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主席的暖春之旅已經結束。回顧這次訪問，最大的成果就是中日兩國領導人共同簽署了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這個被稱為第四個檔的聲明，為中日關係在世界舞臺上擴大合作規定了明確的方向和目標，也為兩國關係構築了一個新的框架。

回顧這個新框架的形成過程，我們不能不感慨兩國自建交以來的35年間所走過的一波三折的道路。它經過了從冷戰到冷戰終結再到形成21世紀新形勢的國際背景變化，因而分別出現了“和平友好”、“友好合作”與“戰略互惠”三種不同的定位，即不同框架。

一，冷戰時代與“和平友好”框架。中日關係是在冷戰出現“中美蘇大三角”這樣的變形之後，在中美日反霸“同盟”的背景下實現邦交正常化的。當時的兩國領導人發揮了超常的政治領導力，抓住機遇，互諒互讓，在建交聲明與和平友好條約中，把兩國關係定位為“持久的和平友好關係”。這個定位成了中日關係的第一個框架，它為兩國由戰爭帶來的不正常狀態畫上了一個句號。這個框架使中日關係在建交後最初的十多年時間裡呈現了自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最讓人滿意的一段和平友好時光。

二，冷戰的終結與“友好合作”的框架。進入八十年代中期，隨著中蘇解凍的跡象日趨明顯，“中美蘇大三角”不復存在，中美日反霸“同盟”也失去意義。在這樣的大氣候下，中日關係中的消極因素紛紛出籠。特別是小泉上臺以後誤判形勢，以為只要“世界的日美關係”牢固了，就可以不在乎鄰國的感情。中日關係降到了最低谷和政治的冰凍期，就連1998年兩國關於建立“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的第二個框架也不能約束日本鷹派破壞中日關係的行動。在這種情況下，中日關係的政治解凍只好等待國際形勢的再次變化，而從伊拉克戰爭的泥沼化顯現出來的美國的力不從心和中國發展速度的不斷加快，則為這種變化提供了可能性。美國終於提出中國是國際社會（也是美國的）“利益攸關方”，終於意識到與中國的關係也至關重要。直到此時，中日關係改善的國際環境才開始發生變化。

三，中日關係的世界性與“戰略互惠”框架。隨著中日關係的大氣候發生了變化，日本開始認識到“向美一邊倒”政策已經不合時宜，於是堅冰最終被打破，雙方共同提出了構建“戰略互惠關係”藍圖。“戰略互惠關係”是中日建交以來提出的第三個定位，也是規定21世紀兩國關係的新框架，它標誌著中日關係進入了新的時代。

這個新框架是在中美日關係發生新的變化，即三邊關係再次趨於合作的形勢下提出的，也是中日兩國同時崛起成為亞洲乃至世界大國的背景下提出的。所以，原來一直困擾兩國的歷史問題、臺灣問題、東海問題和“入常”問題等雙邊關係的焦點，開始讓位於雙方都關心的能源、環保、貧困以及地區和平等全球性問題。中日關係第一次明確地具有了世界性，並開創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中日關係新框架不但為最終解決雙邊遺留的焦點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還使中日關係遠遠超出了雙邊摩擦的狹隘範圍，在向前跨進的同時，也向上遞進了一個層次，這為兩國同時作為大國在世界發揮作用提供了新的平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