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

　唐代文藝尤其是詩歌的繁榮，堪稱空前絕後。不到三百年的時間裡，成就卓越、流芳百世的詩人數以百計，膾炙人口、千古流傳的詩篇多達數百篇。這種盛況，古今中外是絕無僅有的。

　文學史專著和教科書歸納唐代文藝繁榮的原因，大致都如同郎中開藥方，社會環境的外因若干條，文學規律的內因若干條，加在一起，名目很多。但是，據我看，最要緊的就是一條：唐代的最高統治者對文藝包括詩歌創作採取了完全不加管束的政策。

　據我所知，唐代有詩人因為詩歌寫得好，給皇帝留下印象，而得到仕進的機會，例如德宗朝的韓翃；唐代 有詩人因為詩歌寫得既快又好，得到皇帝的當眾賞賜，臉上有光，例如則天朝的宋之問；唐代也有詩人因為有作品表現了對皇朝的感情，罪愆因而得到寬貸，例如肅 宗朝的王維；當然，唐代也有詩人（例如劉禹錫）因為屢次寫詩諷刺權臣，仕途變得坎坷；但是，唐代就沒有一位詩人因為寫過批評制度、諷刺現實的詩句，而被人 羅織，而觸怒龍顏，而遭到任何懲罰的！

　須知，開國皇帝曾立下「不得殺士大夫」規矩的宋朝，大文豪蘇軾都曾經因為幾句詩，被人故意曲解為 有犯上之意而投入牢獄，幾乎性命不保。明清以降，因為作詩寫文章，丟了性命的文人，簡直是數不勝數。按照別的朝代的文禁標準或曰文藝政策，李白、杜甫、白 居易等人都得受到程度不等的懲罰，輕則革職流放，重則殺頭抄斬。以杜甫為例，他寫過《奉先詠懷》、「三吏 」、「三別」等批判現實的作品，詩中諷刺過本朝宰相（李林甫、楊國忠），嘲笑過本朝皇帝（肅宗李亨）的怕老婆（「張后不樂上為忙」，張良娣皇后一不高興， 李亨就慌了手腳）。不說這些，單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兩句，在許多朝代，就足夠腦袋搬一次家的了。碰到朱元璋那樣的皇帝，恐怕就得腰斬。但是，唐 代的杜甫，安然無恙，毫毛無損。李白差點被殺，也跟他的詩歌作品沒有任何關係，而是因為他參加了後來被定性為叛亂的軍事行動。

　李唐王朝之所以會有這樣無為而治的文藝政策，我想，跟李世民的思想密不可分。

　《貞觀政要》記載了這樣一個事件：

　太常祖孝孫奏所定新樂。太宗曰：「禮樂之作，是聖人緣物設教，以為撙節，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御 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於樂。陳將亡也，為《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而為《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由於 樂。」太宗曰：「不然，夫音聲豈能感人？歡者聞之則悅，哀者聽之則悲。悲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所感，故聞之則悲耳。何樂聲哀 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能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尚書右丞魏徵進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 云，鐘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由音調。」太宗然之。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事件，它記載了李唐王朝的實際奠基人唐太宗李世民的文藝思想，簡而言之就 是：音樂之類的文藝作品跟國家的興衰沒有任何關係，它不會影響人心，不會導致亡國。從這個思想出發，李世民很自然地對文藝創作採取了聽之任之的態度，也就 是說採取了自由文藝政策。

　眾所周知，李唐是中國三四千年歷史的一流王朝，是它那個時代國際上最為強大的帝國。歷史的事實擺在我們面前，它的自由文藝政策不但沒有給李唐王朝造成絲毫危害，反而藉著文藝的繁榮，極好地潤色了它的鴻大帝業，使之更加光芒萬丈，燭照寰宇。

　唐太宗這一次「長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許可以給我們一個啟示：要想文藝繁榮、社會和諧、國家 強盛，自由寬鬆的文藝政策是至關重要的。要想讓一個人跑得快，跑得好，就得讓他手腳不受束縛，思想沒有包袱。奧運會運動員如此，文藝創作亦如此。我不相 信，給劉翔戴上腳鐐手銬，他還能在世界大賽上獲得金牌，為國爭光。或許，治大國者不應該太看重文藝，文藝不過是人們抒情、娛樂的工具而已，它無關乎邦國的 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