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張立憲自己的語言寫一篇《我的一天》，可能是這樣的：“白天去了郵局，給南京、武漢、上海、廣州等地20多位讀者寄去最新一輯《讀庫》。下午跟某兄弟聊天，他說《讀庫》把我的賤勁兒充分挑逗出來了，樂呵呵地做一件挺不容易的事。傍晚跟某某催稿，他還是拖拉機，逼得我連發6條短信：‘再不交稿，就拿彈弓子崩你們家窗玻璃’，再加嘆號6個。深夜摸回家，先收郵件，又有6條讀者回饋，有老讀者，有第一次寫來的，我幸福地哼哼了一下。編完一篇長稿，選定一幀藏書票，在心裡拍拍自己肩膀：‘小張，幹得不錯。’哦，天哪天哪，這一天多麼美好！洗洗睡了。

張立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91屆畢業生，居北京，在新聞業、出版業謀生，人稱老六。早年西祠胡同“飯局通知”版主，這兩年的首碼是：辦《讀庫》的老六。

2005年9月5日晚上，張立憲坐在從石家莊到北京的大巴上。因為起霧，車行緩慢，四周清靜。他開始思考一串經常杵在人生岔路口的問題：該不該去那個有望上市的新單位上班？為什麼總在被動地接受別人的挑選？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麼？他備受折磨。

他已經在日漸蕭條的圖書出版業做了7年，他的優勢在哪裡他很清楚。他想做一本mook（雜誌型圖書），一本好看的、留得下來的書。

2005年10月28日，500本《讀庫0600》從河北印廠運到北京張立憲的家門口。他吭哧吭哧搬進屋，換好衣服，洗乾淨手，打開，滿足得直哼哼。一切瓜熟蒂落。

這本試刊在朋友和發行商那裡得到的回饋，使得張立憲有可能、並且有信心將他的藍圖漸次展開。一年6輯，每本320頁左右、售價30元。辦到今天，已整兩年。他說，訂戶流失一部分、增加一部分，增加的比流失的多。

一個熱愛文學、電影、京戲、聚眾吃飯、號稱京城“交際花”的中年男人，本可以用許多種方式來運作他的人脈和資源，但他選擇了最笨拙的一種。他說，這是年齡增長帶來的美學觀念的變化：看到孤獨的人玩味自己的孤獨，沉默的人張揚自己的沉默，多情的人抒發自己的多情，智慧的人炫耀自己的智慧，心裡便會有一種抗拒感。他覺得活力和魅力來自反差，來自與之相反的那些特質。比如，聰明人應該笨一些，或者說，一個人能笨下來，自然就聰明了。

他已經不太喜歡看聰明人做的聰明文章；他已經習慣了乘公車去郵局，給長長名單上未曾謀面的遙遠的讀者，一本一本寄出他心目中的書——而讀者似乎也懂得善待他，譬如一個叫陳永鎖的就一直收著“六哥親手寫的包裝袋”。

2005年末，一直跟民間詞語較勁的黃集偉整理出的年度鬼馬短語是：“我到百度上去google一下。”而張立憲誓將百度、google上一搜幾千條的人摒除在《讀庫》之外，他需要那些高投入高成本的採訪，經得起時間淘洗、有文獻意義的文字。

兩年下來，他打撈了些什麼？

講述抗戰期間故宮國寶南遷歷史的《國寶南遷記》，出自那志良先生的《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張立憲說，典守，不是看守，不是監守，而是平時視如身體髮膚、緊急關頭高於身家性命。《典守》一書印了幾千冊，大多塵封在出版社的庫房裡，所以他要選登。

“黨史和軍史上都沒有提及的一次八路軍總部突圍戰役，幾百名八路軍戰士面對數萬日偽軍，有槍的戰鬥，沒槍的跳崖——我們知道狼牙山五壯士，而在這次戰鬥中，跳崖的有幾千人（包括文職、家眷和後勤）。”這組62頁的《追我魂魄》哭倒一片讀者。

“大約100年前，一個美國人在四川當老師，經歷了辛亥革命，最後病死在成都，他拍了幾百張反映長江沿岸風土人情的照片，包括那個年代四川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穿戴樣貌、集市貿易，都是玻璃底片。他拍過的四川疊溪鎮，20年後在一次地震中下沉到江底，三千多常住民中的大多數都消失了，他的照片就成了這個小鎮最後的影像。我選了幾十幅照片，占了34頁，比較過癮。”

張立憲選文章的標準是:有趣，有料，有種。

圖書是最高級的紙媒介

人物週刊：是什麼讓你在熱鬧的京城做這樣一本安靜的書？

張立憲：如果5年前我去做這本書，可能會做得很囂張，那時候我的性格比現在熱辣。現在人平實一些了，跟自己的編輯、美學理念也恰好暗合，書就會做得內斂一些。

人物週刊：這年頭能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挺難的，首先得解決生計。兩年來，你遇到過什麼難處嗎？

張立憲：難處非常多。（遇到某次困難時，張立憲正在德國海德堡：“後半夜全部在打各種各樣的電話，試圖解決問題。晨曦初露時，我坐在陽臺上心力交瘁，幾乎有一種撐不下去的感覺。我甚至懷疑，為什麼一定要做這一行呢？擺攤賣些冷飲，是不是也比這樣要舒心一些？次日去小鎮閒逛，我內心依然悽惶不已，感覺無助到極點，絕望到極點，偏又無可訴說。古堡美景，全換了顏色。”）暴躁沮喪罵娘都是沒用的，我必須一個一個地、心平氣和地解決遇到的問題，並且相信這些問題能得到解決，相信我遇到的人願意幫我解決。誰都得學著溝通，妥協。

