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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G20·特稿)杭州——国际交流的历史坐标
2016年09月02日 09:35:04 作者:冯源 来源:新华社 字号 打印 关闭

1300多年前,诗圣杜甫在送别一名外国商人时写下这样的诗句:“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

    当时的西陵渡口,位于钱塘江南岸,扼钱塘江与浙东运河要衝,市面繁华,商贾云集。渡江到杭州,沿隋唐大运河北上可至江淮、中原,沿运河向东是东海之滨的明州(宁波)港,溯钱塘江上行,可至江西、福建,最终到达广州。

    “商胡指的是在丝绸之路上往返的西域商人,包括中亚粟特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等。他们从西方带来玉石、香料、珍宝,在中国采购丝绸、药材和瓷器。”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楼毅生说,当时的杭州和西陵是这些域外商人的一处必经之地。

    这个秋天,就在离西陵渡口旧址不到5公里的地方,这裡再度成为世界政商领袖的“必经之地”: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与领导人峰会相继举行。杭州作为国际交流之城的历史翻开崭新一页。

    早在杭州这个地名出现在史册之前,中外文化的交流就在当地有所萌芽。东晋咸和年间(西元326-334年),印度高僧慧理来到了钱唐县的武林山下,惊叹一座小山竟是从中天竺飞来的,随即开创寺院。这就是著名的杭州灵隐寺,那座小山因为这个传说,被称作“飞来峰”。

    西元589年,隋朝废钱唐郡置杭州,杭州这个地名第一次出现。西元610年,隋炀帝下令重新疏通江南运河,将它纳入隋朝大运河的系统。至此,杭州成为“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的商贸都会。

    楼毅生说,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由于西域和中亚陆路交通被战乱阻碍,海上丝绸之路随着航海技术的发达日益兴隆,杭州凭藉着通江达海的交通优势,加之周边地区是丝绸、茶叶、瓷器等大宗外贸商品的产地,进一步成为国际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

    据史实记载,8世纪末,中国、日本和北韩之间开闢了利用季风横渡东海的新航路,浙江成为日朝人士来华的重要登陆点,唐代就有日本遣唐使节路过杭州。五代时期,定都杭州的吴越王国大力开拓海上交通,与北韩半岛上的后百济国、后高句丽国,以及日本国来往频繁。像最后一代吴越王钱弘俶就曾向日本回购过佛教天台宗经典。北宋后期,高丽使臣固定在明州(今宁波)舍舟登岸,杭州是他们前往东京汴梁的必经之地。南宋偏安杭州后,杭州更成为东亚、东南亚与中国交流的中心。

    “中华文化向日本和北韩的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杭州也是一个重要的源头。”楼毅生说,像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径山寺,不但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重要,在南宋时期名列“禅宗五山”之首,在日本佛教史上也被奉为佛教圣地、茶道祖庭。乐器尺八(一种竹制乐器)也曾两度东传,首次是隋唐时期,第二次则在南宋时期,由日本僧人心地觉心从杭州的护国仁王寺带回。南宋年间,高丽王子曾向慧因寺赠送大批完整的佛经,这座寺庙在市民口口相传中,也逐渐成为“慧因高丽寺”。

    据史籍记载,北宋在杭州设立了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南宋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更加鼓励外贸发展。

    在杭州西湖湖滨,马可·波罗的塑像是一道不可忽视的人文景观:头戴软帽,颏蓄浓须,身披长袍,右手执笔,左手捧书——这是想像中的马可·波罗形象,他是杭州市民心目中一名亲切的“老外”。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杭州的内容佔到了全书的1/15,他向欧洲介绍了一座名叫‘行在’的‘天城’。”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龚缨晏教授说。

    行在,即天子所在之地,是南宋对杭州的正式定位。虽然当时宋朝已经灭亡,但是杭州没有遭受战争的严重创伤。杭州“均系是世界上最为雄伟、壮丽的城市……位于一个清澈的淡水湖和一条宽阔的大河之间……城内居民的住宅建造精美,装饰华丽……有不计其数的店舖,还有十大市场……这些市场每天都有种类繁多的蔬菜水果出售……丝绸特多,多数人以此为衣”。

    在马可·波罗之后,他的同胞鄂多立克也来到了杭州。在他的着作《鄂多立克东游录》中,这位中世纪旅行家讚叹道:“它是世上所有最大和最高贵的城市,并且是最好的通商地……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确实大到我简直不敢谈它,若不是我在威尼斯遇见很多曾到过那里的人。”

