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疑片大師希區柯克曾說，電影的功能主要是讓觀眾激動，激動來自影片講故事的方式，和一組組鏡頭排列的方式。

寫《陽光燦爛的日子》（以下簡稱《陽光》）劇本時，姜文28歲。他無法擺脫一支“文革”時期的歌曲，騎著自行車也哼，然後聞到6歲時老家唐山馬路上的柏油味、乙炔味。他想著那聲音，那氣味，便能寫出許多。後來，他告訴別人：“這電影非得到我能聞到味兒了，我才能拍，才能有自信比誰都拍得好，因為別人聞不著，我能。”

《鬼子來了》之後，姜文拿出他的第三部作品《太陽照常升起》（以下簡稱《太陽》），他說他全看見了：一雙腳，一片白沙地；拖拉機從霧裡開來；駱駝馱著女人慢慢走進一片橘黃，然後全部橘黃……他帶領總計200多人的一隊人馬，奔了4個海拔4000米以上的外景地，歷時兩年多，從70多萬尺膠片中選出1/8，色彩絢爛，曝光過度，一如既往地煽情。而關於他調動飛禽、鐵甲船，挪移房屋、鵝卵石、紅土以及油漆火車的消息，也流傳開來。

這是他的重新升起。之前，他主演了5部電影——《尋槍》、《天地英雄》、《綠茶》、《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等，明顯帶有做客的意味，用他的話說：“上別人家參加了一個大party。”《太陽》才是他的孩子，他攢了6年的激情、想法、手法轟隆隆來了。編劇說他糟踐東西，把8個故事的料擱一部電影裡了。穿著汗衫大褲衩，光著腳板，盤腿坐在椅子上，姜文笑自己：“是太熱情了，上菜太多。阿城看《鬼子》時就跟我說，您這頓飯，從頭到尾全是羊肉羊腿，給碗粥喝成嗎？”

他說他完全可以花四成力氣拍一個毫無爭議的、圓滿的電影，但那不來勁，他寧願冒險。他不掩飾，不謙虛，不低調，出征威尼斯前擺下宴席，還有傳說中的獲獎感言。

“如果字典裡收了性情中人這個詞，把姜文擱解釋裡就對了。”洪晃熱切地為這位“其實不太熟”的朋友說話，“他不是那種為了‘滿足我自己’拍電影的。他整天在那兒琢磨，不是琢磨市場，是琢磨怎麼讓觀眾愛看、容易看。煽情，逗你哭逗你笑，往你心裡、靈魂裡走，他真是在跟觀眾調情。姜文也講人的spirit（精神），但熱愛的不是主義、觀念，他抗拒學究化和概念化。姜文是熱氣騰騰的，他把自己整個兒扔裡頭了。”

表現人力所不能及

劇作家過士行看了《太陽》說震撼，他覺得姜文在進步。“《陽光》是自傳性的關於青春的回憶，沒什麼新手法，但拍得有激情，不俗。《鬼子》開始關照人性了，是國內戰爭片裡站得比較高的。《太陽》是一個創造性的夢，走得更遠。他對人的瞭解、對生活的理解在加深。以前他表現人的力量，現在，他表現人力所不能及的、冥冥之中的力量，不是純宿命的、但又異常強大的那股力量。”

小範圍試映時，沒看懂的人問周韻，片子要說啥？周韻說：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回頭問姜文，薑說，所有的必然都是偶然。

姜文的朋友王述平講解了這“人力所不能及的偶然及必然”：“前三個故事，主人公都碰到問題，瘋媽丟了雙鞋，黃秋生有摸人屁股嫌疑，房祖名跟有夫之婦偷情，都危及性命，但問題解決的那一刻，他們卻死了：瘋媽病好了，卻跳河了；黃秋生洗清了，卻上吊了；房祖名已得到姜文諒解，也找到了天鵝絨，卻因為一句‘你老婆的肚子根本不像天鵝絨’挨了姜文的槍子兒。也就是說，最初那些問題都不是導致他們死亡的原因。人生常常就是這樣的。”他說《太陽》滋味比較多，它在曲折含蓄中藏著勾連的快樂，耐琢磨。

在王述平看來，姜文在他3部片子裡的視角是個遞進關係：《陽光》時，人在下面；《鬼子》是平行；到《太陽》，人在高處俯瞰。“我認識他時他30歲，現在40多了，他的人緩和了不少，慢慢成熟穩健起來，看人看世界的方法和角度也不一樣了。”

臺灣影評人焦雄屏說：“這部電影有非常多解密的快感，一旦找到關鍵，就覺得非常清晰和令人震驚。”

9月14日淩晨，看完《太陽》的焦晃和幾個朋友來到姜文下榻的賓館。焦晃說：“這部片子呈現了非凡的想像力。這是一部講人在那個年代、那個環境下盲動、失態、紊亂的電影，我說得對不對？”姜文說：“對，我就要講人的失態。”焦晃又說，“但是這個環境你得有所交待，否則外國評委怎麼看得懂？”上海社科院退休教授楊偉民說：“我非常喜歡這部片子！它在濃縮地、不著痕跡地講述我們這個社會那些年的無序、失範和人的失態。”當他動用“中國的大師片”這樣重量級的語彙時，姜文眨眨眼睛，略帶羞澀。

百分之二百投入

在《鬼子》中飾演那個用“大爺過年好”罵人的日本演員香川照之剛進組很不適應：“姜文的隨意性要超過霍建起一百倍，他的電影好像永遠也拍不完，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要什麼。”後被姜對演員的調度和戛納電影節上觀眾的大笑折服，稱他“偉大的導演”。

