诉他,还有个弟弟在北京。“妈顾不了你了,你有命的话,就到北京去吧,兴许还有条活路。”

哥哥已经是家破人亡,如今这条道也被堵死了,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真是走投无路呀!哥哥的遭遇,杨发金看在眼裡,痛在心裡,除了陪哥哥哭以外,他又能做什么呢?他也只能用上了那个存钱罐。兄弟俩分手时,他流着泪对哥哥说等他挣到钱就会给他汇去。

哥哥走了,尽管天寒地冻,杨发金还是拿起了钉锤。

我初中毕业时,听说杨发金已经工作了,好像在山西的一个工厂当工人。他早已不在学院裡居住了,所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文革后期,听一位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说起杨发金,他已经死了,好像是在文革中,是病死的还是武斗打死的,谁也说不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杨发金生前的消息了。

 

【作者简介】田沈生,渖阳出生,北京1967届高中生,1969年插队陕北,1973年回京,在中学代课,1974起当电工、汽车司机,1978年高考上大学。毕业后在澳洲深造,定居至今。自1988年起,先后在海内外华文报刊杂志网路上发表散文、游记、小说、时评等近百万字。创办澳洲鸿运海华出版有限公司,任澳洲《朋友》主编,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副会长、理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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