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四季，在北京的皇城根下、北京的胡同裡，有很多人在拍照。這其中，有一個敦厚安然的長者，他慢慢地走，慢慢地看，慢慢地拍，始終把鏡頭對著來來往往的人群和胡同深處的人家……

他就是中國攝影家協會副主席、原《中國攝影家》主編朱憲民，他正在拍攝的是他永遠不會結束的“百姓”專題。

攝影原來是這樣的模樣！

1978年底，朱憲民從吉林借調到中國攝影家協會，在展覽部負責國際事務。家屬沒來，他一個人住在辦公室。那些夜晚，朱憲民翻出一本本國外的畫冊讀了起來。這是一個饑腸轆轆的中國攝影者的饕餮大餐!

亨利•卡蒂爾•布列松——攝影原來和生活貼得那樣緊！攝影原來可以“整日在街頭尋找，隨時準備記錄生活的點點滴滴，將活生生的生活完全記錄下來”。

1932年—1936年美國農莊管理處的30名攝影師——他們齊刷刷地將鏡頭對準公路上的那些難民，那些受挫折、被遺忘和得不到援助的家庭。

尤金•史密斯——他絲毫不做作的人道主義紀實照片感動了懂照片和不懂照片的人。

攝影原來是這樣的模樣！

朱憲民突然意識到：自己搞了近20年攝影，原來走的全是彎路。

這時的朱憲民已經是中國比較有名的攝影者了。在剛剛結束的1978年舉行的全國攝影藝術展覽入選5張——《黨的十大喜訊傳車間》、《五七幹校談體會》、《理論輔導員》、《風景這邊獨好》……

1978年的那些夜晚，朱憲民不僅在布列松、美國農莊管理處的攝影師、尤金•史密斯那裡找到慰藉，他同時完成了自我救贖。

朱憲民跟著中國攝影經歷了一個個曲折，現在重新出發。從此朱憲民明確了一生的目標，他選擇了黃河，選擇了最有感情最熟悉的土地和人民。從此，黃河成為他一生的拍攝，並成為他攝影生命之本。

對處在20世紀50年代後的所有的中國攝影者來說，“生不逢時”成了許多人的感慨。攝影師的作品後面隱藏著這個時代的諸多問題。過度的封鎖使得中國那一代攝影者既看不到真實的世界也無法通過他們自己的勞動看到真實的中國。

朱憲民成了那個時代奇跡般的“倖存者”。

背著相機朝黃河邊走去

朱憲民的故鄉是山東聊城地區的範縣，那裡是典型的夾河套地形，生活的環境偏僻、封閉、落後。

黃河邊的人一生下來就在沙土裡。朱憲民生下來，接生婆就把他埋在沙土裡——沒有尿布，沒有褥子。那種沙土用鍋炒，用篩子篩，是暖和的。在沙土裡他躺到一歲。大人要勞動，沒人抱他。

朱憲民出生在1943年，是大災年，黃河都幹了。父親用車子推著一家人逃荒到黃河南岸。朱憲民剛會爬，父母要出去幹活，不能管他，他撲到磚頭壘的爐子旁，燙著了腿。沒有錢治，一把熱乎乎的黃河沙土敷在傷口上。到現在連疤痕都沒有。

朱憲民的父親老實厚道，沉默寡言，大字不識一個。朱憲民離開家鄉時父親說了一句：“兒子，不要犯法，不要坑人。”

17歲朱憲民背著行裝從黃河邊走了出來，出門時背著個小花包，裡面有母親給做的幾個地瓜餅子。朱憲民剛到城裡還不知道鞋裡要穿襪子。他還好奇，城裡人為什麼在棉鞋裡還要弄個套子？棉褲裡為什麼還穿一條褲子？長褲裡面還有短褲？他也不知道世界上有蘋果，因為他的家鄉只有棗。

17歲離開黃河，36歲又背著相機朝黃河邊走去。這是上蒼的一個安排。

到了黃河邊，朱憲民才發現自己從來沒有與黃河切斷根脈。當他站在黃河岸邊端起相機看到取景框中種種景象，心和手都在顫抖，眼裡不知是霧還是淚水。胸中有火，身上冒汗，那一刻，他知道他找到了攝影的根。

朱憲民拍攝的所有人都是離土地最近的人，那些人有與土地聯繫最緊的快樂和悲傷。 “拍照片首先是要愛！我愛黃河，為它驕傲更為它牽腸掛肚！我愛河邊的百姓，他們是多麼好的黃河子孫！我就是其中一員。”

