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而複書劄
 
箋者，信紙也。信紙雖小，八行朱欄可攬歷史之風雲。

世人常說文如其人、畫如其人，我今學舌造個新詞：紙如其人。

用北京人的話說就是“找樂”，我望著40多年來收藏的高足盈尺的舊信，審視那些形式各異、大小不一、色彩斑斕的箋紙，本文不說那些紅頭辦公箋，專述一些私人化的箋紙。

文潔若致我數十通函劄，蕭乾先生健在時，她常借光，用的是中央文史館公箋。蕭先生去世後，她的信紙大多信手拈來，有各色稿箋，有各種名頭便條，有病歷的殘頁，更多的是寬窄不一的紙片，甚而有兩指寬的小紙條。文潔若的崇尚儉樸，與之過從者無不感慨良多。每接讀她的小紙片，我油然想到水龍頭的滴水，想到她家那大大小小的塑膠桶。洗菜的，洗衣的，拖地的，沖廁所的，一水多用。誰曾想這滴水不漏、寸紙寸金的老太太，竟大氣磅礴地一擲萬金，把她與蕭乾譯就的《尤利西斯》數萬元稿費捐給國家呢？

馮驥才本以文畫名世，高質多產著稱。有中國文聯副主席、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等一串丁當作響的頭銜，他最鍾情的卻是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主任。近年來，他疏於筆耕，勤於“上躥下跳”，求人、籌錢，賣畫義捐，全身心致力於民族民間文化的保護與搶救工作，馬不停蹄。我與馮君結識10多年了，一度過從甚密，他早期給我的信寫在大信箋上，繼而用的是便箋，後來乾脆寫在他自製的“大樹畫館”小卡片上。信越來越少，箋紙越來越小，而字卻越來越大。我戲稱他的信是“點卯”、 “馮氏電報”，忙人大馮說“紙短情長”。

大陸私人化的箋紙我只收到張治中之女張素我一通，宣紙朱欄，還是她50多年前印製的舊物。相較起來，海外華人與港臺人士的來信，無一使用辦公用箋，多為自製的私人箋紙。袁家騮、楊振寧先生是自然科學家，他們的信箋一派歐美風格。頁面端莊、大方、簡潔。上端印著英文名、網址、電話、傳真等個人聯絡方式，有著自然科學家的謹嚴。同為“老美國”的顧毓琇、張充和、夏志清和聶華苓，卻一律使用A4大白紙，而且漢字行文又一律是繁體豎寫。大概他們是社會人文學者，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深巨，炎黃情結深厚，“鄉音難改”吧。

旅英華人陳小瀅（陳源、淩叔華之女）的箋紙又屬“另類”，那是百分之百度身定做的。乳白色半透明的箋紙上端是一方陳小瀅的名印，篆字陽文，且壓著凹凸，個人的聯絡方式全綴在箋紙下部，令人驚詫的是箋紙中部還嵌有英文名的浮水印；另有與其配套的特製信封。整體設計風格中西合璧，典雅、別致，聊見英國紳士風度之一端。說怪不怪，除得其父母的薰陶外，小瀅的丈夫秦乃瑞是正宗的英國人，愛丁堡大學教授，現任中國英格蘭友好協會會長，上世紀50年代留學北大，一口京片子，比中國人還中國。

海峽那邊的柏楊、張香華伉儷，各有箋紙，其風格和而不同。紙質相似，色彩同為淡雅的米黃色，品位上乘。異趣的是柏楊的箋紙類似方格稿紙，端莊大氣，有種陽剛氣；張香華的則是豎式，纖細的線條帶有些微曲線，透著女性的嫵媚。別具一絕的是，他們夫婦每逢歲末，都有一通聯合署名的“綠信”，列印若干份，分寄久疏音問的親友，在送上新年祝福的同時，報告他們一年的生活與創作。列印的箋紙為彩色，每年一變。此珠聯璧合之舉，給人一種琴瑟和鳴的溫馨。

港人董橋是名流、雅士、紳士，名聞華人界古董玩家。他致我的數十封手劄中，那古色古香的文字都流淌在A4大白紙上。但有兩封箋函，他是專為我製造的。董橋與我同好，極推崇張充和的小楷，稱其“秀慧的筆勢孕育溫存的學養”。丙戌年，他托北京的朋友拍得張充和20多年前為黃裳書的“歸去來辭”，大概是為了讓我分享他的喜悅，將此幅字用電腦縮小彩印在一張白紙上，做成一葉專用箋，把信寫在字幅的四周，如眾星拱月一般。活脫脫的一件藝術品，倘若裝裱在鏡框裡，足可登大雅之堂。如法炮製的還有溥心佘的一副對聯。那份雅致真叫我珍如拱璧，愛如掌珠。

寫信用紙最浪漫的是蘇雪林。她很節儉，常用商家塞在信箱裡的廣告背面給友人寫信，在讓晚輩林海音“笑話”一下後略有改觀。不過，在她晚年致我的信中，有一封是寫在軟綿綠色的餐巾紙上，似有羹跡，“味道好極了！”必須說明的是蘇雪林自奉儉樸，對友不薄，對國家更慷慨。抗戰時，她寧肯自己受凍餒，卻把嫁妝、稿費兌成52兩黃金，捐給國家，“小助抗戰”。

蘇雪林寫稿也喜歡大白紙，因豎寫，往往歪不成行。她的美國好友謝冰瀅看不過，一次買了一大摞稿紙寄給她。蘇雪林收到後，盡數退回。她說，她不喜歡那些框框格格，方格子絆住她的文思，下筆不暢。我想，她講的或許有道理，要不顧毓琇、張充和、夏志清、聶華苓和董橋這些大名士，怎麼那麼鍾情大白紙呢？

撫箋讀人覓趣，不亦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