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起了大江旋風

大江健三郎2000年9月26日至30日來北京訪問。連來帶去，不過5天，但他馬不停蹄，接受記者採訪，與學者對談，簽名售書，在網上與讀者聊天，與中國作家、評論家、翻譯家座談，發表講演……忙得不亦樂乎，在媒體和文學界刮起了大江旋風。

其實，這是大江第三次訪華。遠在1960年，他就參加以野間宏為團長的日本文學家代表團來中國訪問，見到了茅盾、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趙樹理等著名作家，受到毛主席接見。1984年，他參加以井上靖為團長的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代表團來訪，去了絲綢之路，受到胡耀邦接見。但那時，他的作品鮮有介紹，在中國，他還默默無聞。直到1994年，他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世界文學》才推出了大江特輯，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了《大江健三郎作品集》五卷本，中國作家和讀者才有機會接觸他的作品。這樣一位鄰國的重要作家長期被忽視冷落，固然遺憾，但也與其作品的晦澀難懂有很大關係。

大江的第一衝擊波過後不久，第二衝擊波又隨之而來。如作家出版社的《大江健三郎最新作品集》五卷，文聯出版社的《個人的體驗》，浙江出版社的《人羊》，光明日報出版社的《大江健三郎自選隨筆集》，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大江健三郎作品自選集》四卷等等，幾乎囊括了大江所有重要作品，形成了大江作品譯介的第二個高潮。

我去上海參加日本文學年會前，就接到了金龍君的邀請，叫我參加社科院外文所的“大江健三郎訪華學術研討會”。在上海，我去華東醫院看望巴金老人時，說了這件事，巴老說：“1960年大江到上海時，我與孔羅蓀一起陪他去看越劇紅樓夢，但沒看完，就走了，因為毛主席要接見。你見到他，代我問好。”

9月27日上午，我去社科院，在電梯門口，遇見了金龍君和大江。大江身著立領黑衣，立領白襯衫，黑色圓眼鏡，頭髮灰白，從容而隨和。在電梯中，我與他說了幾句話，交換了名片。

我發言時，轉達了巴老的問候，之後說：“這次上海日本文學年會，有幾篇研究大江先生的論文，很有見地，說明大江先生的作品，不僅受到讀者的歡迎，也引起了學者的注意。但大江先生的小說語言獨特，對於我們研究日本文學的人來說，都很艱澀難懂，不咬著牙，難以卒讀，那麼先生為什麼選擇這樣一種文體呢？先生是否認為，非如此則不能表達您的思想？但這樣是否會影響您作品的傳播和接受？”

大江先生略微沉吟了一下說：“關於我的語言，讀者不太喜歡，書賣得不多，這是明顯的事實。但我想說 ，不是作家選擇文體，而是文體選擇作家，主題、作品思想、素材選擇作家。”這種回答，似乎有點玄妙，我一時還難以理解，但他在題為《致北京的年輕人》的講演中，說的比較具體：“第一，我想創造出和已有的日本小說的一般文體不同的東西。關於這一點，迄今為止，我不改初衷。我的小說創作的動機之二，是想描述自己在戰爭時期的童年體驗和戰後民主主義時期的青年時代的生活。在創作探索的基礎上，重新給自己的文學進行理論定位。”

的確，大江在東京大學法文科讀書時，就以《奇妙的工作》、《死者的奢結》、《飼育》等作品顛覆了日本文學的表達方式，以新文學的姿態出現，贏得了新老批評家近乎敬畏的絕贊。戰後日本文學是英雄輩出的時代，太宰治、阪口安吾、野間宏、椎名麟三、大岡升平……但到了大江、開高健，畫上了句號，再沒有年僅20歲的無名青年變革日本文學現狀的新銳作家出現。

我想，大江之所以成為大江，就是因為他以嶄新的文學觀念，強烈的社會參與意識，獨特的文體，構築並展現了自己的文學世界。

文學的生命力在於作品深刻的社會意義

我是在上海得知大江健三郎獲得1994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

當時我正陪同以黑井千次為團長的日本作家代表團在上海訪問。日本作家對大江獲獎並不驚異，似乎這是意料中的事，而且早就知道這方面的消息。

瑞典皇家文學院說大江“以詩一般的想像力，創造出一個把現實和神話濃縮在一起的想像的世界，描繪了現代人類的苦惱和困惑”。大江自己的說法與瑞典皇家文學院的評價大體相同。用大江的話說：“一方面植根于森林中的神話世界，另一方面又不脫離東京的現實生活，而在這兩者緊張關係的磁場中建立的小宇宙，即是文學。”現在已有英、法、德、瑞典等十幾個國家翻譯了他60餘部作品。他的主要作品如《個人的體驗》、《萬延元年的Football》（這是他的峰巔之作，自稱此作連自己都無法跨越）等廣泛流傳，於是在歐洲聲譽鵲起，1989年獲歐羅巴文學獎，1993年獲義大利蒙德羅文學獎。

儘管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晦澀難懂，但他畢竟是日本戰後文壇上一位有極強社會和歷史責任感的作家。他從不回避社會和政治問題，尖銳批判日本政治的腐敗，否定天皇制度，拒絕接受由天皇頒發的文化勳章，為正義和民主不怕右翼勢力的威脅恐嚇。他認為，文學的生命力在於作品的深刻的社會意義。