朱憲民一生沒有拍過自己的父親母親，他鏡頭中所有的婦女都是他的母親和姐妹，所有男人都是他的爸爸和兄弟！每個“他”中都有自己的一部分。

在拍攝的時候朱憲民常想：我要是不離開這裡，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員，就是那個穿著老棉襖在牆根下抱孫子曬太陽的老漢。有一次他在集市上拍照片，想拍一個賣豆芽中年人的特寫，用長焦距拉近一看——是他中學的同桌！在學校時這個同桌是班長，門門考90分以上。朱憲民快門按不下去了，甚至連過去和同桌打招呼的勇氣都沒有：“如果公平競爭，我肯定不是人家的對手啊！如果他正常考大學，也肯定在我前邊啊。我只不過一個瞬間決定走出去了，而他留下來了。”

朱憲民只拍攝正常視覺下所感受到的世界，搞不明白的東西他不會去拍攝。從最初的肖像式拍攝到記錄黃河生存方式，地貌、山川、河流、生態、田間集市、牲畜、農具、生活用品、傳輸工具……無一不在朱憲民的鏡頭中留存。

30年幾萬次瞄準聚焦黃河

朱憲民個性熱烈多采，自然通透，生命隨興而為。朱憲民選擇了與天性相投的影像方式——自然、人間性、出於本能、深具善意。情感在他的攝影中最重要，情感驅動著所謂攝影感覺。

朱憲民記錄了一條苦難的大河。但是在他的影像裡很少悲苦和眼淚，也很少有醜陋呆滯的人。人道、人本、人文在他那裡似乎是天生的。

上世紀80年代末，朱憲民在香港《攝影畫報》上發表了黃河作品，有人說他表現“貧窮落後”。他感到委屈——我是把他們當成親人來拍的啊。我怎麼忍心醜化他們、貶低他們？我只有讓更多的人喜歡他們、尊重他們的勤勞善良。

朱憲民不願意把鏡頭對準極端的事例和人，對刻意表現生活中醜陋、過度貧窮、不幸、絕望有自己的看法。在中國，確實有很多貧窮落後的地方，但朱憲民選擇人的生活常態來拍。這是他理解的攝影家記錄歷史變遷的方式，也是一種對歷史負責的態度。

上蒼賦予朱憲民影像上的才能已經足以讓他完成他要表現的一切。被攝者的本身的豐富性和朱憲民的熱情與影像才能恰恰成正比。30年來朱憲民靠直覺、靠情感選擇和拍攝，惟獨不靠什麼理念。

陝西攝影家胡武功說：朱憲民雖然不讀什麼攝影理論，但一直是攝影實踐上的先行者。

1985年，法國《世界報》編輯德龍把朱憲民的黃河拿到法國發表。德龍提醒朱憲民：“你應該用寬闊的胸懷拍攝黃河，整個黃河流域的民眾都應該是你關注的，而不能只局限在你的故鄉。”

從此，朱憲民為了浩大的黃河圖像記錄，開始跋涉千里。黃河源頭、青藏高原、河套黃河、中原黃河、內蒙古黃河……一直拍到黃河入海處。

朱憲民先後出版了8本攝影集，其中最為重要的著作是1998年出版的《黃河百姓》。它吸引了傑出的學者王魯湘來撰文。

王魯湘在開篇 “天下黃河”中寫道：

“現在，又有了一本關於黃土地的最好的攝影作品集。攝影家朱憲民，一位黃河的兒子，用光和影的語言，用30年幾萬次的瞄準聚焦，把我們帶進這天下黃河。

這是一條怎樣的天下黃河呦！

當你趟入這條世界上最大的泥河，或者站在這條地球上最具精神意象的大河之畔，直面攝影家鏡頭下那些把希望與絕望都攪進這渾水中的父老鄉親，你橫豎不能無動於衷。”

《黃河百姓》收錄了1968年至1998年朱憲民拍攝的480幅照片，王魯湘從1994年開始一直寫了3年半12萬字。它被譽為“是迄今為止以影像方式全面表現‘黃河人’生存狀態的、時間跨度最大的攝影專著。”

成為最富中國意味的攝影家

把拍攝日爾曼民族眾生像作為終身事業的奧古斯特•桑德這樣描述自己：

“我從小就熟悉這些人的生活……因此，一開始我就從個別類型的村民當中，看到一種相同的典型。那是人類品質的記號。”

當今世界文化的特徵之一：在他者中尋找自我。很多攝影家常常將自己最熟悉的土地放在一邊，去土離鄉，到自己最不熟悉的西藏、新疆、內蒙古那裡去做獵奇式的拍攝。正是像奧古斯特•桑德和朱憲民這樣的攝影者堅持著攝影的品質——他們在前方的路上行走，給後繼者留下紀實攝影的標準。

朱憲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記錄了一條最重要的河流，他也成為最富中國意味的攝影家。

我們可以把朱憲民的黃河看成是一部攝影家的精神自傳，一個人在一條河流中的個人史。因為他的拍攝是在中國最重要的歷史變遷中完成的，所以也將成為貢獻給中華民族的影像。

1987年，德龍把朱憲民的黃河畫冊拿給布列松看，布列松題詞：“真理之眼，永遠向著生活——贈朱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