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國際論壇版刊登了丁剛先生題為“美國不是民主的救世軍”的文章。文章的開頭講述了一位華人的經歷。作為剛到美國的第一代移民，他受到了一對美國夫婦的勸說———“皈依上帝”，因為這對美國夫婦確信，只有這樣才能把他“引入正道”。這可能是很多初到美國的移民都有過的經歷。　

丁先生的文章談到了美國人執著的傳教士精神，但卻忽略了它的另一面。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種傳教士的精神，多種不同民族才能凝聚在美國的核心文化之中。美國的強大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正是這種文化的凝聚力。

美國接納了來自全世界各地的移民，這些移民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價值觀，正因如此，我們經常說美國是個“大熔爐”。然而，美國究竟是怎樣一個“大熔爐”？美國這個多種文化的“大熔爐”並不是沒有傾向性地將各種各樣的文化、信仰和價值觀均勻地融合在一起，美國的核心文化實際上並沒有因為不同移民的到來而發生變化。正如撒母耳•亨廷頓在《我們是誰？》一書中寫道的一樣：在將近四百年的時間裡，盎格魯—新教文化一直是美國文化的核心，成為國民身份和國家特性的核心組成部分。

可以說，美國這個“大熔爐”具有極強的重塑和改造功能，而這種重塑和改造的過程又往往是單向的。當新移民踏上美國領土之後，他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他不斷承認美國核心文化，並不斷接受改造的過程。之所以說“改造”，是因為這個成為“美國人”的變化過程，並不完全是自發的、出於主動的。在《我們是誰？》中，撒母耳?亨廷頓記錄了美國開國先輩們對於多民族相處這一問題的看法。比如，華盛頓曾發出這樣的警告：如果讓移民定居在一起，他們就會保持自己的語言和他們帶來的信條，但如果“與我們的人”混居，他們就會“成為同樣的人”。佛蘭克林也要求將移民“較均勻地分散到講英語的人當中”。於是，國會於1818年拒絕了愛爾蘭裔美國人提出的專門給愛爾蘭移民劃出一片土地的申請。

可見，對於這些美國的政治精英來說，不同種族的融合、不同信仰的和平共處其實就意味著其他民族、其他信仰的“同化”、“熔化”，意味著改變其他文化、信仰和價值觀，以適應美國的文化、信仰和價值觀。有資料顯示，到2005年，仍有將近60%的美國人是新教徒，這就是對美國國家凝聚力強有力的保障。將美國比喻為各種文化的“大熔爐”並不準確，因為這個“熔爐”不是讓不同文化“和平共處”，而是把後來移民的文化轉變到“盎格魯－撒克遜的模子中去”。

如今，隨著移民的不斷增多，美國這個“大熔爐”的消化能力開始出現問題。新移民越來越多地聚居在特定的社區裡；隨著通信和交通手段的發展，這些新移民也和母國保持著更加密切的聯繫。對於改造這些新移民，美國開始感到有些力不從心了，一種“不安全”的感覺也油然而生。亨廷頓的憂慮正在於此：當“同化”、“熔化”遇到困難的時候，美國的凝聚力和國家特性———也就是盎格魯-新教的核心文化地位———必將受到威脅。

從亨廷頓的警告中我們不難看出，對於美國的一些精英來說，多民族在平等的基礎上共處並逐漸融合，這本身就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因為平等相處和不斷融合勢必意味著相互改造，雙方各自進行自我調整以使彼此變得更加適應，在這種情況下，盎格魯-新教文化的優越性也就無從談起了。這種擔心導致的結果是，“如果我不想被別人改造，就必須先要改造別人。”

在美國這個移民國家形成的過程中，一些美國人（尤其是所謂的核心文化的代表）學到的不是如何與其他民族和諧平等地相處，相反他們積累的經驗更多的是如何改造和重塑其他民族，以使他們融入到所謂的“主流”文化和價值觀裡。這種歷史經驗不僅影響著美國自身，更影響著美國與整個世界的關係。不同的種族、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價值觀到底有沒有可能平等、和諧地共處？如果美國對此持否定態度，那麼，也許文明的衝突註定是要到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