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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族驱倭寇浴血奋战 保运输金戈铁马任驰骋
我们的父亲周侠平
2016年10月26日 04:20:42 作者:周爱群、周文谦、周晓平、周建军、周丽娜 来源: 字号 打印 关闭

明年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可他离开我们整48年了。他在那无法无天的时代,受到不明真象群众的无情批斗,身心遭到严重的催残。1968年4月15日,他在目睹了国家遭受巨大损失,无数老首长、老战友、老同志遭迫害,怀着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战友的无限忧患的心情离开了我们。逝去的人是不会再活过来,但父亲无私无畏的高尚情操,使我们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我们的父亲周侠平,191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安源,(籍贯:湖南醴陵),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7月参加八路军,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129师386旅补充团政工干事,宣传队长,772团政冶指导员,二营教导员,中条山军区泌河支队政治部主任、太岳军区四分区基干二团政治部主任;赴东北干部团政治部主任、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交通司令部、护路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西满铁路局政治部主任兼运输部长;东北铁路总局机务部长;铁道部机务副局长;铁道部安全代总监。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历任东北军区军交司令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朝军事联运司令部副司令员、东北军区军交部长、铁道部工厂管理副局长、成都铁路副局长,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勳章。行政级别九级。于1968年4月15日因病去逝,年仅52岁。

我们的母亲肖桂珍,1927年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45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堂,历任东北铁路总局妇联主任、运输部秘书、中朝军事运输司令部政工干事、渖阳铁路医院主任、铁道部人事局人事主任、成都铁路局人事主任、哈尔滨铁路分局集经处主任。 

我们的母亲是46年在东北铁路总局工作时,经组织介绍与父亲结为革命伴侣,跟随父亲转战南北。抗美援朝、北京、渖阳、大连、成都都是父亲革命工作的地方,母亲毫无怨言、无条件地随从调动陪伴在身边。她不计名利地位,只要是组织安排的工作都是恪尽职守。母亲一生明理、坚强、有为、正直。她用乳汁哺育我们兄妹健康地长大成人。2008年6月因病在哈尔滨去逝,享年82岁。

母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伟大的。生命之消逝不会有太多的人记得,但对她的儿女来说,却是一生的记忆,不会忘记,也永远不能忘记!

献身革命

父亲自幼受到家人参加红军的影响,经常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革命宣传活动,1934年经学校吴理谦老师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经组织安排,由父亲等人秘密携带上级要交付给朱德总司令的信件,配一挺马克泌重机枪和数箱子弹、药品奔赴山西八路军总部洪洞。一路在组织及沿途百姓的安排和接待下到达了总部并被分配到386旅补充团任宣传干事兼宣传队长。1938年3月经政委丁先国、主任朱兆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浴血奋战驱倭寇 

1938年的3月,是父亲参加革命后经历的第一场大战。根据386旅陈赓旅长的指示,我们补充团在团长韩东山、政委丁先国、参谋长周希汉的带领下,埋伏在晋东南神头岭阵地打了一场著名的伏击战。当时我负责战地动员和战地救护。我是第一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战斗,难免有些紧张。参谋长周希汉对我说“小佬乡”(他是湖北麻城人,和我们的乡音相似,平时见面总是叫我“小佬乡”)鬼子并不可怕,他们也是两条腿跑路的人,你莫紧张,你硬他就软下去。当时补充团战士多为新兵,武器装备几乎就是清一色的大刀、红缨枪和部分手榴弹。我们事先做战地宣传鼓励,深入动员并在红缨枪上贴着标语“用红缨枪换一把三八枪”。父亲还参加了此后的响堂铺战役,长乐战役。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发起了震撼中外的百团大战,父亲所在的补充团与参战的兄弟部队上万名参战群众,穿过正太路週边堡垒线,猛扑正太路西段。按照《不留 一条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座桥樑》的口号,一下就把沿线所有据点及其守备部队全部消灭,并把所有的桥樑隧道、车站等建筑物彻底削平,把大部份铁轨运回根据地制造武器。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和需要,1941年父亲调到772团二营任政治教导员。在反扫荡中,除执行战斗任务外,还多次率武工队深入敌后,打击敌伪政权,团结和教育敌佔区的群众共同抵抗日寇。1942年日寇展开残酷的春季大扫荡,父亲率两个连在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同志的领导下,掩护总部机关数千名机关人员安全转移,未受到任何损失。战斗结束后,受到总部的表彰,被评为全团优秀模范干部。

