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在家，樓下有人按門鈴，下去一看，是隔壁的李太太。這太太的名字我至今不知道，只曉得她先生是越南來的中國人。平時兩家相處不錯，見了面總打招呼。她以純正的廣東話急促地告訴我，交通抄牌員剛剛來過，要給我停在街對面的車子開罰單。我的車子她認得，便前去干涉，問抄牌員，今天又不是掃街日，這車子違什麼規了？抄牌員說，1850號住戶給他們打電話，說這輛車子停這裡超過三天，違反了停車法例。好心的太太替我作瞭解釋，抄牌員曉得車子是這裡的居民，而不是別處的人越界占地方，於法無礙，便把罰單取消，開動三輪車離開。太太最後告訴我，1850號的白人老太太也打過同樣的電話，害得她的車子差點吃罰單。我感謝過好心腸的太太，然後踱到1850號去，按了門鈴。本意是告訴這位動不動就當報子的多事鄰居：那輛車子是我的。不要誤會。門久久不開，我便走了。

才走了10多步，老太太從陽臺上伸出風乾核桃般的臉，問：“什麼事？”我高聲說：“女士，那是我的車子，你沒必要找交通管理部門。”我指了指謙虛地停在對面的19年老爺車。她表情木然地說：“我沒有打過電話。”“怪了，抄牌員說是1850號打的。”“不是我，是別人冒用我的電話。”“不是你就好，不管是誰，我都不喜歡這種行為。”我揮揮手，正要走開，看到1850號隔壁的白人老太太瑪麗津津有味地聽著，一臉“終得浮一大白”的輕鬆，不出聲的笑占了90歲臉盤的大半，她的手指一個勁地往1850號方向戳，意思我豈能不明白：多少年的怨氣有人替她出了，好！我臨走向瑪麗打了個眼色，表示一點點同仇敵愾的默契。

然後，我回家去敲字盤。10分鐘後，門鈴又響。是1850號的老太太。我開了門，她走到離門口三步的地方，站定。被皺褶埋了大半的藍眼睛灼灼發亮，是“有仗可打”的期待所轉化的激情在燃燒。我點點頭，微笑掛在嘴角。她嚴肅地說話，嗓音低沉，遲緩，讀宣言書的架式：“先生，剛才你在街上，大聲向我吆喝，這種行徑教我十分不愉快。”我解釋說，我按門鈴，沒人應門，你站在陽臺上，我不提高嗓門你怎麼能聽到呢？她說，你如果講究禮貌，就該等我下來，在門口面對面地談清楚。我乾脆地說，那好，我為了我的嗓門太大道歉，夠了吧？此外，我不喜歡不明真相的人亂打電話。她再次否認。我說明明是1850號打去的，你不認也沒辦法。她遲疑一下，問我：“你有沒有把車子停在我家門口。”“停過，星期六晚上，第二天一早開走了。”但她還是咬定，報信電話不是她打的。我想起來了，那個晚上，她嫌我的車子擋住她的路，所以打電話，要我破財。

“你知道嗎，作為鄰居，要友好相處，怎麼可以在街上吆叫呢？”“好了好了，我向你道過歉了，夠了吧？”“嗓門太高就是不對。”“怎麼不對？”這麼蠻纏，我發火了。“這是暴力。”“嘩，帽子好大，我打人了嗎？是不是叫語言施暴？”我火了。“你這個人……”她狠狠地指著我，嘟囔什麼。“你是不是想說，你的鄰居是個中國來的壞蛋？”我口出惡言。“哎呀，你居然把我叫作種族主義者？好，你……”她回過身來反擊。

貼鄰的李太太終於忍無可忍，走出門來，以純正的英語對老太太說：“抄牌員來開罰單，是我看到的。1850號打的電話，是抄牌員告訴我，我告訴車子的主人的。他剛才和你說話，我聽到，並沒有罵你，你不能亂扣帽子。”老太太還不肯甘休，但看到兩個中國人站在一起，她戰不過，跺跺腳，走回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