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旭人，1947年生，大專學歷。這是一個從基層上來的務實派官員的作風，他因為清廉、踏實、有大局觀而獲好評。

謝旭人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財稅專家，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蛻變，也經歷了十年一次的稅務大變革，從1994年分稅制改革，到2003年稅務體制改革，謝旭人都參與其中。但此類高官，謝旭人恐怕會是最後一人。直白地說，此後的謝旭人們不可能有他這樣的幸運，成為這個最大新興經濟體的最高稅務官與財長。

最大的功績是創收

事實上，在謝旭人2003年擔任國家稅務總局局長以前，人們對他在財政部、農業發展銀行、國家經貿委等任職經歷並無特殊印象，但在擔任稅務總局局長後，謝旭人卻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

這不僅因為位高權重，更因為時值稅改大關，種種稅制改革涉及所有民眾的利益，不能不引起社會廣泛爭議，舉凡個人所得稅調整、遲遲難以推出的燃油稅與物業稅等，聚集了分配與激勵過程的所有矛盾，也涉及成千上萬人的就業以及行業的發展前景，必然成為社會的中心議題。

謝旭人最大的、被人屢屢提及，想來上級也十分滿意的功績，就是上任之後稅收迅猛增長。中國的稅收總收入占中國財政收入的比重超過95%，而財政收入近幾年幾乎每年上一個萬億臺階，2003年超過2萬億，2004年為2.6萬億元，2005年為3.1萬億元；2006年接近4萬億元；而2007年前7個月，全國財政收入增長30.3%，增收的7280億元，已超過1995年全年的財政。不能不說是這位前國稅總局局長的最大功績。

將視線轉向分稅制實行之前，我們就能理解這位國稅總局局長為何如此心掛中央財政收入。

1992年，全國財政收入3500億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億元，地方收入2500億元，中央財政支出2000億元，赤字1000億元，當年的赤字大部分向銀行掛賬。1993年3月朱鎔基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親兼人民銀行行長，以解決通脹、赤字等一連串經濟痼疾。在經過與各地政府艱難的博弈之後，分稅制正式實施。親身經歷了這一重要歷史進程的謝旭人不可能對此無動於衷。因此，他出任國家稅務總局局長之後，雖然有種種改革措施出臺，惟有圍繞著徵稅增稅的措施最見成效。他因此成為新中國成立以後徵稅措施最見成效、對中央財政貢獻最大的國稅局長。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謝旭人曾有如下陳述：汽車開得越快越難開，爬山爬得越高越難爬。現在再讓稅收增長一個百分點，難度要比4年前大很多。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現在再增長一個百分點，它代表的成績也要比以前大，內涵更豐富。可見這位最高稅務官須臾不會忘記，他的最大責任是徵稅。

技術派官員的改革局限

也許這位前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解釋最多的，就是稅基的擴大、產業結構的調整對於稅收收入有正面影響，通過科學化與精細化的技術手段達到稅收收入增長，並非胡亂斂財。同時，稅務部門的研究者也不時拋出國際稅負痛苦指數的自我評價體系，以示稅負程度不高。無奈，還是被各方批評不休。

有一點是事實，謝旭人是個務實的技術性官員。他不僅時常到基層走訪，卸任稅務總局局長之前，今年6月還去了武漢，下基層時不僅輕車簡從、深居簡出，還會到稅務視窗體會一線服務。

而謝旭人在稅務總局大力推進依法治稅、納稅服務、精細化管理及“金稅工程”等資訊化建設，對稅收增收、征納和諧，都起到重要作用。知情人士稱，“謝旭人甚至對稅務系統後勤工作，都提出了開展科學化、精細化管理的要求，甚至每一個措施具體到每一個細節，都有詳細規定，非常具有可操作性。”

這些品質實屬難得，但對於一個從上至下寄託以稅改重托，希望以稅收制度既建立起公平的二次分配體系，又對經濟帶來正面激勵的人而言，這樣的傳統美德還遠遠不夠。

作為稅改要訣的“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以嚴征管落實得最為徹底，對徵稅的檢查、杜絕不規範的稅收優惠政策、針對土地增值稅等的專項整治時有耳聞，而簡稅制與低稅率由於牽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進展遲緩。

謝旭人任上能夠在歷史上留下一筆的稅制改革舉措是取消了延續數千年的農業稅，這標誌著中國再也不以農業與農民作為基礎稅基來養活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另一個成功的改革舉措是順應稅負平等要求，統一中外企業所得稅，改變了在本國內資反遭歧視的不公平狀況。

盤點作為前國稅總局局長施政綱領的“謝七條”，多數涉及體制性改革的稅改只開了一個頭，謝旭人打開的特定畫冊，有待後來者添上重彩。

指責這位官員不懂法治稅收原則過於苛刻，但顯然他不願意現在就超前實行法治稅收，做半夜雞叫之事，或者他對此也無能為力。比如燃油稅，就涉及起碼四五個部委，交通系統職工的就業問題，搞得不好就是地雷陣中的犧牲品。

於是，我們就看到了一位兢兢業業在技術細節上予以改革的稅務局長，雖然將依法治稅與積極穩妥推進稅收體制改革排在發言稿的最前端，但所急之務卻是技術改良。這就是改革過渡期歷史人物的典型特徵，他們敏感地探測到全面改革的土壤尚未成熟，因此寧願先在邊緣地帶清掃戰場，以待後來者推進核心領域的改革。

新財長的使命

2007年8月30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決定，免去金人慶的財政部部長職務，任命謝旭人為財政部部長。謝旭人面臨更重大的責任與更艱巨的挑戰。最根本的挑戰來源是，如何將起始於1998年的建立公共財政體系的倡議從理論落實到行動，並形成組織框架。

我國目前的財政軟約束，預決算隨意不透明，各級政府事權財權不清，行政支出過大缺乏有效監管……最關鍵的問題就在於，公共財政體制的建立仍未真正啟動。我國今年的全年財政增收預算為15%，而前6個月同比增收為30.6%，預算基本流於形式。

建立公共財政要點包括，在人大建立公共財政預算委員會，實行即時審核，財政部實行決算硬約束，以減少不必要的支出與冗員，同時，密切關注財政的使用效率，而不是如目前一樣只要轉移支付、帳面上到錢就萬事大吉，造成垃圾GDP四溢。

在經濟過熱的情況下，財政部的重要責任還包括如何在稅收法治原則下，實行稅收緊縮政策或者發行國債的同時，不對經濟造成傷害，這考驗的是新財長的勇氣、對經濟的把握以及在技術上的成熟度。

當然，同樣重要的是如何在財政部整肅自身隊伍。國家審計局歷年審計風暴，財政部問題不少，而此前，也是財政部下屬公司營私，使中國債券期權交易戛然而止。相比而言，財政部看管的是政府的“天下糧倉”，在公共財政未建立的情況下，掌握著很大的財政分配權，如此之大的權力，新財長將如何約束部下？

可以預計，我們會看到財政支出逐漸透明，財政資源配置向民生傾斜，對於使用效率的監督也將提到重要位置。

謝旭人的角色仍然十分關鍵，他見證參與了1993年那次重要的金融改革，也將參與並在前線指揮即將到來的重大的財政體制改革。不管怎樣，希望他成功，奉獻給國人類似於取消農業稅這樣的成就，雖然他並非當時政策出臺的主導，然而他是有力的推動者。這樣的成功是中國的幸事。