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位評論家說,在讀者的心目中,方方至少有三副面孔:比較冷峻的,如《風景》的揭示人生世相;比較深沉的,如《祖父在父親心中》的透視家族歷史;比較輕鬆的,如《白駒》的玩笑世間物事。的確,方方給人的印象是多面的,包括寫作中和生活中的她,完全迥異。寫小說的方方,是個悲觀主義者。因為她在寫作過程中追問一些問題時,這些問題經常是無底的,問不出結果的。問到最後,進入虛無狀態。所以她筆下的人物無論強弱,通常會對人生感到悲傷。但當她離開桌子面對生活時,她是個樂觀主義者。因為只能讓自己這樣,才能將生活帶給你的一切——無論悲傷還是歡樂都承受下來。
“新寫實”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1987年,方方以中篇小說《風景》一鳴驚人,不但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且成為“新寫實”派的代表作家之一。此後,又有《祖父在父親心中》、《埋伏》、《落日》、《方方文集》、《烏泥湖年譜》相繼出版。最近,作家出版社推出方方的中篇小說集《春天來到曇華林》,這部作品又給熟悉她的讀者一種新的感受。 這部作品隱隱地涉及了同性戀。其實小說中所謂的同性戀,只是主人公一個人內心深處一點點的感覺而已。方方說:“我很想寫一個沒什麼用的庸常之輩尋找一種強大的過程。他對強壯的事物和人有興趣,便也很自然。其實並非有意去關心某個領域,而是小說寫到那裡,覺得人物只能如此。”
最早閱讀方方的作品,是她的詩歌。20世紀80年代初,方方的詩歌經常出現在詩歌刊物上,那時她的署名是汪芳。1981年,她在《長江文藝》上發表小說處女作《大篷車上》,開始了她寫實風格的小說創作。一直在想,是什麼成就了方方,是什麼使她的作品如此深刻,深刻到讓人刻骨銘心。我們不得不從她的經歷入手。方方的父親去世早,哥哥們都在外地,家裡的重擔落在方方的肩上。沒上大學前,為了養家餬口,方方瞞著母親當了4年的裝卸工。裝卸工是社會最底層的工作。它需要拉板車、扛大包,付出的不僅僅是力氣和血汗,還有女孩子的自尊與虛榮。“我在年輕的時候,曾經當過4年裝卸工人。而且當年我是從一個純粹知識份子生活的環境中突然被扔進社會的底層,感官上是很受刺激的。這4年,相當於上了一輪大學——社會的大學。這和下去深入生活是完全不同的。進入那樣的環境,你只能跟他們站在同樣的角度和立場來看待生活,你只覺得自己和他們是相同的人。其間的一些見聞和經歷,可讓我受用一生。從此後,便總覺得自己與底層百姓有一種血肉相聯的關係。現在雖然來往的人群已經完全變了,但只要在生活,總歸你能看到很多勞動的人民在為生存而奮鬥——像我年輕時一樣。”在一個知識份子家庭中長大,知識份子特有的人格氣質始終與方方血肉相連,息息相通,寫他們的故事就是寫她自己。而方方寫市民小說時所動用的生活經驗,不過只短短的4年,她置身其中卻實際上是個旁觀者,所以寫這些人物時她只是個作家,像個職業殺手,卻不能用心用血去寫他們的生活。
按照自己的心靈去寫作
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作家的讀者當然越多越好,但如果為了爭取更多的讀者而去改變自己,方方不會。她覺得作家應該始終遵循自己內心的原則去寫作,一個優秀的作家應該堅持為自己的內心寫作。文學幾千年來之所以有魅力,就是因為有許多作家按照自己的心靈去寫作。方方的作品多是中篇,著手寫長篇《烏泥湖年譜》,她選擇了自己熟悉的生活。其實,長篇容量大,不光能看出作者的才華,更看出知識水準,而《烏泥湖年譜》,對於她更是一次挑戰。但是她說,寫這部長篇是她最想做的事。“我寫了一部自己最想寫的書。仔細想想,這不是一本討好的書。首先不討讀者的好,如果是寫家庭、婚姻、愛情的書,可能更受讀者歡迎;也不討評論家的好,有關知識份子的題材,知識份子永遠不會滿足;評論家們最有能力、有權力從不同角度評論你的作品,挑出無數的毛病。《烏泥湖年譜》中描寫的知識份子題材,很真實地展示人物的各種關係,他們太熟悉這段生活了,所以不討好。這些我想過,但覺得無所謂,我只是想表達自己內心的事,別人怎麼想,關我什麼事,我本來不是乖巧的作家,作品也做不到乖巧。寫法本身也不討好,我把自己放在一條不好走的路上了。很笨的作家才會去做,但我只做我自己喜歡的事。”
