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全家福

五十年代我們一家三口，住在南京梅園新村36號。那時家裏沒有電視，晚餐之後通常是閱讀，或是一家人坐在一起說說話。父親和我都喜歡擠在母親做針線活的房間，那兒放著一架老式的“勝家”牌縫紉機，只要有一點空，母親總是坐在她的縫紉機上“縫窮補爛”。母親與娘家兄弟姐妹很親近，舅父家的孩子多，在那個“新老大、舊老二、補補丁丁是老三”的年代裏，母親有永遠做不完的活計。

房間裏有兩張紫紅色天鵝絨的“俄式”高背沙發，那是父母的座位。旁邊有一張小小的帶輪子的圓形小沙發（其實是一張蹺腳的凳子），這才是我的固定的“席位”。這張活動的椅子，可以讓我一會兒滑向母親的縫紉機旁，看看她手中的活計；一會兒又滑到父親的座位邊，與正在讀書看報的父親打打鬧鬧一番。

父親和我都酷愛“文旦”這種的水果。其一當然因為它味美，其二是剝食文旦的過程特別溫馨，富於家庭氣息，也是父親講述往事的“黃金時段”。如果家裏有文旦，我會開心地等待著晚餐之後與父親的分享。每當父親拿起水果刀剝文旦皮之前，我們都會有一個小小的“儀式”：他用墨筆在文旦皮上畫一對小小的死魚般的眼睛，再一畫撮滑稽的“人丹鬍子”，在“後腦勺”上畫上一面“膏藥旗”，然後才開始“殺”日本鬼子的“頭”。我則會嘻嘻哈哈的幫忙剝“漢奸”的皮。在我尚不知何為世界、何為民族的年齡，對日寇的仇恨、對漢奸的鄙視已經成了父親給我啟蒙教育中的“歷史課”了。

母親常常笑諷父親“老調常談”，但是她還是很理解父親“從將軍變成平民”的無奈。任由得我們父女二人，盡情地享受天倫之樂 。數十載風塵歲月的磨難，並沒有使父親失去性格中的幽默。

父親在抗戰八年中，大小戰役打了不少。他所指揮的第一戰<淞滬戰役之羅店爭奪戰>，及與日軍交鋒的最後一戰<湘西會戰之雪峰山戰役>是他最引以為榮的。<南京保衛戰的死裏逃生>和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之前的<秘炸汪墳>是父親感慨萬分、難於忘懷的事件。這些都是父親常常說的“段子”。雖然我不能倒背如流，但很多細節都記憶清晰。是父親說故事時的神情和感慨，感染了我，深深地銘刻在心中。直至如今，那些故事就如同一幅幅裁剪好的“照片”一樣，珍藏在我記憶的“相冊”之中。

一九三七年父親正值青春年華，是一位英姿颯爽的年輕軍官。那時候苦難籠罩著中華大地。國軍第五十一師的官兵正在漢中集訓。八月十六日，王耀武師長接奉開赴抗日戰場的調令，他命令部隊立即收拾行裝，急行軍至陝西寶雞車站。日寇肆意妄為、國家江河破碎，年輕熱血的國軍將士們，早就憋不住心中的憤怒、忍不住心中的恥辱。機車的喘息和劃破青天的汽笛聲，伴隨著沸騰的情緒和一顆顆沸騰著的心。在彌漫的蒸汽和煙霧之中，軍人冷峻的面孔上一雙雙眼睛發出亮光，按捺不住地等待著出征。

抗日的誓師，就在寶雞車站的月臺，和四列長長的列車上。第五十一師與第五十八師，同時編入新成立的第七十四軍。第五十八師的師長俞濟時，被任命為七十四軍第一任軍長。當時，父親擔任第五十一師306團的團長。列車載著抗日志士，朝著燃燒著戰火的上海方向疾馳。他清楚地記得，軍列在經過洛陽時，就受到日機轟炸襲擾，行使得非常緩慢。經情報部門詢查：漢中天主堂義大利藉神父是日本間諜，他向日軍提供了我師行動的情報，敵機的騷擾延誤了我們趕赴戰場的寶貴的時間。

上海的戰況非常緊急，分佈在各地的國軍精銳部隊，都紛紛趕赴淞滬戰場。增援的日軍也於八月二十三日起，在上海及長江口岸陸續登陸。雙方幾十萬大軍壓境，情況十分嚴峻。日軍第十一師團登陸後直撲羅店，於二十三日午後就佔領了羅店。中日雙方的統領都十分清楚，羅店在淞滬戰場至關重要的戰略位置，雙方軍隊必定要在羅店拼死相爭。當時在寶山和羅店擔任抵抗日軍登陸戰的主力部隊，是陳誠指揮的第十五集團軍和羅卓英的第十八軍所屬各部。從二十四日起，雙方你來我去爭持不下，“羅店”幾度易手。