1942年,成立中条山军区,父亲被调到中条山军区泌河支队任政治部主任。 在强大政治宣传和军事力量的攻击下,敌伪势力纷纷瓦解、投降,泌阳三角地区的工作很快展开起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中条山军区撤销后父亲被调太嶽军区四分区基干二团任政治部主任。他积极配合团长钟美科、政委杨辉图狠抓政治思想工作,狠抓军事技术训练,使基干二团在短时间裡思想和军事战斗素质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都大大提高,这就是战争年代的政治工作的作用。两年中,基干二团共参加大小战斗200余次,消灭敌人1500余人,缴获迫击炮千门、重机枪25挺、枪支580支、车马400余辆,这些不仅使得部队的装备得到了改善,更重要的是使日后的战斗力大大提高。

转战东北结缘铁路 保障军事运输 

1945年抗战胜利,10月6日以军区冯精华参谋长为团长,父亲为政治部主任的太岳四分区赴东北干部团踏上了奔赴东北的征程。  

到达东北之后,组织上安排他任东北民主联军交通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四六年初奉李富春、吕正操同志命令,父亲与副司令黄铎共同组建东北民主联军西满铁路管理局并担任秘书长兼运输处长职务,同时还要负责政治部的工作。父亲从此开始了新中国铁路建设工作,至此我们这个家族也就与铁路事业结下了不结之缘。

由于战争的缘故,东北铁路完全陷入瘫痪状态,机车破损、线路严重残缺、燃料极度不足。为了保证我军北上收复工作,必须尽快让机车开动,让运输畅通。父亲为了这一重大军事行动能尽快顺利的开展起来,他多次身着便装,潜入国民党佔领的四平,深入四平车站,打通了郑家屯至白城子的军事运输要线。

平津战役中,锦州至山海关线的铁路运输堵塞十分严重,军列积压,军需物资不能顺利发出。父亲与吕正操同志立即赶赴现场,做调查,并亲临现场指挥调动,保证了全线畅通。

1949年铁道部正式成立,父亲被中革军委任命为铁道部机务局任副局长。为了尽快恢复战争的创伤,加快运输能力,在部领导的安排支持下,主持召开了全国首届铁机务工作会议和全国铁路工厂会议。当时的平汉铁路郑州至汉口区间,因日军和国民党军的破坏,线路残破不堪,设备不仅落后而且严重损失,堵塞和各种事故经发生,无法保证南下军运和国民建设的运输要求。在情况紧迫中,滕代远部长指派父亲率一工作队包括:车、工、电检、材料、人事、卫生、政工等较完整的一套人马赴现场开展运输、线路改造、各种整顿和整建工作。经过三个多月的昼夜奋战,郑州境内的铁路运输问题得到解决运输效率能提高,保证了军事运输和其他运输任务的顺利进行。 

面对书桌上“军事运输工作总结”、“战时朝鲜铁路运输经验总结”两本厚厚的文集,我们仿佛看见了父亲消瘦又充满刚毅的面容。这两本文集是父亲在繁忙的工作中主持编辑的。它凝聚着父亲的心血,记录了父亲一生在军事运输工作上的经验的汇总,为新中国军事运输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我们仿佛看见父亲在沉思的回忆着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在回忆铁龙飞驰的场面。

1952年父亲担任了中朝联运副司令及东北军区运输参谋长。他不分昼夜地往返奔波在中朝之间,调配车辆,组织军运,协调中朝两军在军事运输中的相关问题。曾三次奔赴朝鲜前线与前方军运司令部共同研究军运方案。在朝鲜战斗前线召开的备战动员工作会议上,代表运输司提出了“保证鸭绿江桥不断、随炸随修、全力支援前方,要什么给什么,后方多劳累,前方少流血”的战斗口号,积极配合前方军运工作,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官兵的斗志。在军委和吕正操司令员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紧急运输和备战工作。经过全体人员的奋战和各方的配合,仅三个月就圆满完成了军委下达的任务,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誓为铁龙早腾飞 呕心沥血献忠诚

紧张繁重的工作,昼夜地操劳使得战争年代患上了肺病复发了。脱髮、咳血时常出现,由于身体的原因,1955年我们的父亲带着对部队不舍和眷恋离开了战斗了近20年的岗位,调铁道部工作。1958年他负责成渝、渝黔三线改建及成都、重庆两大枢纽新建、重庆白沙陀长江大桥建设工程。

父亲一年四季大部份时间都工作生活在工地拼搏。正当父亲为早通车、快通车、奋力工作在一线工地时,他的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不弄虚作假的工作作风,面对错误敢于斗争的精神,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一时间,军阀作风,反党分子,右倾分子一顶又一顶大帽子相继压了下来,一夜之间被撤销职务,降职降薪,下放劳动。

