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

今年56歲的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土耳其著名作家奧爾罕•帕慕克個頭高挑，身材挺拔，雖然頭髮花白，卻顯得年輕、帥氣，透著書卷氣。剛下飛機的他絲毫不顯疲憊，說一口流利的英語，聲音寬厚清晰，面對記者，無拘無束，侃侃而談，還頗有幽默感，使人感覺到他明朗率真的個性很有親和力。而讀他的具有內省風格的小說總覺得他屬於那種敏感憂鬱的人，見到帕慕克本人讓人對這種印象有所改變。也許每個人的性格都有兩面性吧？正如帕慕克自己所說：“一個人可以在微笑的同時很嚴肅。”

對四川地震災難表示痛心

帕慕克剛剛結束日本、韓國的旅行，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邀請，於5月21日抵達北京，開始為期11天的訪華旅行。正逢四川汶川地震，帕慕克表示對這次災難感到痛心，首先默哀1分鐘，他說：“我理解你們這種悲傷的感情和這種情況下表現出的團結。1999年土耳其發生地震，很多人喪生，我也曾經歷過這一切。我心裡感到非常難過。”在土耳其地震的第二天，帕慕克就到了地震的中心。他在新作《別樣的色彩》中就描述了那場地震，他感覺到“災難使每個人覺得他們似乎生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上了。仿佛最隱秘、最嚴酷的生活規律都已經暴露無遺，如同那些倒塌毀壞了的房屋中的傢俱一般。”來華之前，帕慕克得知汶川大地震的消息，主動發來郵件詢問詳情，並表示他的心情同樣沉重。在華期間，他親臨北京圖書大廈與上海書城進行簽名售書，將所得款項全部捐給災區。

尋求東西方文化的融合

在中國，帕慕克擁有廣大的讀者，他的作品《我的名字叫紅》、《雪》、《伊斯坦布爾》、《黑書》、《白色城堡》、《寂靜的房子》、《別樣的色彩》都由世紀文景出版集團出版了中文版。帕慕克說：“很高興我的書被中國人民所熱愛。《我的名字叫紅》在中國最受歡迎，在全世界這本書也無疑是最受歡迎的。那本書是關於我一直關心的某些問題，那就是我們用不同的方式觀察看待這個世界，通過繪畫我們可以有不同的思考世界的方式。我相信，形象就是思考。”

他又談到了自己的疑惑：“對我的作品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接受。在中國《我的名字叫紅》最受歡迎，在美國最受歡迎的是《雪》，在西班牙最受歡迎的是《伊斯坦布爾》。”對此他講出了自己的理解：“美國人喜歡《雪》，是因為他們希望通過這部小說瞭解伊斯蘭、伊斯蘭文化和傳統。而德國等歐洲國家喜歡《雪》，是因為他們考慮是否接受土耳其加入歐盟。相對而言，非西方國家大多喜歡《我的名字叫紅》，我的理解是這些非西方國家認為，我們有偉大的傳統和歷史，我們希望享有現代化的成果，在經濟上更加富有。難道現代化就意味著忘記傳統、忘記往昔的美麗嗎？這就是現代性的焦慮，被稱為東西方問題。這些痛苦的問題在《我的名字叫紅》中以特別的方式回答了。我的書就在於處理這種困境。這些悲劇根源在於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

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行的題為《我們究竟是誰》的演講中談到：“我覺得還是不要談論東西方的問題為好。因為大多數時候，這個問題裡蘊含這樣的假設：東方的貧困國家應該聽從西方和美國的任何提議。這種資訊只會加深兩者之間的情感分歧和困惑。”“一方面是西方化和現代化，另一方面是自己的傳統，這種衝突使人產生恥辱感。我的小說就取材於這些恥辱感和憤怒感。我試圖把這種恥辱感看作一種秘密，我像一個好奇的孩子一樣探索這種秘密。小說不僅言說民族的自豪感，也言說恥辱感和憤怒感，正是通過閱讀小說讓我們接近被家庭和社會遮掩的真相，小說藝術讓我們理解我們是誰。”

瑞典文學院在為帕慕克頒發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中就說，帕慕克“在追尋他故鄉憂鬱的靈魂時，發現了文明之間的衝突和交錯的新象徵。”帕慕克的作品體現出他對東西方文化的衝突與誤解所進行的深度哲學思考，並說明了他一直在努力尋求東西方文化的和解與融合。

帕慕克稱自己既不是純粹的東方人也不是西方人，而是二者幸福的結合體。他說：“小說藝術應該是歐洲的發明，現在已經被全球化了，每個不同地方的人都在這種形式中注入自己的傳統和文化。我的寫作也是，把傳統加入到歐洲的形式中。”

諾貝爾獎不是退休金

帕慕克很欣慰地說自己來中國前完成了一部６００頁的小說，已交給土耳其出版社出版。他詼諧地說：“我要向世人證明諾貝爾獎不是退休金。我的作品被譯成５６種語言，世界各地都有我的讀者，我會盡力做好我的寫作。”像所有的作家一樣，獲獎之前他曾想像自己能在６０歲或６５歲時獲獎，每年公佈諾獎之前總會有許多記者打電話問他會不會獲獎，有的記者甚至認為他撓一撓頭就是想獲獎，當他５４歲成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最年輕的作家之一後，他說：“感謝上帝他們再也不會問我這個問題了。當然我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當時帕慕克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講學，當有人打手機告訴他獲獎時，他非常興奮，想向每個人宣告這件事。他對自己說這不會改變自己什麼，但事實上這改變了他許多。他說：“不會改變的是我對文學的奉獻。每年有一個學期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獲獎後我受到的壓力並沒有影響我的寫作，獲獎後我寫作更努力了。”