    “中世纪‘世界四大旅行家’中的三位来过杭州,除了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之外,还有一位是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可见杭州当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楼毅生说。

    到了明朝中叶,另一位“东方马可·波罗”也来到了杭州。北韩李朝的文官崔溥从济州岛奔父丧回家,船隻遇到暴风,顺水漂到浙江沿海的三门湾。一行人获救后,路过杭州,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最终回到北韩。这段经历被崔溥写成《漂海录》,其中杭州的繁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楼屋成廊,连衽成帷,市积金银,人拥锦绣,蛮樯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常春之景,真所谓别作天地也。”

    到了明朝末年,义大利人、耶稣会教士卫匡国在《中国新图志》中向欧洲确认了“天城”的存在:“这是连世界百科全书都无法想像的。这是一个美丽宜人的湖……人们都不知道应该如何讚颂大自然那绝妙的典雅或艺术之作。”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俞强说,卫匡国这一代人扮演着中欧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他们既把欧洲的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又把中国的思想文化介绍到欧洲,从而在欧洲引发了“中国热”,并影响到伏尔泰、莱布尼茨、康得等哲人的思想。

    晚明时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传教士来华,掀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一轮高潮。虽然利玛窦本人没有来过,但是他的不少同事都到过杭州。楼毅生说,当时杭州的对外氛围是比较宽鬆的,他们在这裡也得到了善待。

    1924年4月,在徐志摩等人的陪同下,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也来到了杭州,参观了前人首创的灵隐寺。看到飞来峰上的造像,诗翁深有感触地说:“印度文化有很多到中国了,如同中国几个大师到印度去。中印两国人民更应该共同努力,去找出一条中印交通的运河。”

    在泰戈尔之前,有多位西方哲人访问过杭州。1919年4月30日,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乘船从日本抵达上海,5月5日来到杭州,游览了四五天。1920年6月10日至15日,他再次来到杭州。

    杜威两度访杭,先后进行了八场演讲。在演讲中,杜威强调:“西方人应当把东方人的怡淡安详的态度收取些去,东方人却应当把西方人的创造精神、科学精神吸收些来,这才能达到兼而有之的目的。”

    比杜威稍晚来华的还有另外一位大思想家,那就是英国的罗素。1920年10月,他在中国朋友的陪同下在杭州盘桓两天。在他看来,西湖美不胜收,那是一种富有古老文明的美,甚至超过义大利的美。

    “20世纪上半叶有多位思想家来过杭州,这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杭州是浙江的省会,而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浙江是率先向西方学习的一个省份。”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方新德告诉记者,浙江是中国较早出现近代工厂的省份,而最早的商办铁路也出现在浙江。

    “浙江人不抗拒西方文化,而是采取‘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态度。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杭州的交通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吸收了西方的先进经验,旅游接待能力大为增强。同时杭州离上海很近,因此成为许多外国人访问中国的必经之地。”方新德说。

    到了20世纪下半叶,杭州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重要窗口。正在中国共产党杭州党史馆举行的“新中国外交风云中的杭州记忆”展览显示,20世纪50年代,杭州共接待了来自34个国家与地区的74批外宾,60年代接待了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76批外宾,70年代以后共接待了50个国家的83批外宾。

    “周恩来总理是浙江绍兴人,有很深厚的故乡情结。而毛泽东主席一生53次来过浙江,他把杭州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理事王祖强介绍说,杭州当时承担了大量的外事接待任务,除了风景宜人,有较好的住宿餐饮条件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杭州的偏爱。

    在接待名单上,我们可以看到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印度总理尼赫鲁、印尼总统苏加诺、法国总统蓬皮杜、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义大利总统佩尔蒂尼、时任美国副总统的老布希、德国总统赫尔佐克等外国领导人的名字。

    最让杭州老市民津津乐道的是,1972年2月26-27日,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一行由周恩来总理等陪同访问杭州。尼克松在杭州逗留的时间其实不足24小时,但是杭州之行对他来说格外閒适。

    尼克松赠送的1株北美红杉就栽培在杭州植物园里,当时它还是3岁的幼苗,干基周径11釐米,高2.4米,如今它已经长到15米高,胸径也有30釐米。

    从1978年到1985年,杭州植物园专门制定了科研项目,组织最优秀的工程师研究北美红杉的繁殖技术,成功培育了4万多株幼苗,在全国20多个省份造林种植。园艺师冯有林说:“尼克松送来的北美红杉,现在已经有‘孙子’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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