對魯迅著作愛不釋手

2006年9月，大江健三郎先生來中國訪問，中國作家協會在昆侖飯店和平廳設宴歡迎。席間，中國作協副主席金炳華將自己珍藏的線裝四卷本《魯迅墨蹟精選》送給他，他愛不釋手，緊緊抱在懷中，之後又把身邊的餐具移到桌邊，把書放在桌上，打開函封，一卷一卷細看。

他說，那年我到哈佛大學領取名譽博士證書，圖書館長陪我參觀圖書館時看到了這部書，我很想得到它。當時名譽博士只有一個名額，我與另一位競爭。館長說你退出競爭我就把這部書送給你。我毫不猶豫地說，我退出。館長馬上說，這書太珍貴了，我寧願把博士給你。說到這裡，大江站起來說，我想馬上打電話告訴館長，我現在左手拿著你的博士帽，右手拿著你捨不得給我的書。又對金炳華說，我知道要別人東西不好，但這套書我非要不可。我家已經有魯迅全集4種版本，有關魯迅作品的書幾乎全有了，就差這一種。你把這麼珍貴的禮物送給我，一定後悔了。但我告訴你，已經晚了，我不會還給你。

大江從12歲開始閱讀魯迅的作品，幾十年來從未間斷，他說閱讀魯迅貫穿了他的整個創作。他去年出版的《別了，我的書！》，在紅色書帶上用白字標出：始於絕望的希望。這句話源於魯迅的“絕望之於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但融進了他的想法。他說，我非常喜歡《故鄉》的結尾——“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的希望是未來，是新人，也就是孩子們。

大江說，日本明明做錯了事，政治態度卻十分惡劣。以前我因為憤怒參加遊行，現在我只能感到悲哀。我懷著痛苦的心情來到中國。我多麼希望日本的年輕作家能瞭解歷史，懂得不徹底拋棄國粹主義、國家主義，日本就不會有真正的和平，就不會被世界接受。他說，我已經71歲，我考慮的不是自己的未來，而是生活在未來的年輕人，我希望日中兩國的年輕人能夠成為真誠的朋友。

宴會結束時，大江拿出自來水毛筆、印泥和夫人刻的橡皮印章，送給在座的每一位中國作家《愁容童子》或《我在曖昧的日本》中譯本，題寫贈言，之後簽名蓋章。他有3枚圖章，極簡陋，一枚是健字，一枚是外文，可能是他的英文簽名，一枚稍大，好像一個背著葫蘆的行者。

他在贈送金炳華的書上寫道：我們共有一個魯迅。炳華是紹興人，對大江說，紹興是魯迅先生的故鄉，紹興老酒是魯迅先生故鄉的酒，我作為魯迅家鄉人歡迎你。你下次來，我陪你去紹興。大江很高興，用中國話說“茴香豆、茴香豆”，雖然發音不太准，但大家都聽懂了。

給鄧友梅的贈言是：超越你在日本受的苦難，加深我們的友誼，我是你的好朋友。鄧友梅1944年曾在日本當過勞工。他對大江說，在我被抓到日本當勞工前，我認為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壞人。但到日本後，儘管受到非人待遇，遇到的日本勞動人民對我非常好，常常幫助我。我這才知道，日本人民是善良友好的，壞的只是帝國主義分子。侵略戰爭不僅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災難，也給日本人民帶來了災難。我們和日本人民永遠是兄弟。大江很激動，抱住鄧友梅久久不放，所以寫了這樣一句話。

大江給莫言的贈言是，你是我可怕的競爭對手，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非常欣賞莫言的作品，多次與莫言對談，還曾去莫言的故鄉山東高密訪問。

他送了我兩本書，在《愁容童子》扉頁上，簽名後加蓋健字章，在《我在曖昧的日本》的扉頁上寫了一句話：喜者，能操日語漢語也；儒者，學者、知識份子也。陳喜儒先生，不勝感謝。

他送我書時，只蓋了一個“健”字章。我覺得不過癮，拿起桌子上兩枚沒蓋的圖章，依次蓋上，結果我的每本書上，都有三個圖章。別人看我自己動手，加蓋圖章 ，也把書遞過來，我就拿起圖章一一蓋起來。大江看我沒完沒了，樂了，拿起桌子上的茶杯蓋，往書上捺，示意來一個更大的，大家大笑起來。

臨別時，大家到大廳裡一起照相。大江發現旁邊有一尊仿製的秦始皇兵馬俑，他走到兵馬俑前，蹲在地上，模仿武士俑的姿態，叫大家拍照。

聽朋友說，他回到飯店，馬上收拾房間，把沙發和茶几騰空，打掃乾淨，拿出《魯迅墨蹟精選》，打開函封，4本一字排開，一頁頁欣賞。那套書體積較大，朋友勸他回國時，放到行李箱中托運，但他說，我要抱回去，如果飛機掉下來，我就和這套書一起死。他就像一個任性的孩子，得到了一件盼望已久的寶貝，再也不撒手，連睡覺都要抱著。

這就是純真、可愛、憂國憂民、富於正義感和人道主義精神的大江健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