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9日 08:50:58 　來源：新華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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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無論如何要面對的，是中華文化在世界上別的古文化都中斷和滅亡的情況下，它能夠惟一存在並“活”到了今天，其原因何在？這是我們每個中華文化的參與者都應該關注的大問題。

    中華文化“長壽”的三個“智慧”

    我在年紀已經不輕的時候到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考察，就是想弄明白他們的古文明是怎樣走向滅亡的。伊拉克的巴比倫王朝、幼發拉底河文明不得了，為什麼淪亡了？還有埃及，比中華文明都早，為什麼就滅亡了？要好好找找原因，這是文化的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活到今天的原因，有沒有可能支撐我們繼續“活”下去，並活得比人家好？我們的中華文化是“真活”，不是“假活”。別的古代文明所有的古文字都看不到了，而我們孔子、孟子的書你隨便翻開看，現在還琅琅上口。中華文化真的活著，這是我們研究的重要“入口點”。在我看來，中華文明之所以代代相繼，有三個“智慧”：

    一是中華文化不喜歡遠征。這是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根本區別。中國人知道熟土可依，遠土不親；知道家人思聚，故鄉難離；知道勝敗無常，禍福不永——這一些，都出自于文化心理。相比較之下，古巴比倫文明、古波斯文明、古埃及文明，都在遠征中湮滅，甚至亞里斯多德的學生、希臘文明的嫡傳者亞歷山大的遠征也是如此。中國古代的不遠征思維，使中華文化避免了這種災難，保證了“長壽”。

    二是中華文化不喜歡極端。不喜歡極端，最早是從農耕生態四季輪回中產生的共識。這種農耕共識，提煉、昇華成《周易》、《老子》和“中庸之道”，根深蒂固。“中庸之道”在所有的極端中找到了一個交集點、合適點和恰當點，在這個交集點上，處在極端狀態的人都在我們的關愛之下。“中庸之道”也就產生了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延續至今。

    三是中華文化不喜歡失控。中國自從秦漢帝國時確立了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的規範，又實行了郡縣制和戶籍制，保證了兩千年的秩序。更有趣的是創造了哪個國家都沒有的科舉制度。中國實行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使得有效管理，有了人才儲備，每3年一次大考，出了大量的人才參加國家管理。而且，由於考試內容是儒家學說，考生們長年累月準備的也是“治國平天下”的道理。這真是一個驚人的創舉：以文化來選拔社會管理人才，又以選拔來保證文化的延續，兩全其美。

    中華文化的三大主幹精神

    在中華文化貫穿幾千年的過程中，有哪些主幹精神是別的國家所沒有的？我找到了幾個供大家參考：

    首先是大同小康的理想論。《禮記》裡所說的大同理想，也就是孫中山所說的“天下為公”。大同和小康是非常對仗的詞，大同是我們的終極理想，就是天下為公，在暫時不可能做到的時候，先把每一個家庭打理好，把老百姓的民生問題解決好，這就是小康。

    其次是“中庸之道”的方法論。“中庸之道”不是庸人哲學，非常了不起。它是在一個非常容易走向極端的世界當中，避免思想走向極端的平衡器，是彈性哲學中避免脆裂的彈簧。孔子說“中庸之道”是最高道德，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只有“中庸之道”能夠關注到一切極端的人。季羨林先生就認為“中庸之道”是中國文明送給世界的“大禮”。

    最後是“君子之道”的人格論。這點也很重要，儒家思想包括部分道家思想，它不一定在某個人身上充分體現過，但它作為一個人格典範，隱約在所有人的頭上。不管你做了皇帝，不管你做了學士，不管你是秀才，都想做一個君子。君子是什麼，孔子、孟子沒有告訴我們，但是孔子告訴了我們君子的對立面是什麼，那就是小人。這雖然不像西方哲學劃分得那樣清楚，但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我們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這是中華文明很有優勢的精神。

    中華文化最美是“善”和“愛”

    現在我們的文化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全球都在眼前，建設生態文明已成為我們重大的文化問題。我們的文化人對生態文化有發言權的不多。生態文明最初提出者是老子和莊子，他們提出人如何與自然和諧共存，這個文化問題後來離開我們很久了。