在日本演員中井貴一（與姜文合作過《天地英雄》）眼中，姜文“不是導演卻愛下命令，也許是我聽不懂中文的緣故，不知他究竟是冷靜還是自以為是，對人總是一派長官對待下屬的感覺。姜文完全沉浸在自我滿足的世界中。”

過士行說，姜文是個完美主義者，他要極致，所以翻來覆去地試、辨別，就像在商場買東西的主婦，挑挑揀揀。過士行認為，中國電影的失敗不在技術，在於缺乏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而這種精神力量，是需要用藝術家的操守來孵化、培育的。“中國人太實際，但藝術家不能讓世俗拖著往下拽。電影局的存在是針對所有人的，關鍵是你內心的自由度有多大，你是去藝術地表達，還是政治地表達。我喜歡他，他是個努力型的天才。他對電影有一種本質上的迷戀。”

《太陽》的攝影師趙非是張藝謀的同班同學，曾做過伍迪•艾倫的攝影。他說：“伍迪•艾倫特別挑剔，我覺得姜文和他有一拼。拍這部電影，我覺得幹了一件特別值當的事兒。”

李海濱在《陽光》時做姜文的副導演，後來合作《鬼子》、《太陽》。“姜文的組跟別人的不太一樣，劇組每個人全身心投入，跟著整個戲的情緒往前走。我覺得很榮幸，這些年跟著姜文學了不少東西，技術倒在其次，最有用的一點是他對電影那種巨熱愛，這在中國導演中是比較少見的。每件事都不容易，別人投100%的精力，他是200%，極專注、極認真，簡直瘋狂。”

“為什麼要以自我為中心呢？”

重讀姜文幾年前的答記者問，滋味也比較多。他的霸氣、不合作、不合情理，讓許多記者怵他，他似乎是中國第一個公開提出“記者智商”問題的腕兒。今天他說，“那是我怵他們。”

跟他較近的人看到另外的側面。“你喜歡他嗎？”“非常。”李海濱說，“生活中他像個大男孩，簡單，平時不社交，喜歡在家看看書、聽聽音樂。因為他還要當演員，所以我常拉著他去打網球，做做運動。”

“他是有人格魅力的。一般大人物、藝術家都挺悶的，心事重重，你說錯半點話，都會惴惴不安。他不是，他到哪兒一坐下，開吃開笑。他是演員出身，眨個眼睛，捋捋小頭髮，笑一笑，都是戲。”洪晃說。

“他對喜歡的人都挺好，對不喜歡的則挑剔，講話也很沖，一般人不也都這樣嗎？”人們依稀記得劉曉慶落難時，姜文做了點什麼。述平說：“他是個重情分的人，仗義。都不在一起了，他完全可以不過問的。”洪晃則乾脆俐落地說：“他就是個有肩膀的男人。”

當鳳凰衛視主持人竇文濤跟他提“中年危機”，他說：“那是誇大自己那點感覺，要個孩子，什麼危機都沒了。我得照顧父母、孩子、朋友，沒空危機。”竇文濤貌似吃驚：“我怎麼一直覺得你是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人呢？”輪到姜文吃驚了：“人為什麼要以自我為中心呢？”

有人提及姜文喜歡的導演馬丁•斯科塞斯，姜文卻說：“我真正學電影是在謝晉導演《芙蓉鎮》的組裡。”頭髮半白的謝晉正坐在觀眾席的第一排。“我要是宣傳部領導，我就讓姜文去拍八榮八恥。他一定能讓老百姓明白，什麼叫榮，什麼叫恥。”洪晃說。

今天的牌局和觀眾

一項上世紀90年代的調查表明，在年輕人喜愛的10部電影中，《陽光》高居榜首。但是在姜文停拍的6年內，中國電影已與資本全面擁抱，每一個稍具野心的電影牌局下面，埋的都是全球化的底牌。看《變形金剛》、好萊塢大片長大的80後、90後們，還要聽一個60年代生人在“那個年代”關於柏油、乙炔味、有機玻璃紐扣和白襯衫下面隱約女體的回憶嗎？

姜文肯定地說：“絕對沒問題。”跟著他不怕折騰，即使不拿錢也肯幹的電影人中，就有一批80後。他延伸的思考是：“這些年慢慢發現，不管哪種社會形態人都擰巴，中國的問題大家都看得見，你到西方去發現那兒也不對，去中東，也覺得有問題，好像各種招對人都不起作用。”

洪晃激動地發表見解：“是的，現代是多元化、全球化了，80年代講精神、思想，現在講商業、利益，所以看見有人還拿激情說事反而不習慣。但我告訴你，那種遙遠年代的真情拿到今天不過時，它就是我們最缺的。”

姜文沒有拿到金獅，他表現得輸得起。他飛來飛去，忙忙碌碌，連著幾天只睡兩三個鐘頭，笑呵呵的。但接近他的有些人說，他是在意的，往心裡去的。

姜文的母親打電話給兒子說，她喜歡聽《太陽》裡頭的槍聲，痛快。周韻靠在放映廳角落裡，看著銀幕上自己演的瘋媽光著腳在土石路上跑。記者問她：“疼嗎？”黑暗中，她點點頭，眼睛閃閃發亮，臉上有笑。

姜文已上中學的女兒姜一朗看了6遍《太陽》，跟同學講：“你們不能只看片花，得看那長的。”兒子姜馬虎1歲不到已出鏡，在鮮花叢中嘹亮地啼哭，已經哭到威尼斯，也許哭向奧斯卡。姜文於是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