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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么离开农村的
2019年06月15日 12:23:55 作者:张亭 来源: 字号 打印 关闭

在村里插队的时候,离开农村,并不是我日盼夜想的事情。最终让我下定离开农村的决心,是因为发生了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

在这之前,我成为全县先进知青的典型,名字上了省级党报《山西日报》,还被推荐参加1976年的全省知青代表会,当然是在省会太原召开。

 

山西日报1975831日第二版 (局部放大)

 

不能不说,这个“先进典型”很不适合我当,把我抬到这个地位实在是个历史的误会。我在这个地位上和县知青办主任大吵了若干次。而在此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北京知青的时候,我和知青办相安无事。偶尔去一趟,坐下扯扯。尽管有些抱怨,也往往不针对知青办,而是针对公社领导,不满意那些干部瞎指挥,破坏我在村里的计划。我们知青点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一直主张就是我们自己解决,不要求照顾,不愿意比当地社员显得特殊。知青办也对我一样地没什么特殊要求,不给他们找麻烦更好。

从刚到村里的时候起,我就不赞成“一辈子”“扎根”的口号,认为非常不切实际。我不相信这么多城市青年统统都将扎到村里,再也不出去。是的,年岁大的上一辈人尚且调来调去,这些年轻人又怎么可能总在一个地方不动?

在北京早就逛过明十三陵,了解到那些陵基本上都是打皇上登基那天开始就建造。我们难道就应该像古代帝王一样,到村里先考虑自己埋哪里吗?真是个无比昏庸的想法!

不过像我这么想的人大概是不多,反而是很多人在鼓吹“一辈子”“扎根”,把这个虚假的口号喊得很响。越是公开场合,越是极力表现。当然,这些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最早的先进知青,同时也是最早离开“一辈子”,最早拔根,离开农村生产队,挣工资、吃官粮。

我也是听了老父亲临行前的话:不要以为是临时在农村就瞎凑合过日子,人来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临时”的。所以我总是一心一意要过正常的生活,同时正常地工作和学习。

插队的李家坪大队,地处中条山的前坡沿,是一片黄土高坡。往山下看,是富庶的古代河东郡,物产丰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之地,盛产小麦棉花、瓜果梨桃。往山上看,高高的分水岭那边,就是丛林密布的后山,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一片迷人景色,五六户的村子就是大村,最小的村庄石家沟仅仅一户人家。而每一个小小的村庄,都是一处绝美的世外桃源。

可是无论后山,还是山下,我们都沾不到光。后山和山下都是住房子,只有我们前坡沿是住土窑洞。山高路远石头多,出门挑担又爬坡。李家坪大队14个生产队,分布在22个自然村。北京知青二十多人,也散开分到三个生产队。我所在的村庄吕家沟,是大队部所在地,在当地算一个大村。也只是在加入了十几个北京知青以后,人口才凑足了一百。整个大队人均土地都有七、八亩,缺的是强劳力。

可以说,能当之无愧称得上强劳力的北京知青,只有我一个人:21岁,学校体操队员,一身棱角分明得像青蛙一样的腱子肉。二十多个人当中,高中的仅仅2人,我和一个同年级另一个外号叫“老怯”的“老高三”。那是个有名的“麻杆”瘦子,一副1400度的高度近视眼镜,一脑袋“少白头”。每天也是无精打采,老乡一看就知道“没劲”。初中生们,还尚属未成年阶段,最小的一个六九届,刚刚15岁,还是个捣蛋的孩子。

理所当然的,我就是这个知青集体的头。不是什么“领导人”,顶多算个孩子王;也不是什么“负责人”,我什么责也负不起。无职无权,给其他知青既不能嘉奖,也不能惩罚,甚至不能督促。不过就是个对外联系人。

知青集体生活的支柱,这是我必须主动承担的。到村里插队,和体制内的兵团、农场完全不一样,我们不是什么“生活关”,而是非过不可的“生存关”。

开始的时候还是队里派了一个社员来给知青做饭。但是和体制内完全不同,我们是没有后勤的,做饭的社员队里不管记工,要吃饭的知青给出工分。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们立即不再要别人,既然是我们自己负担,就还是我们自己做饭。“大旱三年,饿不死炊事员”,这到哪里都是真理。做饭的就有吃饭的优先权,而且无法限量。在粮食紧缺的时代,我们知青有限的口粮,也不能养活一个不限量的炊事员。更何况没办法防止炊事员往自己家里拿,说难听就是“偷”。

尽管不认为这么多城市青年不可能全留在农村,也很可能会有人真的留下“一辈子”。我也不希望被留下的就是我,但我也不能保证最终留下的不是我。所以我还是要过正经日子,要过得像模像样。于是没人做饭我做饭,没人担水我担水,没人拾柴我拾柴,没人磨面我磨面。反正我要过日子,别人么,就算沾我的光好了。

山下用水都是村里的井水,后山用水都是附近的泉水,基本都是平路担水。而我们,只能下深沟去往上担水。那沟底离沟沿至少有二十层楼,“之”字形的小窄路上了沟沿,当然离家门还有不同的距离和高度差。刚刚到村里正是冬至数九,小窄路上无论霜雪有多滑,都是要在早晨把两个大水缸担满的。

