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葉聖陶先生任教育部副部長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我同時擔任葉聖陶副部長的秘書，一直工作在葉先生身邊。

我與葉先生多年來朝夕相處，面聆教誨，身受薰陶。在他的言傳身教、潛移默化下，我接受了讀書、作文、處事的教育和訓練，更重要的是懂得了許多做人的道理。這跟他歷來倡導並身體力行的“教書育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他的言傳身教，可以概括為兩個字——“認真”。認真讀書（包括思考和實踐），認真作文，認真處事，認真做人，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做一個“俯仰兩無愧”的人，做一個新中國的合格公民，做一個人民政府的合格幹部。

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去看望“賦閑”在家的葉先生，他非常懇切地勸我，“你該同我劃清界限”。我流著眼淚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如果我確信葉先生的某種思想不符合真理，那我會同這種思想劃清界限。至於葉先生，您永遠是我的老師，我還會常來看您，面聆教誨。”葉先生聽了也潸然淚下。看到五屜櫃上葉師母的大幅遺像旁邊，新擺一個小像框，裡面裝著60年代初期葉先生和我在青島海濱的合影，知道葉先生還一直惦記著我。

1972年7月，我和其他十幾位同志奉調回京，參加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重建工作。放下行李，我就去看望葉先生。劫後重逢，悲喜交集，葉先生照例“留飯”，一壺紹酒，低斟淺酌，暢敘契闊。因特殊時期造成的中斷了幾年的交往，從此得到了恢復和發展。

1976年春節，我去看望葉先生時，轉達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位領導的問候和希望題詞的請求，並請葉先生給我也寫一張，葉先生滿口答應了。幾天後，葉先生派人送來兩張條幅，其中一張是送給我的一首五言詩：

疇昔共居諸 時時感起予

雖經分袂久 寧覺故情疏

過我開懷甚 傾談把盞徐

喜君益精健 吾老未拘虛

明明是多年來他老人家給了我許多教益，卻說我對他常有觸發，把我比作孔子的得意門生商（子夏）。真教人感動得不知說什麼好。當時僅僅看作是葉先生的一種美德——謙遜。後來在研讀葉先生的許多教育論著的過程中，才逐漸認識到這是跟他的“教書育人”、“教學相長”的思想和實踐聯繫在一起的。

葉先生從當教師的第一天起，就把“我要做學生的朋友，我要學生做我的朋友”看作是“準備認真當教師的人的起碼條件”。他一再強調說：“這個朋友絕不是浮泛的稱謂”，而是“開誠相與，情同手足”，“論情誼不亞于家人父子”。果然，他在小學教書做小學生的朋友，在中學教書做中學生的朋友，在大學教書做大學生的朋友。抗日戰爭期間，葉先生在武漢大學（當時已遷往四川）任教，學生經常到他家裡去“閒談”，“或涉詩文，或評世態”，“引喉而歌，間以笑語。”葉先生賦詩支持學生辦壁報。

上世紀40年代，葉先生就撰文指出：教師最重要的是“幫助學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經驗”，而不是單純的“教書”，教師是與學生同樣的人，教師過的是與學生同樣的生活，凡希望學生去實踐的，教師一定實踐；凡勸戒學生不要做的，教師一定不做。

葉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進一步強調指出：“只有做學生的學生，才能做學生的先生。”對此，我有切身體會。“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在與葉先生多年朝夕相處的過程中，常有這樣的事：他在醞釀一篇文稿的時候，要我談談我的零零碎碎的想法，我“童言無忌”，什麼都說，他靜靜地聽著，忽然有一句話“觸發”了他的靈感，就說：“等等，這個意思很好，你說具體一點。”

有一年，我在農村鍛煉數月回來，向他彙報收穫的時候，講天氣與農業關係之大，講自己思想認識變化之大。過去是“今天天氣哈哈哈”，如今時刻關注天氣變化；過去在城裡一下雨趕緊進屋躲雨，而今在農村狂風暴雨還去搶收晾在場上的麥子，雨水汗水把全身濕透，成了落湯雞，甚至受涼感冒，也無怨無悔，慶倖糧食未受損失。葉先生忽然插話說，“你這個意思是可以寫詩的。”果然，幾天後葉先生寫了題為《天氣》一詩。這首詩收到至善主編的《葉聖陶詩詞選注》，在“本事”中摘了葉先生的日記，提到“曉風前說一意，餘謂可以作詩……今日無以為遣，即作此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