    中華文化如何在世界遇到不可知的危機，包括恐怖主義、自然災害時，來平定當代人的心境，溝通當代人互相援助的願望？這好像關係到人的道德品質，其實還是文化課題。

    中華文化中最缺少的是什麼？1920年，英國哲學家羅素到中國訪學，他在中國呆了九個月，發表了很多很好的演說，他對中國非常友好，因此我們對他的批評也很重視。他離開中國時，擔任翻譯的趙元任先生問他，中國文化的問題在哪裡。羅素講了幾點，其中最大的一點是他覺得中國人缺少人道主義的衝動，對別人的災難往往不太關注，有時甚至還暗暗自喜。

    確實，我們的文化過多強調知識技能，對於善良的呼喚，對於愛的呼喚，對於人道主義的呼喚，這些最本質的東西卻擱置了，我們的文化缺少“善和愛”這面主要的旗幟。我們現在在各種各樣的媒體，各種各樣的書店裡看到的，永遠是“致勝術”，如何贏，怎麼戰勝別人，這些在某種程度上也需要，但是在這上面一定還需要飄拂著“善和愛”這面旗幟。如果缺少這個，我們的生活將多麼讓人寒心。與之相比，任何零敲碎打的文化細節真不是那麼重要。

    如果沒有“善”的火花，“愛”的暖流的話，我們民族的文化再發達也不行。我作為在上海舉辦的2007世界夏季特奧會開幕式的藝術總顧問，美方總導演老是問：中國56個民族是不是必須一個不落地全部出現？最能代表中國歷史文化的象徵符號究竟是什麼？上海文化和江南文化的特徵是不是又要用那首《茉莉花》來表現？京劇、功夫和旗袍是必須的嗎？……我說全部都不用出現，要出現也是“順便”的，希望把開幕式變成我們中國人參與全球人道主義的溫暖的對話，參與“善與愛”這個崇高的事業。結果出現這樣的場面：一群少林弟子手持長長的少林棍，百般瀟灑、川流不息，無數棍棒齊整拍地的聲音清脆動人，響徹全場。突然，他們發現了兩位試圖艱難攀越高度的殘障人士。於是，就像接到了至高無上的命令，所有的操練者立即放棄各自的瀟灑，給殘障人讓道，並自動組接成了一道扶持和救助的長城。攀越者沒有扶手，卻發現眾人手上的少林棍此刻全都豎立起來，成了他們的拐杖！“我們的肩膀一定是別人的道路，而我們的腳下一定有別人的肩膀。”這就是人類。我每次看到這裡，總會凝神屏息、熱淚盈眶。環視四周的觀者，也是同樣。

    毫無疑問，這是極其罕見的有關崇高和聖潔的“人類場面”。天下沒有一個人是充分健全的，人人都是摸著眾人提供的拐杖、攀援在眾人的肩膀上。而眾人，也因為向別人提供了援助而走向健全。由此可見，觀眾的注意力，由貫通天地人心的人道暖流所維繫。這就是我們的“善與愛”，人類文化的主幹。我們能夠把這個主幹發揚與繼承下去，中華文化的尊嚴與驕傲也全部能夠體現出來。

    對話餘秋雨

    問：中國是有數千年偶像崇拜的國度，近年來新生代偶像此起彼伏，比如“超女”、“快男”各領風騷三五年，相比之下中國傳統名人和歷史名人越來越遭到質疑和批判，偶像光環越來越小，請問這是社會進步的正常現象還是倒退，您對此有何看法？

    餘秋雨：我剛才說的話中已經包括了這兩個問題。我們這個時代需要文化關注點，關注點高度決定我們整個文化水準的高低，社會是立體的，本身包含有偶像崇拜，我們不要去否定它。但如果缺少高層次文化的關注，就會降低我們文化的水準和品質，對高層次文化的關注儘量不要以崇拜的方式來表達。

    問：網路准入門檻非常低，任何人都可以隨意發表言論甚至造謠誹謗，攻擊他人，不像報紙，發表文章要經過多道程序審核，這種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的傳播現象您怎麼看？

    餘秋雨：對於任何無法回避的事物我們只能正視。在正視的過程中，非網路公共媒體的作用一下子變大了。任何迷失方向的人都會要找座標的，人們面對過量的資訊也要尋找易懂範本，才能使他有可信感、可靠感。在網路媒體如火如荼的今天，人們對正規媒體的期盼就更殷切了。萬一網路上出現了對你不好的傳言不要生氣，總之我們要以微笑的目光面對網路媒體，不要敵視，用很正常的心態來對待之。