山下大村有钱,都是烧煤,我们和后山一样,是烧柴。后山守着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我们离后山有柴的地方还有近十公里的水平距离,和600米的高度差。即便当地人,烧柴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柴米油盐”,柴字为先。日子要过得红火,就要有生得起来火的柴。

一开始是我一个人上岭拾柴,后来有男知青随我一起上。也发生过走在后面的“老怯”一个跟头把眼镜腿摔断,在岭上一个石头窝里过夜的惊险。组织了两次全体出动上岭拾柴,结果很不理想。

当地就没有妇女上岭拾柴的,我们当中却是好几个未成年姑娘跟着上岭。遇到清冽泉水,看到山花烂漫,都是一番兴奋。但这毕竟不是旅游。柴要自己从灌木丛中一根一根地割下,要从陡坡背到有路的地方,还要捆结实,还要前后左右平衡地插上扁担。这一切都是需要我来帮忙的。即便全弄好了,下山的路上,还难免这个人的柴捆歪了,那个人的绳子松了。忙忙叨叨一整天,拖到傍晚才能全部到家,全都累趴了。于是插着柴捆的扁担扔一院子,全都回窑洞躺下。烧火做饭,收拾柴捆扁担等等,还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而这样累死累活,却拾不回来多少柴。

这以后就接受教训,再也不搞这样的集体行动,还是我自己上岭吧!头响下工扛扁担上岭,屁颠屁颠跑回来,还能跟上后晌的活。仅仅耽误一晌工。比大家一起劳累,一起耽误一天的工分,要合算很多很多。

 

2015年,重走当年拾柴的山路。

 

就这样过下来,我们这个知青点就和本大队其他两个知青点不同,也和大部分的北京知青点不同,就是一直没有闹分灶。

县里也知道这个情况,曾经让我写个总结经验。我拒绝了:这没什么可写的,我这样做就是为了生存,一不是号召别人学习,二也未必是别人能学得了的。这就是传说中的我“拒绝当先进”。

然而没过多久,1972年我们村从最初的11个知青就剩下了三个。到了1973年就剩下我和老怯两个:货真价实的“老高三”。

等到1974年,老怯去大队学校当上了民办教师。于是村里等于就是我一个知青,自己出工,自己做饭。磨面这样不能不做,又及其繁琐的低效率事情,只好和妇女进行“换工”。就是她帮我磨面,我上工,给她记工分。作为一个队里的强劳力,队长也根本就不可能让我不去地里,留在家磨面。

1968以来,搞宣传的机会有,搞写作的机会有,我都没去,真心实意地想要种好地,把粮食产量搞上去。

大队学校一次音乐老师请假没能上山来,校长找到我,求我代一节音乐课。我背上手风琴,给孩子们上了一节课,很受欢迎。事后校长问我,愿意不愿意来学校当老师?他可以去和大队党支部交涉。我还是拒绝了。这也成为下乡八年当中一件后悔的事情。如果应下来当老师,即便不能“大有作为”,起码也是小有作为。没去当老师,最终是无所作为。

就在这一年的九月份,我上后山加入了泗交水利工程工地,在一号天井施工。吃好吃坏不是问题,这里真正解决了后勤的问题:做饭有专人负责,而且是回他自己队里记工,不需要我来分摊工分。有后勤,这实际上是一项无形的收入!天然就有后勤的体制内兵团和农场,那里的知青是无论如何认识不到这一点的。

当然即便有“无形的收入”,本地社员还是不愿意来工地。一来生活不如在家好,无论吃饭还是睡觉,条件都很差,二来更是工作危险性大,送命的可能随时存在。县办工程资金很有限,安全保证的条件极差,有关的教育培训根本就没有,比国家的矿井危险性要大很多很多。这不是随口说的,我们李家坪大队就有一个和我很熟悉的青年农民朱小云,就在我上后山之前出事故死了,而且就是死在我后来去的一号天井工地。

 纪念

 

在建设泗交水利工程中光荣牺牲的 

朱小云

赵立根

同志 永垂不朽

夏县革命委员会泗交水利工程指挥部

2018年拍摄)

 

和其他社员不同,我这个社员没家没业,没房没产,没老婆没孩子,光棍汉一个,也没有什么家务劳动等着我做,自然是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险,全身心地投入施工。事故也遇到多次,但是福大命大,每次也都是有惊无险,毫发无损地躲过。乐观之余赋打油诗一首:

 

万马千军步调齐

雄心可把中条移

风寒雪冻仍心暖

路远山高未足奇

电动机声谱乐曲

洞传炮响伴竹笛

休言泗水东流去

大岭凿穿令向西

 

于是我在这里的表现被指挥部注意到,总指挥是县委常委,就在县常委会上提出要立我为标兵。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那些极力张扬高呼口号的知青,一个一个拔根而去,就需要再抬出一个“先进知青”来凸显“再教育”的成果。就这样,我在县里就出了名,1975年出席运城地区的知青代表会,并且作为重点发言之一。

“不识抬举”的我,在这次大会上发言的预备会上,就是和县知青办出现矛盾的开始。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张亭,男,本会会员,网上笔名:朱老忠。北京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下乡山西夏县。1976年回城后当了8年陶瓷成型工,毕业于唐山业余工学院,任机电工程师。1999年来美国,在洛杉矶国际日报任职。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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