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上海「一把手」陳良宇被「雙開」並移送司法，說明中央嚴懲貪腐的決心與力度。查看陳的種種劣跡，又是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為親友及下屬謀取不正當利益那一套，可見自古大凡貪官「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與「清官」水火不容。不免想起500多年前的一代「廉吏」于謙。世人多知于謙乃明代著名民族英雄和政治家、軍事家，其實他還是一位卓越的詩人—只是他的詩才被其彪炳的功績遮掩了。

于謙（1398-1457），字廷益，浙江錢塘（杭州）人。其祖父曾任兵部和工部主事；父親是位學者，一生攻讀經史。于謙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上天資聰慧、勤奮好學，14歲能賦詩、15歲成秀才，被稱為「神童」。于謙仰慕諸葛亮、蘇武、文天祥等傑出人物，寫詩讚頌他們報效國家廉潔奉公的操守，以他們為自己的楷模。正是在這些先賢精神的激勵下，少年于謙立下「以天下安危為己任」的宏志，17歲時他寫下一首《石灰吟》至今婦孺皆知：「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這首以石灰比喻自己報國之志和高潔情懷的詠物詩，堪稱千古名篇了。

永樂十八年（1420），22歲的于謙考中舉人，翌年參加會試，其文采、見解和論證深獲考官讚賞，擢為榜首。但他對時弊的抨擊又為權貴所忌，最終被壓為三甲第92名進士。永樂廿年，于謙被選授山西道御史，從此邁入仕途。其卓越才幹與清廉作風，深得朝廷嘉許，宣德五年（1430）經皇帝「欽定」，32歲的于謙被提拔為兵部右待郎兼巡撫河南、山西都御史，官居正三品。他上任時，卻既無鑼鼓旗仗、又無衛兵開道，根本不像巡撫大人。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之變」後于謙晉陞兵部尚書，成為「救時宰相」，他仍擯棄前呼後擁耀武揚威的官場惡習。于謙為官數十載，或領軍抗敵、或治國安邦、或為民請命、或力挫豪強，畢生勤政愛民廉潔自律，以實際行動兌現了「要留清白在人間」的錚錚諾言。

任兵部右待郎兼巡撫河南、山西時，中原災荒嚴重滿目瘡痍，于謙親自「下基層」訪貧問苦，「朝在太行南，暮在太行北」（見《無題》），目睹「村落甚荒涼，年年苦旱蝗。老翁傭納債，稚子賣輸糧」（見《荒村》）的慘象，悲歎「縣治蕭條甚，疲民疫病多。可憐官失職，況是歲傷和」（見《延津縣》）的現狀，他為民生疾苦奔走呼號，一邊上疏朝廷撥款放糧賑濟災民，一邊依法懲治劣紳奸商。正統年間，宦官王振專權，朝中不正之風甚囂塵上，文武百官為博王振青睞紛紛獻金求媚。于謙對此極為不屑，進京奏事從不上貢。有人勸他不送金銀起碼也要帶點土特產，于謙呵呵一笑甩甩兩隻袖子：「我只有兩袖清風！」並為此寫下《入京》詩以明志：「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于謙如此不阿，王振自然大為嫉恨；但于謙的美名卻不脛而走，這首《入京》詩也在朝野傳誦。

于謙成「救時宰相」後，可謂位高權重，他堅持「但令名節不墮地，身外區區復何求」、「大節還食不兼味的簡樸生活。他「日夜分國憂，所居僅蔽風」，因「門前無列戟」而常被「錯認野人家」。他在《暮歸》詩中描寫家境：「小小繩床足不伸，多年蚊帳半生塵。官資已極朝中貴，況味還同物外人。

老圃松筠隨處好，名園桃李隨處新。公餘只合憑書臥，座上何須有貴賓？」一位功業蓋世的國之重臣竟清貧這種地步，不能不令人欽佩刮目！景帝見他家居如此寒酸，便賜其一處宅第，于謙卻再三推辭，萬不得接受之後，卻只將皇上歷年所賜物品存放於此，自己仍棲居陋屋。他常言「錢多自古壞名節」、「名節重泰山，利慾輕鴻毛」，他作《北風吹》詩云：「北風吹，吹我庭前柏樹枝。樹堅不怕風吹動，節操稜稜還自持。冰霜歷盡心不移，況復陽和景漸宜。」一代廉吏之高德懿行呼之欲出光彩照人！

景泰八年（1457）正月，石亨、徐有貞等奸佞乘景帝病重，發動「奪門之變」，唆使英宗以「莫須有」罪名，將年屆六十、清白一世的國之棟樑于謙殺害，重演了當年岳飛的悲劇。京城百姓無不失聲痛哭、詛咒奸黨。憲宗成化元年（1465），于謙冤案被平反昭雪，北京及開封、太原、杭州、南昌等地百姓紛紛為他立祠紀念。于謙同代還有位廉吏李汰，某年在福建主持科舉考試，一日深夜有人送來黃金請他通融，遭李回絕，李提筆寫詩云：「義利源頭識頗真，黃金難換腐儒心。莫道暮夜無人曉，須知乾坤有鬼神！」李汰的「黃金難換腐儒心」與于謙「要留清白在人間」、「清風兩袖朝天去」、「冰霜歷盡心不移」何其相似，都是一種高境界、高格調的氣節與操守，這種「腐儒心」正是赤子心、廉恥心、公僕心啊！現今的官員大多是有知識、有抱負、有作為的人，但倘若缺少這種公僕心、廉恥心，就算權傾朝野，也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如陳良宇那樣翻身落馬，成為千古罪人。為官者讀讀于謙的廉政詩，不無裨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