    正規媒體在文明社會要保持一種端莊尊嚴的狀態，不能拿我們的短處與網路媒體的長處比，反過來應放大他們的短處，他們的短處是在沒有調查的情況下胡言亂語，而我們是精准的，人們在江河的漩渦裡遊蕩久了，總是要尋找纜繩的，也需要碼頭。有一點建議，不要把網路媒體與正規媒體相提並論，我前面講過了社會是立體的，像樓房一樣，有二層高的樓房也有十層高的樓房，不要把二層樓看成是對十層樓的挑戰。

    問：復旦大學一位教授經常教育學生要存疑，當今環境下我們如何理解這句話？

    餘秋雨：懷疑是一種非常好的財寶，懷疑主義不是懷疑一切，而是對好多問題都要問個為什麼，這非常重要。有個女中學生曾問我，老師在講課的時候說這個重要，那個不重要，但她感覺不是那樣的，怎麼辦？我說你感覺不同可以存疑嘛。對老師的話可以存疑，何況是對不是老師的人講的話呢。我說我小時候比你更囂張，上課的時候我坐下面不僅存疑，腦袋裡老想著如果這個課我來上，該怎麼上？我就假裝記筆記，在下面寫，實際是完成我的思維構建。所以存疑是好的，世界上有非常明確答案的事情實在太少了。所以我們不要以極端的態度對待一些把握不准的問題。我們曾經對中國的歷史存過懷疑，後來慢慢被考古所證實，有的懷疑是對的，有的懷疑是不必要的。這個懷疑的態度是走向現代科學的試金石。如果一個人連懷疑也不會的話，就失去了思維的質變和獨立的個體。

    問：是不是好的文化人都要經過苦難的人生磨礪？

    餘秋雨：對這個問題我是這樣看的，過去好像大家認為沒有經過痛苦磨礪就不會出現大家，日子過得好的文化人一定是淺薄的文化人，受過艱難重壓的文化人一定是最深刻的文化人，其實不是的。唐代許多詩人日子過得都不錯，杜甫那是正好遇到了安史之亂；李白是站錯了“路線”，他支持了唐玄宗另外一個兒子，被貶職；王維被安祿山俘虜了，在那邊做官，問題就嚴重了。

    文化名人不一定要遭受巨大的痛苦才完成自己的精神構建，比如德國的大詩人歌德，他一生其實沒受過太多的磨難，在魏瑪共和國時不僅做文化部長，最後還做了國防部長，日子過得好得很，完成了劃時代的作品《浮士德》。精神領域的東西，與物質承受是兩碼事，受磨難的人不見得有精神成果，物質富裕的人不見得是平庸之輩，好與不好不能以個人遭際為標準，特別是在高層精神創作領域是與生活經歷無法直接畫等號，在藝術領域是一種神秘天賦在起作用。

    問：中國語言中有一些過度的假大空，媒體如何個性表達？

    餘秋雨：非常感謝這個朋友提這個問題。這些年假大空問題比較多，許多人不知道用樸素、具體和質樸的語言表達問題，經常用四個字四個字來表述事情，這非常糟糕。我曾經參加過一個大學的活動，幾位領導的講話開頭一模一樣：“金秋十月，桂子飄香，莘莘學子，歡聚一堂”，這實在太可笑了，是非常讓人疲倦的語言。你看看司馬遷的《史記》，用的都是非常質樸的語言。

    我上初中的時候，在舊書店裡看到一本老舍寫的書，印象特別深，他給學生寫信說能不能基本不用成語，少用形容詞。我看過以後大吃一驚：老師教我們說寫好文章一定要用成語、形容詞，我該相信誰呢？那天晚上我作了個聰明的選擇，決定聽老舍的，老舍比老師有名。現在看來是對的，用質樸的語言寫文章，這對每個散文家都是個挑戰。

    前年我做歌曲大獎賽的評委，我不是對青年歌手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面對幾億觀眾我可以有機會講文化。其中有一個題目是用幾分鐘讓選手講一段關於媽媽的話，結果有6位選手講的話全是假大空，都一樣。我對他們說，你們6個人的媽媽肯定都不一樣，你們用空洞的詞彙講媽媽，是對不起媽媽。後來有位少數民族的選手，漢語都講不流利，我問她歌唱得這麼好是不是媽媽教的，她說不是。她媽媽是村裡的“歌唱家”，爸爸是鄰村的“歌唱家”，後來兩人唱歌時認識結婚，再後來爸爸生病死了，媽媽不再唱歌了。這次她參加中央電視臺的青年歌手賽，媽媽在電視上看到她獲獎非常高興，又開始唱歌了。我馬上說，我代表全體評委對你媽媽表示感謝，她用停止唱歌表示對丈夫的懷念，她又選擇一個時間開口唱歌，就是女兒得獎。我和另一個評委不約而同給打了滿分，因為她沒有說假大空的話。

