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走了。胡，趙當年名重一時，終究沒有成爲一代領袖。他們是毛，周，鄧一手培養的人才，卻無緣接班。鄧自己說：毛是第一代的領袖核心；他自己是第二代的核心。胡，趙至多也就是幕僚。其實鄧因該算是毛一代的人物。鄧之下，就到了江的這一代。而江因該算是胡，趙爲代表的土地革命後期到抗戰前期這一代人後輩。長江後浪推前浪。結果在中國歷史上，人數最多，對黨的事業最忠誠的第二代人卻在黨的領袖位置上被輪空了。胡，趙這一代人，最具有革命者的宗教熱情。但是作爲領袖，似乎卻有擺脫不了的宿命。華國鋒，毛一手欽定。敗了。胡，趙；鄧千挑萬選。也敗了。抹去政治的紛紜，其中緣由只能在這一代人的氣質中去尋找了。胡，趙這一代人，太西化！講原則，明是非。拘於小節，迷於大局；重於時下，惑於長遠。是領袖鍛造的一支打不爛，拖不垮的隊伍。但是本身卻沒有領袖的氣質。

      西方的政黨是利益的平衡；獨裁暴政的黨是生死的結合。中國共產黨，這個名字詞不達意。因爲這個源於西方的名詞不能概括中國領導集團的實質—君子不黨。也就是社會執政集團的最高利益就是社會的整體共 和共榮。中國社會的利益不是靠議會的席位來分配的。天道自在人心。君子有替天行道的責任；萬民有爲天載道的義務。皇帝要君臨天下，老百姓也有革命的權利。中國的政治就是這樣平衡的。鄧小平講四項原則，黨的領導是核心；這是源於中國歷史的一個判斷：作爲執政集團，要義不容辭的擔起社會的領導責任，而不是和任何人分解這個責任。這裏沒有“偉大的謙虛”之類的虛僞。中西方的領袖都有自己的使命。中國政治家的使命就是“天將大任於斯人”，任何分享權力，架構所謂“分立”“制衡”都被認爲是推卸責任的懦夫行爲，而且行不通。鄧所謂的“西化”就是背離中國的政治傳統。四項原則就是維護中國政治的正溯。這些思想只不過是以西方的政治術語表達出來罷了。

      對於毛，周，鄧這一代人，他們十分清楚口中念的經和腳下踩著的大地。而受他們教育成長的第二代，即胡，趙這一代；食洋不化，本末倒置的不在少數。他們中間，或是一批農民；起之草莽。追求的是“帝王將相寧有種呼”的境界。這批人在政治中從來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另一批人士是五四運動以後大大小小的知識分子。孔家店砸爛了；中國千孔百瘡，了無是處。唯有向西天取經。被毛譏之爲“言必稱希臘”。這些人在中國的土地上戰鬥生活了一輩子，但是對腳下的這塊土地知之不多。經常站不穩。 有人說四項原則是四根棍子。言下之意指整人。這也沒說錯。但是整的目的還是希望後來的領導人能夠拄著棍子站起來。而不是打趴下了。鄧造了這四根棍子，可見他對第二代有多麼的不放心。

  中國的政治倫理，存乎一心。心在術之上。心不正而行術，君則是昏，臣則是佞。心正而無術，則道無以載。唯有以心禦術，天下可行大道。心術一體方面，毛，周，鄧都是即能 適時，又不失道。到了第二代，心術之間似乎有點把持不定了。目的和手段經常錯位。毛說， 民主是個手段。西方人不理解，毛也不屑辯解。道不同，歷史不同，難以爲謀。但是自己培養的政治領導人也不理解，這就讓鄧這些人不安了。

  中國的歷代有爲君主，都是觀測民心，運動群眾的高手。自古以來得民心者的天下！但是也都知道，民心可用不可持。人情勢利，變幻莫測。民心一時所向，也不總是正確的。這就是中國主張天道，而不主張人道的緣由。毛說，他一生只想做個“導師”。就是說政治領袖既要順應民心，也要教育人民，乃至要力挽狂瀾扭轉民心。面對溫良順從的，或者是狂躁不羈的人民，政治領袖的領導責任是不可推卸的。在這一個基本點上，鄧對第二代政治領導人始終放心不下。這也難怪，第二代是他們教育出來的。“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毛，鄧講的是東方的語匯，他們卻以西方的定義來理解，焉有不錯？

  政治素質本質是天賦。後天只可調教，不可塑造。毛，鄧在關照下一代領導人方面，時間，機會都是給的足足的。不時在關鍵的時候點撥一下。能不能開悟，則在天性了。只可惜，江，張，王； 華，胡，趙；都沒有悟性。人人都說， 毛，鄧戀棧。不錯，他們戀的不是權力本身，而是道的承傳。周也並非不戀棧。文革時被修理的那麼慘，手上的權一分也不放。等到鄧一出山，他就撒手不管了。至死都不留一句話。衣鉢有傳人，有什麼放心不下的？

  胡，趙與鄧的關係不可謂不深；選來試做傳人也是誠心誠意的。胡先敗。其實也不是自由化的問題。 說自由化，趙有過之。胡舉止輕率，語多有失，結怨太廣。“望之不似人君”。趙器局開闊，律己寬人。徇徇儒雅，頗的人望。在政治方向上趙和鄧深爲鍥合。鄧要扶趙上馬，當是出自真心。趙不是敗在鄧的手裏；連那個“看來看去，也只有他了”的，鄧都可以容， 那裏容不下一個趙呢？趙失敗在自己的手裏。在歷史變局的當口，守著“原則”，不明大局。又十分愛惜羽毛，左顧右盼。拿不起，放不下。被鄧一聲棒喝，事情到了今天，連問題的本質是什麼還搞不清楚！還是不醒。鄧不能不忍痛去之了。

  六四過去十六年了。鄧也走了八年了。趙一走，江退休。六四成立歷史。回頭看去，鄧當時的處置不能不說是對歷史負責，對民族負責。鄧清楚地知道西方文化的力量。知道多少年以後人們會如何評價他。如果要做一個時下好評如潮的戈爾巴喬夫，他大可以袖手不管。除了作中國的改革之父以外；再摘一頂中國民主之父的桂冠。“我死以後，哪管他洪水滔天”。不要以爲暴君才會做如此想；爲博得名聲遺禍後代的政治家大有人在。名利本爲一體。在朝謀名；在市牟利。形異而實同。政治這東西，心中有了計較，就形同市儈。不能不舉止失措了。

 以上的話，是刻薄了一點。但是衡量政治家的的尺子，那一把不刻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