從7歲到22歲帕慕克一直想做一個畫家，上大學時他讀的是建築，22歲時他放棄繪畫開始小說創作。他說：“當時我想試圖從繪畫中得到的東西從文學中也能得到。猶如繪畫需要色彩，一個作家從他駕馭語言那一刻起，他就該看到，這個世界是多麼奇妙、偉大和令人驚歎。他開始超越語言的樊籬來尋找自己的聲音。為此，他需要紙筆，需要有樂觀的心態，如同第一次睜眼看世界的孩子。”帕慕克說自己寫作時覺得像孩子在玩玩具，充滿樂趣。但他認為，一位小說家也許貌似整日都在遊戲，而他其實擔負著最深沉的信念，這是因為，他能夠以孩子獨有的方式直抵事物的核心。

即使在旅行中，他也總會產生各種寫作的想法，寫作使他超越這個現實的世界走向更加深沉、豐富多樣的世界。他最渴慕加入的世界是想像的世界，他每天花很長時間沉浸在自己想像的世界裡，是想像賦予日常生活魔力和靈魂，這個靈魂是小說家一生致力於揭示的本質。他說：“幸福不在於生活本身，而是在於我們賦予生活的意義，我一生都在探索這個意義。”小說家善於通過想像把別人的故事當作自己的故事來描述，當閱讀和創作小說時，他人變成我們，我們變成他人。在寫每一部小說時，帕慕克都要做一些調查研究工作，比如寫《雪》時他特意來到卡爾斯和法蘭克福實地調查，拜訪了很多人。“對文學來說，任何生活都是有趣的。”同時他也進行一些閱讀，他說自己是有一些書呆子氣的作家，家裡有16000冊藏書，他也會對寫作進行哲學、人類學上的調查。雖然他不信仰宗教，但他也閱讀一些宗教的書，他說：“是卡爾維諾和博爾赫斯幫我把宗教的東西與文學的東西區分開來。”對自己的國家，不僅要瞭解它的現實，也要瞭解它的歷史。在《我的名字叫紅》中，既講了繪畫故事也講了文學故事，為此他還閱讀了一些土耳其和波斯的經典文學著作。關於他最喜歡的作家，帕慕克列出了一大串名字，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普魯斯特、卡爾維諾、瑪律克斯、博爾赫斯、卡夫卡等等。

他說：“我最大的心願，就是能再寫30年小說，並以此為藉口，用新的面具將自己包裝成他人。”

喜歡中國

帕慕克在北京遊覽了故宮、恭王府、什刹海等地，他說自己很喜歡中國，尤其對中國畫非常感興趣，稱自己是中國畫迷，他特意在故宮博物院觀賞了中國畫，他說：“中國的繪畫表明了另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與西方畫的透視法不同。我在《我的名字叫紅》中表達了土耳其繪畫看待世界的方式。”帕慕克還到北京大學和北大附中進行了演講。在北大附中，他接受了校長代表學校贈送給他的中國絲織繪畫《清明上河圖》，並和學生們一起體會包餃子的樂趣，拿出相機拍下了包餃子的場面。

帕慕克說自己閱讀過不少中國文學作品，如孔子的《論語》、魯迅的《呐喊》、曹雪芹的《紅樓夢》，還讀過當代作家莫言的作品，他欣賞莫言的作品在處理傳統與現代性的困境時體現出一種複雜性。在社科院舉辦的帕慕克作品研討會上，帕慕克見到了莫言，並和他合影留念。但帕慕克沒有聽這次研討會的發言，他說：“如果35年前我聽到有人告訴我中國要開我的作品研討會，我會覺得這像一個神話和夢境，還是讓我保持這個夢境吧，在場的諸位也許沒發現我在場會更好。我的作品有豐富的材料可以讓大家解讀，每當我聽到這些不同的解讀，我還是有些緊張。”於是他離開了研討會。

莫言說：“兩年前我讀完《我的名字叫紅》之後曾說，‘在多種文化碰撞交流的地方，總是能夠產生優秀的作家和優秀的作品。因此可以說，先有了伊斯坦布爾這座城市，然後才有了帕慕克的小說。’但讀完了他的《雪》之後，我感到慚愧，因為那段看似公允的話，實際上是對帕慕克創作個性與藝術技巧的忽略。像帕慕克這樣一個具有優雅氣質、飽讀詩書、對人類命運極為關切的文學天才，即使不在伊斯坦布爾，依然會創造出傑出的作品，依然會放射出奪目的光彩。《雪》之所以能夠引起廣泛的爭議，產生那麼強烈的震撼力，就在於它的複調性質和它的道德觀念的多重性。我一向認為，偉大的小說的一個重要特徵就在於它的多義性，就在於作者不用自己的道德和價值觀念限制小說中人物和讀者的思想。我自己要好好向帕慕克先生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