然而倔强、刚直的父亲并没有被吓倒、压垮、他相信党,相信人民。他始终保持着一名军人、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与胸怀,努力工作着。下放所在的工程处后来给出的鉴定中写到:“周侠平同志工作积极、干劲十足、作风雷曆、带病坚持工作,通宵达旦的奋战在工地上,忘我地劳动精神给广大干部工人鼓舞极大。他帮助分队干部工作满腔热情,为人正直,对歪风邪气毫不留情,群众关系很好,没有架子。关心职工生活食宿,经常在深夜为工人盖被子,烤衣服,继承和发扬了部队的光荣传统。”这些朴素的语言就是对父亲最真实的评价。

62年根据中央扩大工作会议精神,中共四川省委对父亲做出了甄别“原处分意见所列错误不成立,应予以否定。”恢复了原职务及工薪,随后铁道部调父亲回部裡工作。由于长时间的劳累再加上巨大的精神压力与打击使得父亲的身体失去了承受能力,在调往北京前的例行身体检查中发现肺部有肿瘤而且十分严重,随即被送往医院抢救。经过专家治疗小组的精心手术治疗,肿瘤虽被摘除,但身体再也无法恢复正常功能,更不能回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工作岗位。

记得在4月15日那天,成都阴雨绵绵,寒气还是那么逼人,窗外不时传来造反派武斗的枪声。父亲默默地坐在沙发上,眼中充满对党对国家前途的忧患的目光,他对妈妈说:“我不能倒下,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我去做呀!这几天身体很不舒服,铁路医院没有医生看病了,我去地方医院看医生吧,去检查一下,开点药,我要坚持......。”当时的环境十分紧张,造反派经常来我们家闹“革命”,我们都担心父亲出去会遭不测,不同意他去。可父亲却说枪林弹雨我都走过来了,还怕什么?外面的情况复杂,你们谁都不许陪我,我自己一人去!我有护身符不会出事。无奈之下,弟弟先出门找到一辆人力三轮车,父亲穿上军大衣拖着瘦高的身躯艰难地登上三轮车,全家人站在门前目送父亲独立一人去医院。谁知此去就是今生的永别......

死神在他才52岁的生命中残忍地画上了一个悲怆的句号。母亲轻轻地抚摸着父亲瘦得脱了像的脸颊和失去目光的双眼,哭噎着说:“侠平,你安心地走吧,孩子们我会尽心地抚养他们长大成人,一定让他们去完成你没有做完的工作,继承你未尽的事业......。” 父亲这位为党、为国、为铁路建设奉献毕生精力、全部心血的老战士就这样化为一缕清烟,与我们阴阳两隔,再无见面之时,于1968年4月15日去世,享年52岁......

坚强的母亲 教子有方

68年父亲离开我们后,母亲以她坚强不屈的精神,带着我们兄妹五人顽强地生活着,她做为一名共产党员,没有消极,没有退缩,强忍着刚失去丈夫的悲痛,支持两个子女上山下乡,随后又送两个儿子参军。临行时,母亲拉着我们兄妹的手说:“咱们是革命家庭,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将来做你爸爸想做的工作,我想你们的爸爸会同意的。”就这样,我们兄妹四人带着对父亲的怀念对母亲的牵挂离开了家,分别到农村,到部队接受锻炼和考验。

为了推翻强压在父亲头上的不实之词,为了争回父亲应有的名誉,母亲不畏邪恶权势的打击,她曾足足奔走了十年,终于在1979年在国务院、铁道部的关怀下,父亲得以平反昭雪。

1979年8月24日,当为父亲举行追悼大会时,大礼堂早早就坐满了机关干部和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基层工人、干部。他们满怀深情地对我们说:“老局长为铁路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为革命奋斗一生,今天为他举行平反追悼大会,我们不管多远也要赶来参加,送局长最后一程,了结我们的心愿......”群众的话语使得我们热泪夺眶而出,我们为广大工人、干部对父亲的爱戴和怀念所感动。 

我们的父亲母亲对子女要求严格,从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自己整理房间,小件衣服自己洗,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衣服是小的接穿大的,在外面要求我们懂礼貌,讲团结,不能以强欺弱。父亲常说他是为党为人民服务的,不讲价钱,不争待遇。记得64年由于爸爸身体不能恢复,在家养病,我们看到同学的父亲都有军衔待遇,就问父亲“你是什么衔呀?”爸爸说:“小孩子懂什么?我是因身体原因评军衔前就离开部队了。中央有精神,转到地方工作的同志都不评衔,可是党和国家对我还是很关心爱护的,55年转业已经按当时职务给了很高的地方级别和荣誉,给评了行政级别九级。做为一名革命者不能去追求,攀比名誉、地位。比起那些出生入死,为国捐躯牺牲的战友,我是幸运的,我很满足啦!”父亲的一席话至至今还不时响在我们的耳边......


附注:本文出自《我们的父亲母亲》,该书由抗日战争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参谋长周希汉(1955年中将)之子周太安组织发起编辑成套,目前已出版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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