    問：中國傳媒存在的問題在西方也存在，比如色情、炒作等，您如何看待傳媒的文化影響力？

    餘秋雨：西方色情氾濫、緋聞炒作等，都是小報的事，小報就是小報，如果小報在罵一個文化人，沒有一個文化人會生氣、惱怒，也沒有一個文化人會相信小報登的新聞是真的。

    他們的優秀文化成果和文化人確實是通過傳媒發現出來的，而不是通過國家力量，這是傳媒的基本責任。一張報紙在中國的影響力可能超過一所大學，或超過一個文化領導機構，原因是它直接面對千百萬人，它代替千百萬人來完成文化選擇，當它代替千百萬人來完成文化選擇，那麼文化的主次輕重就顯現出來。

    問：“中庸之道”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中國人的枷鎖，影響創新和開拓，在這個時代是不是要重新認識“中庸之道”？

    餘秋雨：對，是要重新認識“中庸之道”，首先要認識“中庸之道”優秀方面，不要接受它的消極方面。“中庸之道”優秀方面就是反對任何極端，“中庸之道”不是限制進取，它的終極目標是和諧。一切過去文化中的專政主義和極權主義一定不是“中庸之道”。當然世界上任何優秀的文化也有它的消極點。

    問：我既是您的“粉絲”，又崇拜李宇春？該如何解釋我的文化傾向？

    餘秋雨：現在文化是多元的，哪一種文化都可以立足。李宇春沒有改變歌唱，也沒有改變音樂，但她改變了許多中國人表達自己審美愛好的方式。

    問：文化復興和中華民族復興之間的關係如何？前者是後者的必要充分條件嗎？有沒有關聯？

    餘秋雨：中國經濟復興已經取得很大成績，經濟復興帶來了富裕，但精神富裕還要靠文化復興。有個法國人說中國人不可怕，他們的經濟、商品很厲害，但是他們沒有價值觀念，這句話對我們有刺激，所謂價值觀念就是文化。

    文化復興並不是說古代的詩文都讓外國讀懂了，不是的，這太幼稚。文化復興，實際上是中國精神形象極其可愛地被廣泛接受；在國內，許多中國人覺得享有中國文化是一種驕傲，這才是文化復興。文化復興不要就復興談復興，不要小看文化創意產業，它起了很大的作用，韓劇你喜歡不喜歡是一回事，但是一個國家文化不是很深厚，很快地使周邊國家都接受它的影視作品，這就是文化產業的成果，日本有許多富人包飛機到韓國去吃泡菜。我們南京、江蘇有沒有比較像樣的文化產業，我們的傳媒一定要保持足夠的敏感。其實中華文化的復興，需要我們多做實事，不要喊假大空的口號，現在看來我們在文化產業上的觀念還比較落後，我們的傳媒應在這方面多關注。

    問：就文化奇跡而言，您是否認為您個人就是當今中國文化的奇跡，如果是，您認為這個奇跡是在發展中還是被扼殺？如果不是，您心目中的文化奇跡，接近完成狀態的有沒有，請點評一兩個例子。

    餘秋雨：我自己不是，我沒有考查過人類所有的文明。巴勒斯坦、伊朗、阿富汗等，我都沒有坐飛機去，而是坐吉普車，天天都有被綁架的可能，現在沒有機會了。後來我還和鳳凰衛視朋友到歐洲走了96個城市，用實地考查的方式來完成對中國文化的認知，對比中華文化，在對比過程中取得某種發言權。然後在國內外反復講述在世界視野中的中國文化是什麼。

    歐洲的導遊都用我的書作講解詞，所以我沒有被扼殺。還有些臺灣的女孩子，重走我走過的路，走不通時拿著我的書到大使館說我是余秋雨的讀者，尋求幫助。憑心而論我也覺得中國在崛起，許多人都說從未看過哪個國家的學者敢走這麼曲折的路。

    現在的年輕記者一生下來就碰到了這麼好的條件，可以好好地生活，好好地工作，你們考查的條件比我好，完全可以早一點多去考查，多去採訪。

    （根據記錄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記者 吳紅梅 仲崇山整理　餘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