大致上,方方的作品可以分為幾類:一類是寫底層人生活的;二是寫知識份子題材;三是寫都市玩世不恭並且叛逆的年輕人;四是寫女性命運;五是寫愛情小說;六是寫員警。五、六兩類相對少一點,當年有點寫著好玩的意思。“我甚至還寫過農村題材的小說——也是我自己寫得最好的小說之一。我寫作完全是憑興致。怎麼舒服就怎麼寫,憑自己當時一瞬的想法,喜歡給讀者完全不同的閱讀感覺。當然,私下裡大約也有點炫一下自己的本事的頑劣之心,那就是,我什麼都能寫。讓那些做文學評論的逮不住我。”方方的語氣竟有些孩子似的調皮。
虛構是門偉大的藝術。在方方看來,想像力在創作中實在是太重要了。她認為,一個人成長的過程,其實也是一個消滅想像力的過程。社會生活,逼得人不知不覺地按照它的程式列進。在這樣的行進中,人們為了同步,為了不掉隊,不停地改變自己,那種與生俱來的想像能力和逆反能力便在這種改變中越來越枯竭。這也是沒辦法的事。但文學卻必須有遼遠和深刻的想像。“我想當一個作家是不能太過忙碌的。生活節奏的鬆弛使人容易進入想像狀態。想多了,寫作時,你曾經胡思亂想的許多東西就會自動湧來。當然,有些東西是天生的,後來是學不來的。寫作者有如一個會做菜的廚子,生活中的素材是原材料,而他將這些原材料相互搭配的過程便是他的廚藝技術,而做成什麼樣的菜,卻得靠他的想像能力。”她說。
生活在快樂中的人
方方一直和女兒兩人生活。女兒今年考上了湖北美術學院的動畫專業,這是她最想學的專業。方方承認,自己對女兒是有些溺愛的。明明理智上認為這樣的溺愛對她的成長並無好處,但是,“你就只有這個孩子,你會忍不住去溺愛她,替她做所有的事情。事實上,溺愛她幾乎不是她的需要,而是我自己的需要。獨生子女家庭的父母大約都有同類的問題。”方方說,女兒從生下來到18歲,事無巨細,全都依賴她。現在方方也很願意女兒離開自己,在外獨立生活一段時間。“這次送她去學校,讓她自己爬到鋪上去鋪床單,系帳子。這都是她生平第一次做,看到她笨手笨腳地做這些事,一副完全不知如何下手的樣子,我在指揮她時,也覺得是我把她變成一個生活能力比較差的人。我對女兒說,當年因為我媽媽的生活能力不強,所以,她把我變成了一個能幹的人,而我的能幹,又把我女兒變成一個能力弱的人了。生活就是這樣輪回的。”
跟方方談話,覺得她對什麼都是興致盎然。採訪結束時我提到語言學家周有光,她馬上說,周有光的《語文閒談》太有意思了,語言很風趣幽默,既長見識又好玩。方方說,大學時她曾讀到女作家陳學昭的小說《工作著是美麗的》,這篇小說的名字比內容更加深深地打動了自己。每次當她寫完一篇小說或者是做完一件事,以全身心放鬆的姿態活動筋骨時,總能想起這句話:工作著是美麗的。
不知這些話是否能算作她的人生態度。方方給人的感覺是真實的, 包括她不足200字的簡歷中,偏要注明“當過4年裝卸工人”,包括她表達自己“怎麼舒服怎麼寫”的思想,包括她真實豪爽的笑聲。她邊做雜誌邊寫作,想必是非常辛苦,但她說,每月看10萬字的東西,也是一種學習,瞭解知識是一種樂趣。想起她寫的一篇文章《工作著是快樂的》,事實上,不論工作和生活,方方都是生活在快樂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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