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英雄？當國家的託付與人性的尊嚴、價值產生衝突時，英雄該當如何？作為紀念二次大戰結束六○週年的德國戰爭影片，肩負著極為沉重的象徵責任，也容易陷入難以解決的弔詭張力之間。

       然而，身為德國「巴伐利亞影展」的最佳導演，丹尼斯甘賽爾，卻恰如其分地將沉重擺盪在這段弔詭的歷史敘事中，帶領觀眾隨著電影中一對少年的道德眼光，對德國二戰中的意識型態，進行一次極為沉痛的心靈控訴。影片技巧性地使用主角的姓名「菲德烈‧威瑪」，作為一種對德國歷史的回顧與評價。首先，就「菲德烈」而言，自然引導重視德意志光榮歷史的德國人追想起那位開創政治啟蒙氛圍的菲德烈大帝。

■ 德意志的歷史記憶　

       菲德烈大帝的開明專政時期，代表著康德啟蒙運動時期極為重要的歷史階段，對於每一個德國人而言，菲德烈所象徵的意義，遠遠超過一個陳舊的歷史記憶，而是一種德國理性榮耀的鮮活記憶，更是德國哲學得以傲視思想世界的關鍵時代。?　

       菲德烈針對著當時人文精神勃興的德國社會指出：「不論你們要思考多少，思考什麼，用理性去思考吧！但是要服從！」且不論以服從作為思考的前提，是否違背了現代精神中思想自由的信念，單是在十八世紀的社會極權氛圍中，菲德烈大帝的眼界，已經足以開創出德國統治者對理性思維的先知性胸襟。?　

       以此作為主角存在代稱，強烈展現出影片極力喚回德意志民族對理性精神的個體化的傳統。

■ 反省二戰困局

       此外，「威瑪」則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殘破德國所建立起一個懷抱理想，卻軟弱不堪的共和政府，正是在此般軟弱中，納粹得到了空前的養分，也塑造出一隻吞噬猶太族裔的民族怪獸。威瑪的軟弱不僅表彰著德國在一次戰後所面對割地賠款的國際困局，也顯露出國內各種政黨政治在國家認同的議題中，所面對的激烈角力戰。

       究竟身處困局中的德國，應當從民族血統的純粹性獲取榮耀，還是從啟蒙精神的相容並蓄來確認價值？悲劇性的二次大戰已經告訴我們，德國人民在當時所作的抉擇。「威瑪」所象徵的徬徨，與「菲德烈」所象徵的篤定，不僅構成男主角悲劇的性格，也恰恰構成了影片所欲反省二戰階段的德意志困局。

       當性格矛盾的第一男主角與身份矛盾的第二男主角相遇，也象徵著當時德國上下階層精神價值的會遇。第二男主角艾伯特的身份矛盾，來自於出身納粹高官的威權父親，以及體型瘦小卻擁有豐富文學創作的心靈。前者象徵著納粹極端保守主義的菁英思維，後者則是個體精神自由主義的反戰思維。

■ 檢視戰爭價值　

       如此戲劇性碰撞的安排，是影片極為細膩的歷史觀察，由於電影篇幅與影像戲劇元素的安排，無法針對當時德國複雜的社會現象一一檢視，但是卻又不願意當今的觀眾約化了當時德國社會存在的反戰良知，因此，影片採用人格性的敘事策略，濃縮了當時德國社會矛盾複雜的民族情感。將兒子與父親的角色，安置在戰爭價值的兩端，便是一個令人震撼的重新檢視。這不僅表達出當時德國尚有一群反對納粹價值體系的人，更是一群不願意無意識地繼承納粹殘暴價值的年輕人。

   為了凸顯戰爭的荒謬，導演刻意迴避傳統戰爭片的大場面調度，甚至是完全不處理第一線戰場的任何畫面，卻藉由一個後方的、少年的、教育的觀點，冷靜地批判著每一個成人世界中暴力邏輯的荒腔走板。

■ 成人世界的「敵人」

   其中最明顯用來代替戰爭畫面的象徵場景，便是男主角開場時確定自身價值的「拳擊台」。在拳擊台的敘事脈絡中，導演帶領細心的觀眾進入他的「力量哲學」世界。藉由這個力量哲學的鋪陳，導演詰問的是：擁有能力所帶來的權力結果，必然是殘暴以終嗎？

   影片的核心精神，就是對強調英雄教育的「納波拉（NOPOLA）軍事學校」中所標榜的：「忘記慈悲與寬容才能達致成功」標語，進行最徹底的否定！當菲德烈擁有最好的拳擊能力時，他一步步踏上由成人世界所制定的優勝劣敗邏輯中，就是他拳擊能力得以彰顯的「拳擊台」。藉由一場接著一場的拳擊敘事，菲德烈越發強烈地擺盪在寬容與殘暴的價值選擇中。

   究竟是按照教練的指示徹底擊潰對手，還是在對手明顯落敗的處境中適時收手？當觀眾陷入「對敵人仁慈，便是對自己殘忍」的傳統自保邏輯中，導演就刻意安排一場令主人翁產生價值崩潰的夜間追敵事件。在整個事件的發展中，導演徹底顛覆了「敵人」的概念，明白地告訴觀眾，所謂「敵人」根本就是：「成人」（納粹）設想出來愚弄「少年」（百姓）的稻草人，僅僅為了滿足其內在一種無意義的征服快感。

■ 誰配稱為英雄？

   藉由拳擊台的慢動作敘事，不僅交待了主人翁對於權力哲學最終的抉擇，更明明地勾勒出成人世界暴力邏輯的荒謬嘴臉。

   影片的結局在觀眾感悟到層層籠罩的悲劇氛圍中，導向徹底的放逐！將主角從集體的桎梏中放逐出來，恢復真正的人性光輝。不可諱言地，隨著影片的悲劇結尾，觀眾不免躊躇：「究竟個體面對集體的邪惡環境，有無抉擇的能力？」其實，導演在悲劇中仍然放入了被動選擇的積極性。當艾伯特決定以自我毀滅，來作為對父親戰爭邏輯的抗議時，菲德烈‧威瑪則在拳擊場上放棄暴力以終的抉擇；表面上被動地離開的英雄教育機制，卻展現了新生德國對於英雄的重新釋放。

   世界各地變動不安的土地，比起二戰前的德國社會，對英雄的渴望只有更為殷切。問題是，誰是英雄？誰配稱為英雄？又什麼構成了我們的英雄價值？當英雄精神扭曲了我們對世界的圖像時，哪裡是我們的出口？答案或許留在影片結尾的主角背影，也或許悄悄在心底蘊釀著更為深層的反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