人物週刊：聽著感覺你脾氣挺好的。

張立憲：對呀，我已經好多年不發火了。我原來也是說話經常不耐煩，愛發脾氣，現在想起來都後悔。因為你沒有膽量對著流氓惡勢力、貪官污吏、達官貴人發火，只是傷害你的父母、老婆、朋友，這算什麼本事呢？看透這個，就很少發火了。比方說我給你打電話約稿，你說不喜歡《讀庫》的風格，拒絕了我。要擱早幾年，我可能非常不舒服、會記仇，現在我不會了，我也不會認為不喜歡《讀庫》的都是傻瓜。

人物週刊：家人怎麼看？聽說你把存摺都押上了。

張立憲：這事風險不算太大。現在媒體號稱1個億才能做一張報紙，1000萬才能做一本雜誌，我覺得水分太大。做書的資金門檻沒這麼高，一本書主要還是智慧含量和情感含量。假如章子怡、蔡依林、李湘、張火丁4個人走到一起，絕對是前3個人向張火丁躬身致敬，儘管後者在名利場上跟她們完全不在一個量級上。在我心目中，圖書儘管沒什麼錢，但就是最高級的紙媒介，因為情感含量高。

拒絕一搜索就有上百萬條的名人

人物週刊：你說過《讀庫》要把報刊上常見的那50個或100個名人剔除在外，要百度上搜不著的人？

張立憲：我覺得那些名人都被掏空了。有天跟朋友聊天，說到現在媒體的勢利眼：他們要關注的人，一定是在Google、百度上一搜就有上百萬條的人，條數的多寡決定他們給這人版面的大小。我就突然有了個念頭：《讀庫》更應該著眼於Google、百度上搜不出來的人，應該成為資訊的源頭而不是下一級傳遞者。

編《讀庫》第一輯時，我就採取了比較極端的做法：不要序，不要跋，不要那種小膏藥式的作者介紹。我相信打動讀者的不是他們的名字，而是他們的文字。專欄化的文字，那種一扭屁股就是一篇的扯淡千字文，應該被鄙視。

人物週刊：有關你的文字品位，你的朋友陳曉卿是這麼評價的，“喜歡大智慧，但一定要求在最平淡的語言中。”

張立憲：中國公眾人物寫的文章都不好看，佈滿溢美之詞和自我篩選。我希望保持第三者的眼光，中性的、零度情感，把一個人比較真實地展現出來。我們經常寫“這個可尊敬的老人永遠地閉上了眼睛”，“可尊敬的”這4個字為什麼要出現呢？如果你的文章交代夠清楚的話，讀者自然會知道這個老人是可尊敬的；也可能讀者覺得這個老人不值得尊敬，你為什麼要把他限制成“可尊敬的”呢？

斯蒂芬•金說得好：“通往地獄的路是由副詞鋪成的。”儘量少用那些定語、形容詞。“他憂傷地對她說”，這“憂傷地”就是作者無能的表現，因為你不能用這個人的動作、語言來表現“憂傷”。

做編輯這麼些年，看多了那些圓熟的、一副聰明相的作品，就覺出那些寫得滯澀、磕絆的文字的好來。這一兩年，我覺得真正好看的文字，恰恰是那些非專業文字工作者寫出來的。我就是想儘量把持住，儘量跟傳媒呈現不一樣的水平線。有了異質的東西，才有理由說服讀者掏錢買它。

尋找公眾視野之外的牛人

人物週刊：哪些選題是你偏愛的？

張立憲：比如王軍的《城記》，這本書牛津大學出版社馬上要出英文版了，為他寫序、寫書評的，都是他當年夢寐以求的那些牛人。因為他選擇了這個世界級的選題。中國這樣的選題很多，但是有人願意用十幾年來做這樣一個事情嗎？太少了。大家都不習慣充滿熱愛地投入某個事情，就是說我對這事感興趣、做著高興，哪怕花一輩子去研究也願意。懷爾斯研究費馬大定理用了將近10年，沒跟任何人打招呼就在做，這對一個中國教授來說是不可想像的。

《讀庫》有一個美國作者Peter Hessler，中文名字叫何偉，他寫過一本《水城》，是他在三峽住了好幾年才寫出來的。《讀庫》收了他兩篇長文——2002年寫的《胡同兒因緣》，講北京胡同裡老百姓的生活；新寫的這篇叫《遍走長城》，講一個美國人怎麼研究長城，用了多少年工夫，只要掙夠養活自己的錢，馬上就辭職來中國，徒步走長城走了300多回。他們就有因為熱愛甘願獻身的那種天真爛漫的勁兒。可我們太多的人注重的就是投資回報率、投入產出比。每個人都是效率專家，就沒意思了。

中國有多少歷史殘片都在似是而非中，一定要儘快去打撈，挖掘真相，因為屬於我們自己的記憶很快都會被淡忘、被湮沒，難道不該為我們親歷的這個大變革時代保留一些細節和標本嗎？

人物週刊：《讀庫》的讀者是些什麼人？

張立憲：讀書的人。其實我很害怕某一類讀書人，他們因為讀過書而讓自己變得尖酸刻薄、自以為是，對外部世界怨氣沖天，覺得自己最有資格批評這個鄙視那個。《讀庫》是給另一類比較老實一點的讀書人看的。

讀書人可以分出很多種：有讀完書讓自己變得更剛愎的，有讀完書變得很寬厚的。如果一個人讀書只是為了炫耀、自鳴得意、對自己不能理解的事物就恨不得一棍子打死，那還不如不讀書。

肚子裡真正有料的人其實聲音並不大，或者不屑去發出那麼大的聲音。我一直對中國的學者持一種非常不信任的態度，我相信一定有很了不起的人，但他們都在公眾視野之外，或者說傳媒的焦點之外。《讀庫》要做的，就是去找這些人，留住他們的身影和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