父親率領的國軍306團，做為先頭部隊在安亭站就下了車。他即刻就感覺到散發在空氣中的血腥，和戰場上蔓延過來的緊張的氣氛。果然，部隊趕到羅店附近的時候，遇到的是屍橫遍地、血流成河、慘勿忍睹的局面。306團奉命接受羅店－施相公廟的防務，這是與日寇交鋒的第一戰。乘著夜幕接替第十八軍第十一師在羅店的防務，至拂曉方接替完畢。視察完了陣地後，團指揮部決定，利用日寇喘息的機會，各營、連加強工事，搬來鐵軌、枕木做掩體。

乘敵軍尚未發現306團是接防部隊之機，在加固工事的同時，召集幹部商訂作戰計畫。為瞭解敵方實力，父親決定先派遣第三營對羅店的日軍進行一次試探性的夜襲。三營長胡豪機智勇敢、膽大心細，他親自帶領部隊乘著夜色襲擊日軍防線，成功地殺開了200多米寬的缺口，然後按計劃迅速撤退，作狀潰散逃竄誘敵追擊。日軍果然中計，以為三營官兵不堪一擊，立即展開追擊，踏入了國軍的埋伏圈。306團官兵以全部火力打擊日軍，戰至天明才趨沉寂。

父親用望遠鏡視察陣地，見日軍伏地不動，立即派小分隊進行搜索，才知道三百多名日本兵已經橫屍陣前。從屍體背在身上的圖囊中發現，擊斃了日軍中隊長秀吉三郎。日聯隊長竹田、師團長川島四郎也在這場伏擊戰中負傷，戰爭中擊毀了日軍五輛戰車、繳獲槍支戰刀數百件、僅手槍就有八十五支，打了一場漂亮的伏擊戰。

敍述這段經歷的時候，父親表露出亢奮的情緒。他說：小日本靠的是飛機大炮坦克車等精良武器，“步兵作戰”是打不贏我們的。我們的官兵是拼了命為保衛祖國而戰，他們是跑到別人的家裏來侵略，心理上我們是占上風的。他還戲說，從個人素質來說，也不如我們。因為他們天生的平腳底、蘿圈腿，跑路爬山都比不過我們。五十一師上海戰場旗開得勝、首戰告捷，士氣為之大振，一度傳為佳話。

國軍七十四軍羅店一戰就初顯威風，從此與日軍結下了冤仇。日軍痛恨之極，視七十四軍為眼中之釘、肉中之刺，咬牙切齒地稱之為“支那第一恐怖軍”。他們憑藉著先進的軍械，使用空軍偵察轟炸、炮擊、步兵衝鋒，進行所謂“波式進攻”之外，還利用“漢奸”對我部進行搗蛋和破壞。

每當父親說到民族敗類“漢奸”時，都表現出了切齒之恨。他的親身經歷也讓我為之心驚肉跳。在上海戰場輾轉三個月他多次負傷，有一次還差一點就被漢奸送上了黃泉之路。

“停泊在川沙口日軍艦的遠射程炮，經常晝夜不停地炮擊我方陣地。對於他們的集中射擊、散佈射擊、延伸射擊的方式，我們已經習以為常。一天，敵艦炮擊的準確率突然提高了，一連好幾十炮都落在我方陣地附近，有幾發炮彈還打到了，離我軍駐防很近的魚塘裏。前沿偵察兵抓住了一個向日本偵察機發信號的中國男人，這是我在上海戰場上遇到的第一個漢奸。經過審問，他是一個曾經留學日本而讀書不成的浪人，憑藉著會幾句日文就做起了賣國的“營生”。

據他自己交待：有一個別動隊一直尾隨我306團，配合日寇的行動，“皇軍”答應了事成後將送他們去日本享受“榮華富貴”。幸好這次我團沒有受到損失，炮彈將水塘裏的魚蝦炸出了水面，反而讓我們美餐了一頓。艱苦的戰爭生活，官兵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好好的吃上一餐了。大家風趣地說：這是“皇軍”送來的佳餚，讓我們吃飽了，好和他們大幹一場，以“感謝”他們的好意。

白天，我守在戰地指揮所的電話機旁指揮作戰。夜晚，出外巡視陣地，回來還要制定作戰計畫。緊張的戰事，使我近半個月都沒有合過眼睛。有一天我實在疲憊不堪，沉重的身體一步都不想挪動了，便在前沿陣地的掩蔽部內席地而臥。我剛剛入睡，夢中還在與鬼子拼殺，突然一聲巨響，把我從睡夢中震醒。只見前沿指揮所硝煙滾滾，原來是一顆重型炮彈，准准地打在我的辦公桌上。辦公桌上的電話和桌椅都炸飛了，連我掛在椅子上的軍大衣也炸成了碎片。如果我當時不是因為太困乏了，留在地下室休息的話，也就嗚呼哀哉了。同事們都說我命大，還說了一些大難不死定有後福等安慰我的話。我知道，這一定是漢奸所為，我倒是有點“佩服”二鬼子情報的準確性，絕不可小看這支尾隨我團的“漢奸別動隊”的能量了。

還有一次，敵機在我方陣地的上空盤旋，突然發現地面連發三顆信號彈之後，敵機便向我陣地俯衝投彈。我派出偵察小組，按信號彈發射方向，去搜索一個村莊。空空的莊子裏只有一個老婦人，在她的身上搜出信號槍和幾發子彈。老婦人哭著說：村裏人都逃難去了，我捨不得家，就一人留下來。是一個上海城裏人，見我生活困苦，就告訴我“飛機來的時候，用槍向有國軍的方向打三發子彈，如果飛機在天上盤旋不走時，你再打一槍，每打一發子彈，我給你五塊銀洋。”是他教會我開槍的。我不知道這是幫助日本鬼子做事，如果知道的話，就算餓死我也不會當漢奸。並且還說如果那個上海人來了，一定來報告。大家商量著是否要把她當漢奸治罪。經過討論後，顧念她年老無知，且孤苦無依，也為了她的安全，決定派人將她送往大後方安置去了……。”

我和所有愛聽故事的孩子一樣，都是希望好人“花好月圓”，壞人能得到應有的懲罰。可是父親除了親自參與“秘炸汪墳”這一大快人心之舉以外，懲處漢奸國賊的詳細情況，他知道得甚少。在我長大之後，還在追問這個問題時，他才給了我一句讓我似懂非懂的話：“我們職業軍人的作為在戰場上。懲處漢奸的事，是“軍統局”的工作，就讓他們“以奸除奸”去吧！

八年抗戰保衛國家的英雄層出不窮，為中華民族捨身忘死可歌可泣。然而貪生怕死賣國求榮的漢奸，也大有人在。戰爭中將士們為國捐軀、血灑疆場不足為奇，但是慘遭漢奸的出賣和迫害，實在令人孰不可忍。

直至到美國之後，暇時我去蒙特利公園市立圖書館看書，在那兒我發現了大量與漢奸有關的資料。戰後“懲處漢奸清理門戶”就如同一場大運動。1945年9月國民政府下令：為伸張民族正氣，對全國各地的漢奸進行大搜捕，清算他們的罪行，“軍統”是執行機構。登記在冊的漢奸就有四千六百多人，還有一大批帶著“問號”的漢奸，產生於權利鬥爭和私人恩怨。除了汪精衛之外的，還有許多大名鼎鼎的漢奸國賊：周佛海、梅思平、丁默村、李士群、吳世寶、蘇成德、楊傑、陳公博、任援道等等，他們的賣國行徑令人髮指。雖然這些變色龍都得到了懲處，但是也暴露出其中之陰暗齷齪。我這才明白了父親所說的“以奸除奸”了。

六十年前歷史，為這些漢奸畫上了句號。然而六十年後漢奸居然還那麼明目張膽的猖獗，公開挑戰我們的民族，公開挑戰我們的人民。

漢奸“川島芳子”，是大清國肅親王之女，她的血管裏流淌著中華民族愛新覺羅氏的血液，卻長了一顆日本人的心。而六十年後的另一個漢奸，也有著一個日本名字－岩裏正男，那就是現今最大的漢奸李登輝。他在臺灣掌權十二年，居然沒有培養出對中華民族的感情，時時刻刻都想方設法，要將臺灣從中國分離出去，還聲稱國民黨是他故意給搞掉的。李登輝的登場，曾被李敖先生稱之為“沐猴而冠”，我覺得他這樣形容李登輝有辱“靈長類”。又說李登輝是日本人，我也覺得有辱日本人民。正如李敖先生所說：日本人忠心、日本人知道廉恥、日本人不賣國。

李登輝一口流露的日文，和他放肆地進行分裂祖國的行為，引起了世人對他身世的懷疑。臺灣的商業週刊在第361期上，就曾經刊登過一篇文章：“李登輝的爸爸是個日本人？”有一說法：李登輝是一個日本員警所生，李金龍只是他的養父。如果是這樣，他的日本情結倒也不足為怪。另一說法：李登輝是因其母受日本人“迫害”而致。那他應該對日本人既有民族仇恨，又有個人恩怨才合理呀？他的那些不同尋常的思維方式和表現，常人無法理解，也無法用人性來分析。他是屬於人類之中極少數沒有進化好的另類。不管是按照生物學的角度來講，還是按照他公開的身份來衡量，都應該在他“漢奸”的身份後面加上一個大大的感嘆號！

二00四年四月，適逢父親百年誕辰。我專程回故鄉湖南平江，忍不住淚灑老父陵寢之地。除思念之外，也為他效忠一生的“國民黨”幾乎毀於漢奸之手而歎息，今年我要再回平江，我將坐在他老人家的身邊，親口告訴他：國民黨有望！國共合作有望！中華民族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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